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朴民——禮之大體：我讀《論語·八佾》

《論語·八佾》的中心命題是「禮」。孔子及其弟子就「禮」的重要性、「禮」的本質屬性、「禮」的基本內涵、「禮」的體現形式、「禮」的歷史文化淵源、「禮」與「仁」的內在關係，進行了扼要、深刻的闡說，對當時「禮崩樂壞」的局面表達了深深的憂慮與尖銳的抨擊，希望挽狂瀾於既倒，啟新生於絕望。全篇主旨鮮明，鞭析入理，在某種意義上，它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後人會將儒家所推重的教化稱為「禮教」，將儒家所倡導的社會治理方式稱為「禮治」。

孔子學說的核心精神是「禮」還是「仁」，這是千百年來學術界、思想界聚訟紛紜的話題。有人認為，「禮樂」精神是孔子及其儒學的核心，「禮治」是孔子所推崇的政治上最高理想。但更有人強調，「仁」才是孔子及其儒學的主體，「德化」「德治」為孔子及其後學汲汲追求的完美政治願景。與之相應，前者一般認為孔子學說相對體現為守舊、保守的特徵，其繼承傳統重於開拓創新，所以，在他們那裡，有關孔子及其儒學的評價通常比較偏低，多予以負面性的指摘。後者通常強調孔子學說相對體現為進步、積極的特徵，其超越傳統重於拘泥舊制。因此，在他們那裡，有關孔子及其儒學的評價通常傾向於肯定，正面性的褒揚是主導的傾向。

其實，「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孔子的學說中，守舊與創新，保守與進步是同一個事物的正反兩面。守舊在許多情況下，未嘗就是負面的東西，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它意味著保持事物的穩定性，象徵著對傳統的尊重與傳承，體現為對原則性的堅持與執著；但是，這不能成為拒絕進步、走向封閉與自我僵化的理由。我們今天對孔子崇尚「禮樂」文明做法進行評價，必須從這個視野切入，看看他所倡導的「禮」，是否真正做到了堅持原則性與運用靈活性的統一，適度穩定與合理變化的統一，正確繼承傳統與恰當開拓創新的統一。而《八佾》篇就是一個可用來具體剖析的最好範本。

與「仁」相比，「禮」更多地體現為歷史上的固有傳統。「禮者，履也。」如黃克劍先生所言：「中國文化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世，是由治理家族推而治理"天下』的時代，依"禮』確定人的身份地位以獲得一種人倫秩序，使其制度化，遂有了所謂"禮治』。」（黃克劍：《論語解讀》）從這個意義上，孔子對「禮」的肯定和強調，更多的是對傳統的崇尚與弘揚。《八佾》篇所要解決的就是面臨新挑戰、新機遇背景下，如何重新認識「禮」，如何正確遵循「禮」等基本問題。

春秋時期，中國社會出現了大變革的形勢，固有的「禮樂」文明毫無疑義面臨著新的挑戰，以至有人把這形容為「禮崩樂壞」。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危機同時也是轉機，若能順應時代潮流，對「禮」進行實質性的豐富與改造，使之在保持優秀傳統的同時，實現新的超越，則可起死回生，再開創新的局面，即所謂「舊瓶裝新酒」。應該說，《八佾》篇在繼承傳統與適時「更化」方面是不無獨到的認識與切實可行的思路的。

孔子對當時的「禮樂」文明災難性遭遇是感到憂心忡忡的，對社會上那些僭越禮制的行徑是深惡痛絕的，「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甚至認為諸夏的「禮樂」精神被摧毀，等於是自我退為禽獸，連做「夷狄」的資格都隨之喪失了：「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即便是像管仲這樣建有豐功偉業的賢人，也逾越「禮制」，為「禮崩樂壞」的泛濫，推波助瀾，火上加油，又遑論普通人了：「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因此，孔子對「禮」的現狀極度不滿，對「禮樂」精神遭否定、被棄之如敝履至為憤慨，乃是顯而易見的態度。

於是乎，孔子他主張重新倡導「禮制」，振衰起敝，匡世救俗，來改變「天下無道」的現實局面。孔子是卓越的思想大家，具有厚重的歷史意識。他知道，更振新「禮治」，必須回歸歷史，回歸傳統，窮本溯源，從而返本開新。而歷史文化資源的借鑒與利用，則必須是有具體載體的，是可資參考的。「禮」雖延續三代，但是「夏禮」「殷禮」畢竟時代遙遠，文獻嚴重不足，並不是最好的借鑒與利用對象：「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因此，只有「周禮」才是最好的資治載體，周代的「禮樂」文明，集古典「禮樂」文明之大成，在春秋時代要重振「禮治」，確立和諧秩序，可利用的最佳歷史文化資源，就是「周禮」：「周鑒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但是，在孔子看來，「禮」雖然是不可須臾缺失的文明載體，然而，「禮」的具體內核則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化而予以新的豐富與完善。這個新的豐富與完善，就是要引進和注入「仁」的積極因素，從而使「禮樂」文明實現升華，能適應時代的要求，即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換言之，對「禮樂」的遵從與弘揚，不能簡單地流於形式，而是要溯源返本，回歸「禮之本」：「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這樣，孔子就在很巧妙的方式下，完成了「禮樂」文明的改造與轉型，確保了以「仁」為核心的「禮樂」獲得新的生機，能夠迎接各種挑戰，更好地去實現政治有序、綱常和諧、天下有道的終極目標。

很顯然，在「禮」與「仁」的關係上，孔子所強調的是形式與內容的相統一。「禮」更多地體現為形式，「仁」更多地反映為內容。「禮」說到底，是從屬於、服務於「仁」的。內容更重於形式，沒有「仁」，則「禮」不免流於空泛，就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由此可見，孔子所說的「禮」，所倡導的「禮」，從本質上說，已不是傳統「周禮」的簡單重複，而是注入了「仁」這個新因素、新生機的「禮」。故孔子激賞子夏「禮後乎」的見解，明確提出「繪事後素」。就這個意義而言，孔子不愧為「聖之時者」，他能夠與時俱進，使傳統的「周禮」在新的形勢下脫胎換骨，獲得生機。

當然，孔子的思維不是單向的、線性的。他在充分肯定內容的主導性同時，也沒有貶低或否定形式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合理、恰當的形式還是必要的。沒有「禮制」這個載體，那麼「仁」就無所附麗，無所依託。為此，他反對簡慢合理的「禮典」「禮節」。《八佾》篇對孔子重禮尊禮的細節多有描述，如「如太廟，每事問」；又如他反對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做法，「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再如他提倡「事君以禮」，等等。這就反映了孔子從不輕忽必要的形式的立場和態度。這種既重視內容，又不抹殺形式的做法，可謂是孔子辯證思維、理性精神的具體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