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二歲金庸的江湖

孔鯉|文

三月十日是金庸壽辰（生於1924年3月10日），作為一位走過九十二年人生的老人，一生傳奇經歷無數，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盡數展現，因此這次就只談他的作品，來為老爺子賀壽。

一、金庸的早期歷程

金庸本名查良鏞，浙江海寧人，海寧查氏在明清時期可算得上是江南望族，查家族譜有字輩：「秉志允大繼嗣克昌，奕世有人濟美忠良，傳家孝友華國文章，宗英紹起祖德載光。」其中査繼佐、查慎行、查嗣庭等名人就出自此家族，民國時期的詩人穆旦（本名查良錚）、教育學家查良釗，都是金庸（查良鏞）的族兄。

一般資料顯示，金庸出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但也有其它說法，諸如一九二零年、一九二三年等，甚至誕生日期都有二月六日等不同說法。而金庸本人對自己的生平一向諱莫如深，因此我們這裡便默認他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生人。

出生在這樣一個顯赫的家族裡，金庸的幼功較之其它武俠作家來說定是深厚了許多，自小便熟讀四書五經，很是紮實，按照本來的人生路線，或許查家又會多出一位學者。但生逢亂世，很年輕的時候他便遠走他鄉，建國後更是客居香港至今，為此我們不免感嘆造化弄人。

我們常說金庸小說的戲劇性與文學性兼有，這話不假，他在學習了許多西方小說的精華並不斷融入之前，就曾經做過編劇和導演，也因此非常熟悉如何調動觀眾（讀者）的興奮點，而早在他動筆寫武俠小說之前，就曾作為《絕代佳人》的編劇獲得過文化部編劇金獎章，創作能力可見一斑。

而這期間需要為我們注意的是，《絕代佳人》《王老虎搶親》等電影，主角都是在後來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女星夏夢。

時間軸指向公元一九五四年，歷史上一個平平無奇的甲午年。

然而對於武俠小說，卻是開天闢地一般的震動。那年的香港，太極派與白鶴派約定擂台比武，僅僅五分鐘後便叫停，本不值一提，卻被當時香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注意，並邀請麾下編輯陳文統在報刊上連載武俠小說，陳文統盛情難卻之下開始動筆，自此打開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大門。

這部小說叫做《龍虎鬥京華》，這位陳文統給自己起的筆名是「梁羽生」。

《龍虎鬥京華》一炮而紅，引起軒然大波，次年梁羽生以希望對方要為自家報刊寫武俠小說的名義邀請查良鏞出山寫作，查良鏞欣然應允，於是《書劍恩仇錄》橫空出世。

這部《書劍恩仇錄》是金庸的第一部小說，如今看來確實有許多不足之處，但作為處女作，一出手就有如此段位，也確實不得不感慨金庸寫作功底之深厚。

誰都沒有料到，這兩部作品只是開始，而這武俠小說寫作之路，整整影響了數代人之記憶。

一九五五年，金庸寫完《書劍恩仇錄》由於好評不斷，便提筆開始寫第二部小說《碧血劍》，然而這部小說卻沒有預期中的那麼好，金庸自己也在《香港商報》連載結束後屢次修改大量篇幅，直到今日得以「勉強能看」，而他本人也說過：「修訂的心力，在此書上耗費最多。」以至於多年後特地為此寫了《袁崇煥評傳》，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如果金庸的小說止步於《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那麼後世對他的評價也許只是一句「寫過兩部尚好武俠作品的小說家」，但金庸畢竟是金庸，第三部小說於一九五七年石破天驚般問世後，一路咆哮著殺向巔峰，攀上了後人至今難以逾越的高峰。

《射鵰英雄傳》

二、真命天子的誕生

文學評論界有一對兄弟倆，造詣頗深。有趣的是，他二人均對金庸做過評價；更有趣的是，他二人對金庸的評價戛然相反。弟弟夏志清就曾公開說過：「讀金庸的書會降低個人水準。」

