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傳統文化

汪維成 　2007年8月25日,《理想有情》（www.lxyq.org ）網路期刊編輯段無痕先生，給我發來電子信函,說「（07年9月刊）的[理想家園]話題討論欄目推出以「當代青年眼中的傳統文化（思想）」為主題的專輯，」並說「有幸讀到您的四篇文章：《儒學話題之「中庸」》、《反思魯迅——中國人保守》、《反思魯迅——勸青年不讀中國書》、《反思魯迅——為俄國歌劇團作》，被您的反思精神所警醒。在這權力話語到處作祟的環境下，在強大的潮流意思的驅使中，我們所一直保持的一些思維習慣、觀念定勢，正需要一種反思的精神來做必要的矯正，而這矯正又不只是感性的或者情緒化的反省，更多的應該是理性的批判的剖析（如先生您所做的），以見其經絡紋理，以期獲得一些良性的發展。特別是現在人們對我國一些古代經典著作的誤讀，以及對一些傳統優秀思想的誤解，是需要做一些澄清的，應還優秀的思想理論以本來面目。正如您在《儒學話題之「中庸」》一文的結尾時所說：「『中庸』思想被『五四』以來的激進派所歪曲，在文革中受到批判。使人們把『反中庸』『鄉愿』當成了『中庸』，所以我在此高呼為『中庸』正名。」說這是給我寫這封郵件的主要原因，他還說「我知道您是一位書法家，對中國傳統文化很有研究，所以就想到請您來寫這篇文章，給當代的青年中的傳承、發展及變異。給他們一些引導，一些警醒」。對於段先生的過獎，我甚感慚愧。我的學歷只是小學畢業，還是在文革期間上的，在學校除了學了幾百個漢字，什麼都沒有學到。走上社會後雖然讀了很多書，但都是雜亂無章的博覽，即沒有專業老師的指導，也沒有「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聰穎。比起現在動輒「碩士」「博士」的年青人，實在差距很大。又加上那段時間俗事煩忙，就一直沒有動筆，今年春節期間稍有空閑，便想起段先生信函，雖然早已過期了，但是還是想寫一寫「我眼中的傳統文化」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綜合了道.法.墨.名.陰陽.縱橫.雜.農等各家學說而成的。東漢．魏．晉以後又吸收了印度傳來的佛教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不斷融合新的元素,而不斷變化的,《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詩詞的變化來作一個比較，《楚辭》對於《詩經》是新的，五言詩對於《楚辭》又是新的，七言詩對於五言詩還是新的，律詩．絕句在唐代被稱為近體詩，近體詩之名一直延用到現在，研究詩詞的人一提到近體詩就知道指的是律詩．絕句，在宋代宋詞和唐詩相比，宋詞是新的，可是到了明清時期它又成為了傳統文化。現代的新詩．白話文［新詩．白話文對於中國是新的，對於歐洲它卻是舊的，它不過是歐州的傳統文化而矣］在「五四」時期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當時是新的，但是五百年以後它還能是新的嗎？不是！五百年以後它又會成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王羲之雲「後之視今，亦若今之視莫昔」仍何新文化終究都會成為傳統文化的。 　　在古代中國人對於傳統文化的理解也是不相同的，士大夫階層的讀書人尊崇的是儒家學說。而普通百姓卻偏重於信仰佛教和道教。而掌握權力的統治者則是陽儒而陰法，表面上提倡儒教治國，而實質上是以法家思想作為統治工具。下面就分別談談它們各自的不同。 　　儒家思想的經典文獻首推《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詩》全稱《詩經》是上古時期的詩歌選集。上古時期的詩歌都是由人們口口相傳的，未能形成文字，後來經過孔子的削刪編輯，留下了三百多篇，被稱為《詩三百》，孔子在《論語》里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也就是孔子當時編輯《詩經》的主題思想。孔子說詩可以言志，可以「興．觀．群．怨」，說詩要做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上這些都是後人遵守的詩學思想。 　　