訃告 | 沉痛悼念王仲殊先生

07-17

原載中國考古網

訃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王仲殊先生於2015年9月24日12時40分病故，享年九十歲。　　遵照王仲殊先生生前遺願，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儀式，喪事一切從簡。　　特此訃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15年9月24日

　　王仲殊（1925~2015），考古學家。浙江寧波人。1950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同年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7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1982年任所長，併兼任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1988-1997年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被聘為秘魯國立庫斯科大學名譽教授、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亞洲史學會評議員（常務理事）。1996年獲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大獎。曾參加過河南輝縣、湖南長沙和河南洛陽的戰國漢代墓葬發掘。從1956年開始主持陝西西安漢長安城遺址的調查發掘工作。1963-1964年主持黑龍江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的調查發掘。1968年主持河北滿城1號漢墓的發掘。主要研究領域為漢唐時代考古學、日本考古學和古代史，對中國古代都城和中國古代墓葬、古代銅鏡等也都作過專題研究。對日本出土的三角緣神獸鏡、日本古代都城制度，以及日本高松冢古墳的年代和墓主等都作過深入研究。主要學術專著有《漢代考古學概說》（1984），《三角緣神獸鏡》（日文，1992），《從中國看古代日本》（日文，1992），《六頂山與渤海鎮》（1997）等。參加編寫過《輝縣發掘報告》、《長沙發掘報告》及《洛陽燒溝戰國墓》等考古報告的有關部分，還發表過《關於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的問題》、《關於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等學術論文約100篇。

　　王仲殊先生生平

　　王仲殊1925年10月15日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市。父親是寧波的一位中學語文老師，兼任報社的文藝副刊編輯，並長期受聘為著名的天一閣文獻委員會委員。王從少年時代開始，便受父親的培育、熏陶，在古典文學和歷史文獻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礎。抗日戰爭期間，王離開寧波，輾轉於嵊縣、新昌、寧海各地，歷盡艱辛，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學業。1946年夏秋之際，他先後考取廈門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等國內第一流大學，卻就近選擇最後考取的浙江大學，攻讀歷史學。1949年新中國成立，浙江大學院系調整，王仲殊聽從浙大教授譚其驤勸導，轉學到北京大學。

　　1950年7月，他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當時正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將成立，需要增添新的研究人員。經北大教授張政烺推薦，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梁思永欣然接納王仲殊於同年8月初入所，並多加指導、勉勵，熱忱至高。這樣，王仲殊就成為考古研究所成立後第一位從大學畢業分配來的青年研究人員。因而可以說，王仲殊是考古研究所成長、發展的重要實踐者和見證人之一。

　　1950年9月，夏鼐到考古研究所就任副所長之職。夏鼐來考古所前一度在浙江大學執教時聞知，王仲殊的歷史文獻基礎較好又通日文，見到王仲殊便勸導他在學術研究上專攻應將田野考古與歷史文獻記載充分結合的漢唐時代考古學，又因漢唐時代中國與日本交往密切，而古代日本在制度、文化上多受中國影響，可進而兼攻日本考古學和古代史。於是，夏鼐便擔任王仲殊的導師。在夏鼐的殷切關懷和直接指導下，王仲殊在工作上迅速成長，研究上成績顯著。1957年至1965年，他被委任為考古研究所的學術秘書，又曾任漢唐考古研究組副組長(組長由夏鼐副所長、所長兼任)。1978年至1982年，他升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進一步成為夏鼐的得力助手。1982年至1988年，王仲殊繼夏鼐之後，被委任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兼任考古所學術委員會主任，《考古學報》和《考古學集刊》主編。在個人學術職稱方面，由於「文革」期間的延誤，王仲殊於1979年被破格由助理研究員直接提升為研究員。1981年他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並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直接評定為博士生導師。從1991年開始，他享受國務院頒發的關於做出突出貢獻的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至1998年，他重新擔任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1999年以來，又改任學位委員會委員之職。2006年，王仲殊被授予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稱號。