而夏志清的兄長夏濟安卻不這麼看，早年在金庸尚未提筆時，他便認定武俠小說是一種很有前途的文學體裁，若是以後沒有人來寫，他必會自己動筆，這一念頭在他腦子裡轉動了許多年，直到一九五七年讀到金庸的一部小說，大為震驚，拍案叫絕，寫信給友人說：「（武俠的）真命天子已經出現，我只好到扶桑國去了。」

金庸的這部小說，正是赫赫有名的《射鵰英雄傳》。

我們過去的武俠小說，用句不好聽的話就是「不入流」的，民國的舊派武俠，無論是還珠樓主的仙俠還是鄭正因的硬派，都有粗製濫造的地方，而金庸的《射鵰英雄傳》一舉突破了武俠小說原有的天花板，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首先是人物設置上，金庸就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選擇，我們知道讀者讀小說是有代入感的，代入感越強烈，往往閱讀體驗越佳，這一點我們從金庸的前兩部小說中就可以看出。

《書劍恩仇錄》的主角陳家洛，出身高貴，是海寧（因此可以視為陳家洛有著金庸自身的投射）陳家的後人，也是乾隆皇帝的弟弟，而他出場時就是紅花會少舵主，「身穿白色長衫，臉如冠玉」，談吐舉止都是當時社會的上流人物，「吐屬斯文，和這些草莽群豪全不相類」，如果要提煉出陳家洛這個人物的一些特徵，我們會發覺這些恰恰是最美好的一些人物設定——

長得好看，出身高貴，武功（能力）高強，異性緣好，不驕不躁，有事業心。

但這樣的人物是活在小說里的，活在人們夢裡的，現實中幾乎是碰不上的。所以金庸自己也知道，要想寫得更深刻、更有價值，只能一步步顛覆掉自己筆下的完美形象。《碧血劍》里，主角袁承志就以「臉色黝黑」的形象出現了，當然我們知道，這部小說並不成功，因此武俠小說史上第一個反類型化的主角出現了。

「月光下只見這孩子濃眉大眼，啼聲洪亮，面目依稀是亡夫的模樣。」

「這孩子學話甚慢，有點兒獃頭獃腦，直到四歲時才會說話。」

僅此兩條，「貌美」與「聰慧」就跟主角無緣了。作為已經讀過很多遍或者說知道原著故事的我們來說，已經覺察不出這樣有什麼困難了，但是對當年的剛動筆的作者和那些新讀者來說，這樣寫是很危險也很具有挑戰性的，它預示著我們再也不能用翩翩公子、絕世天才的模式來推進情節。

但往往有挑戰才有生機，金庸憑藉著這樣一個長得不太好看、又有些呆笨的主角殺出重圍，並讓這個主角的名字永遠地留在了讀者心中。

郭靖。

而在這部《射鵰英雄傳》里，金庸可怕的筆力也在逐步顯現，無論是主角還是配角，幾乎可以說是各個出彩，除卻大節不含糊、小事略遲緩的郭靖和古靈精怪的黃蓉外，金庸還別出心裁地創造了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武林體系，並融入了五行文化，既提升了原著小說的內涵，又給小說本身帶來的趣味。

如東邪黃藥師，「葯」中是「木」，東方屬木，青色，所以黃藥師都是青袍，同時他的妻子馮蘅、女兒黃蓉的名字里都有「木」。又如西毒歐陽鋒，「鋒」中有「金」，西方屬金，白色，所以歐陽鋒「身材高大，身穿白衣，高鼻深目，臉須棕黃，英氣勃勃，眼神如刀似劍，甚是鋒銳，語聲鏗鏗似金屬之音」。又如南帝一燈和尚，「燈」中有「火」，南方屬火，紅色，擅長一陽指。又如北丐洪七公，「洪」中有「水」，北方屬水，黑色，乞丐髒兮兮。又如中神通王喆，「喆」中有「土」，中央屬土，黃色，道士黃冠。

這些角色形態各異，不僅滲透了中華傳統文化，在主觀創作中卻也絲毫沒有留下臉譜感，提及五絕中的任何一人，我們都能明顯感受到與其他四人的差異，這正是金庸寫作功力之所在。