《書》就是《尚書》為古代的記言體歷史。書中記載了虞．夏．商．周幾個朝代的誓．誥等文字。平時君王下的號令叫作「誥」，有關軍事的叫作誓，也有少量臣子寫給君主的文字，叫作「謨」。這些辭是當時的史官所記，也有一些是後世史官根據先前史官的記錄整理而形成的。經過了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尚書》大多散軼。只有濟南的儒士伏生把它藏在牆壁之中，躲過了秦火，等到漢代平定了天下，伏生回到了老家，從牆壁中把書取出時已經損失掉了數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了。伏生就用這二十九篇教授學生，流傳開來，後來被稱為《今文尚書》。漢景帝時，魯恭王擴建自己的宮殿，拆孔子的舊宅，在牆壁中發現古文經傳數十篇。當時魯恭王見到這些書，不敢再拆房屋，便把這些書交給孔子的後人孔安國。孔安國經過整理，發現其中《尚書》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這些書被稱為《古文尚書》漢武帝時孔安國把這些書獻給朝廷，因為是用古文所寫，所以當時沒有人能看得懂。直到漢成帝時劉歆.劉向父子先後領校皇家藏書,用《古文尚書》校勘《今文尚書》引起了古今文《尚書》之爭。晉武帝時，王肅根據《今文尚書》通過分割篇章，偽造了《古文尚書》，當時北方學者稱它為《偽古文尚書》。《偽古文尚書》因通俗易懂而逐漸流傳開來，而真的《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便慢慢地失傳了，流傳於現代的就是王肅偽造的《尚書》。 《禮》是《禮記》，古時候有《儀禮》《周禮》《禮古經》三種，現代都已經失傳了。漢代有戴德編輯的《大戴記》和戴聖編輯的《小戴記》，《大戴記》現在也已經失傳了。流傳於現在的只有戴聖的《小戴記》了。什麼是禮？禮就是人們的日常行為規範，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宗教禮儀.社會風俗習慣等等，都是人們平時應該遵守的。儒家認為原始的時候，各人有各人的慾望，當自己的慾望得不致滿足時，大家就起了紛爭，紛爭多了，天下就亂了起來，這時有聖人出來，制定了禮儀，大家都按照禮儀規定的行為規範做事，天下就太平了。孔子曰「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就是說不符合社會上的行為規範的事不要去做。又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矣」也就是要求人們剋制自己的私心和慾望，按照社會的行為規範做事，每個人都能遵守行為規範，天下就能太平了。孔子為了強調行為規範的重要性，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現代人說得換位思考，就是說這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會給自己帶來傷害，所以就不要強加於別人身上。特別是現代的法制社會，我們更需要遵紀守法，遵守社會上的行為規範，只有遵守法律和行為規範的公民，才是一個好公民。 《易》是《易經》又叫《周易》傳說是伏羲氏畫八卦，周文王被殷紂王囚於羑里，而演《周易》。《周易》中的八卦由： 　 乾：乾三連　　坤：坤六斷　　震：震仰盂　　艮：艮覆碗 ▅▅▅▅▅　　▅▅ ▅▅　　▅▅　▅▅　　▅▅▅▅▅ ▅▅▅▅▅　　▅▅　▅▅　　▅▅　▅▅　　▅▅　▅▅ ▅▅▅▅▅　　▅▅　▅▅　　▅▅▅▅▅　　▅▅　▅▅

離：離中虛　　坎：坎中滿　　兌：兌上缺　　巽：巽下斷 ▅▅▅▅▅　　▅▅　▅▅　　▅▅　▅▅　　▅▅▅▅▅ ▅▅　▅▅　　▅▅▅▅▅　　▅▅▅▅▅　　▅▅▅▅▅ ▅▅▅▅▅　　▅▅　▅▅　　▅▅▅▅▅　　▅▅　▅▅ 八種符號組成，相互組合形成了八八六十四卦，。《易經》應該說是上古時期的占卜書，後來被儒家加以利用，作了《彖》《象》《繫辭》。《繫辭》的重要部分是《易傳》，儒生們在這裡發揮了儒家的哲學觀點和觀象制器的故事。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為善之家，必有餘慶；為惡之家，必有餘殃」等都體現了儒家的哲學思想。