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致《余英時訪談錄》摘錄

《余英時訪談錄》 中華書局2012版

陳致著 唐延明選編 韓兵摘錄

余英時先生身處海外，對中華文明、中國社會懷抱真誠的關切，訪談錄中袒露對學術與人生的追求。他對思想史的梳理切中中華文化研究的肯綮，於變動中發現思想的聯繫，既洞察入微，又通達宏觀。訪談真切地反映了余英時先生的學術養成脈絡，包括他對錢鍾書、錢穆、陳垣、陳獨秀等人的評價都涵括在他對中華文化的整體觀察中。

《余英時訪談錄》是由陳致應《明報月刊》《國學新視野》和中華書局徐俊先生之約對余英時先生的採訪整理而成，首次在大陸整體出版。本書以余先生的《我走過的路》為序、劉夢溪先生為余先生做的訪談《為了中國文化與社會的重建》為附錄，豐富讀者對余英時先生的認識。

1、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熱鬧，到處都是人潮，然而每個人的感覺其實都是很孤獨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風港，但每一個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島，即使是左鄰右舍也未必互相往來。現代社會學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獨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實古代的都市又何嘗不然？東坡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說在都市的人海中，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但是在鄉村中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都是互相聯繫的，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都織成了一個大網。

——《余英時訪談錄》第3頁

2、中國傳統社會大體上是靠儒家的規範維繫著的，道德的力量遠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兩個最重要的標準。

——《余英時訪談錄》第3頁

3、總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於中國古書，一切現代課程都沒有接觸過。但真正引起我讀書興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說。大概在十歲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殘破的《羅通掃北》的歷史演義，讀得津津有味，雖然小說中有許多字不認識，但讀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義。從此發展下去，我讀遍了鄉間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說，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蕩寇志》（這是反《水滸傳》的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等。我相信小說對我的幫助比經、史、古文還要大，使我終於掌握了中國文字的規則。

——《余英時訪談錄》第4頁

4、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他（錢穆先生）在中國史學上的深厚造詣對我的啟示極大。我深知，無論我的觀點是什麼，我都必須像錢先生那樣，最後用學問上的真實成就來建立我自己的觀點。我必須暫時放下觀點和理論，先虛心讀古人的經典，而且必須一部一部地仔細研讀。我不能先有觀點，然後在古籍中斷章取義來證實我的觀點。這樣做便成了曲解誤說，而不是實事求是了。

—— 《余英時訪談錄》第10頁

5、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在20世紀有巨大的進步，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它的進步是愈來愈專精，代價則是分得過細之後，使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怎樣在分析之中不失整體的觀點，對於今天研究歷史的人，這是一項重大的挑戰。

—— 《余英時訪談錄》第10頁

6、在哈佛大學的最初兩三年，我比較集中精力讀西方的史學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課程包括羅馬史、西方古代與中古政治思想史、歷史哲學、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等。我並不妄想在西方學問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識，以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參考資料。

由於我從童年到大學時代都在戰爭和流亡中度過，從來沒有受過正規的、按部就班的知識訓練，我對於在美國研究院進修的機會是十分珍惜的。從199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時間在哈佛大學安心地讀書。第一年我是訪問學人（visiting scholar），以後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嚴格的學術紀律的階段。這一段訓練糾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隨興所至的讀書作風。依我前十八年的作風，我縱然能博覽群書，最後終免不了泛濫無歸的大毛病，在知識上是不可能有實實在在的創穫的。儘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真正認識到學問標準是什麼。這是中國人所說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 《余英時訪談錄》第11頁至12頁

7、他（錢鍾書先生）唯一和古人不一樣的就是他能廣引西方文學經典為大規模的中西比較，貢獻超過古人。

—— 《余英時訪談錄》第37頁

8、陳致：您（余英時）當時說，錢先生是中國古典文化裡面最後一個風雅之士，這句話我印象很深，您是從什麼意義上那麼講？

余英時：現在像他那樣的人不大可能再產生了，因為他這個人是很特別的。除了才高和勤學之外，他很早就受前清遺老像陳衍那樣的人影響很深……默存先生本是以研究西方文學為專業的，又在牛津受過嚴格訓練，西方典籍是上下古今，無不涉獵。哲學、心理學也在他的視野之內。但他的「中學」造詣一樣深厚。家學之外，主要受晚清遺老的影響。因此在二十歲左右已走上清代博雅考訂的道路，《談藝錄》和《管錐篇》都是明證。我最近買到他的手稿本三大本，看他讀書是極為精到的，但他注意小地方太過了，所以他不肯談什麼大問題之類的。

