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之貴：一個被忘卻的理想》簡評

　　 本文評論的書：

　　 羅布·里曼《精神之貴：一個被忘卻的理想》，霍星辰、張學敏 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3年

　　 羅布·里曼（Rob Riemen）是荷蘭核心研究院（Nexus Institute）的創始人和院長，該研究院是研究歐洲藝術、思想、哲學等文化遺產的思想平台，旨在激發西方文化和哲學辯論，並為當今問題提供借鑒。該院創辦於1994年，每年組織一次年會，會議的背景是我們提出重大問題，如如何生活？如何影響未來？如何吸取過去的教訓？重要的價值和觀念是什麼？然後邀請世界最著名的知識分子、學者、記者、政客、藝術家、音樂家就這些話題與其他人交流。活動多樣，有專題演講，有研討會，有大師課堂，有小組討論會，有自己的網站和出版物和圖書館。研討會的主題有藝術與教育、音樂中的美與真、知識分子與政治、法西斯、反猶主義、民族主義等。年會的主題有科學的勝利與人的秘密、如何改造世界、西方下來怎麼辦？---貝多芬遭遇超人、歷史的終結後對人的反思、身份認同、西方文化的定義等。應邀發表專題演講的有很多著名學者。

　　 羅布·里曼特別熱愛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他在接受訪談時談到自己閱讀了曼的所有小說、隨筆、書信和日記（十大卷），曼是他的教育學校，就像歌德是曼的教育學校一樣。《精神之貴》就是要告訴讀者為什麼這位作家成了他的教育學校，是對托馬斯·曼對作者的意義的總結，也是作為中年人的作者的人生反思。

　　 作為出身於工會領袖家庭的歐洲左翼知識分子，里曼深信缺乏公平正義的社會必須被改變，但在文明的社會裡你不能使用暴力。可是9-11襲擊之後，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左派知識分子精英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為暴力襲擊辯護，將9-11襲擊合理化的言論讓他感到震驚。如果所有這些思想深刻的知識分子，高雅文化的化身都無法對善惡、是非做出道德上可靠的判斷，人們為什麼還要繼續讀書、思考、聽音樂、做判，提高修養呢？為什麼知識分子背叛其作為社會良心的使命呢？為什麼要閱讀偉大著作？為什麼偉大音樂很重要？為什麼不允許像西方這樣的富裕社會減少在文化或藝術教育上的投資等。探索這些問題的答案正是作者寫這本書的動機。

　　 該書的標題《精神之貴：一個被忘卻的理想》源於作者特別欣賞的作家托馬斯·曼的文集《精神之貴：人性問題16篇》，這本專門探討人文危機和精神復興的書特意在整個文化世界處於廢墟的1945年出版。里曼對「精神之貴」的思考開始於他與這位偉大作家的小女兒伊麗莎白·曼·鮑傑斯（Elizabeth Mann-Borgese）不尋常的遭遇。半個多世紀後，德國出生的美國作曲家約瑟夫·古德曼（Joseph Goodman）借用這個題目為他在9-11之後寫根據惠特曼的《草葉集》而配樂的大合唱命名。古德曼是1938年作為難民和托馬斯·曼及其女兒一起流亡美國的。羅布·里曼2001年12月在紐約和伊麗莎白·曼吃飯時碰巧遇見了古德曼。古德曼2002年因病去世時作品並沒有完成，伊麗莎白·曼就敦促里曼完成這項工程，雖然是用文字而不是音樂。里曼的「精神之貴」理直氣壯地大聲為西方文明的美德辯護，是對高雅藝術和高尚理想的激動人心的探索，也是對威脅文明的力量進行的反思和對文明繁榮賴以生存的真理、自由和尊嚴等價值來源的期盼。