　　此外，1979年至1988年王仲殊曾任中國考古學會第一、二屇理事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2008年被推選為名譽理事。1980年至1985年曾任《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兼秦漢考古分支主編，1996年至1999年任《辭海》編輯委員會委員兼考古學分科主編，2002年以來又任《大辭海》考古學分科主編。1988年至1998年，王仲殊連任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王仲殊在學術研究上的成果亦為國際學術界所稱道。早在1973年，他被聘為秘魯國立庫斯科大學的名譽教授。1988年，德國考古學研究院授予他通訊院士稱號。1990年，亞洲史學會推舉王仲殊為評議員(相當於常務理事)。1995年，日本沖繩學研究所又聘請其為客座研究員。1996年，繼巴金、費孝通之後，王仲殊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岡亞洲文化獎」大獎，這更是十分難得的榮譽。

　　這裡，應該特別提到的是，在1966年以後的所謂「文革」期間，我國許多學術研究機構，包括中國科學院所屬人文·社會科學的各研究所在內，幾乎皆被迫停業，唯獨考古研究所因受周恩來總理關愛，得以繼續開展業務。當時，王仲殊受命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他在郭沫若院長的關懷和支持下，儘力保護遭受迫害的老一輩學者，尤其是將下放在外省農村勞動的夏鼐調回北京，恢復其在考古研究所的職務。1971年夏，王仲殊還與夏鼐一同為郭沫若院長起草致周恩來總理的請示報告，懇請《考古》、《考古學報》等復刊以應國內外需要，蒙周總理立即批准，乃使考古研究所的學術研究得以進一步開展，為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考古事業的新的光輝歷程打下極為重要的基礎。

　　學問與人品往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在王仲殊身上顯得格外清楚。眾所周知，王仲殊是夏鼐的學生和接班人。與夏鼐一樣，王為人正派、誠實，襟懷坦白，表裡如一。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更不曲意逢迎，取悅於別人。針對一些不良的傾向，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無所畏懼。王仲殊學風嚴謹，立論紮實、可靠。在他的學術論著中，從不輕易發表沒有把握的見解，更不僅憑主觀臆測而大事渲染。實事求是，嚴以律己，理之所在，決不退讓，這是王仲殊的治學之道。

　　早在1950年10月初，王仲殊便跟隨夏鼐到河南省輝縣，參加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大規模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正是遵照上述夏鼐為他規定的專業方向，王仲殊在輝縣琉璃閣發掘的對象幾乎全是漢代墓葬。由於夏的言傳身教，嚴格要求，開始奠定了他在田野考古學上的技術基礎。1951年4月至7月，夏鼐還帶領王仲殊到河南省從鄭州到澠池的中西部地區進行對各個時代遺址的調查發掘，決定以漢唐時代考古學為專業的王仲殊也參加了幾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由於新石器時代遺址與漢代墓葬在發掘工作的操作上各有特點，互為補充，從而使他進一步增長了關於田野考古學的理論、方法等各方面的知識。

　　此後，就較為重要的項目而言，王仲殊先後參加了湖南省長沙的漢代墓葬、陝西省西安的漢長安城遺址、河北省滿城的漢代陵墓、吉林省敦化的渤海墓葬、黑龍江省寧安的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等的發掘工作。其中，1956年至1962年漢長安城遺址的發掘由他主持，使他成為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的第一任隊長，所獲成果為以後該都城遺址的長期發掘打下堅實的基礎。1964年春秋兩季，他主持敦化六頂山渤海墓葬和寧安渤海鎮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的發掘，規模大，效率高，收穫豐富，為中國漢唐時代邊疆考古學的開展做出積極的貢獻。題為《六頂山與渤海鎮——唐代渤海國的貴族墓地與都城遺址》的發掘報告書由王仲殊任主編，內容充實，敘述清楚，出版後多受好評，並榮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和「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等重要獎項。

