「走出去」不能太過陷於形式包裝

中國電影「走出去」無論是對於行業管理部門、還是中國電影公司，以及諸多的中國電影人來說，都是一個努力奮鬥了十多年的夢想——特別是在中國電影產業不斷刷新著自己的市場紀錄，創造著越來越令世界驚奇的票房紀錄和產能加速的這兩年，中國電影從內到外對於「走出去」的渴望也愈加強烈。

《長城》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一部電影——中國電影人、中國電影公司以及中國電影的管理部門都想知道夢想該如何照進現實。暫且拋開結果不談，《長城》在產業意義上在很多方面夯下了中國電影「走出去」的里程碑。

首先是內地導演第一次執掌上億美元的好萊塢大製作。這裡不僅僅是說從預算規模的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是對於導演張藝謀和參與此片的中影和樂視影業來說，都是第一次真正地作為一個局內人感受了好萊塢的製片人中心制。張藝謀此番在《長城》的製作中，只是一名受雇的導演，剪輯權在片廠手中而非在張藝謀手中。

很難說這種以製片廠為最高權力中樞的機制是否能夠生產出優秀的作品，但這是好萊塢一百多年連續發展和積澱下來的一種商業運轉機制，對於能否做出賣座影片來說，這是一種在概率上更易獲得成功的方式。而對於中國電影公司、中國導演來說，近距離地成為這套商業機器里的一部分去積累經驗，總好過嘴上談兵式的葉公好龍。

再者，《長城》是由2015年好萊塢排名第一的片廠環球影業承擔北美髮行，與《英雄》當年的獨立片商米拉麥克斯相比，《長城》的發行真正算得上是在北美得到了主流一線發行公司的支持——無論是中美合拍片還是其他的國產電影，在北美市場這都是第一次由「六大」來發行，因此也才有了3300多座影院同時上映的大規模開畫。對於馬特·達蒙而言，這或許稀鬆平常，但對於張藝謀，對於參演的景甜、劉德華、張涵予這些中國演員來說，這都是第一次能夠在那麼多座影院里與北美觀眾見面。

借力「六大」的發行能力，《長城》這一次令中國電影「走出去」至少在北美完成了一次大規模的亮相，不同於過去在幾大國際A類電影節上的競賽展映亮相，不同於在這些電影節上常常有的所謂經久不息的掌聲，也不同於中國官方常常帶著中國電影到北美華人社區辦的展映，這一次《長城》是真正依靠好萊塢的商業機器與西方觀眾有了一次大規模的親密接觸。

僅就以上兩點而言，《長城》的經驗已經給中國電影「走出去」打開了全新的局面。

那麼，為什麼最終的果實有些苦澀呢？

文化自信是一種內生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外化的主義包裝。《長城》在中國文化的元素上太過陷於外化的主義表現和形式包裝。太多象徵意義和符號表現的中國文化在這一西方類型片里顯得突兀，即便是中國觀眾在本地市場看到這樣的表達，也覺得生硬——生硬過度反倒令人感覺不夠自信。

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作為背景能夠潤物細無聲地去承載整個故事，文化的作用力是表現在人物行動的邏輯里，特別是在這樣一個東西方人物在同一時空下的故事裡，人物之間的矛盾與和解都該是基於文化的不同而發生的。《長城》在劇情上牽強地完成了馬特·達蒙與景甜角色之間從敵視到互信的情節過渡。當觀眾無法認同人物的轉變，那麼故事也就很難觸動人心、令人信服。

從成龍到李連杰，從鞏俐到章子怡，自上個世紀末到新世紀初，不少中國電影演員在好萊塢闖出了名堂，成為中國文化的承載符號並推動了中國文化在世界傳播——電影是流行文化，是大眾文化，它需要明星這一通俗的符號成為文化的載體去令觀眾喜好，然後會推動觀眾去主動地了解和欣賞明星背後的文化。

當年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市場，一方面是平民化的情感和故事影響了中國觀眾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是美麗、俊俏、健碩的女明星、男明星成為老百姓服飾、髮型的潮流指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物質世界——這就是文化輸出的力量，也證明了明星對於文化輸出的必要性。

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電影市場一方面走入了超高速的發展通道，但另一方面卻再沒能夠湧現出像成龍、李連杰、鞏俐、章子怡這樣的國際明星，這也讓中國電影的「走出去」缺少了一個重要的憑藉，《長城》在北美的尷尬與此亦有相當的關係。

復盤和檢視這樣一部上億美元的中美合拍電影的全部過程，我們收穫的寶貴經驗和切身感受都是下一段征程的最好路書，我們體會的遺憾和失敗也都是下一段奮鬥的最佳功課。不以成功或失敗輕易判斷一次努力的結果，對於中國文化而言，當「走出去」成為商業機器的本能衝動和奮鬥，試錯就是不可避免的——這一次只是告訴我們，中國電影仍然準備不足，就像2016年中國電影市場的突然降速——有時候只有苦澀才能讓我們更加清醒。

（作者單位：壹娛觀察）

責任編輯：狄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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