—— 《余英時訪談錄》第38頁

9、陳致：您覺得錢先生（錢穆先生）對您影響大的主要是哪些方面？

余英時：我想第一個方面就是他強調治中國歷史，看書要廣博，要前後貫通，我後來特別是研究思想史就證明他說的是完全對的。思想是聯繫起來的，先秦的歷史思想搞不清楚，下面也是模糊的。第二是他強調中國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必須潛心探討。

—— 《余英時訪談錄》第41頁

10、所以研究歷史雖必須從具體問題著手，但又不能陷於一個個的細節考證之中，隨時隨地都要保持和發展一種超於個別問題之上的整體把握。現在我們講論和證，所謂「論」就是西方的argument。不能argue不行。沒有「證」也是空話，是平面的，光有架構也沒有用。

—— 《余英時訪談錄》第41頁

11、陳致：說到這裡，我想請教您在思維訓練、思辨方面您是怎樣得益的？

余：我個人的經驗是從細讀現代中西人文研究方面的上乘著作，從中學習他們怎樣思考問題，怎樣運用證據，怎樣論辯。西方現代分析哲學的技巧比以前更緊密，可以學到一些方法。看這些論著，當注意他們怎樣一步一步走向結論的。這是他們的針法，不是欣賞他們綉好的鴛鴦。

—— 《余英時訪談錄》第68頁

12、我上次跟你講過吧，他（胡適先生）在美國有兩個賬戶，一個是進賬，他自己講演得來的錢。一個是出賬，交給他秘書，記著中國的美國學生有困難，他要救濟的。

—— 《余英時訪談錄》第72頁

13、把自由主義的香火在中國保存下來，他（指胡適先生）的功績最大。

—— 《余英時訪談錄》第73頁

14、所以他（胡適先生）在思想史上是歷史的創造者，不是傳統的經師型人物。但是受「暴得大名」之累，找他的人太多，便沒有時間治學了。

—— 《余英時訪談錄》第75頁

15、陳：他（胡適先生）人緣太好了也是麻煩的事。

余：但他最愛好的還是做學問，一生以學人自居。初回國在北大教書，發現學生中舊學比他好的不少，如顧頡剛和傅斯年，他日夜用功。

—— 《余英時訪談錄》第75頁

16、我欣賞這種承當精神，是因為即使在傳統時代，能承當的「士」都是少數中的少數。多數的「士」即使不完全走「曲學阿世」的路，大體上也是以「獨善其身」為主流。但中國的價值世界（即「軸心突破」後的超越世界）主要是靠這些極少數的人支撐著的，有的甚至成為「殉道者」。

—— 《余英時訪談錄》第80頁

17、但是我認為，知識人的擔當意義——即「社會責任感」即使在最複雜的現代社會中依然是必要的，甚至更為迫切。

—— 《余英時訪談錄》第81頁

18、這裡反映出美國高等教育的效果——在大學時期人人都受過通識訓練，具有基本的判斷能力，因此各人觀點儘管不同，卻都能侃侃而談。我相信，現代中國知識人的擔當精神今後大概也只有採用大同小異的表現方式。

—— 《余英時訪談錄》第82頁

19、知識人必須以專業為基礎，在專業上取得成就，受社會尊重，他便更有機會發揮知識人的作用。

—— 《余英時訪談錄》第82頁

20、我自己覺得我是很幸運的，因為我的興趣跟我的職業是合而為一的。現在做的工作正是我喜歡做的事情，並不覺得苦，久而久之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了。其實也不是總在工作，我一樣有玩兒的時候，休閑的時候。古人說：「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得有放鬆的時候，不能老是張在那裡，否則沒有效率。

—— 《余英時訪談錄》第88頁

21、過去幾十年想在中國學問里做出成績的，都是國學極好的學者。西方的東西只是在形式上圖個方便，分析上提供某些概念，看問題打開眼界，這些方面是有作用的，但是真正做學問的功夫功力是要看國學基礎怎麼樣，還是經史子集那套東西。所以30、40年代那些學術成果，在西方一直是受重視的，包括陳寅恪、湯用彤、錢穆、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的著作。而改學西方那套以後，反而不受重視，也很少名著了。

