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後期最能叛亂的藩鎮：控制中原地區的宣武軍

宣武軍設立後，長期轄有汴（治所在今河南省開封市）、宋（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亳（治所在今安徽省亳州市）、潁（治所在安徽省阜陽市）四州之地。多種原因造成宣武軍地區成為唐朝中後期軍亂多發的藩鎮之一，並且軍亂特點突出。

目前史學界對宣武軍的軍亂特點還沒有相關的成果問世，對宣武軍的軍亂原因也只有王力平先生作了一些研究，在此基礎上，我們對此問題做了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一、 宣武軍的軍亂及特點　　　　唐代中後期藩鎮的軍亂不斷，但在人們的印象中發生軍亂的藩鎮主要是河朔地區的藩鎮，而實際上地處中原的宣武軍在建立前後軍亂次數也比較多，如表所示：

根據王壽南和張國剛先生統計，唐代後期重要藩鎮軍亂情況如下：

成德：2；宣武：8；魏博：10；幽州：18；緇青：1；淮西：2；澤潞：7；山南東道：4；易定：6；滄景：2；武寧：6；橫海：3。

把這個統計和此表結合起來進行比較，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宣武軍地區軍亂的特點：軍亂次數較多。宣武軍雖然地處中原，但變亂次數超過了河朔地區的承德、易定、滄景、橫海，接近河朔地區的幽州和魏博，比地處中原地區的淄青、澤潞、山南東道、武寧都要多。

軍亂持續時間很短。結合此表，宣武軍地區總共8次軍亂，其中最長的一次軍亂也只有半年時間，其他的時間都不到一個月時間，甚至有的只有短短几天。而與此相比較，發生在其他地區的軍亂和反叛中央的叛亂持續時間就較長，例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和吳元濟的叛亂，先後都持續了四年多時間，朝廷花費了很大人力、物力，才平定了叛亂。如果再加上那些發生在宣武軍地區的但不是宣武軍內部的軍亂，例如李希烈攻佔汴州，龐勛起義擾亂宋州地區等，發生在整個宣武軍地區的軍亂時間也是很短的，整個宣武軍地區是以和平和安定為主的，是一個和平的綠洲。　　　　軍亂很少成功。根據上表，宣武軍的8次軍亂，除了792年劉玄佐薨後，汴卒拒吳湊而立其子士寧，劉士寧強迫唐中央政府任命其為節度留後獲得成功外，其他的變亂都是以失敗而告終。顯然這是由於宣武軍地區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唐中央政府不會容許叛亂分子為所欲為。與之相反，發生在河朔地區的軍亂，唐中央政府大多是持觀望態度，派人看軍中態度，很少進行干涉，因此這些地區的軍亂大多都能成功。

軍亂的發生時間相對集中。宣武軍發生的8次軍亂，相對集中在德宗貞元年間，總共5次，前兩次發生在宣武軍建立前的代宗大曆年間，最後一次發生在穆宗長慶年間，此後長期沒有軍亂髮生。

參加軍亂的人員以宣武牙兵為主，但參加的人數較少，力量有限，因此動亂的破壞性不是很大。宣武軍發生的8次軍亂，範圍都在汴州城內，參加人員也並不是所有的宣武牙兵，其他支州基本上沒有參加動亂，相反還成為平定動亂的不可缺少的力量。例如766年汴州都虞候李靈曜叛亂的事件，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和宋州牙門將劉昌聯合討靈曜，很快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丘，為唐中央消滅李靈曜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軍亂被平定大多是依靠宣武軍內部的力量和唐中央政府派去的軍隊裡應外合才取得成功的。例如宣武軍規模比較大的兩次軍亂是776年的李靈曜叛亂和822年的李介叛亂。這兩次中央平叛的軍隊都得到了宣武軍內部的支持和響應，第一次是得到了宋州刺史李僧惠和牙門將劉昌的支持；第二次是得到了宋州刺史高承簡的幫助。這一方面說明宣武軍部分軍人的叛亂是不得人心的，得不到大多數宣武軍將士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宣武軍軍隊的組成很複雜，既包括胡化的河朔軍人舊部，也包括忠於皇室的中原地區舊有軍隊和新的募兵，他們的政治立場本身就有分歧，不像河朔地區那樣純粹由胡化的河朔軍人組成，行動一致。

二、宣武軍動亂原因分析　　　　中原地區本是唐中央政府屏蔽河朔、保護漕運的戰略要地，地處中原腹地的宣武軍為何軍亂不斷呢？

第一，汴亂多發的最主要原因要歸於宣武軍來源的河朔化遺留。對於唐代藩鎮軍亂，人們更習慣把目光投向中央朝廷，把更多的責任歸咎於各朝君臣在藩鎮問題上由於認識偏差、意見紛紜、相互頃軋等帶來的處置失措以及節度使個人的跋息，但卻忽略了對割據主體--藩鎮的關注，尤其是對割據藩鎮的內部結構缺乏必要的深入考察。而事實上，在解析藩鎮割據問題上，探尋來自藩鎮內部的原因，也許比去歸納來自王朝中央的原因更為重要。同樣地，要回答前面所提出的地處中原腹地的宣武軍為何軍亂不斷的問題，就很有必要結合宣武軍的來源進行一下梳理。

