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稱網路時代間諜可能退出歷史舞台
無人機和網路的時代——間諜徹底退出歷史舞台
導語:高昂的費用,沉重的政治代價,俄羅斯情報部門換回的僅僅是一些可以在互聯網中找得到的信息。傳統人力間諜再次面臨著巨大的質疑。
記者 | 王曉夏
6月24日中午,梅德韋傑夫和奧巴馬在結束了讓兩國關係成功「駛入正軌」的會議後,共同驅車前往華盛頓郊區的阿靈頓市。他們在市內一家不起眼的路邊小店——雷氏地獄漢堡店用餐,為了向外界宣示兩國已經復甦的雙邊關係,兩人還親昵地共享了一份薯條。
第二天,餐館老闆還沒有來得及將兩國總統共進午餐的「歷史照片」懸掛起來,在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攪局下,「11名俄羅斯間諜案」便匆匆訴諸公眾,美國輿論一片嘩然。對俄總統梅德韋傑夫而言,「地獄漢堡」變得名副其實。
相比美國民眾因「間諜故事」,尤其是出現美女間諜安娜·查普曼的緋聞而產生的興緻,力圖通過訪美來實現雙邊關係和解的梅德韋傑夫,被間諜醜聞整得尷尬莫名。2012年俄羅斯總統選舉在即,間諜醜聞直接對其產生負面影響。此外,俄羅斯情報部門遭遇到了信任危機。
「地獄漢堡」之後
「太棒了,故事裡每個鏡頭都好像來自好萊塢,而非現實世界的間諜。」 曾經專門寫過蘇聯間諜專著的作家哈維·克萊爾這樣評價剛剛發生的間諜案。從他研究蘇聯間諜的經驗來看:一名優秀的間諜往往是一個外貌平庸的普通人,或稍顯魅力,但一定不是令人厭煩的人。
對於迷人的美女間諜安娜·查普曼,「從外表上看,他們完全是在模仿間諜的樣子。」華盛頓遺產基金會專門從事俄羅斯研究的專家阿里爾·科恩提出了質疑。繼承蘇聯克格勃對外情報工作的俄聯邦情報局(SVR)因此被廣為質疑,尤其是遙控情報員的「中心」,竟然對美國方面掌控情報員的聯繫方式完全不知情。
讓所有曾經非常了解前蘇聯情報網路的專家們不解的是:俄情報機構為什麼可以連續幾年不和情報員聯繫?俄羅斯當局為什麼還要花費不菲地去維持一支不專業而且非常邊緣化的情報團隊?
這是一個複雜而且昂貴的行動,俄羅斯當局具體花了多少錢無法統計,但肯定是個天文數字。其中一個俄特工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讀書,而俄羅斯政府要負擔他的學費、不菲的開銷和住所。
根據目前FBI的報告,除了耗費大筆金錢外,11個俄羅斯特工在美國耗費了近10年時間,他們還有可能面臨20年的監禁。由於公眾和媒體的極大關注,俄高層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公眾關注的永遠是虛擬間諜世界裡的美色、爾虞我詐的離奇故事,俄羅斯11人間諜案中的美女和型男迎合了公眾的喜好。即便美俄雙方已經決定在維也納互換彼此羈押的間諜,但在安娜表示願意去英國之後,還是引起了各方媒體的關注和炒作。
前蘇聯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莫斯科情報站站長阿爾德里奇·艾姆斯由於倒戈莫斯科,造成了近25名美國間諜被捕。雖然產生了更嚴重的後果,但卻並未引起如今的轟動效應。
莫斯科「安靜」的代價
被捕的俄羅斯間諜大部分都是使用假名字和偽造證件在新千年初陸續進入美國的,而且幾乎都是普京當選總統後被派出的。2002年,他們就被FBI專門負責調查非法移民的部門給盯上了。
使用「非法移民」的手段,是蘇聯和俄羅斯情報機構慣用的手法,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使用類似的手法,就連最為極端的以色列摩薩德也不會使用。「這的確是我們的風格,」一名俄羅斯情報部門高官匿名向《俄新聞周刊》承認。11人同時被抓,在這位情報部門高官看來十分罕見,同時他認為導致出事的原因可能是出現了「內鬼」。
