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蘇聯興衰全程目擊實錄

　　不同的「現場觀察」

　　我們知道，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1909-1997）的父輩是拉脫維亞的猶太商人，他本人在沙俄和蘇俄內戰期間度過了青少年時代，1921年離開俄國前往英國。這種生活背景使他具有觀察俄國的獨特條件，一方面他既具有本土文化的積澱和語言優勢，另一方又有「旁觀者清」的理性角度，所以他談論俄國的著作都有一種「進得去，出得來」的自如感和整體視角。《蘇聯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是他1945到1990年不同年代訪問蘇聯的十篇回顧性報告和講演。戰後伯林定期到鐵幕下的蘇聯訪問，雖然每次去蘇聯的時間都不長，但是他所選擇的年代卻很有趣，從戰後初期的1945-1946年到斯大林去世前的1952年，從赫魯曉夫改革的蘇共二十大的1956年到他下台後的1965年，從「停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到戈爾巴喬夫改革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幾乎戰後蘇聯的每一個「關鍵年份」，伯林都以「現場觀察」的身份而成為直接「目擊者」。所以這本以「俄國文化」為名的書中的很多內容涉及蘇聯制度建立過程當中的許多重要環節，並體現了作者本人觀察的獨特視角。

　　閱讀過程中我就在想，我們也時常去俄羅斯，回來以後也要「向上」寫書面報告，但是從來沒有一份「報告」寫得這麼具有個人特色和酣暢淋漓。我們的「報告」表達方式已成為一種固定的「八股」文體：全部歸納為「觀感」一二三或「座談」一二三，「問題」一二三，「對策」一二三。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對這種向上呈報的「文體」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既不能過於學術化、充滿了大段學院派的論述和引經據典的注釋，也不能太具有個人特色和視角。記得有一次從俄羅斯歸來，不諳此道的我寫出來的「報告」因為太具有「個人看法」而遭到了上級的批評，曾經的「道內人」以傳授秘訣的方式告訴我，對報告的閱讀者要有兩個考慮：第一，這些人身居領導職務，日理萬機，沒時間閱讀大塊頭的東西，報告的上限字數不能突破五千；第二，一定不能把閱讀報告的人文化水準設想得很高（雖然這些人個個都有博士學位），大體以高中文化程度為限，報告中除了談論規定內容以外，最好有容易上口的總結性的結論，比如「和平崛起」、「和諧社會」、「三個代表」等等。另外，報告不能有太體現個人色彩的自我表達方式，這樣不但容易引火燒身而且不符合公認的「報告文體」，甚至往極端里說，除了所見的人物要真名真姓以外，「現場觀察」與報告之間並沒有什麼必然聯繫。

　　讀了伯林的這本書後，我才知道，這種文本和真實之間脫離了關係的「標準化程序」的「功能性虛構」的報告模板始於蘇聯。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雷達里赫對此還提出了一個很著名的概念：「積極的不自由。」主體和客體都以虛假的熱情投入蒙蔽對方，主體和客體「所有的思想、願望、感情在任何行為中都不發揮任何作用」（[捷克]伊凡·克里瑪等：《地下：東歐薩亞特隨筆》,花城出版社，2010年，69頁），國家假裝服務民眾，民眾假裝擁護當局的領導和為其工作。這是這種制度下造成人的兩面性和應對體制的「政治上的消極性」的必然結果。

　　伯林的這些報告之間的有機聯繫主要是建立在蘇聯政權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的基礎上的。以前的蘇聯歷史書籍都說，十月革命後的新政權成功地改造了舊知識分子，使他們主動地融合到蘇聯政權中，又造就和培養了大批的新知識分子，所有這些人都心悅誠服地投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中。但是現在從伯林的書中我們讀到了一個完全不同於這種講述模式的另一種解讀。