而《易經》的二進位制，給現代的科學家以創新靈感，發明了電子計算機。 　　《春秋》原為魯國的史書，後經孔子削刪教授而成為五經之一。為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春秋》記載的歷史，自魯隱公元年起至魯哀公十四年止［公元前７２２－－前４１８年］，歷時２４２年，世稱這２４２年為春秋時期。由於《春秋》過於簡略，又有《左傳》《穀梁》《公羊》三傳來解說《春秋》。三傳中以《左傳》影響最大，作為編年歷史，《左傳》以敘事為主。而《公羊》《穀梁》則以闡述《春秋》大義為主。什麼是《春秋》大義？也就是「尚德．尊天．敬神．愛民」他起著：明辨是非．分別善惡．提倡德義．從失敗中見教訓和誇揚霸業．推崇周室．排斥夷狄．實現民族大一統的理想。《春秋》中記天災，表示上天的懲罰；記鬼神，表示恩仇，還是勸善懲惡的意思。這就是《春秋》的寓褒貶，明善惡，這就是《春秋》的微言大義。所以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五經》而外，真正稱得起儒家思想的經典著作是記錄孔子和眾弟子言行的《論語》一書。《論語》一書沒有刻板的說教，有的是孔子和眾弟子關於「政治．文化．生活．藝術」等等問題的討論。書中娓娓道來，讀之使人如坐春風，常讀常新。宋代宰相趙普說「半部《論語》治天下」雖是誇大其辭，卻也顯示了《論語》的重要性。儒家思想在普通老百姓中間最有影響的是「仁．義．禮．智．信」「仁」現代的說法有「仁義．仁政．仁慈．仁愛」都有博愛的意思。對於仁，孔子要求是以生命捍衛的，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至於「義」現代有「義氣．仁義．義士．義勇．見義勇為」等等說法。「見義勇為」出自《論語》「子曰『見義而不為，無勇也』」孟子則把它看成和仁一樣重要。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取義也」殺生成仁，捨生取義，一直是中華民族的脊樑，歷史上湧現了像董狐．太史簡．蘇武．嵇紹．顏杲卿．張睢陽．文天祥．陸秀夫．左光斗．夏完淳．趙登禹．佟麟閣等等一大批英雄人物，面對強暴，視死如歸，他們在維護「殺生成仁，捨生取義」的信仰，承擔了中華文明屹立於世界之林而不輟的重負。 　　至於「禮」在上面介紹《禮記》時已經談過了，這裡就不再多說了。下面說一說智：儒家的智有智慧和知識二義。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前面兩個「知」是作知識解，最後一個「知」就作為智慧解。也就是說「知道的就說知道，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這就是做人的智慧，不要不懂裝懂，不懂裝懂只會害人害己。對於知識《大學》開篇就說「欲平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所以說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基礎還是致知格物。宋代的理學家又把致知格物發展為學以致用，知行合一，並在知和行孰先孰後的問題上進行了在辯論。 　再來說說「信」「信」在孔子眼裡是和「仁」一樣重要的，有人問孔子：軍隊．飲食和守信這三樣不得已去掉一樣，您先去那個？孔子回答說：去軍。那人又問：飲食和守信必須去掉一樣，您先去那個？孔子回答說：去食，並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所以孔子把「信」和「仁義」都看得一樣重要，都是須要用生命來捍衛的。吳國的季札在出使齊國的時候,路過徐國,受到徐國國君的熱情招待。徐國的國君非常喜歡季札的佩劍，季札也想把佩劍送給徐國國君，只是在出使期間不能沒有好的佩劍。當季札出使回來再經過徐國時，徐國的國君卻已經去世了，季札便來到徐國國君的墓前，把佩劍掛在的墓前的樹上，隨從問他為什麼這樣做，季札回答：當時已經在心裡答應把劍送給他，只是出使不能沒有佩劍，沒有給他。打算回來時給他的，沒想到人卻不在了，我只有把劍掛在墓前以表示沒有失信於他人。過去還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叫尾生的人，與人在橋下約會，這時約的人還沒有來，洪水卻先到了，尾生不願失信，便抱著柱子不肯離開，他就被洪水淹死了。