　　 本書分三部分。里曼首先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講述他特別崇拜的大英雄托馬斯·曼的生平，他認為曼是引領世界擺脫野蠻的燈塔，是深刻反省自我的典範。第二部分「對當前問題的哲學反思」是想像的一系列對話，對話者都是歐洲思想史上處於承前啟後的轉折點上的典型代表人物如蘇格拉底、斯賓諾莎、歌德、惠特曼和托馬斯·曼等，這些人是勇敢地拒絕在理想追求中做出妥協的英雄，是擺脫恐懼、仇恨和無知從而進入自由世界的燈塔。作者用對話的形式講述自己對文化的本質、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知識分子的責任的思考和探索。最後一部分「關於勇敢」重新描述了蘇格拉底在雅典接受審判的情景，同時還有被納粹殺害的義大利猶太知識分子萊奧內·金茲伯格（Leone Ginsberg）的寫給妻子的絕筆，讓她勇敢地接受他的死亡。作者希望讀者在閱讀完這個故事後產生某種體驗，了解到精神高貴者到底什麼樣子，呼籲每個人勇敢地與恐懼、仇恨和無知做鬥爭。

　　 一

　　 這是一本小書，原文只有112頁，雙倍行距的中文版也不過206頁，文中探討的卻是一個當今時代似乎有些不合時宜的大問題，因為人們覺得真理、自由、平等、尊嚴等宏大辭彙已經被濫用，這些辭彙包含的價值在當今破壞性的解構一切的虛無主義、消費主義、相對主義破壞下已經消失殆盡。任何人使用這些讓人感到不自在的詞即便引人發笑嘲弄，至少也令人感到懷疑。在文化多元主義是當今潮流的情況下，該書卻理直氣壯地大聲為西方文明的美德辯護；在「精英」、「高貴」等在市儈傾向嚴重的反智主義社會中已經成為被人嘲弄和詛咒的骯髒辭彙時，該書卻大聲疾呼高雅藝術和高尚理想的重要性；在消費主義和商業思維盛行的現代世界，該書卻一再強調哲學思考和真理探索的重要意義。

　　 其次，本書的寫作風格也與眾不同。本書偏離了批評分析的傳統定義，既非廣義的哲學隨筆，也非學術批評。因此，我們很難決定應該把這本書放在個人圖書室的哪個書架上，不過，正是這種變化多端的本性讓《精神之貴》讀起來賞心悅目。里曼明白只有快樂的閱讀才能讓人有機會學到一些東西。作者採用了令人好奇的小說方法，重新想像了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和作家萊奧內·金茲伯格在義大利被折磨致死的場面，以及法西斯主義者牧師在他牢房裡的一場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高談闊論。這種大膽的策略和別出心裁的出版模式令人欽佩。另外，本書不是冷冰冰的學術著作而是用親切的口吻以第一人稱寫出來的個人遭遇，既有個人也有文本的遭遇。通俗易懂、引人入勝。對話和獨白占本書的絕大部分，如與托馬斯·曼的女兒的對話，引自托馬斯·曼小說《魔山》中蘇格拉底與朋友的對話，義大利人文主義者塞特布里尼（Settembrini）和猶太共產黨知識分子那普撒（Naptha）的對話，《浮士德博士》中的人物對話，尼采對自我和世界的獨白。這種寫作特點將文學哲學交流和思辨變成栩栩如生的戲劇化場面，讓讀者產生在圖書館或者檔案館查閱文件的幻覺，身臨其境地感受到書中人物在面臨時代的道德、社會、政治衝突的關鍵時刻內心的澎湃衝突。