—— 《余英時訪談錄》第101頁

22、如果完全學西方的東西，僅把中國那套知識當材料，那麼一定失敗，因為中國的那套東西是一整套的學問，其中有考證、校勘、辨偽等一整套方法，如果僅只把中國的當材料，那麼你可能看不懂，可能無法處理，就要出問題。這個王國維早就看出來了，王國維早就說過中學和西學要興旺就一起興旺，要衰落就一起衰落。

—— 《余英時訪談錄》第102頁

23、一切真正的「學」都只能在「冷」的環境中成長，絕無「熱」的可能。

—— 《余英時訪談錄》第111頁

24、我現在還一直在閱讀階段。說是說，興趣很高，但還不到動筆的時候。我自覺年紀已高，精力腦力都漸衰，不能像過去那樣全力以赴了。以圍棋作比喻，我已到了收官子的時候了。讀書若有寸進，大概還會寫一些，不過不願再給自己造成心理壓力了。眼前必須做的一件事，是把多年來所寫的英文文章編成專集，這可能要費一年以上的心力。

—— 《余英時訪談錄》第118頁

25、生活方面，我是基本上足不出戶，很少和外界往來，非萬不得已，不想作長途旅行。

—— 《余英時訪談錄》第118頁

26、我到哈佛一開始並沒有打算讀學位，只想訪問兩年，那時候是visiting scholar。我只做了兩年的打算。

—— 《余英時訪談錄》第124頁

26、我當時想的是，我既然到國外來了，那又何必念中國書呢。所以我想先多念一些西方的書，至於怎樣和中國學問聯繫在一起，那可以等我回香港以後再慢慢消化。

—— 《余英時訪談錄》第125頁

27、陳致：那麼您當時最有興趣的是哪方面的書？是否有什麼志向，在哪方面治學？

余英時：當時我是這樣想的：一開始是想對西方有一個通識性的了解，先就我本來最感興趣的問題或時代作切入的地方。但我從沒有在西方人文方面做專家的打算，因為一般基礎不夠，希臘文、拉丁文等都沒有學過，不可能運用第一手文獻。不過可以多讀西方專著，修養到研究生畢業的程度，對西方文、史、哲古典有通識的程度，以後回香港教書可以不誤人子弟。

—— 《余英時訪談錄》第125頁

28、陳致：您之前在《怎樣讀中國書》這篇文章中提到那個「古今中外論讀書，大致都不外專精和博覽兩途」，又提到必須「建立自己做學問的基地，有了基地，就可以擴展，這就是博覽了」。這些對喜歡讀書做學問的青年學子都會有很大的啟發。選擇基地本身是否也很重要？比如中國傳統學問從根本上說都是從經典開始的，經典是否可以說是「眾妙之門」？不管做文史哲，對十三經是都應該熟悉，對於做思想史尤為如此，如果熟讀這些經典對思想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余英時：是這樣的。不過今天要熟讀經典不大容易，因為我們沒那麼多時間。在現代教育的體制之下，知識的範圍擴大太多了，我們只能花很有限的時間在中國古典上面，其他功課太多，實在應付不過來。

—— 《余英時訪談錄》第129頁

29、現代國學「五四」以後，如胡適、顧頡剛等也沒有乾嘉時代的古學修養了，不過具有較高的常識而已。

—— 《余英時訪談錄》第130頁

30、若以西方的經典來比照的話，比如說在牛津大學，荷馬史詩，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哲學，悲劇，史書等經典都是教研的重點，學生可以受到極好的訓練，但也不能全部精通。……總之，今天要求人文學者全面精通經典，無論中外，都不可能。只能每人就性之所近，選若干幹部為研究基地。所選也不一定是十三經，前四史和諸子也是經典。

—— 《余英時訪談錄》第131頁

31、當時的話就叫「學究一經」。「學究」這個詞即由此而來。專研究一部經書，靠那個起家。我的具體建議是：先選定自己的專業領域，再就研究題目相關範圍選出一兩部最主要的經典，下切實功夫，以之為基地，以後再隨題目擴大到其他經典。久而久之，重要經典便都接觸了，弄熟了……今天已不可能先找出幾年時間遍讀經典了。王國維可以師法，他就是結合著研究而讀經典的。