尾生雖然顯得過於愚腐，但是說明他把信看的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是非常守信的，過去的中國人相互借錢，是不要打借條的，都是口頭協定，沒有人會賴賬。現代社會由於經過文革對儒家思想的批判，出現了誠信危機，三角債．欠賬不還．拖欠農民工工資等等債務糾紛。甚至有債主給欠債人送禮，還出現了債權人給欠債人下跪，求欠債人還錢的事。這些都是文革期間對儒家的批判和電影《白毛女》抨擊黃思仁索債逼死楊伯勞造成的負面作用，現在債權人一向欠債人討債，欠債人就以楊伯勞自居，而說對方是黃思仁。真是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所以我說電影《白毛女》對中國的誠信危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最近從報上看到:被前些年稱為紅色經典的南街村，欠債金額高達16億元人民幣，一個只有二千多人的村子，卻欠貸款16億元人民幣，他們拿什麼來還債，可以說他們是只借債而從來不還債，他們的眼中根本不知道誠信是何物，錢是別人的，他們不心痛，所以他們可以隨意揮霍，可以為所欲為，但是他們能欺騙銀行一時，卻不能永遠欺騙下去，他們終究會破產的，會被掃進社會的垃圾堆。 　　在孔子以前，中國［包括世界各地］只有貴族才有受教育的權力，平民是沒資格學習知識的。自從孔子開始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平民不能受教育狀況得到了改變,他廣收門徒,像顏回窮到「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的程度，他不僅不歧視,還是他重點培養的對像,對於顏回的生活狀況是「人不堪其憂」而顏回的精神狀況是「回也不改其樂」顏回的安貧樂道精神，是深得孔子器重的。在顏回死後，孔子悲慟的說「天喪予，天喪予」即使是顏回死了多年以後，有人問孔子的弟子中誰最好學，孔子回答說「昔有顏回，不幸短命死矣，今也亡，未聞好學也矣」。孔子之後，平民知識分子大量湧現，使中國的文化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新局面。稍遲於孔子的釋迦摩尼在印度提出了眾生平等的口號，他不僅認為人是平等的，就是動物也和人一樣都是平等的思想。釋迦摩尼收了很多信徒，打破了印度的種姓制度，使印度的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機會。因而形成了一種宗教「佛教」，佛教在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對漢魏以後的中國文化起了非常大的影響。 孔子之後的大儒首推孟子，孟子發揚了孔子的「仁義」學說。他說要「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不違農時」然後「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這樣老百姓就可以「養生喪死無憾」了，那麼老百姓都能「養生喪死無憾」的話，百姓就會像百川歸海一樣歸附於您，誰也無法阻擋，對於施行王道應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還提出了民貴君輕的說法，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勸告統治者，對於殘暴之君，人民有理由推翻他。他還提出了「性善說」他認為人一生下來，本性都是善良的，天性也都差不多，但是在後天環境的影響下，他們的習性形成了巨大的差異，所以人們要不斷的提高修養，以保持人的「初心」「本性」。他要求士大夫界層的人要「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心裡要時刻裝著百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別人的父母當成自己的父母．別人的子女當成自己的子女一樣看待，以期實現天下大同。 　　孟子而後有荀子，荀子異於孟子所說，他提出了「性惡說」，他認為人一生下來本性就是惡的，長大成人以後的善都是偽裝的。