　　 （1）對知識分子背叛的論述。 通讀《精神之貴》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作者對知識分子的背叛的論述。在政治領域的知識分子的背叛我們都很熟悉，最著名的論述就是1945年後法國知識分子受到專制主義的誘惑，如薩特對斯大林的支持。本書談論的是知識分子在學術領域在西方大學裡的背叛。作者認為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的名著《知識分子的背叛》借用了托馬斯·曼認為精神世界應該保持獨立性的觀點。里曼基於「精神的政治化」也是一種虛無主義，分析了知識分子背叛的若干原因。他認為沒有什麼比權力和名聲更大的誘惑了。不斷調整自我是要成為群眾發言人的必然要求。抓住政治權力就導致精神被拋棄。伊拉斯謨（Erasmus，15世紀--16世紀初荷蘭思想家、哲學家、歐洲人文主義運動主要代表人物---筆者注）、斯賓諾莎和康德把自己局限在思想領域因而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他們背叛的第二個原因是信仰錯誤。知識分子心中已經不相信不朽、意義、價值、正義、體驗等。里曼認為，班達所說的西方知識分子的政治化和心甘情願地放棄對真理的無私追求是西方陷入危機的內在根源。托馬斯·曼正是吃驚於這種背叛才最終導致他重新認識到人類精神的高貴和鼓吹這種精神的復興。

　　 說到改變世界的行動，里曼在接受採訪時說，文明社會的本質是正義和人類尊嚴的培養。公正的社會和人的尊嚴不是等來的，每個人、每個社會都必須努力爭取它，並去對付那些對公平和人人享有尊嚴的社會不感興趣（甚至反對）的勢力和人力。所以改變社會總是必要的，這是每個人應該意識到的道德義務。更好的社會如何？什麼人能帶來改變？ 左派和右派的世界觀不同，左派的政治烏托邦理想造成戰爭恐怖和種族屠殺等駭人災難，政治保守派則捍衛現有秩序，所以不平等、貧困和不公持續存在。專制獨裁的災難後，我們意識到自由民主是更好的辦法，但是光有西方政黨政治、大眾媒體和公眾輿論是不夠的。

　　 西方學人所刻畫的「知識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國的「士」極為相似。他們各自被都視為「社會的良心」。余英時說西方文化史上常常區分「靜觀的人生」（vita contemplativa）和「行動的人生」（vita activa）。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都是以「精神貴族」自居，以「靜觀暝想」為人生最高境界。雖然重視理性卻不屑於將「理論理性」用於康德所謂的「公共事務」之上。啟蒙以來的西方「知識分子」則代表一種新的現代精神。和基督教傳統不同，他們的理想世界在人間不再天上；和希臘哲學傳統也不同，他們所關懷的不但是如何「解釋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變世界」。對照西方，中國的「士」文化、孔子來自中國文化的獨特傳統，代表「士」的原型。他有重理性的一面，但並非「靜觀暝想」的哲學家；他也負有宗教性的使命感，但又與承「上帝」旨意以救世的教主不同。中國知識人特別注重精神修養，主要是為了保證「道」的莊嚴和純一。以道統來馴服「治統」是後世儒家知識人所最為重視的一件大事。這是中國超世間的理想在世間求取實現的唯一途徑。(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618-619頁。)

　　 （2）對普世價值遭受攻擊所作的分析。背叛精神之貴的知識分子就是野蠻人。權力的誘惑和擁有激情和才幹的人的邪惡意志是當今世界陷入罪惡的原因。作為生活方式的人文主義：尊嚴、自由、尊重和追求真理或許就是我們所說的普世價值。如果人們不再關心真理和自由，該社會的繼續存在就處於嚴重的危險之中。里曼的獨創性不在於為普世價值辯護，而在於對人文價值觀遭受長時間的攻擊所做的分析。如果當今許多知識分子難以不帶諷刺地語調說出真善美等詞，原因可以追溯到19世紀以來哲學家和社會批評家對這些詞的濫用，尤其是尼采對西方道德的嚴厲攻擊。

　　 里曼的書專門抽出一章論述勇敢，他推崇的英雄是通過人類思想的手段贏得智慧，並在艱難困境下保持獨立性和捍衛普世價值的英雄如斯賓諾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阿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阿爾伯特·加繆（Albert Camus）和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這些人體現著當今迫切需要的品質：勇敢。（McMahon）對永恆的人生大問題的永恆的關注是每一代人每一個體都必須思考的，因為任何人或宗教教條或政治教義都不能給出終極答案。為了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由、正義、博愛」我們需要付出世俗的榮譽、名聲、特權、甚至生命，而這就是作者認為的精神之貴。