　　「理想主義蛻變」的歷史

　　俄國知識分子歷來有「不與政府合謀」的傳統，他們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立場使俄國文學界大師輩出，在十九世紀文學家充當著啟蒙者和思想家的角色，導致文學一枝獨秀，使俄國文學曾有世界文學史上的「青藏高原」之稱。十月革命和接下來的三年國內戰爭不但使俄國的經濟極度萎縮和自然經濟化，社會文化領域「凋敝化」更加嚴重，完全喪失了十九世紀下半葉文化上的「最輝煌的」黃金時代的繁榮。托洛茨基坦率地承認，十月革命「以自己的直接行動扼殺了文學」（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外國文學出版社，1992年，554頁）。1921年新生政權度過了最緊張的關頭，對社會主義反對派進行了一勞永逸的鎮壓，又把著名的人文知識分子統統趕出俄國以後，黨內外都企盼著列寧曾經許諾的在外患清除以後放鬆專政的閥門。人們總認為內戰期間壓制民主是為了保證非常時期的一致對外性，等形勢緩和了自然會步入正常的憲政軌道。另外，執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後新社會秩序復甦和新政權下的文化繁榮，於是在新經濟政策的背景下，文化領域的「多元」局面有一定恢復。當時雖然也有嚴厲的書報檢查制度，但由於列寧去世後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遺產以及「權力真空」的集體領導時期，使布爾什維克處在「這樣試試，那樣試試」的摸索階段，因此出現了一時間曇花一現的「自由的、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文學試驗」期（第3頁）。托洛茨基說，「在我們這兒，文學是與新經濟政策一同開始復活的。」上世紀二十年代上半期相對寬鬆的文化氛圍，一度令知識分子充滿希望，但是這種短暫的「文化復甦」還在「孵化期」時就戛然而止，「新雅各賓主義」的「獵巫運動」（138頁）接踵而至了。所以後來的俄國知識界將二十年代中期視為「祖國歷史中的一道巨大裂縫」（[美]列夫·洛謝夫：《布羅茨基傳》，東方出版社，2009年，7頁）。像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等人總是說他們的「精神食糧」來自「俄國」，來自十九世紀以來的「俄國」，他們是屬於俄國的，從來不說他們是屬於蘇聯的。

　　1928年斯大林在黨內鬥爭中勝出後，卻一直有一種「不安全」感。一方面「早產」的俄國革命指望「世界無產階級」的「後續行動」的希望落空，蘇聯的「孤島」生存意識格外強烈；另一方面，斯大林通過剪除異己方式的「善良淘汰」機制，把政治鬥爭的殘酷性推到了極致，這種黨內鬥爭的絞殺既沒有黨內基礎也缺乏民意支持。在斯大林自感到根基不穩的情況下，保住權力立刻就上升為政治需求的第一要素。斯大林把自己化身為黨的「真身」，他高舉著「決不允許分裂黨」的「革命懲罰之劍」，砍向所有敢於違背其意志的個人和團體。可以說從那時起，蘇共的歷史就成為從「理想主義蛻變」的歷史。就像恩格斯所說的，以革命的名義操縱民意，「製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們原來打算的那個樣子」（《馬恩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302頁）。

　　俄共（布）早年在革命黨、反對黨時期爭取政治自由的理想很快就讓位於實用主義的權力鬥爭，無產階級曾經為之奮鬥的自由、民主憲政目標已變成了毫無意義的空話。新政權在馬克思主義的詞藻下，向比原來所推翻的沙皇專制更強大的「新專制主義」演變。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必然形成權威與自由之間的緊張對立，維護政權的暴力手段從對付敵人發展到對付「灰色地帶」，再擴展到對付社會的各個階層。它不但可以壓制不屬於無產階級的其他階級，而且這也開始擴展到無產階級了。這個政權對人民的強制約束力和汲取手段甚至超過了它所推翻的對象。它實際上就像赫爾岑所說的，只不過是「顛倒」的舊制度，在很多方面就是直接從舊制度「抄襲」來的，而且是舊制度不堪的一面。

　　在權力吞沒理想以後，理想中的反專制、爭民主的目標與革命後的政治現狀形成絕妙的諷刺。革命後當人們認為憲政民主唾手可得時，政治自由和革命的理想目標又被「妖魔化的外部環境」和需要強化黨的領導無限期地推遲。執政者把人權、多元文化與黨的領導、國家的強大對立起來，把自由價值當作國家的心腹大患，認為個人自由會威脅到民族與國家的凝聚力，精神層面的「多元」會對國家造成危險。雖然掌權者心知肚明，蘇聯的國策已經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相分離。正如伯林在書中所說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體西方馬克思主義明顯的區分開來，這一概念不僅僅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有關政治、社會和經濟的信念與政策，而且形成了一套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無孔不入且讓人別無選擇。」（131頁）