—— 《余英時訪談錄》第131頁

32、陳致：實際上現在我感覺我們做研究，大都是採取比較功利的態度，就是針對我們現在做的這個問題，圍繞這個問題來看書。簡單地說，就是在對待問題上是「不擇手段」的，圍繞著這個問題，只要能找到解決的方案，或者循著這個路向，有可能有解決的方法，然後再深入地看書。很難說是完全憑著興趣，不帶目的性的泛覽。

余英時：我不反對「環繞問題」看書，但這是訓練已成熟，獨立從事研究時的事。在這以前還是要在大學和研究院時期讀一些基本經典，然後才有資格進行「狹而專」的研究。像過去芝加哥大學有「偉大的典籍」（Great Books）這一類的通識課程，就是選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等若干偉大的不朽的經典，讓學生讀。這是基本訓練，不可以不具備。有了這一訓練，是做學問入門，還談不上精通古典。但若沒有這一訓練，立即翻書找材料寫論文，那是不合格的。

—— 《余英時訪談錄》第132頁

33、僅靠西方學說是不行的。熟悉若干經典即中國人常說的「看家本領」，無論經、史、子、集都不可少了此本領。過去有成就的學人都是這樣的，我可以肯定地這樣說。他們都有一兩部書作為看家本領，關於這一兩部經典里里外外他都能搞得很清楚。

—— 《余英時訪談錄》第136頁

34、今天回顧，所得至少有兩大方面：第一，方法上的訓練，知道西方是怎樣治學的；第二，開拓眼界，發展出一種比較歷史和比較文化的觀點。這兩點對我以後研究中國史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 《余英時訪談錄》第138頁

35、我因他（懷特）在課堂上的介紹，而對伯林的思想史研究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從此收集了伯林的一切著作，一再反覆研讀。

—— 《余英時訪談錄》第139頁

36、這便是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它不受時間的限制。即使你修訂了他的某些觀點，你也還是要以他為起點。

—— 《余英時訪談錄》第140頁

37、繞不過去的，因為這是奠基礎的不朽之作。所以你問起研究方法，我認為怎樣找到一部最經典的書去細細體會，恐怕是最能夠得到方法的快捷方式。你要想知道怎麼運用材料，怎樣提出問題，怎麼解答問題，看看最經典的學術著作，最精彩的學人，他們是如何做的，而不是去找機械式的歷史方法，或專門去講方法論，那是沒用的。

—— 《余英時訪談錄》第140頁

38、所謂「博聞強記」和「背誦如流」在傳統中國很受重視，使一般人驚為「天人」。但這種記誦能力，人各不同。古今中外，記憶力平常而學有大成的，也不計其數。這個道理章學誠講得最為透徹，即所謂「人之才質，萬變不同」。所以人當各自發現性情所近，選擇專業。沒有特殊記性的人，不必勉強去學記憶，那便是畫虎不成了。愛因斯坦說：凡是百科全書上查得到的知識我都不記在心上，免得把腦子佔滿了。這在西方也是一種很流行的看法。

—— 《余英時訪談錄》第157頁

39、錢鍾書先生卻另具一格；他的記性和悟性都超乎常人，但更難得的是他從幼年起便全力以赴，運用先天稟賦以追求百科全書式人文知識。

—— 《余英時訪談錄》第158頁

40、他治學是採取一本一本的書循誦而下，不但心到而且手到，記誦之廣，奠基在此。但最值得我們敬重的不是他的天生才能，而是他的精進不懈。他以讀書為宗教，一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他有「書痴」之號，其實即是「讀書教」教徒的另一種稱呼。他的「讀書」的方式也和他的天才是互相配合的，別人也無法學他。……但換一個方向看，這個特色或特長也可以成為他精神上的負擔。

—— 《余英時訪談錄》第158頁

41、錢先生記誦的信息或知識過多，遇到機會便不自覺地涌溢出來；他並不是故意要把同座的人比下去，但給人的印象卻是「露才揚己」，有心壓倒別人。

—— 《余英時訪談錄》第158頁

42、陳致：錢先生一般都是先回答，後來有人問費孝通問題的時候，他就說：讓錢先生回答吧，他懂得的多。

—— 《余英時訪談錄》第158頁

43、他（馮友蘭）以「天地境界」自許，但50年代以後他的實際表現似乎在「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之間。因此80年代之後，大家對他便紛紛議論了。這是因為大家用較高的標準去要求他在實踐中有超乎流俗以上的表現。