金庸寫作功力的提升還體現在謀篇布局上，不僅是對人物的精準刻畫，情節的張力也是小說的一大看點。《射鵰英雄傳》以南宋末年為背景，氣勢恢宏，縱橫宋、金、蒙古，以一百多萬字的篇幅寫出史詩氣象，有江湖兒女的俠氣，也有家國天下的爭鬥，煞是好看。

武俠小說終歸是通俗小說，通俗小說故事情節往往會壓過很多文學性的東西，金庸能有如此大的成就，能在封筆多年後還始終為人所記憶，絕不僅僅是靠著他不斷寫讓讀者喜愛的人物和情節，而是在小說中灌入了他的思考。

《神鵰俠侶》

三、金庸在小說里的思考（上）——「射鵰三部曲」

金庸的重量級小說有六部。前三部統稱為「射鵰三部曲」，分別是《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與《倚天屠龍記》；後三部則分別是《天龍八部》《笑傲江湖》與《鹿鼎記》。由於篇幅有限，我們這裡主要討論這六部小說。

很多朋友曾經有過疑問《倚天屠龍記》的故事情節發生在《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後一百多年，與這兩部小說的關聯也不是很大，為何金庸本人會將其列入「射鵰三部曲」呢？其實金庸這麼做是大有深意的。

作為一名世家子弟出身的傳統文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同時，金庸內心必然是有著古代傳統儒家價值觀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因此在寫作時，他會不斷以儒家的價值觀來考量、來進行故事編排，而這三部曲，恰恰反映了金庸從篤信到懷疑再到質疑的思想歷程。

在創作《射鵰英雄傳》時，我們能夠看出，金庸賦予了書中正面形象的是非觀，無論是郭靖秉持的儒家道德觀念，還是洪七公這一「正義的化身」，都體現的是儒家的是非觀。

武俠小說往往格局是不大的，大多數不是復仇便是奪寶，而我們在《射鵰英雄傳》中卻看到，金庸不僅僅滿足於此，他還讓郭靖面對流離失所的百姓，開始拷問自己：「戰禍之慘，一至於斯。我為了報父親之仇，領兵來殺了這許多人。

大汗為了要征服天下，殺人更多。可是千萬將士百姓卻又犯了甚麼罪孽，落得這般肝腦塗地，骨棄荒野？我破城為父報仇，卻害死了這許多人，到底該是不該？」

正是自郭靖的一段自問開始，金庸邁向更大的母題——天下國家。

而這條「天下國家」的主線貫穿「射鵰三部曲」始終，並最終匯聚在《鹿鼎記》里，形成驚天一擊。

先讓我們慢慢看。到了《神鵰俠侶》，金庸已經很明顯對儒家倫理綱常進行動搖，楊龍的男女大防成為那個時代的禁忌，個性與時代的對抗也成為他對儒家思考的一大疑惑，「企圖通過楊過這個角色，抒寫世間禮法習俗對人心靈和行為的拘束」，這正是金庸原話。

雖說《神鵰俠侶》是一部離經叛道的小說，但是在更大的層面上，顯然他還沒有足夠的勇氣來顛覆，面對「天下國家」的命題，金庸還是作出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論斷，這一論斷也為讀者熟悉，卻不知在後來的小說里，金庸自己早悄悄推翻了這句話。

所以在《神鵰俠侶》後期，在楊過最終出面擊斃蒙古大汗，救了襄陽百姓後，金庸選擇讓主角楊過回到正經的路子上，回到儒家的正統，並藉由楊過的心理點明本書的回歸：「二十餘年之前，郭伯伯也這般攜著我的手，送我上終南山重陽宮去投師學藝。他對我一片至誠，從沒半分差異。可是我狂妄胡鬧，叛師反教，闖下了多大的禍事！倘若我終於誤入歧路，哪有今天和他攜手入城的一日？」

我們看到，《射鵰英雄傳》同《神鵰俠侶》殊途同歸，雖然一正一邪，卻終究都回到了儒家的路子上來，而回想一番《倚天屠龍記》的結局，則恰恰相反。

《倚天屠龍記》

《倚天屠龍記》里有許許多多前兩部留下的線索，無論是《九陰真經》、《武穆遺書》，還是那些鮮活人物的後人，但這些並不是《倚天屠龍記》被併入「射鵰三部曲」的理由，《鹿鼎記》同樣有著《碧血劍》的線索，《飛狐外傳》也同樣有著《書劍恩仇錄》的線索，而我們卻沒有說過這幾部之間有著續書的關係。