　　那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者，拿到權力以後就開始鑄造新的國家機器，他們把自己等同於權力，並要求一切利益、一切要求都必須服從於「一黨專政」的「新式專制」。法國大革命時，羅伯斯庇爾就曾經說過，革命政府是「反抗暴政的『專制政體』」（[美]埃里克·霍弗：《狂熱分子》，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51頁）。蘇維埃政權蛻變的「熱月」完成以後，與法國大革命不同的是，它的意識形態宣傳始終沒有丟掉老祖宗的「名號」，他們竭力想把這個政權塑造成馬克思主義體系下的「正朔」。雖然馬克思的理論並沒有把社會主義國家與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制」聯繫起來，但是倘若這僅有的一點繼承關係都沒有了，不但合法性的失缺會更加明顯，社會動員也會師出無名。於是斯大林主義就被奉為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頂峰，而實際上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變成為一門形而上學，變「成為一種公認的、不可抗拒的、但又極其乏味的官方說教」（152頁）。強制性的政權需要民眾絕對地「俯首帖耳」（137頁）和充當統一機器上的「螺絲釘」，至於它是不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符合革命動員時的理想目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這樣一種「政治化詮釋」的意識形態轉換，可以在空頭許願的理想主義大旗下，「通過強制來確保人們對這一套教條的遵從」（132頁）。斯大林懂得，革命熱情可能會轉瞬即逝，純粹的宣傳動員與影響又缺乏物質保障，只能依靠頻繁地動用專政機器，所以革命後倚重強制手段成為一個常規。

　　非此即彼的兩維圖像

　　在布爾什維克話語霸權下，建立起了只存在革命與反革命兩維圖像的敘事模式。他們自己代表絕對正確的革命一方，而對立的一方是絕對反動和邪惡的，是沒有理由生存的。作為自由主義者的伯林卻認為，不管以什麼名義，只要手段是專制的、暴力的、不人道，這種運動就是專制的，以撒旦的名義殺人和以耶穌的名義殺人，其結果都是殺人。沒有一個許諾短期的專制可以換來長期的民主自由的組織和制度不是專制的，那些要在最終目標上為自己的現行專制行為尋找辯護理由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標準的專制主義者。伯林說，自由不會因為犧牲而增加，「一種犧牲不會增長被犧牲的東西，犧牲自由不會促成自由，無論這種犧牲在道德上有多大的需要和補償，都是如此」（以賽亞·伯林：《兩種自由概念》，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130頁）。換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說，就是在革命運動中有這樣一類人，他們獲得了「以正當的理由干下流勾當的權利」，那些在群眾運動中大聲疾呼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願意住在自由社會的人。他們渴望終結「人人自由的社會」，因為在每個人都擁有同等自由的社會，革命者的作用便無處施展，有平等沒有自由會比有自由沒有平等更能創造穩定的社會。羅爾斯也說，人類的最重大的衝突，都是在至善、合理、為大眾的名義下進行的，但是結果卻並沒有使人類遠離惡行和仇恨。革命後的蘇俄沒有能夠逃脫這種「內在規律」的歷史宿命，它從反抗暴政走上了革命的反面。

　　於是就有了蘇聯意識形態方面的兩個預設和相互關聯的三個目標：第一個預設是，因為一時間布爾什維克沒有在心理上做好承受自己在世界上被孤立的準備，所以把外部環境「妖魔化」在所難免。在他們看來，蘇維埃俄國處在「一圈滿懷嫉恨的敵人的包圍圈中」（91頁）。敵人亡我之心不死，國家的生死存亡就上升為壓倒性的國策，孤立的恐懼迫使他們與自己心目中的「被包圍」圖像做緊張的鬥爭。第二預設是對斯大林的神聖化。斯大林領導的「黨是從來不犯錯的」（106頁），在黨面前個人和團體只有服從的義務，任何質疑和不信任都是來自敵對勢力的惡意，應堅決消滅之。