—— 《余英時訪談錄》第159頁

44、他（錢鍾書）似乎比別人都大膽得多，也許是才氣高、學問大，很難藏得住想說的話。

—— 《余英時訪談錄》第162頁

45、如何思考問題是要有基本訓練的。這可以從一些入門的有關邏輯思維的書入手。胡適曾提倡過杜威的《怎樣思想》（How We Think）,後來美國邏輯大師蒯因(Quine) 也和一個學生合寫過《信仰之網》（The Web of Belief）,其1978年修正本更好。此二書都可以使我們避免思維上的矛盾。

—— 《余英時訪談錄》第164頁

46、把教育和知識商品化了，學生也就沒有了這個志向。現在很少有學生想的是我要深入了解中國文化，別無其他功利想法。不少人就是拿出一些怪論，驚世駭俗，希望能一鳴驚人，現在這種情況太普遍了。我認為這一點是不及「五四」那一代人了，那些人是真想追求知識，對西方知識、中國知識都想追求。

—— 《余英時訪談錄》第168頁

47、我想我要強調的就是，要知道怎麼念書，那就是得「取法乎上」，讀精品，找學者公認的經典好好揣摩。不是講內容，你不必記文藝復興的內容，但要了解文藝復興研究的開山祖師布克哈特是怎樣把這個模式建立起來的。……大綱大目的是他（布克哈特）提舉出來的。這樣你就慢慢得到讀書的辦法了。

—— 《余英時訪談錄》第169頁

48、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最直接的辦法還是找最好的書來念，念得很仔細，念完了再看一遍大體，擇其綱要。

—— 《余英時訪談錄》第170頁

49、因為歷史涉及的東西太多了，我們要鼓勵青年人讀好書，不是任意找一本，而是老師推薦的。而且要看他這本書是怎麼寫成的，從這方面注意。不光是說他講了些什麼主張，這事是次要的。要看他怎麼樣得到這些結果的，這樣你就能學到針法，金針就在這裡面。就不是鴛鴦綉好了才拿出來給人看，光看鴛鴦是看不出什麼名堂來的。這是我認為感觸比較深的經驗。

—— 《余英時訪談錄》第173頁

50、我想強調為知識而知識，要立志。要想我這一生不能浪費掉，不是搞一個虛名，那個根本站不住。做學問不是吹肥皂泡，五色斑斕，這是沒有用的，以戳就破。現在太功利了，要求多少論文，在哪裡發表，多少本書等等。

—— 《余英時訪談錄》第173頁

51、做學問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忠實於資料。比方說你很喜歡一個說法，但是所有的材料都指向相反的方向，那你就必須放棄。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所以我是覺得沒有必要維護一個學說，學說如與事實不符，只能改學說，不能改事實啊。這是最簡單的一個道理。

—— 《余英時訪談錄》第179頁

52、是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其他思想像儒家思想這樣，能夠維持的這麼長久，延續了兩千多年，成為中國人的基本價值系統。在做人方面，我最同情儒家了。今天全面恢復儒學做不到，但基本道德，離開儒學其他思想不能代替。……儒學的關鍵在做，不做沒有用。

—— 《余英時訪談錄》第188頁

53、錢（錢穆）先生治學的宗主，我認為就是立志抉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這一精神貫穿於他的全部著述之中。他在歐洲、日本那麼多年，主要為的是兩件事：一是接觸原始資料，二是掌握治學工具，特別是語言工具。

—— 《余英時訪談錄》第190頁

54、余英時：中國傳統思想是不獨斷的。《論語》平易，不獨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思想太重要了，非常合情合理。

劉夢溪：是的，這也就是近取諸身、推己及人的思想。實際上是人道主義觀念最通俗、最深刻、最不具歧義的表述，是可以流播四海、傳之萬世的思想資源。193

—— 《余英時訪談錄》第193頁

55、單純的學術立足也是不穩的。事實上，五四以來的學者中，真正在學術上立得穩的並不是很多。以陳寅恪為例，他的著作特別對讀者有吸引力。能做到這一點，有先決條件，就是所賴以立足的學術必須是能正面承擔苦難的學術，不是花花草草的學術。陳寅恪的學術具有文化承擔力，他告訴人們一種境界，知道怎麼活。

—— 《余英時訪談錄》第201頁

56、通人之學給人以遠大的眼光，不會為眼前的苦難所挫折，不是一遇到困難就感到天地道斷。

—— 《余英時訪談錄》第2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