　　在長年的考古學研究的實踐中，王仲殊勤奮好學，孜孜以求，逐漸形成了具有本人自身特色的知識結構和治學方式。50多年來，單就中國考古學範圍之內而言，他的論著相當豐富。在前已述及的田野工作方面，有與其他人合著的《輝縣發掘報告》、《長沙發掘報告》和上述《六頂山與渤海鎮》三部發掘報告書，又有個人獨著的《洛陽燒溝附近的戰國墓葬》、《漢長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穫》和《漢長安城考古工作收穫續記——宣平城門的發掘》等單篇的發掘報告和簡報。在綜合研究和專題研究方面，則有個人獨著的《漢代文明》(英文)、《漢代考古學概說》(中文，有朝鮮文譯本)等專書，又有《沂南石刻畫像中的七盤舞》、《略論杯盤舞及其時代》、《漢潼亭弘農楊氏冢塋考略》、《中國古代墓葬概說》、《中國古代都城概說》、《論吳晉時期的佛像夔鳳鏡》、《吳縣、山陰和武昌——從銘文看三國時代吳的銅鏡產地》、《「青羊」為吳郡鏡工考——再論東漢、三國、西晉時期吳郡所產的銅鏡》、《「黃初」、「黃武」、「黃龍」紀年鏡銘辭綜釋》、《「建安」紀年銘神獸鏡綜論》、《黃龍元年鏡與嘉興元年鏡銘辭考釋》、《關於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條的釋讀》、《再論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條的釋讀》等個人獨著的論文共約數十篇，其中不少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獲得好評。

　　作為中國考古學界的重大事項之一，《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於1986年8月正式出版。王仲殊不僅作為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協助主任夏鼐負責全書的設計、規劃和編輯事務，而且親自承擔《中國古代墓葬制度》、《秦漢考古》、《秦漢墓葬》、《漢長安城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銅鏡》、《漢代鐵器》、《漢代銅器》、《漢代漆器》、《漢代陶瓷器》等20多個條目的撰寫，字數近20萬。特別是卷首開頭最重要的《考古學》序目為夏鼐、王仲殊共同合作撰寫，高屋建瓴、深入淺出地論述了考古學的定義，研究的範圍、目標和方法，學科的分支及其與其他學科的關係等等，並有條不紊地敘明世界考古學的發展史，內容詳細、充實，論據確切可靠，至今仍是中國考古學界廣為遵循的綱領性大著作。

　　如前所述，按照夏鼐為王仲殊設定的治學方針，他在研究以漢唐時代為中心的中國考古學的同時，也注重對日本考古學和古代史的鑽研。早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王仲殊大量閱讀日本的古代文獻及近代、現代的考古學和古代史書刊，以求充實自身的基本知識，並把握對方的學術動態。考古研究所圖書館收藏甚豐，除中國本國的書籍、刊物以外，也有不少外國的書刊，尤以日本的為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前稱北京圖書館)皆兼藏日本文科方面的大量書籍、刊物，應有盡有，自可充分借閱，而王個人收集日本書籍、雜誌、報刊頗多，更可隨手檢閱，十分便利。從1981年開始，王應邀訪問日本，至今已達28次之多，每次都在日本參加考古學·古代史討論會，作公開的學術講演，順便赴各地考察古迹，參觀博物館等，又為他對日本考古學和古代史的研究開創新的必要的條件。

　　經過長期的努力，王仲殊在日本考古學和古代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績。他的研究成果充分表現於各種專著和許多論文，它們多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有些論文則是由王本人直接用日文寫作的。在專著方面，計有共著或獨著的《探索中日古代文化的交接點》(共著)、《奈良·平安之都與長安》(共著)、《三角緣神獸鏡之謎》(共著)、《古代日本的國際化》(共著)、《三角緣神獸鏡》(獨著)、《從中國看古代日本》(獨著)、《三角緣神獸鏡與邪馬台國》(共著)等書，而王獨著的各種論文則已多達數十篇。其中，對平城京、平安京等日本古代都城研究和對稱為「三角緣神獸鏡」的日本古代銅鏡研究的二大系列用力尤多。