　　至於三個目標是和這兩個預設套在一起的：首先，以斯大林為首的俄共（布）的領導地位是絕不能動搖的。因為這個體系除了斯大林「這樣傑出的管理大師之外無人可以操作」（111頁）。他像「神」一樣具有領路人的作用，是可以控制和改變自然規律的，是可以領導蘇聯穿透歷史法則的發展階段，人為地使俄國進入超越西方的社會模式。這種目標導向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俄國十九世紀以來「激進主義」急於追趕西方的緊迫感，既可以釋放俄國人的愛國主義情愫，又能滿足他們的「彌賽亞情結」，同時培養出一種國家性質的「集體無意識」。

　　其次，從「大同社會」觀念出發，蘇維埃國家推導出一種「見異思齊」的「一元論」理論。所有的人都被視為建築社會主義大廈的材料，國家要用「專政」的刨子刨掉「材料」的稜角，把他們塑造成所需要的形狀。因此作為「材料」的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在黨和國家的面前「搭上多少受害者都不算夠」（102頁），因為如果國家不強大，渺小的個人要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呢？第三，因為「合法性」缺失帶來的壓力，對自己競爭對手的提防一刻也不敢鬆懈。一直以來，被想像誇大的和「自我封閉」的「一國社會主義處在敵對包圍圈中」的外部環境，既是黨內鬥爭的武器，也是社會動員的理由。以外部壓力的借口來控制整個社會是當時蘇聯領導人的基本方針。新政權成立以來的每一個勝利都被看作是戰勝「想要顛覆新政權」的魔鬼陰謀的勝利。在敵對世界中保持國家強大是高於一切的目標，內外大政方針必須以「發展重工業」的「要打仗」著眼。他們明白無誤地告訴民眾，蘇維埃國家不是為了國民今天的幸福、自由和自治而存在的，而是為了戰鬥而存在的，這樣做是為了遙遠的「幸福」，換作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是，為了下一代的幸福現在做出的任何犧牲都是值得的。

　　為了保衛新生共和國的安全，當時的執政者一直在宣傳這樣兩種觀點：第一，殺剝削者、殺黨內反對派、殺階級敵人都是為了地球上一切受苦人的幸福。蘇聯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歌詞是這樣的：「我離開家鄉去殺敵，為的是奪回土地還老鄉。」這裡面的諷刺意味一望便知，老百姓們說，我們更關心自己的眼前和當下的利益，我們的父兄們遠離家鄉打戰，能爭來的實惠根本無法與他們的犧牲相比。第二，因為敵人隨處可在，在敵我對峙的環境中，民眾既沒有辨別能力也缺乏自我約束力，是不可以放縱「自治」的，是需要嚴加「管制」的，而「僅靠和顏悅色是管理不住的」。「黨和政府一直致力於將獨立思想消滅於萌芽狀態」，「蘇聯的整個生活模式——所有的集權國家仰仗的都是不停地規訓和一刻也不放鬆地管制」（105頁）。統治者「真誠的相信剪除政治軀幹中腐敗枝幹仍是他們神聖的職責」（139頁），只有剪除了異端才可以保持教派的「純潔性」。可以說，黨內的「獨裁化」與社會上的「政治一致性」基本上是同步的。如前所述，斯大林的統治哲學是，與其讓人信服不如讓人恐懼。要說「權威要素」並不是斯大林的創造，這是屬於列寧的獨特貢獻。從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建黨時期，列寧就認為黨的領袖如同「老大」和「教父」，必須「要求它的成員向聖壇貢獻出他們所珍愛的一切（物質利益、道德原則、私人關係），對溫情的道德越反叛越厭惡越好」（132頁）。作為「後學」的斯大林只不過是「權威要素」的發展者和具體落實者罷了。

　　為了貫穿「政治正確的一致性」，「真理」的內涵被抽空而成為權力隨意擺布的「婢女」，從此以後只有「欽定」的真理才是真理，只有領導人的言論才代表「真理」，國家的眾多的理論工作者只不過是領導意圖的猜測者或注釋者罷了。在黨控制了公共輿論的情況下，可以下令讓輿論界製造出有利於這種體制的「真理」，在一切場合不斷地重複、反覆灌輸這一套完全相同的被核准過的真理，從而形成蘇聯的意識形態。除了驅逐出境的大批人文知識分子以外，國內真正有思想的人不但被邊緣化，而且隨時都可以被扣上「專政對象」和「反革命」的帽子。在沙俄時期扮演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被列入「有罪者」的行列，他們被看作是「邪惡的巫師」。接下來便要展開針對知識界的「獵巫」運動了。