　　 （3）對人文藝術教育的強調。本書給人留下特別深刻印象的還有作者對人文藝術教育的重要性的重視。他認為西方社會的最大丑聞是對教育的破壞和統治階級的文化：有組織的愚蠢。他提醒歐洲文化世界已經發生重大轉變，警告說西方過去的成功不一定保證為了的成功。他大聲質問為什麼西方喪失了對藝術、文化和新藝術形式的探索？里曼在接受採訪時強調說，藝術是人們表達最深刻的情感和體驗的唯一語言。數學做不到，經濟學做不到，技術也做不到，因為它們沒有可表達的內容。當你在真正的生活中出現第一個體驗時，如你深深地愛上一個人，或你剛剛失戀，或你第一次遭遇死亡時，你遇到的是詩歌、音樂、小說等，你能從中讀到自己的體驗。「是啊，就在這裡，我並不孤獨。我不是第一個遭遇這種情況的人。那明明就是我的感受。」所以你可以對人們說「聽聽這個，讀讀這個，看看這個，這就是我的感受，這就是我的樣子。」這是一種巨大的解放。這就是我們作為人所需要的交流。

　　 這種觀點與著名哲學家芝加哥大學女教授馬薩·諾斯鮑姆（Martha Nussbaum）關於人文教育的觀點不謀而合。她說哲學教育的現實目標有兩個：理性的自省和世界公民。一方面，完整的人生應該是充滿了積極的批判性自省的生活；另一方面，優秀公民應該具有超越個人狹隘邊界的能力，具有文化敏感性，能夠與其他傳統的成員對話。這種敏感性要求學生掌握人類的共性和特性。伊壁鳩魯說過「通過對哲學的熱烈的愛，什麼樣的人類苦難都可消除。」在「為了利潤的教育，為了自由的教育」中，馬薩·諾斯鮑姆還特別提到世界公民的第三種能力「敘述想像力」（narrative imagination），即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用心傾聽別人的故事並理解當事人可能具有的感情、希望和需求。同情心的培養是現代進步教育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的道德想像力往往因恐懼感和自戀欲而變得遲鈍麻木，除非通過同情心和憐憫心的培養而使其得到激活和凈化。學會把他人看作完整的人而非物品並非易事，必須通過教育來推動。正是人文科學和藝術創造了一個值得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記得在里曼來外院做講座的間隙，筆者曾經問過他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都知道蘇格拉底說過「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但也有人說「經過審視的人生痛苦得讓人活不下去」。我到底該怎麼辦呢？」具體答案記不清了，只依稀記得他說要從長期和短期兩個方面來看。難怪英國著名哲學家安東尼·格雷林（A.C. Grayling）在接受採訪時說「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大多數人寧死也不願意思考』，大多數人的確如此。」為什麼呢？因為思考可能令人恐懼，甚至會打破偶像。思考和反省可能讓人感到絕望和無助。但思考和反省能給生活帶來比希望和一廂情願更多的東西，這正是人生意義所在。

　　 二

　　 任何一本書都不是完美的。就筆者有限的閱讀面來看，對本書的不同意見和批評幾乎涵蓋了本書的基本觀點、結構框架、論證過程、寫作風格、具體事例、甚至注釋和參考書目等各個方面。這些批評意見有善意的建設性，也有不那麼友好的；有言之成理的，也有比較牽強的，甚至體現論者的成見的。我們未必認同這些批評意見，也不相信讀者會因為看到有批判性的觀點而貶低本書應有的價值。相反，我們相信不同的看法和爭論更容易激發讀者的興趣，加深讀者對書中涉及的內容的認識，有助於讀者做出獨立的判斷。