　　古代日本在各方面的文化、制度上廣泛受到來自中國的影響，而都城制度則是其中最為重要、最為明顯的一個方面。王仲殊研究中國古代都城，功底深厚，對古代中日兩國都城制度的比較研究自亦得心應手，多有創見。

　　王在這一重大研究領域上發表的許多論著，應當首推《考古》1983年第4期所載《關於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一文。該論文就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對日本的深厚影響作全面、系統、深入的闡述，明確主張7世紀末至8世紀的日本都城藤原京和平城京在形制、布局上仿效7世紀初期以來中國唐王朝的都城長安和洛陽，而不是仿效5世紀末至6世紀前期的北魏王朝的都城洛陽，從而否定了當時在日本歷史學界佔主導地位的岸俊男對這個問題所持的觀點，在整個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日本學者迅速將王仲殊此文譯成日文，轉載於日本的《考古學雜誌》上，加之此前新聞媒體所作的許多報道，使得王的論點廣泛傳播，一時成為歷史、考古學界乃至社會上的熱門話題。從此以後，除個別例外，一般的研究者多沿用王仲殊之所說，沒有大的異論。性情溫和、態度謙虛的岸俊男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對自身的學說不無保留，卻承認王仲殊論文具有說服力，從而不作爭論和反駁。岸俊男的寬厚、大方的風度，使王仲殊深受感動。

　　經過16年的長期間隔，王仲殊從1999年開始，才繼續就中日兩國都城、宮殿的比較研究執筆為文，到2004．年為止，共完成《論日本古代都城宮內大極殿龍尾道》、《論洛陽在古代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地位》、《試論唐長安城大明宮麟德殿對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宮殿設計的影響》、《關於中日兩國古代都城、宮殿研究中的若干基本問題》、《試論唐長安城與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東半城(左京)為更繁榮》、《中國古代宮內正殿太極殿的建置及其與東亞諸國的關係》、《唐長安城、洛陽城與東亞的都城》、《論唐長安城圓丘對日本交野圓丘的影響》等8篇論文。各篇論文的題材、內容各有不同，正體現了王對中日兩國古代都城、宮殿制度所作比較研究的全面、系統和無所不包的深入程度。這裡，因限於篇幅，只就最具特色和最有創見的《論日本古代都城宮內大極殿龍尾道》和《論唐長安城圓丘對日本交野圓丘的影響》兩篇論文作簡單的介紹。前者刊登於《考古》1999年第3期，後者刊登於《考古》2004年第10期，是上述8篇論文中的首篇和末篇，一前一後，為王仲殊對於中日兩國都城、宮殿的比較研究作重新的開始和最後的終結。

　　據20世紀70年代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的全面發掘，8世紀前期日本平城京宮內第一次大極殿建立於高為2．2米的、可以稱為「龍尾壇」的大壇之上，這顯然是出於對唐大明宮含元殿的模仿。龍尾壇在其前面左右兩側邊緣處各設一條斜坡道以供升登，而壇的前面中央部分則無台階之類的設施。1981年7月，岸俊男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提出個人見解，認為龍尾壇前面中央處應有一條木造的階梯，以便升登殿上，只因年久枯朽，不留痕迹，故未曾發現。於是，許多學者按此見解，繪描大極殿龍尾壇的復原圖，突出壇前木造的大階梯，公開發表，竟成定論。

另一方面，早在1959~196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馬得志負責發掘唐長安城大明宮含元殿遺址，在發掘報告中明確認定龍尾道的位置在殿前的正中央處，建築學者據以作成復原圖，國內外學者皆信以為真，毫無異議。但是，1995年至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以安家瑤為隊長的西安唐城工作隊的大規模發掘證明，含元殿前面正中央處根本不存在任何階道，從而在考古研究所內部引發了關於龍尾道問題的激烈爭論。