安史之亂後，安史部下遍布中原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所謂：「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南下的河朔軍人滯留各地，成為各地藩鎮軍隊組成部分，隨之而至的是河朔的胡化風俗也因此而侵襲各地。杜牧論道：「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鵲、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以畦河修障戊，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里拓表，以表撐里……未嘗五年間不戰。」

雖然宣武軍有一部分是安史之亂髮生後在本地招募的軍人組成，在宣武軍將士中，河北平盧軍人佔有相當大的比重，是宣武軍的核心和骨幹。

唐代宗時在冊的藩鎮共有43個，其中以南下的平盧軍人或以安史舊部設置和擔任節帥的有緇青、山南西道、汴宋、淮西、滑亳等。而這些藩鎮除緇青外後來大多都和宣武軍來源有一定的關係。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在762-764年曾任汴州刺史、防禦等使，張獻誠是原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之子，先後在安祿山、史思明手下得到重用，特別是史思明叛亂時期，張獻誠被任命為汴州刺史，帶領數萬叛軍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還汴，獻誠不內，籍所統兵以州降，詔即拜汴州刺史。」後來移鎮山南西道後，除帶領部分親兵赴任外，其原部當留在汴州。因此張獻誠所率領的投誠唐政府的這一部分軍隊後來成為宣武軍的來源之一。

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家本微賤，天寶末，為縣裡胃，會河朔兵興，從事幽、薊。」為平盧兵馬使，安史之亂爆發後，田神功「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又「自緇青濟淮，」助鄧景山平定劉展之亂。「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貲產，髮屋剔窖，殺商胡波斯數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師」因功遷「緇青節度使」。侯希逸到達緇青後，田神功移鎮兗鄆，後史朝義圍攻宋州，田神功率軍解宋州之圍，被任命為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田神功和其弟田神玉統治宣武軍地區十多年，在張獻誠後，田神功率領的來自河北地區的平盧軍人已經建立了在此地區的牢固統治。

　田神功、田神玉後，汴州發生了李靈曜的叛亂，叛亂被平定後，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率領的軍隊駐汴。「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事節度使薛楚玉、張守邦、安祿山等，甄勞至折衝郎將。」後來為平盧軍兵馬使，和田神功一樣，安史之亂爆發後，從河北地區泛海到達青齊間。李忠臣在汴州的統治從776年到779年，達三年多。

李忠臣後統治宣武軍地區的為原永平軍節度使李勉，李勉雖然是朝廷任命的文官擔任節度使，但其任節度使的永平軍原來是安史降將令狐彰的軍隊，「令狐彰，……父濞，……初任范陽縣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滿，留彰於母氏，彰遂少長范陽。倜儻有膽氣，涉獵書傳，粗知文義，善弓矢，乃策名從軍，事安祿山。天福中，以軍功累遷至左衛員外郎將。」後來令狐彰率領數千兵為史思明守衛滑台，歸順後被任命為滑亳節度使，因此其軍隊的主幹應是原班人馬，也就是以安史舊部為主體的軍隊。《資治通鑒》大曆七年載：「（772）十二月，辛未，置永平軍於滑州」。773年節度使令狐彰薨，死前推薦李勉為節度使，此時永平軍只領陳、滑、亳三州。776年，平定李靈曜之亂後，又增領宋、泗二州。779年，又增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此時永平軍已有七州之地。宣武軍原是永平軍的一部分，781年元月，分永平軍的宋亳潁三州置另一節度使，即宣武軍。此時，劉恰（後來被賜名劉玄佐）是宣武軍節度使，李勉是永平、宣武、河陽三道都統。汴州失守後，李勉全部把永平軍交給了劉恰。宣武軍治所到784年十一月，劉恰收復汴州後，開始遷來汴州。

因此，安史之亂期間和亂後，宣武軍地區進入了大量的受河朔化影響比較大的軍人集團。這部分軍隊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安史之亂過程中南下的平盧軍人集團，戰鬥力很強；另一部分主要是安史叛軍投降過來的一部分，他們在安史之亂中是叛軍，在安史軍隊走向末路的時候被迫投降，這部分中的大部分人不是真正的擁戴唐朝政府。