　　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清掃

　　理論上所有的蘇維埃俄國人都是陷於「一國被包圍中」的「諾亞方舟」上的「同道者」，但是「階級分析」的方法把所有人群分為向「權力核心」聚攏的幾個依次落差的等級，知識分子是處於最外圈的不被信任者階層。斯大林知道，俄國知識分子的問題要比黨內鬥爭複雜得多。黨是可以靠「鐵的紀律」來約束的，而知識分子歷來有「思想自由」和「搗蛋鬼」的傳統，他們的「非政權化、非政治化」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但是斯大林希望在他的統治下，要改變知識分子獨立思維以及與政權作對的習慣，讓這些喜歡各自為政的聲音從此變成政權的傳聲筒。

　　首先，斯大林利用獨立意識較強的知識分子個人對「人多勢眾」的勞動階層的天生「負罪感」和民粹主義的恐懼心理，努力塑造知識分子的「原罪感」，讓他們無休止地進行自我反省。因為俄國上下層的深刻的鴻溝裂痕，十九世紀以來，知識分子普遍感到道義和精神上欠了俄國人民一筆債，具有強烈的「懺悔意識」。蘇維埃政權確立以後，原來的精英知識分子因屬於「資本主義昨天留給我們的材料」（《列寧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九卷，49頁），是「寄生蟲」，對這些人「從槍斃到勞動義務制，不光聽起來多麼離奇，都是一種把資本主義時代的人改造成共產主義的人的方法」（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三聯書店，1981年，128頁）。對那些保持著革命前知識分子批判標準、獨立精神和創新觀念的人都會作為社會危險分子被無情地「趕到中亞和北亞地區」（22頁）進行「國內流亡」。斯大林懂得，對俄國這種具有村社傳統的民族來說，「重集體、輕自我」越是在下層越有市場，在知識分子獨立經濟來源中斷以後，「集體性」的重要程度是和生存聯繫在一起的。如果個人不能隸屬一個集體便意味著「被拋棄」，他們要想打破孤立重新回到隊伍中來，重建個人與集體之間的聯繫，就要先過低頭認罪這一關。政府一面在強化個人的「不完整性」的同時，一面在全俄組建「民眾糾察隊」協助警察監督和揭露「異己分子」（嚴格地說，管轄意識形態的敵人並不屬於民警和糾察隊的職責範圍，但揪出「寄生蟲」則屬於他們分內的事）。這種靠煽動勞動階層對知識階層之敵意的憤怒的階級感情，讓民眾把肆虐傾向和歇斯底里的憎恨指責轉移到這些「不勞而獲」的「罪人」身上。所以阿赫瑪托娃對伯林說：「你來自一個由人構成的社會，而在這裡，我們被區分成了人和……」（74頁）

　　斯大林以高度動員的清除「異教」的方式來保證意識形態的神聖化和服從命令聽指揮的調動能力。他重彈民粹主義「精英領導群氓」的老調，提出一般人是「沒有鑒別能力」的，只有規劃未來社會的領導者才知道全貌。對臣民來說，真理就是順從，真理就是爭當螺絲釘，民眾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材料」，而要成為建築者使用便捷的材料，就必須要「被禁錮的頭腦」。用別爾加耶夫的話說，「人不被當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當作必須馴服與加工的生物」。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蘇聯社會掀起了一場清理知識分子運動，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有一個大「清掃」的徹底「輪換」過程。中央組織機構調動了大批十月革命後的「速成代干生」以替換那些黨不信任的知識分子。這期間解散了幾乎所有的民間團體和文藝派別，建立了由中央統管的統一的學術團體，形成命令暢通的組織領導系統。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再也不會有敢於抗衡體制的個人和非官方團體了，「任何思想上的少數派早就已經被消滅了」（93頁），以後所有的社團都是「黨的」，都必須服從黨的嚴酷的政治戒律。俄國社會的「一元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蘇聯國家政權下沒有了社會，沒有了民間，也沒有了個人。