　　在這種情況下，王仲殊撰作題為《論日本古代都城宮內大極殿龍尾道》的論文，主要是參照《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等史書記載，尤其是根據13、14世紀日本「九條家圖」、「近衛家圖」等古圖所繪8世紀末、9世紀以降的平安京宮內大極殿龍尾壇(史書中稱龍尾道)的二條台階分別設在壇的左右兩側近邊緣處的實況，確證平城京宮內第一次大極殿龍尾壇的前面中央處不可能設有所謂木造的階梯。日本學者讀此論文，多加認同，而馬得志亦承認當初發掘含元殿時因限於各種條件，對龍尾道遺迹的探測失誤，從而使中日兩國考古學界兩全其美，各自維護了含元殿龍尾道和大極殿龍尾壇(史書中稱龍尾道)的真相。其實，就中國方面而言，據《兩京新記》、《劇談錄》、《西京記》、《長安志》、《南部新書》、《唐語林》等唐宋時代書籍記述，唐大明宮含元殿前的龍尾道正是分為左右二股，各沿「翔鸞」、「棲鳳」兩閣盤曲而升登於殿上的，是屬毋庸置疑。

　　關於中日兩國古代都城制度的比較研究，從來都局限於都城內部的宮殿、里坊、街路、市場、寺廟等項，而不及於都城的郊外。學者們認為，自古以來，中國都城郊外多設各種禮制建築物，而日本都城郊外則無類似的設施。無待於言，這是兩國古代都城制度的重要差異之一。

　　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在唐長安外郭城南面正門明德門外發掘了唐代圓丘的遺址，引起各方面的重視。王仲殊以此為契機，撰作題為《論唐長安城圓丘對日本交野圓丘的影響》的論文，打破了歷來關於中日兩國古代都城制度的比較研究局限於都城內部而不及於郊外的舊例，可謂別開生面。

　　王在論文中根據《續日本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等日本史書的記載，確認日本桓武天皇和文德天皇分別於8世紀後期的長岡京和9世紀中葉的平安京南郊交野郡柏原之地(在今大阪府枚方市片鉾町附近)設圓丘以祀天神的事實，又參照《大唐開元禮》、《大唐郊祀錄》等中國唐代的文獻、典籍，證明當時日本天皇於十一月冬至之日在圓丘祀天神的制度仿自中國唐王朝，乃至禮儀的程序、祭祀的配享以及祭文的文章、字句等幾乎全都與中國相同。就史書記載而言，日本冬至祭天的郊祀制度雖僅限於桓武天皇、文德天皇二代，卻亦足以否定所謂日本古代都城郊外完全沒有禮制建築物的籠統之說。

　　在王仲殊對於日本考古學的研究中，日本出土的稱為「三角緣神獸鏡」的銅鏡是最大的課題。自1981年以來，王在中國的《考古》等刊物上先後發表《關於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的問題》、《關於日本的三角緣佛獸鏡》、《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綜論》、《景初三年鏡和正始元年鏡的銘文考釋》、《景初三年鏡和正始元年鏡銘文補釋》、《論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銘三角緣盤龍鏡》、《從日本出土的銅鏡看三世紀倭與中國江南地方的交往》、《論日本出土的吳鏡》、《論日本「仿製三角緣神獸鏡」與所謂「舶載三角緣神獸鏡」的關係》等專題論文，加上前述發表在《考古》雜誌上的《論吳晉時期的佛像夔鳳鏡》、《吳縣、山陽和武昌》、《「青羊」為吳郡鏡工考》、《「黃初」、「黃武」、「黃龍」紀年鏡銘辭綜釋》、《「建安」紀年銘神獸鏡綜論》、《黃龍元年鏡與嘉興元年鏡銘辭考釋》等可作參證的關於中國銅鏡研究的論文，共計約有20篇。這許多論文大都已由尾形勇、杉本憲司等日本學者譯成日文，在日本著名學者西島定生監修下編集成一本以《三角緣神獸鏡》為題的專書，1992年在日本東京出版，1998年再版。