先後鎮汴的節度使及與宣武軍來源有關係的節度使張獻誠、田神功、李忠臣、令狐彰等都和平盧軍人和安史叛軍有關係，他們投誠唐朝後，儘管有的表現得很恭順，但其所率領的軍隊河朔化很嚴重，一旦有風吹草動，就很容易走向叛亂的道路。例如張獻誠在其任職山南西道的數年中，向朝廷獻馬2匹，絲絹雜貨共10萬匹。但張獻誠後，賈耽為節度使，朝廷任命行軍司馬樊澤取代賈耽為節度使，「牙將張獻甫（張獻誠弟）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為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即為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從張獻甫的話中可以聽出河朔化的味道，如果不是因為賈耽的機智和豁達，軍亂就可能發生。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在任職期間，曾二度朝覲代宗，獻馬十匹，金銀器50件，繒綵1萬匹，最後卒於京師。774年，田神功死後，其部下汴宋防秋兵1500人叛亂，盜取府庫潰歸，稍後的汴宋李靈耀叛亂更為嚴重，李靈耀「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大曆十一年（776年），在討平汴宋節度李靈曜後，李忠臣得兼汴州刺史，使得汴州的驕兵開始出現，史載：「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迄於玄佐，而日益驕態，多逐殺將帥，以利剿劫。」滑亳節度使令狐彰在其任職期間，「風化大行」，「歲奉王稅及修貢獻，未嘗暫闕」。朝廷徵兵防秋，他每年選派軍士3000人，自帶糧食，準時開赴。特別是在他大曆八年臨終之際，封倉庫，清畜牧，安頓將士官吏，上表請朝廷命帥，而將其子令狐建等「勒歸東都私第」。但令狐彰死後，「滑三軍逼奪情禮」，要擁立其子令狐建為帥，「建守死不從，舉家歸京師」。劉全涼在宣武軍長期為將，深受劉玄佐和劉士寧父子的信任，但在劉全涼為節度使後，卻與淮西吳少誠謀襲陳許，後因為其病逝才作罷。與宣武軍軍隊來源類似的緇青、淮西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緇青鎮從永泰元年（765年）李正己擔任節帥後，立即與河朔藩鎮接軌，走上了割據自立的道路，其後來接任節度使的李納、李師古、李師道全面和唐中央相對抗。淮西鎮李忠臣任節度使時，對唐中央忠心耿耿，「吐蕃犯京師，天子追兵，秦方宴鞠場，使者至，即整師引道。諸將白："須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忠臣至者。」後在平定華州周智光及汴宋李靈曜叛亂中都立了大功。但後來被李希烈所逐，淮西也走上反叛唐中央的道路。

上述諸鎮發生的事件絕非孤立和偶然，它是河朔軍人集團中多年來形成的一種惡習在各鎮的反映。因為其節度使出自安祿山舊部，而且其軍隊的主體也是來自河北地區。所以，在安史之亂中各鎮無論屬於叛亂或平叛的一方，也不管其節帥個人暫時對朝廷的態度如何，而河朔軍人集團在各鎮中發揮著重要影響。在他們看來，節帥的父死子繼、兄終弟繼或由軍人擁立，乃是一種「情禮」。正是在這種習俗的影響下，緇青、淮西的割據，汴宋的變亂，都是「河朔習俗」影響的具體表現。曾現江也認為始置於唐至德年間的淮西鎮，因藩鎮軍隊的主體由河朔軍人組成而與河朔地區有著深厚的淵源關係，並因此而走上了類似於河朔諸鎮的割據之路。不斷強化的河朔因素與當地的人文地理環境相互作用，促使這裡的社會風尚發生劇變：「獷戾過於夷狄」。宣武軍的軍隊組成類似於淮西，宣武軍叛亂的參加者主要是牙將和牙兵，這部分人主要是來源於河朔地區，799年，董晉死後，陸長源為留後，有人勸他賞賜手下將領，陸長源曰：「異時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為。」激起軍亂被殺，可見陸長源被殺主要原因一是辱罵宣武將士為河北賊，二是不賞將士。這證明宣武軍儘管地處中原之地，實際上源於河朔地區，染有河朔舊習。宣武軍地區另外一些叛亂髮生的特點多是要求自立節度，拒絕中央的任命，可以看出和河朔地區叛亂的特點是一樣的或類似的。

第二，宣武軍軍亂較多的第二個原因與宣武軍所處漕運咽喉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關係。王力平先生在《關於唐後期汴亂原因的分析》一文中對此原因做了詳細的分析。關於唐後期汴亂原因，論者向以「兵驕將悍」來解釋，很少聯繫安史之亂後汴州所處的特殊地位。眾所周知，汴州舟車輻輳，是江淮運河的樞紐。安史之亂之後，設在汴州的鹽鐵轉運巡院（後又有度支巡院）聚集了大量漕運物資。《新唐書》載：「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南、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宣武軍轄區內就設有汴州、宋州兩地巡院，宣武軍每有風吹草動，朝廷總以巡院財物優賞、撫恤之，有時軍亂的士兵也搶奪巡院財物。因此，設置巡院，漕運財物集中於汴，對日後汴州的治亂也有不可低估的影響，正是由於汴亂導致巡院財務損失嚴重，「（於）頎因奏移轉運汴州院於河陰，以汴州累遇兵亂，散失錢帛故也。」