　　 比如，有論者說，里曼的觀點讓人同情，但他沒有給出足夠的細節來說明高貴的精神到底是什麼。其虛情假意的總結不過是推理的結果。本書的標題與其說是「精神之貴」倒不如說「精神之虛無縹緲」更合適些。除非你是個沒有生活在當今世界，沒有學過經濟學和心理學的18世紀貴族，否則你是不會相信這些無聊的廢話和類似於愚蠢的宗教夢想的。里曼說「文化不可能脫離自由而存在。文化被禁止，自由就沒有意義，剩下的只有隨意性和瑣碎。」誰能禁止文化？文化如何被禁止？本書中竟然出現了這種連大一新生都不會犯的錯誤。說什麼高貴的文化是壓迫下產生的結果。

　　 東方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斯蒂芬·蓋特林（Stephen Gatlin）的批評意見至少沒有上面例子中明顯可以感受到的嘲諷和挖苦。該論者認為文明的崩潰或許是世界各地知識分子最喜歡的老生常談。他以歷史學家的清醒指出里曼關鍵假設即高貴和文明密不可分的信念中值得商榷之處。他指出高貴有黑暗面，高貴的根源是戰爭而不是優雅的對話。貴族精神更可能是暴力是行動而不是對話。最早的貴族都是戰士。如果說貴族制維持了文明，那不是因為筆而是因為劍。書中失敗的鋼琴家約瑟夫·古德曼（Joseph Goodman）：身體虛弱、靈魂受到煎熬、可憐兮兮、鬱鬱寡歡，是個讓人同情的米尼弗·契維（Miniver Cheevy是美國詩人羅賓森（Edwin Arlington Robinson）描述的充滿怨恨的破落青年的形象---筆者注）似乎是擁有「貴族精神」的典範。里曼的高貴觀點實際上是被閹割了高貴，是被書獃子、隱居者、多愁善感者劫持的高貴。在這位論者看來，更值得讚美的是雅典而不是耶路撒冷的精神高貴。里曼的高貴過於理想化。和平與協商在傳統上並非高貴者的領域反而是懦弱的表現。而且高貴很難說是「一個被忘卻的理想」。這個理想至今仍然活在戰士的心中，活在幸運的戰士並在鬥爭中贏得光榮的人心中，雖然這些人可能不寫書也不經常逛書店。蓋特林指責里曼沒有講清楚精神之貴到底是什麼。他提出正好相反的觀點，和平或者文明是為那些久經沙場的人準備的，他們了解恐懼，對光榮已經不抱幻想。若用上文中余英時的「靜觀的人生」和「行動的人生」的二分法，里曼是崇尚「理論的理性」的希臘「精神貴族」，而蓋特林是崇尚「改造世界」的現代革命者。

　　 蓋特林還指出了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即里曼對托馬斯·曼及其作品顯然不加任何批判地全盤接受態度。但是，認為納粹主義是與托馬斯曼生活的世界完全格格不入的反常是嚴重的錯誤。曼是德國人的典型象徵，其完美主義和對整潔（Ordnung machen）的痴迷正是與大屠殺完美吻合的品質。里曼把托馬斯·曼和他的女兒描述為通過文化和教育和高質量的對話而到達的這個世界的美好和嚮往的象徵，但令人欽佩的教育（Bildung）在當今世界在小圈子之外並不意味著什麼。精神之貴實際上也不是學界內外的「偉大理想」。擁有博士學位很難保證讓你實現真正的自由。

　　 約瑟夫·布特姆（Joseph Bottum）則指出了本書中論證的不嚴肅之處：如果我們願意，貴族精神能夠把我們從虛無主義的恐怖中挽救出來。我們本來會認為這意味著我們應該遵從精英的權威，但結果里曼卻認為大壞蛋是教導人們順從權威的希特勒和天主教。這不是精神之貴的矛盾嗎？那個在義大利監獄對萊奧內·金茲伯格侃侃而談的胸前佩戴納粹黨徽卐字的神父是納粹和天主教的混合體，他甚至要求知識分子的服從。因而知識分子必須絕對自由，否則就無法維持貴族精神，而這要求其他人必須服從知識分子。但是如果不了解普通民眾為什麼擁抱平等觀念，精英讓民主變得高貴的願望註定是徒勞的。況且，里曼並沒有說如果民眾和知識分子精英（蘇格拉底所說的文明的捍衛者）之間的衝突變得難以調和時，文明的理想該何去何從？