　　從20世紀20年代之初開始，日本學者富岡謙藏早已主張日本出±的三角緣神獸鏡是3世紀中國三國時代的魏鏡，包含在《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所記魏朝皇帝於景初三年、正始元年(239～240年)通過來訪的使者賜給日本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的「銅鏡百枚」之內，這便是所謂三角緣神獸鏡的「魏鏡說」。1953年以小林行雄為首的日本學者發掘京都府椿井大冢山古墳，出土三角緣神獸鏡計30餘枚之多，引起轟動，乃使對三角緣神獸鏡的研究出現新的高潮，而小林行雄則成為研究此類銅鏡的權威，大量聯繫古代政治歷史，提出所謂「同范鏡」理論，為日本學術界所信奉。

　　王仲殊自1981年訪問日本以來，在日本各處得見大量三角緣神獸鏡的實物，仔細觀察，增強認識。經過廣泛收集相關的資料，進行周詳、深入的比較，王就三角緣神獸鏡問題的研究創作論文近20篇之多，已如前述。歸納他的觀點、論旨，主要有以下各項：

　　(1)通過近年對奈良縣天理市黑冢古墳等古墳的發掘，三角緣神獸鏡在日本出土的總數至今已多達500餘枚，而此種銅鏡在中國全境卻依然一無所見，故可斷言它們是在日本而不是在中國所製作。

　　(2)與中國同時期的銅鏡相比，三角緣神獸鏡在形制、圖紋上有獨特之點，不可籠統地與中國所產銅鏡混為一談。

　　(3)儘管如此，由於三角緣神獸鏡大體上與中國銅鏡多有相似之處，加之銘辭中有「陳氏作竟(鏡)」、「張氏作竟」、「王氏作竟」等明確之語，可證其為東渡的中國工匠在日本所製作，而日本當地工匠作為助手，不起主要作用。

　　(4)三角緣神獸鏡的外區形制、紋飾與中國畫像鏡相似，內區的圖像則與中國神獸鏡類同，而畫像鏡、神獸鏡盛行在中國江南的吳地，罕見於黃河流域的魏的境域，故三角緣神獸鏡應為吳的工匠而非魏的工匠在日本所製作。

　　(5)許多三角緣神獸鏡都有詳細的銘文，其辭句、款式、內容與一般中國銅鏡的銘文相似，絲毫沒有言及皇帝賜鏡等情，足證所謂「特鑄說」乃無稽之談。

　　(6)日本學者主張三角緣神獸鏡為中國魏朝皇帝所賜之鏡，最為重要的依據在於鏡銘中有「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的紀年。但是，在「景初」、「正始」紀年鏡的銘辭中，工匠陳是(氏)自述經歷而稱「本是京師，絕地亡出」，「本自州師，杜地命出」，可證陳是(氏)其人本為中國吳地揚州京城(今江蘇省鎮江，吳時稱其地為「京」，東晉稱「京口」)的鏡師，因故亡命於日本，在日本作鏡。

　　王仲殊認為，由於景初三年、正始元年是倭使首次訪魏之年，值得紀念，其年號為在日本作鏡的中國工匠紀入銘辭，無足為奇。應該特別指出，1986年10月在日本京都府福知山市發掘廣峰十五號古墳，出土了有「景初四年」紀年銘的盤龍鏡，銘文的書體和字句可證製作此鏡的工匠陳是(氏)與製作「景初三年」、「正始元年」銘三角緣神獸鏡的工匠陳是(氏)屬同一人。據《三國志·魏書》記載，魏明帝於景初三年正月病亡，繼位的少帝改次年為「正始元年」，根本不存在所謂「景初四年」。正是因為陳是(氏)等人在日本作鏡，與中國本土相隔遠海，消息欠通，不知魏朝改元之事，乃繼「景初三年」之後，在鏡銘中使用「景初四年」的紀年。以後發覺「景初四年」紀年有誤，乃改用「正始元年」的紀年，以做糾正，實屬通情達理之事。