　　但是這些還不夠，在文化戰線上的高壓整肅運動一步步升級到「恐怖統治」。整個知識界都籠罩在「死亡的大幕下」（74頁），對愛思考、愛鬧獨立性的知識分子來說，用震懾的辦法使他們變成「被驅使的、膽戰心驚的羊羔」（112頁）和「驚弓之鳥」（23頁），不由那些頑固的知識分子不肯就範。在伯林看來，束縛知識分子的「重重鎖鏈以及給他造成的損害駭人聽聞」（26頁），「俄國在人文研究領域不可能做出什麼重要貢獻，為了安全犧牲了創新」（15頁）。在此種氛圍下，所有人的安全都受到威脅，讓形形色色的團體自相殘殺，「告密文化」大行其道，人人猜忌、相互指責，「斷頭機被重新起用，打開的話匣子又變得沒聲了」（109頁）。由於當政者缺乏正當的信息來源，因此靠大肆鼓勵「告密」行為來掌控那些「願意用自己腦袋思維」的人的信息。據說，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偉大的理想必須要付出的代價。統一化、一元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統治者看來，思想爭論會激發人們的批判精神，探索精神會增加管理者的難度。「兵營化」整齊劃一的服從命令，循規蹈矩的按規劃來生活是統治者最想要的局面，整個蘇聯社會是以執政階層和上層集團的意志為轉移的。從俄國民粹派起，理想中的新制度就不是為了創造一個自由、獨立的個人組成的社會，而是建立一個平等、劃一、沒有個性的統一體。伯林在其他著作中曾說，「一個具有嚴酷制度的社會，無論其制度有多麼荒謬，例如要求每個人必須在三點鐘的時候頭朝下站立，人們都會照樣去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但對斯大林來說，這樣做不能改變社會，斯大林必須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麵糰，之後他就可以隨意揉捏。」所以最可憐的人不是被打倒的人、也不是被打敗的人，而是像麵糰一樣被隨意揉捏的人。在俄國素有「俄國知識分子代表」之稱的高爾基在1928年回國以後就成為在斯大林的「統治術」下被「隨意揉捏」的第一人（參閱金雁：《破解高爾基之謎》，見《經濟觀察報》2010年10月17日），其後整個知識階層都被制服了。

　　「兩類截然不同的人群」

　　伯林認為，大清洗和整肅知識分子對蘇聯文學界的改變超乎所有人的想像，導致了文化領域的「大崩潰」，那「簡直就是另一次聖巴托羅繆之夜」，其殘忍度只有「遙遠的西班牙宗教審判」可與之相比（6頁）。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在「萬能」的政權面前，顯得是那樣的孤立無助，他們丟掉了俄國傳統知識分子特有的品格，喪失了往昔的道德標準，「於是不再有爭論，不再有人們的思想騷動，接下來就是死水一潭的順從」。斯大林「摧毀了一個曾經在世界上最具天賦最有創造力的國家的活力」（142頁）。「獵巫運動」以後俄國的文化水準和思想探索直線下降，「藝術作品必須是團隊集體創作的」（130頁），以至於文學家一聽到「個性」這個詞就「不寒而慄」，「人們對蘇聯作品的真實質量不抱什麼幻想」（37頁）。蘇共二十大以後自殺的法捷耶夫在遺言中對斯大林時期文學界進行了控訴，並對自己助紂為虐表示懺悔。他說，我們的文學家在當局的縱容下，「或從肉體上消滅，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數之多，甚至歷代沙皇暴君做夢也難想到，文學——這最神聖的事業——遭到官僚主義分子和人民當中最落後分子的蹂躪……列寧死後我們被貶低到小孩的地位，被意識形態恫嚇」（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二十八卷，108-109頁）。