第三，宣武軍節度使也往往靠厚賞來取悅于軍隊的支持，這樣使軍隊的要求越來越難以得到滿足，反而為軍亂埋下禍根。為保證有一支忠誠於自己的軍隊，各地節度使對軍隊採用各種安撫和拉攏的手段，「以錢買健兒取旌節」一語道盡了節度使收買士兵的厚待措施。如汴州節度使劉玄佐：「初，玄佐遇軍士厚，（其子劉）士寧懼，復加厚焉，至（李）萬榮如士寧志，及韓（惟清）、張（彥林）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鄧（惟恭）每加厚焉」；宣武大將李萬榮欲奪帥位，就許願「人賜錢三萬」，因而爭取了兵士的歸從；李紳拜宣武節度使，到軍之日，先開盛宴賞犒軍士，《全唐詩》卷482《到宣武三十韻》里有李紳自己寫的詩，詩中說：「善師忘任智，中略在推誠。式宴歌鐘合，陳筵綺綉並。戲鼙千卒躍，均酒百壺傾。樂與師徒共，歡從井邑盈。」士兵一旦得不到滿足，他們就會發動叛亂。另外職業軍人確實要靠軍餉養家糊口。就算是軍餉優厚，但軍人們的家庭生活還是捉襟見肘，窮困潦倒。《舊唐書》卷139載職業兵：「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顯然，軍人在仰食家口的拖累下，僅僅依靠軍餉衣糧就顯得不足溫飽。朝廷發給的軍廩衣糧根本無法滿足其全部需要，職業軍人們為了自身及家庭的溫飽和富足，不得不強行尋求另外兩條謀生的途徑，那就是爭取額外的賞賜和縱兵剽略。

第四，唐朝中後期，藩鎮軍隊素質的降低，也是藩鎮動亂的原因之一。這一條原因不僅僅宣武軍所獨有，是唐朝後期所有藩鎮動亂共有的一個原因。

藩鎮軍隊的兵士主要來源於破產農民和無業游民，也摻雜有大量的市井閑人、雜吏商販、亡命無賴和盜徒罪犯，成份十分複雜。這些人都是因為走投無路或衣食無著才湧進藩鎮軍隊求生的。由於健兒來源的複雜性，決定了健兒思想的「不純」和政治品質的低劣。杜牧把它總結為無「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慨之氣」，他們常常「居外則叛，居內則亂」。這與前期的府兵截然不同，《文苑英華》卷375杜牧《原十六衛》記載府兵「父兄相言，不得業他」「人人自愛」，「自貞觀至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健兒與生俱來的貪婪與逐利性，他們對朝廷乃至節帥的順逆以自身利益的獲取為旨歸而常常見利忘義，他們沒有是非標準的判斷，只有利益得失的權衡。叛朝廷，兵將叛節帥，屢屢發生，封建綱常之義的缺失，不能不說是重要的原因。另外唐代的職業軍人是破產流民和無業游民的事實，使他們只好世代占籍從軍，以食軍糧為謀生手段。《文苑英華》卷437云：「……有役干戈，無由耕稼。況自天寶以後，屯兵七十餘年，皆成父子之軍，不習農桑之業。」《新唐書》也說：「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可見職業軍人已被拋出了社會生產領域，依賴于軍隊而成為寄生蟲。另外隨著宣武軍地區商業的發展，大量商人入軍，由於商人考慮的商業利害關係較多，不是穩固的可以依靠的對象，因此宣武軍養兵的基礎並不牢固，在一旦面臨危機和利益取捨時，容易發生叛變和崩潰。這也是導致宣武軍內部動亂及其產生重要影響的不能忽略的原因。

最後，軍亂的發生與節帥的處理是否妥當也有很大的關係。例如貞元十五年（799），董晉卒，陸長源知留後事，「欲以峻法繩驕兵」，引起鎮兵不滿而嘩變，執殺陸長源。而韓弘任宣武軍節度使後，誅殺了劉鍔等多次製造叛亂的破壞分子三百多人，剷除了釀亂凶卒，使他節汴的二十餘年間「師徒稟訓而咸肅，吏士奉法而愈明」，汴州保持了和平穩定的局面。正是由於節度使李願處置失當，才導致穆宗長慶二年（822年）的汴州兵亂，李願「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弘靖時，又峻威刑，軍士不悅，願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逐節度使李願，推都押牙李介為留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