原因其實還在那四個字，「天下國家」。

「倚天」本意就是寶劍的意思。倚天劍裡面收藏的是武功秘籍《九陰真經》和《降龍十八掌》，「倚天」在書中的意思便是懲奸除惡。

而「號令天下，莫敢不從」里的「屠龍」，則是權力的象徵，屠龍刀裡頭是《武穆遺書》，它一開始在郭破虜手上，是抗擊蒙古的，後來兵書在朱元璋手上，一直是權力的交替。

《倚天屠龍記》其實就是江湖和歷史的「記載」，由於侵略者的肆虐，神州陸沉，江湖兒女為了驅除韃虜費盡心血，終於將元人趕跑，恢復中華。這本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但我們看到，恢復中華的，並不是那個集儒家最光輝的領導形象於一身的張無忌，而是那個陰謀家（小說里的）朱元璋。

不同於郭靖和楊過，張無忌是以儒家理想領導人的形象出現的。他不僅天資聰慧，而且外貌可喜，雖然性情優柔寡斷，可是作為領導人，他配得上「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的讚譽。

首先，他替明教抵抗住了六大派的圍攻，收服教眾。以一己之力力挽狂瀾，在明教面臨著「自楊逍、韋一笑、說不得諸人以下，天鷹教自李天垣以下，直至廚工夫役，個個神態莊嚴，絲毫不以身死教滅為懼」的即將覆滅的悲壯形勢時，張無忌「當下不暇多想，大踏步搶出」，挺身而出。

其次，在做了明教教主後，張無忌立刻約法三章，強調一要自律，二不可惹事，三是正名分。這三件本身便是儒家仁君的作態。

再其次，在中原武林遇到大危機時挺身而出，改變明教形象。無論是在元大都救下六大派，還是識破陳友諒、成昆詭計，亦或是擊退元軍，大義不容分毫退讓，張無忌的所作所為，都是值得歌頌的。

可就是這樣一個最為符合儒家理想領導人的人物，最終卻敵不過朱元璋的暗算，這縱然有著金庸為歷史讓步的原因，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金庸在這一刻，開始真正懷疑儒家能否找到出路了。

是的，「找出路」。金庸後三座大山之所以比「儒家三部曲」（即「射鵰三部曲」）更為深刻，正是因為他在不斷深入思考中。

《天龍八部》

四、金庸在小說里的思考（下）——找出路

在緊接著《倚天屠龍記》的《天龍八部》里，金庸以更為恢弘的氣派寫下了喬峰、虛竹、段譽三兄弟的故事，而整部小說的基調則立足於「人」本身，研究者稱此書為「有情皆孽，無人不冤」，實在不假。

我們看到，《天龍八部》里金庸對「天下國家」的母題進行了解構，一方面成為每個人物的原罪，另一方面成為每個國家的原罪。

面對人物與生俱來的原罪，不再相信儒家的金庸開始轉向釋家，希望可以藉助佛經來化解恩怨，於是有了《王霸雄圖 血海深仇 盡歸塵土》這一章，但很明顯，這一章里的掃地僧彷彿就是無所不能的大神，無所不能的代名詞其實就是作者解決不了。金庸在那一刻，面對佛法不知道如何繼續下去了，只能搬出一尊神來。

而國家的原罪，則最終由蕭峰承擔，蕭峰雖是乞丐、是南院大王，也是金庸小說中人氣最旺的頂天立地的漢子，但很明顯他同樣是儒家的化身。而設置他本是契丹人，卻生長在宋朝國內，恰恰是激發儒家矛盾的因子。

這位儒家的化身，超過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既不願自己出生的遼國有戰亂，也不願自己生長的大宋有塗炭，因此在勸勉耶律洪基退兵後，他大聲說道：「陛下，蕭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此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