　　 也有批評家提出可能讓本書更出色的一些建議。比如有論者說本書對知識分子背叛部分應該更加深入詳細地討論，這樣論證框架將更全面，讀者也能更好地認識和理解這種歷史現象的複雜性。再比如，有論者指出里曼在書中提到了蘇格拉底、斯賓諾莎、歌德、密爾等名家，但偏偏漏掉了以《文化與無政府狀態》而聞名的19世紀英國文化批評家馬修·阿諾德（Mathew Arnold）甚為可惜。阿諾德一方面因為主張用高雅文化教育工人階級以防止個人放縱，防止社會滑向無政府狀態而被指責為維多利亞時代的精英主義者，一方面以「文化是最偉大的思想和觀點」而被尊為丟失的文化理想的旗手。里曼在為高雅文化辯護時漏掉這個人確實令人遺憾。

　　 三

　　 對忙於學業熱衷網路和智能手機的大學生或者剛走入社會不久面臨生存危機並在社會上屢屢碰壁的年輕人來說，在陷入絕望急需安慰之時本來渴望得到哲學的慰藉，結果卻往往大失所望。他們討厭哲學家喋喋不休地談論嚇死人的宏大觀念如真、善、美、智慧、自由、正義、生死等。他們希望找到真我，渴望快樂，追求成功，不屑於社會、家長、老師的說教。其實哲學就是人生藝術，只要活著就不可能躲開它。法國哲學家皮埃爾·阿多（Pierre Hadot）說哲學是「靈性」的修鍊。在此意義上，哲學是一種改造自我的邀請，不是論證的說服力或連貫性等美德而是對人的啟蒙。在伊壁鳩魯看來，哲學的目標是學會享受生活而不是對生活憂心忡忡。從本質上說，哲學是一種慾望，不僅要看透人生還要生活得更加充實。（Mark Vernon）每個人要度過有意義的人生所必須回答的問題： 我是誰? 我為什麼在這裡? 我從哪裡來? 我要到哪裡去?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只有當我們正確回答了這些問題後，才有可能正確回答下面一組問題：我為什麼要做事？ 我該怎麼做事? 善是什麼? 應該追求什麼?

　　 時常有人提及的精神貴族問題。人人都會喊自由和平等，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平等無處不在，而高貴典雅似乎是多數人的羨慕和追求，雖然對高貴的理解因人而異。正如成功的人生是許多人的追求，但對成功的理解因人而異一樣。文學批評家劉再復在鳳凰大講堂中的講座《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中談到中國貴族精神的演變軌跡。他指出近代中國五四運動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的文學革命沒有分清貴族精神和貴族特權的界限。他指出一個很嚴重的概念錯位，貴族精神的對立項不是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因為就算平民也很多都有貴族精神。劉的觀點得到余英時的認同，他在接受訪談時也談及中國與西方的對比：中國雖然沒有人權兩個字，但同樣有人權意識。「西方在中古時候一個是武士階級，一個是有錢的商人可以有特權，然後是世襲貴族。這些在中國很早就消滅掉了。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念。人應該量才適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麼環境，盡量做自己該做的事。總之儘力完成自由，同時也知道尊重別人，這就是所謂的「博學知服」，是做一個又尊嚴的知識人的最好辦法。」

　　 在貧乏、空虛、喧囂、狂熱的當今時代，《精神之貴》的確如出版社介紹所說有點兒不合時宜，但是它似乎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無論你同意還是不同意里曼對精神之貴的呼籲，你都會長時間思考他的話。

　　 註：本文曾發表在《社會學家茶座》2014年第3輯（2014年10月出版），第113-1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