　　體制內的知識分子為了躲避政治迫害和政治暴力，大多集中擁擠在什麼考古、古文字或應用技術之類的遠離政治的「冷僻」領域和實用領域裡，因為「標準化」的技術專家生存空間要比人文知識分子大得多。所以技術官僚大行其道，以至於那裡人滿為患，相互內耗，產品中垃圾居多，有價值的創造不足百分之二十，轉化為生產力的不足百分之一。俄國文化史上出現了一個「長長的空白」（136頁）。「俄國文學、藝術和思想所表現出的境況就像一個剛剛遭受過轟炸的地區，只有幾座像樣的建築還相對完好，孤零零地站立在已經荒蕪人煙、滿目瘡痍的街道上」（53頁）。作家們都自稱是被火山灰掩埋的「龐貝人」。

　　赫魯曉夫時代伯林又一次來到蘇聯，與戰後的1945-1946年相比這裡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伯林所接觸到每一個官方人士都承認，「過去是極其恐怖的」，而現在他們「對新的自由充滿了無限的希望」（115頁）。1954年以猶太作家愛倫堡發表小說《解凍》為標誌，人們以為蘇聯文學史上的「解凍」時期到來了（1954年9月23日小說《解凍》在莫斯科發行單行本，當晚就銷售一空）。但是由於赫魯曉夫害怕失控以及統治階層的思維定勢，剛剛打開的閘門又被關上。後來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承認說，「我們領導成員包括我自己在內是贊成解凍的，但我們有點慌張，——確實有點慌張，我們害怕解凍可能引起洪水泛濫，這將使我們無法控制它並把我們淹死。」（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東方出版社，1985年，138頁）赫魯曉夫出於保護自己和整個統治階層的需要，在「進一步退兩步」的政策下被它的慣性拉回到原來的框架內。蘇共二十大揭示體制弊端的改革剛剛邁步就淺嘗輒止，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已經積澱很深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深刻的裂痕。

　　正如麥德維傑夫所說的，蘇聯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壟斷其後果是「要求人們虛偽、順應、愚昧和裝傻，不斷玩弄那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意識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戲」（麥德韋傑夫等：《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論文選譯》，外文出版局，1980年，284頁）。蘇聯對知識分子經過二十年代的驅趕，三十年代的鎮壓，五十年代的改造，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收買和鉗制，已經把所謂的知識界訓練得充滿了諂媚味道，他們的人格被分裂、行為方式「雙重化」。為了應對統治者的恐怖政策，被統治者塑造出一種「偽善」的「功能性虛構」的「積極的不自由」，各種活動與心靈之間的關聯是割斷的。知識階層明顯地分成「兩類截然不同的人群」（122頁）。從言談舉止中人們「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成功的權力追逐者，哪些是他們的犧牲品，甚至更容易分清哪些人正在施展各種手段一門心思想往上爬，與此相反哪些人早已心灰意冷，蘇聯的各級當權者的一言一行都在仿效蘇共中央主席團和中央委員會中的主要領導人。他們是一般強硬、冷酷、好鬥，是國家之上的『無產階級』無賴，他們憎恨一切廣義上可以稱『西方價值』的東西，甚至憎恨他們自己的知識分子」（121頁）。用曾當過蘇聯作協主席的西蒙諾夫的話說：俄國作家前所未有地步調一致，「我們的作家必須排成密集的隊伍，齊步前進，凡是離隊跑到路邊去摘野花的人都是逃兵」。正如伯林所看到的，知識界因利益不同而發生了分化，「某些知識分子真的可以說是統治集團的御用走狗（其中一些人行動遲緩而不情願，另一些人則知足長樂、因自己的能幹而得意洋洋）」（143頁）。

　　那些「既得利益者」有自己獨特的說話口氣、長相、衣著，他們相信一套表演術，自認為善於控制這種表演，並以此迎合觀眾。這套表演已經明顯地與他的整個自我表述方式密不可分，甚至對自己也如此表演（153頁），這種人要麼是「半個變節者，是政府的工具，要麼本身就是無恥的政治操縱者和煽動者」（155頁）。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理論家「熟練且樂此不疲地重複著爛熟於心的那套話語」，讓它成為「維繫整個蘇聯的唯一粘合劑」（122頁）。官方的知識分子是「玩世不恭的牧師」（150頁），他們的語言是「麥克風」語言和「書面文體」，是華麗詞藻堆砌的空洞和「廢話」，是充滿了「水分」、需要晾乾了聽的「無效」的表演。他們實際上有沒有生命都值得懷疑，他們像枯燥乏味的機器一樣，鸚鵡學舌一般重複著連自己也沒有辦法感動的內容。伯林說在這種意識形態講座中，「講演者情不自禁的打哈欠，而聽眾則出於禮貌，用筆記本遮住臉，好不讓講演者發現他們正在走神」（119頁）。