「一方面看他們(俄間諜)確實失敗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們都獲得很大的成功,11人都順利取得美國護照。」對於外界眾多猜忌和質疑,這位情報官員還是指出了俄間諜的成功之處。
除了這點成功外,俄羅斯特工的情報收集並不成功,手法卻如同好萊塢的諜戰驚悚片一般。間諜們手持相同的橘色包裹在火車站接頭,在樓梯處碰面並迅速「調包」;他們把錢藏在公園的角落裡,並且用廢瓶子為藏錢地點標記;他們坐在咖啡廳里向「上線」發送信息;他們開車路過俄羅斯大使館,和大使館的無線網路連接傳輸數據,秘密數據往往被載入到「無辜」的網路圖片之中進行傳輸。
8年來,FBI都在密切關注這些俄羅斯間諜,直到奧巴馬和梅德韋傑夫會晤並試圖扭轉兩國糟糕的關係時,才將其一網打盡,「鷹派」的反擊恰到好處。《俄羅斯報》撰文指出:此前美國方面之所以遲遲不下手,可能在試圖將俄羅斯間諜策反成為雙重間諜為己所用,在8年間,俄羅斯間諜並未挖掘到真正有價值的情報。
對於美國抓捕俄羅斯間諜,莫斯科的態度也一反常態。
「莫斯科的反應是非常罕見的,俄外交部從來沒有承認過手持外國護照的『間諜嫌疑人』為本國公民。如果是半年前小布希執政的話,這件事情非要在俄媒體上吵翻天不可。儘管俄羅斯並不乏『反美』的民族主義者,但是如今大家卻非常安靜。因為俄最高層已經向各方通氣要『安靜』!」俄情報部門高官向《俄新聞周刊》爆料道。
克里姆林宮的一名知情人也證實了這一事實,他向媒體透露稱:在美國方面不正面回應「間諜門」事件前,梅德韋傑夫不打算作出回應。高層已經給電視下令,告訴他們如何「正確」解讀俄羅斯間諜案,並制定了一系列「救火對策」。
高昂的費用,沉重的政治代價,俄羅斯情報部門所換回的僅僅是一些可以在互聯網中找得到的信息。在如此性價比下,傳統人力間諜再次面臨著巨大的質疑。
新老克格勃的演變
前蘇聯時期,克格勃其實並不僅僅是飄蕩在國外的間諜幽靈,在國內同時擔當著對內鎮壓的角色。克格勃是俄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縮寫,是1954年由前蘇聯內務部分離出的幾個局組成的,這其中就包括專門負責海外諜報的對外情報局。
前蘇聯內務部的前身——內務人民委員部,是讓無數前蘇聯人聞聲色變的怪胎,就是有這個強力機構實施了大清洗和各種慘案,這其中就有讓波蘭人傷痛了半個多世紀的「卡廷慘案」。
克格勃第一總局「博格烏」(「第一總局」的俄文縮寫)就是俄羅斯對外情報局的前身。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等長時間考驗和磨練,「博格烏」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前蘇聯間諜。在那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被廣泛信仰的年代,「博格烏」總能通過輸出信仰和價值或使用金錢策反,發展出無數願意為蘇聯利益服務的情報「線人」。
在勃烈日涅夫時期,「博格烏」聲望達到了頂峰。但隨後,前蘇聯國力的日漸衰微,使得「博格烏」被自己龐大的官僚體系束縛住了手腳。
1991年前蘇聯解體後,葉利欽便簽署命令在「博格烏」和前蘇聯中央情報局的基礎上組建俄聯邦對外情報局。進行了大規模縮編後,對外情報局關閉了海外30多個情報站,駐外機構的人員也減少了近一半,還停止了在非洲和遠東地區大多數國家的情報活動。
俄聯邦對外情報局的歷任首腦都是總統的親信,他們往往都曾擔任過國家總理的職務。這也註定了對外情報局對總統的絕對忠誠。和以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況不同,現任對外情報局局長米哈伊爾·弗拉德科夫是普京總統時代的最後一任總理,可以說是普京的鐵杆親信。普京留任總理後,米哈伊爾·弗拉德科夫便擔當了這一強力部門的首腦。