　　王仲殊的論證堅強有力，得到日本有關學者、專家以及廣大古代史、考古學愛好者的認同和支持。

　　2004年5月，由樋口隆康任館長的泉屋博古館通過熒光X射線分析，以三角緣神獸鏡的青銅成分與中國銅鏡的成分相似為由，又一次為「魏鏡說」鼓勁。對此，王仲殊指出，經分析，日本銅鐸所含之鉛產自中國而不產於日本，卻不能據此否定銅鐸的製作地在日本，又指出三角緣神獸鏡銘辭中有「用青銅，至海東」之語，正說明此類銅鏡的青銅材料來自中國，又何足為怪。王還指明日本九州出土的玻璃勾玉(勾形珠)和玻璃管玉(管狀珠)無疑是在日本本地製作的，但所用鉛鋇玻璃的材料卻自中國輸入，可為旁證。最近，日本有關學者從金屬工學的立場出發，指出泉屋博古館的解析方法存在嚴重錯誤，更足以發人深省，明辨是非。

　　除一般的考古學之外，王仲殊還注重對以文獻資料為依據的古代學的研究。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論著是關於好太王碑文的釋讀和對於有關所謂倭面土國的各種史書記載的考證。前者有《關於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條的釋讀》和《再論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條的釋讀》兩篇論文，皆發表在《考古》雜誌上；後者則有《論所謂倭面土國之是否存在》的一篇論文刊登於《北京大學學報》，又有《從中日兩國的文獻資料看古代倭的國名及其他有關問題》的一篇論文譯成日文，刊登在名為《東亞細亞的古代文化》的日本刊物上。

　　作為考古學者的王仲殊，還愛好文學，造詣不淺。在訪問日本時，王見景生情，曾撰作有關裴世清、朱舜水的七言律詩，當眾朗誦。特別是1986年10月應福岡縣前原市市長要求，親筆書寫所作題為《伊都懷古》之詩，刻石成碑，樹立在伊都歷史資料館門庭之前，受到許多專家和廣大參觀者的讚賞。王亦擅長於創作日本的和歌、俳句，在各種場合披露，並被記錄於有關書刊中，深受日本學者乃至各界人士的好評。

　　自1956年迄今，王仲殊出國訪問37次，其中28次是訪問日本，卻也曾先後往訪埃及、敘利亞、前蘇聯、越南、阿爾巴尼亞、秘魯、墨西哥、伊朗、美國、韓國等許多國家。在王寫作的有關外國的學術著述中，除關於日本考古學、古代史的許多論文和專書以外，也曾有《蘇聯考古學訪問記》(共著)、《阿爾巴尼亞訪問記》(共著)、《墨西哥古代文化簡述》、《秘魯、墨西哥考古學訪問記》等篇目，它們皆屬介紹性文章，卻可從中看出王對外國考古學概況的了解。

　　應該說明，在韓國考古學、古代史方面，王仲殊在《從中國看古代日本》（日文）的專書中有《友好的百濟》、《新羅的強盛》等連帶性的敘述之節。2002年冬，他用日文寫成以《唐長安城、洛陽城與東亞的都城》為題的講演稿，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盛大講演會上就韓國慶州都城的形制、布局作論述，表明了本人自身的獨特見解。特別是1995年發表題為《試論鄂城五里墩西晉墓出土的波斯薩珊朝玻璃碗為吳時由海路傳人》的論文，對古代中國與波斯的交往途徑提出與眾不同的新論點，水平甚高。此外，1998年所作題為《論漢唐時代銅錢在邊境及國外的流傳》的論文雖以日本沖繩各遺址出土的開元通寶銅錢為主要論述對象，其取材卻廣泛包含中國從新疆到黑龍江乃至台灣、澎湖、南沙群島等各處的發現，在國外則普遍採用東非、西亞、中亞、俄羅斯(西伯利亞)、蒙古、朝鮮、韓國、日本等許多地區的資料，足見其放眼世界，在學術研究上注重中國與外國的交流關係，這便是王仲殊所說的「中外交流考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