然後，蕭峰死了。

蕭峰的死是金庸在試圖瓦解儒家符號的一個標誌，如若不死，蕭峰（儒家）的道德準則會自發產生矛盾，而這樣的矛盾導致的結果有兩個——

一是放棄自己的道德準則，一是放棄自己。

蕭峰選擇了後者，或者說金庸藉由蕭峰選擇了後者。

當釋家救不了世的時候，金庸的眼光轉向了道家，於是一部充滿著道家和自由主義的作品誕生了，《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

在小說里，「笑傲江湖」是一首曲譜的名字，而曲譜《笑傲江湖》改編自一部失傳的曲譜，《廣陵散》。《廣陵散》是古時的《聶政刺韓王曲》，魏晉琴家嵇康以善彈此曲著稱，刑前仍從容不迫，索琴彈奏此曲，並慨然長嘆：「《廣陵散》於今絕矣！」

所以《笑傲江湖》的二字回目其實是和《廣陵散》一脈相承的，這也是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回目上一定要用二字的原因。而《廣陵散》說的是聶政的故事，是俠客、是自由的故事，《笑傲江湖》正是俠客對自由的嚮往和對權力的厭惡。

《笑傲江湖》里沒有明確的「天下國家」命題，可我們卻能看到它充滿著自由和壓迫的不斷抗爭，在這裡金庸放大了自由散漫的令狐沖的浪子形象，也放大了正人君子般的岳不群的偽君子形象，而後者恰恰就是儒家的代言人。

金庸在《笑傲江湖》里有一個主觀性論斷，那就是「政治即惡」，這樣的論斷其實是粗暴的，因為我們很清楚政治對歷史的發展有多麼重要，但在《笑傲江湖》里，我們不妨將其看作是一個符號，用臉譜化的形象來試圖寫出傳統文化里的弊端。

而最後，金庸迎來了他的《鹿鼎記》，金庸在《鹿鼎記》里做出了他自寫小說以來最猛烈的顛覆，而這種顛覆，不僅是對自己的徹底反叛，也是對傳統文化的終結與破滅。

我們看到，《鹿鼎記》開篇宏大，氣象非凡，出場人物無不正氣凜然剛正不阿。反清復明天地會，陳近南、青木堂，一個個心懷大志。無論是傳統敘事還是金庸過去的小說中，這些人物一定是英雄屬性，即便最後失敗了，那也是悲劇英雄，一個個前仆後繼可歌可泣。

可在書中，剛登場的天地會眾人，那就是為了堂主的位置爭得撕破臉皮。再後來利用韋小寶，權衡勢力。

到了後來，陳近南死了，被鄭克爽殺死的。這一幕標誌著舊有價值體系的徹底瓦解。他陳近南可以死在沙場上，可以被敵人暗殺，可以與江湖豪傑打個幾天幾夜含笑九泉，甚至可以最後因為一事無成而鬱鬱寡歡終老而死。

可是他是被自己辛辛苦苦輔佐的少主殺死的。也就是說，他這一生的兵法學了是沒用的，這一生的武功學了是沒用的，這一生的抱負也是無濟於事。

《鹿鼎記》就是這樣可笑。在各種戲謔和反叛間猝不及防，讓那種歷史的荒謬和悲劇色彩撲面而來。讓你的任何行為都變得毫無意義。

至於儒家，金庸在小說里不僅挖苦陳近南、黃宗羲、呂留良等人，更是用韋小寶的形象來做徹底的嘲諷。

我們來看《鹿鼎記》最後那看似平平淡淡的收尾，顧炎武、査繼佐、黃宗羲、呂留良四位拜訪韋小寶，請他出山做皇帝，其實這就是最大的高潮。

四個書生指點江山：「韋香主，我們這次來，不是要你行刺皇帝。我們來勸韋香主自己做皇帝！」在《鹿鼎記》里，為反清復明忙活了大半輩子的這四位最有聲望的遺民，想到的竟然是這樣一個法子？