顯然,梅德韋傑夫並不能完全信任現在的對外情報局,在俄羅斯間諜在美被捕後,梅氏總統和克里姆林宮並沒有太多地去評論對外情報局的失手,相反,總理普京則公開地回應了這一事件。
6月29日晚,普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奧加廖沃官邸會見到訪的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時,就開門見山地說道:「您是在最需要的時刻來到莫斯科的——你們的警察正在充分地施展本事,把許多人都關到了監獄裡。」說罷沒等柯林頓說話,緊接著又解嘲道:大家都在做「相同的工作」。
在葉利欽時代,由於捉襟見肘的國家財政,對外情報局職能大為收縮,但普京時代的經濟好轉,讓對外情報局開始大肆擴張。德國《法蘭克福評論報》曾對此評論道:在普京先任總統後任總理期間,俄羅斯特工機關隊伍迅速膨脹,一些官僚上台,取代了職業情報人員,結果導致情報行動效率迅速下降。
在職能上,由於2006年普京簽署了成立俄羅斯全國反恐委員會的命令,對外情報局成為委員會成員,因此加大了在反恐領域的情報工作。
在人員配置上,1998年對外情報局恢復了前蘇聯時期該部門的武裝力量(阿富汗戰爭時期,由於蘇聯時期這支部隊表現不佳而被裁撤),對外情報局重新組建了一隻名為「掩護隊」的300人兵力的特種部隊,主要司職武裝情報搜集,雖然也具備很強的作戰能力,但主要以情報搜集任務為主。
和前蘇聯時期的「博格烏」一樣,對外情報局招募包括外國人在內的各種優秀人才,蘇聯時期的特工信奉共產主義,現在大部分俄羅斯籍特工只是信仰宗教,多了一些人性,但少了一些絕對的忠誠。
在美俄交換間諜過程中,就有幾名間諜表達了不願返回俄羅斯,由此看出他們從事間諜工作的最大動力還是基於自身的考慮。
傳統間諜頻頻失手
間諜現在似乎越來越容易「失手」,除了俄羅斯情報部門外,包括英國軍情5處,甚至是以色列聲名顯赫的摩薩德都頻頻失手。在這些事實背後,傳統人力間諜的最大敵人不是敵國的反間諜機構,而是技術的進步。
在無線電發明之前,人們傳遞信息往往通過口口相傳或是書信來往,人力間諜是那個時代的主宰。
無線電電報技術廣泛使用,讓人類社會的交流突破了距離上的束縛。人們可以瞬間將信息傳送到千里之外,但這一過程中信息也將容易被其他人所截獲。例如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一名俄羅斯無線電話務員監聽到日本艦隊的信號,準確地推斷這是對方的海軍炮火校射信號,隨即利用其火花發射器對其進行干擾。
這種背景下,雖然間諜們依然活躍,但主角已經更替。二戰中最大的機密不是某國某某間諜的成功潛伏,而是盟軍掌控了德軍的電報密碼核心關鍵——「恩尼格瑪」密碼機。盟軍截獲、破譯了大量德軍絕密情報,經過破譯後分發給盟軍指揮官的情報被稱為「超級機密」。
上世紀60年代,衛星的出現使得間諜的地位再次被撼動,間諜衛星出現後唯一的缺陷就是衛星照片膠捲需要一段時間後由返回艙帶回地面,周期較長。隨後數碼電子圖片技術的問世,解決了實時性的問題,徹底讓偵察衛星成為了主要的間諜手段。
20世紀末互聯網技術和手機的興起,更是徹底將傳統間諜的最後一點「神秘」毫無保留地剝去。在互聯網、手機、無線網路連接起來的「地球村」里,間諜們頓時變得無處藏身。俄「千變女郎」安娜落網後,照片一經在網上發布,各種緋聞資訊和小道消息都源源不斷地在網路中發布,而這些消息的製造者都是和安娜相識的人們。
安娜成為「人肉搜索」時代最出名的殉難者。
互聯網的出現是一次信息傳播的革命,互聯網首次創造出了「矩陣傳播」,這個矩陣中,X軸是信息接收者,Y軸是信息傳播者,軸上的A、B、C、D、E、F是每一個人或者組織,他們都是信息的製造者、傳播者,同時也是使用者。
在全球所有人之間都擁有這種「親昵」的關係後,間諜「偽造」後的身份最終將難逃互聯網的最終審判。