　　而廣大的民眾以及絕大多數知識界人士使用的是分公開場合與私底下不同的「兩種語言」體系。一種給公眾的和麥克風的「報刊語言」，它是空洞無物的、連講話者自己也不相信的一種套話，但又不得不說的「裝腔作勢」的「表演語體」。人們已經被「訓練」出一雙異常敏銳的耳朵，能夠聽出黨的路線在語氣上最細微的變化（101頁）和人事變動，好讓自己跟上形勢，隨著黨內鬥爭的起伏變換「關鍵詞」。那些為「異端邪說付出了慘痛代價」的人現在都學乖了，公開文體已變得「狡猾」和曲折的「擦邊」。

　　而另一種是給親人的和極小的朋友圈子裡的「自己人語言」和「日常的語言」。這是一種真實感情表露的心聲，只有在這裡還保留著活生生的俄羅斯民間語體，還保留著充滿詼諧的「黑色幽默」，還保留著有批判能力的傳統知識分子的道德與現實之間的「正相關」。

　　這種人格分裂的局面並沒有持續很久，上世紀六十年代蘇聯當局因公開審判持不同政見者引起了抗議浪潮，一元化的局面遇到了挑戰。持不同政見運動的代表薩哈羅夫說：「我們應該消滅社會的思想一元化，統一的思想體系按其實質是反民主的，是國家的悲劇。」（《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論文選譯》，12頁）這時期徵集簽名、書寫抗議信成為一種重要的表達形式，其實公開表達自己意見的人並不在意當局是否接受自己抗議的內容，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僅僅是一種藐視權威的姿態。1968年蘇軍入侵布拉格使蘇聯知識分子的簽名活動達到高潮。當局對應的做法是開除、監禁、流放、投入神經病院或驅逐出境。從1971-1976年驅逐出境成為主要的懲罰措施，索爾仁尼琴就是1973年被驅逐的。

　　與此同時，地下出版物——「薩米茲達特」流行開來。「薩米茲達特」宣稱，「我們也有權宣布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它以「地下出版物」的民間語體，把「私底下」的真實語言「公開化」，讓它變成一種表裡如一的正常語體。人們紛紛自願地以類似傳銷的方式迅速擴散「薩米茲達特」。當時民間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凡拿到「薩米茲達特」的人，除自己閱讀留底外，必須要抄寫散發出五份。到七十年代持不同政見運動開始建立「小型的、但活動力很強的反對派組織」（麥德韋傑夫等：《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群眾出版社1984年，121頁）。隨著1976年莫斯科赫爾辛基人權組織的成立，持不同政見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各種分散的民族、宗教、人權組織聯合起來，成為雛形政黨。薩哈羅夫認為，蘇聯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1975年他在《我的祖國和世界》論文集中把蘇聯制度定義為「一個極權主義的黨治國家」，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立場，他提出修憲的要求，認為這不僅是蘇聯有批判能力的知識分子的要求，也是廣大民眾的要求。薩哈羅夫認為精神自由問題不只是蘇聯人的問題，而是人類發展的必要條件。這與伯林歷來對自由的追求不謀而合，所以伯林說，他從薩哈羅夫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不死的俄國知識階層」的暗流涌動。

　　1990年伯林最後一次訪蘇，這時他已八十多歲高齡，但是仍能感到劇變臨近。他去世時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體制已經垮塌，俄羅斯當時儘管仍在經歷變革的陣痛，但他對這個偉大民族的復興仍然充滿希望。總的看來，伯林這多次訪蘇見證了蘇聯體制興衰的全過程，切到了它每一個時期的歷史脈動。他的觀察並非都那麼準確，例如他對高爾基的看法筆者就不敢苟同，但是這些訪蘇報告對蘇聯時期知識分子心路的把握，仍然是許多學院式的「蘇聯文化史」論著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