荒謬、可笑，卻又合情合理。借著那塊土壤，描述著那個時代的悲劇。

金庸在他所能思考的範圍里，寫到了他能寫的最大力度，可惜的是，他用錯了力。

《鹿鼎記》

五、金庸的一些觀點

《鹿鼎記》這樣一部史詩般的巨著，雖然金庸寫得入木三分、極為深刻，卻始終寫的是金庸自己的傳統文化。拿陳近南來說，就有兩種陳近南：一是《鹿鼎記》里的陳近南，一是歷史上的陳近南。

對於《鹿鼎記》的百姓來說，短期內是為了戰爭，會導致流離失所；長期看目標是為了復國和百姓，結果還是「興，百姓苦」，所以他的政治目標不是俠，而是他們那個陣營里的「英雄」，雖然是失敗的英雄。

可在歷史上，我們卻不能忽略當時社會上滿人對漢人的歧視政策。在滿人對漢人的歧視政策下，《鹿鼎記》里那些沒有意義的抗爭才會變得有意義。

而這其實，是金庸的一些觀點在作祟。

「我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比較有了些進步之故。」這是金庸「三聯版」小說的序裡頭原話，拋開各民族一視同仁的歷史觀是否「進步」一說，我們只看前兩句，自然能發覺就連金庸自己也是存著這樣的想法——

初期的小說漢本位的思想很強，到了後期慢慢開始愈發傾向於民族平等。

考慮一下金庸這十五部小說的寫作時間跨度，那就很容易理解這個問題了。雖然一個人的觀點在短期內很難改變，但金庸的十五部小說中，最早的《書劍恩仇錄》開始寫於一九五五年，最後的《越女劍》作於一九七零年一月，十五部長短小說寫了十五年。

金庸早期作品裡，確實漢本位思想濃厚。因為那個時代的民族主義正在發端。由於列強紛爭，民族主義開始大規模誕生。

梁羽生的第一部小說《龍虎鬥京華》和第二部小說《草莽龍蛇傳》是上下兩部，寫的就是義和團抗擊八國聯軍的故事，在這裡能很清楚看到梁羽生的排外思想。而在梁羽生化名佟碩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論》中，他也提及了自己的小說「兼有歷史小說之長，儘管他對歷史的解釋，未必人人同意，如對義和團的評價，對李自成的稱頌，就很可能有好些人不能接受了，但這總是他開闢的一條路」。

而梁羽生接下來《塞外奇俠傳》《七劍下天山》《江湖三女俠》《白髮魔女傳》等，更是直接將場景轉到了「反清」的思想中，毫不動搖，直到最後一部《武當一劍》，也是如此。

所以說，漢本位的思想在當時並非金庸獨有，而是那個時代的主流思想。金庸在《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鵰英雄傳》等小說中流露出的漢本位思想自然不言而喻。

而在《神鵰俠侶》里，金庸就和楊過一樣，開始對自己的想法產生懷疑。比如楊過受了忽必烈的「邀請」去刺殺郭靖，比如小說里對忽必烈的正面描寫。等等這些都是金庸民族觀念在轉變的苗頭。

這之後我們讀到《天龍八部》。不同於《射鵰英雄傳》中的民族矛盾和江湖恩怨是分開的，《天龍八部》直接將民族矛盾挑到了跟前，蕭峰受難是因為民族身份，慕容複復國也是因為他是少數民族後人，包括段譽、阿朱、鳩摩智等等，全都是非漢族。

金庸想借《天龍八部》表達的是，人的好壞和民族無關。這些人有漢人，也有西夏人、吐蕃人、大理人、契丹人，他們的區別不同只在「是非」，而不在「民族」。

因此後來，金庸寫的《袁崇煥評傳》裡頭有言：「皇太極的智謀武略，實是中國歷代帝皇中不可多見的人物，本身的才幹見識，不在劉邦、劉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國歷史家大概因他是滿清皇帝，由於民族問題，向來沒有給他以應得的極高評價。其實以他的知人善任、豁達大度、高瞻遠矚、明斷果決，自唐太宗以後，中國曆朝帝皇沒有幾個能及得上。」

這話雖然值得商榷，但我們能夠看到，金庸在《鹿鼎記》里確有矯枉過正之嫌，至於其它污衊，則大可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