CIA一名特工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曾說過,間諜所必須了解的知識中有90%都是可以公開獲取的。作為一個全球性的知識庫,互聯網已成為大國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智囊庫。開啟這個知識寶庫的鑰匙就是高速的互聯網接入、先進快捷的互聯網信息共享以及高性能電腦的分析處理能力。
通過電腦對數以十億計比特數據的分析處理,才有可能發現隱藏其中的機密信息。強大的互聯網瀏覽器和各種代理,穿行於形形色色可信任或不可信任的電腦和網路之中,並記錄下他們的秘密。
如今「新間諜」已經不再出現在各種高檔的社交場合,靠犧牲色相來換取信息。他們更多時候枯燥乏味地坐在電腦前,檢索著各種境內外的網址。聰明的電腦程序員可以通過基於電子技術的「虛擬代理」破解相應的機密信息。他在一天之內破解的信息,甚至比一千個詹姆斯·邦德窮盡一生時光所能破解的機密還要多得多。
如今,「新間諜」不但可以完成信息獲取,同樣可以悄無聲息地完成破環。
他們可以通過攻擊敵人的計算機網路系統完成傳統間諜的工作。多數國家的信息基礎設施的弱點在於:通信、商業和國防等領域都通過計算機網路進行管理。計算機網路看起來好像進行了嚴密的防護,其實存在很多漏洞。
和平時代,各種可在戰時激活的計算機病毒已經被各主要國家研發出來。可以想像一下,當敵友雙方90%以上的計算機操作系統軟體被嵌入木馬病毒後,又會是怎樣的恐怖場景。木馬病毒一旦被激活,可以有選擇地癱瘓敵人的電腦系統,嚴重影響其經濟、通信和國防體系的正常運行。
相比之下,傳統間諜的主要工作還是獲取情報,而不是進行破壞。正如克格勃第一總局一位退休軍官所說的那樣:「當你拔出槍時,情報已不復存在。」
「飛行員間諜」登場
前CIA局長詹姆斯·伍爾西總結冷戰後的世界時曾說道:「就像我們花了45年的時間奮力搏殺一頭巨龍(蘇聯),當巨龍轟然倒下後,我們發現正站在一座到處都是小毒蛇的叢林中。小蛇在許多方面都比巨龍更難以追蹤。」
事實也是如此。
對美國的國防策劃制定者而言,他們並不擔心中、俄這樣的強國,反而更擔心弱國和小國。美國五角大樓就曾在全部由國防部部長羅伯特·蓋茨監督下出台的報告中,公開指出:「無政府地區,遭受苦難的地區,管理不當的地區和有爭議的地區給恐怖主義和其他邪惡勢力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滋生環境。」
整個世界正在嚴重地向「右」轉,貧富兩極分化不但在各國內部不斷擴大,世界範圍國家間的貧富差距也在加劇。更多失去秩序的貧窮國家所滋生出的海盜、毒品、恐怖主義正威脅著這個世界。對於俄羅斯而言,其國內的車臣分裂勢力和恐怖組織依然是其最大的現實威脅。
對於還沒有被互聯網和電子通訊工具所完全吞噬掉的「第三世界」,傳統的間諜們似乎找到了最後一塊「自留地」。
但在現實中,美國的間諜很難進入那些封閉的宗教部族,而且由於當地居民強烈的宗教信仰,也很難發展下線間諜。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這一地區擔任主角的依然是那些電子化「間諜」。這些「身臨」戰地的美國間諜往往躲在美國本土基地的空調房之中,下班後還能回家和妻兒老小共享天倫。無人機技術和網路信息技術的出現,真正顛覆了間諜的命運。
2010年,德國《明鏡》雜誌採訪了在阿富汗作戰的無人機飛行員。CIA的「間諜」戴著耳機、麥克風,端坐在一台連接著五台顯示器的電腦前,他們雙手緊握著操縱桿,兩眼緊盯著屏幕。在這位「間諜」旁邊同樣坐著一個周圍布滿各類儀器、面板和顯示屏的CIA特工。
雖然他們遠在阿富汗執勤,但卻在美國東海岸弗吉尼亞州蘭利總部堅固的地堡內上班。飛抵目標上空的無人機能夠清晰地監控地面上每一個阿富汗人,但行動所動用的資源是全球性的,兩名CIA特工端坐在地球的一端,他們通過軍用衛星、戰場數據鏈所遙控的無人機卻在地球的另一端監控著地面發生的一切。
這些「間諜」和「攻擊者」自嘲為「上班族」。
「每天,我們過著與都市上班族無異的、朝九晚五的生活,早晨搭上車去基地作戰,晚上則回家與妻兒團聚,」一名37歲的飛行員「間諜」向《明鏡》記者說道。
這些無人機在阿富汗主要進行情報收集、監視支援以及數據中繼,它們每天為駐阿地面部隊提供超過400小時的實時監控視頻,這些戰場情報經數據鏈直接傳給前線指揮部的筆記本電腦中,供其參考。
雖然這些飛行員「間諜」過著正常人的生活,但每天卻在電腦屏幕上殺人,其精神狀況雖然並不緊張,但卻背負著極大的壓力。CIA顧問律師維綺·迪維爾曾這樣警告道:「使用無人機的機械化殺戮仍然是殺戮,由於遠離現場,這種心理衝擊比一般前線部隊更大。」
反思「間諜」
科技的力量改變了「間諜」的形態,但卻改變不了「間諜」受傷害的現實。自古間諜們都違逆著自己的人性而進行偽裝,而成為某種社會組織的工具。最常見困惑是:雖然情報部門是以國家為名從事見不得光的工作,但在「為國家利益」這一空洞化的理念下,他們可能也只是在為某些腐敗的官僚集團服務。
間諜們使用的非常手段,往往與人道主義和派駐國家的法律背道而馳,各種極端的刑訊逼供手段在沒有任何監控的條件下被濫用。美國軍方情報部門在關塔納摩虐待戰俘的行為,也只是在知情人曝光的情況下才被公眾所了解到。
各種間諜行為本身時常遊離在法律規定的邊緣,非常容易越軌。間諜機構權力的過分膨脹將危害到公民社會民眾的合法權利。
美國境內的反諜報工作在某些方面的權力膨脹已經引起許多人的擔憂,認為這將踐踏公民隱私權。在2001年美國頒布的《愛國者法案》規定:一些反諜報部門有權在沒有法院許可、或者在很小的監管下,能擅自向被懷疑參與恐怖主義和其他威脅美國安全的公民發出傳票。
這一法案令很多人不安,在被媒體披露,在此法案出台前,美國五角大樓和CIA就早已這樣行事之後,保護公民隱私的聲音再次響亮起來。限制間諜機構凌駕於法律之上,成為了法制國家公眾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間諜本身就是「極不信任」的代名詞,在國際交往中各國保留的間諜機構往往成為人性中最猜忌、最自私醜陋部分的最大化放大。正如俄聯邦對外情報總局所說的那樣:「世界上存在友好國家,但不存在友好的情報機構。」在將人性中猜忌和懷疑醜陋面無限放大後,各種猜忌的情報部門根本形不成真誠的合作。
即便是美國,其國內眾多處於競爭關係下的情報機構間,也很難做到情報共享。這一原因也促成美國對情報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來建立統一的、威權的情報管理機構。
反諜報工作即使在情報系統內也出現了重大問題。為了打擊外國情報機構竊取美國國家安全秘密,2001年國會頒布了反情報加強法案。根據此項法律,成立了國家反情報局,負責美國反情報活動的整合、協調和戰略方向,這些權力原先一直分散在獨立的聯邦機構和部門。
2005年,國家反情報局發布了首份國家反情報戰略,為美國反情報工作制定了一致、清晰的新戰略方針。但是,機構間的內耗和權威的缺失使這個新機構舉步維艱。儘管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以及各個軍種之間的反情報合作有所增加,但合作的水平遠遠不夠,沒有實現2001年國會提出的全面、一體化戰略和政策。
這種「極不信任」的病因困擾著美國當局整合政策的實施。
除了上述種種情報機構難以克服的先天疾病外,間諜本身也傷害著自己。舊時代的間諜,往往面臨著死亡和監禁以及心理上的創傷。科技進步雖然讓時下的間諜免去了生命之憂,但同樣讓他們承受巨大的心理創傷……。
(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對本文進行了學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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