人有「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的本性。只有經過聖王的治理，禮儀的教化，法律的約束，才能改惡向善。如果沒有君王的權勢，沒有禮儀的教化，法令的約束，強有力的刑罰，就會出現以強凌弱，以眾暴寡的混亂局面，用不了多久，天下就會大亂。所以治理天下，必須用強有力的權勢．法令和刑罰。荀子的思想與其說是儒家，更多像是法家，他的兩個弟子：李斯和韓非子後來都成為了著名的法家。 漢代的文化思想是以孝為中心。當時朝庭取仕，是由地方官員向中央政府推舉「孝廉」。被推舉的「孝廉」在被朝庭考核後，就可以直接授以重任。在舉「孝廉」的風氣影響下，人們爭先恐後的表現孝道，最明顯的例子是守三年之喪。在漢代有錢人家的父母死後，都要在墓地守孝三年，也就是在墳墓旁搭一間茅屋，三年之間不能吃葷腥之物，只能穿孝服，而不能穿其它顏色的衣服，不能回家，不能遠遊，不能參加任何宴會和社會活動，不能睡在床上，只能睡在鋪有茅草和席子的地下。很多人三年下來，弄的是「哀毀骨立」回家後要請醫生醫治很長時間才能恢復。後來還出現了王祥「卧冰求鯉」和「郭巨埋兒」等二十四孝的故事。魏晉時期，由於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影響，出現了一批清談之士，他們以阮籍．嵇康為代表。嵇康為了打破禮法的約束，提出了「非湯武而薄孔周」的口號。而阮籍則在守孝期間吃肉喝酒，不理采前來弔孝的賓客。嵇康終因鋒芒太露，得罪了權貴，而被冠以不孝的同黨而被殺，起因是呂安的哥哥誣陷呂安不孝，嵇康站出來為呂安辯護，最終的結局是嵇康連戴呂安一同被殺。阮籍雖然在居孝之時吃肉喝酒，但是阮籍為人還是比較厚道的，沒有得罪過權貴，所以也就沒有被追宄。嵇康被殺之後，阮籍也就收斂了很多。 南北朝和隋唐時期，佛教和道教文化比較興盛，相對於儒家文化較為沉寂，那裡的儒家文化多以訓詁經典名物為重，至解釋文句，推闡義理而止。至昌黎韓愈一出，儒家文化才得以振興。由於當時的佛教寺廟擁有大量的土地，而且享受免稅的特權，使國家的財政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從而加重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負擔。基於這種社會狀況，韓愈提出了排佛的主張。在當時唐憲宗欲迎佛骨入宮，引起了一場佛教狂熱，王公大人奔走施捨，小民百姓破產供養。在這時韓愈挺身而出，寫下了激烈慷慨的排佛文章《論佛骨表》。他說：「夫佛本夷狄被之人，與中國語言不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身不服先王之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他要求皇帝把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對佛教徒應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此表一上，韓愈立刻受到貶官的處分。但他雖然被貶，卻以弘揚儒家精神為己任，提出了的道統傳遞方法。他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死不得其傳也」的精神傳承方法。他顯然以自己是孟子以後的傳承者自居，由自己把中斷一千多年的儒家道統傳承下去，發揚光大。 　　繼韓愈之後是他的弟子李翱，他補充了韓愈的道統傳承，他認為在孔子至孟子中間還有顏回．曾子．子思。他認為是子思把聖人相傳的性命之道寫成《中庸》以傳孟子。他在《復性書》中提高了《中庸》的地位。後來的理學家由此接受了韓李的看法，並把《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列為《四書》。另外李翱還提出了「性情說」，他認為「性無不善」不善者乃情所為，他說「情者妄也，邪也」只有「忘情滅息」才能「本性清明」正如把泥漿澄清，水才能恢復清澈；人能滅息邪妄之情，人性就可以恢復，這就是復性，他的「復性說」開創了理學討論理性的先聲。 　　北宋初期，范仲淹．歐陽修繼承了韓愈「文以載道」的思想。反對駢文文辭艷麗的虛華風氣，崇尚儒家經典樸實無華的文風，強調文化的社會教化功能。在興起古文運動的同時，帶動了儒家道學的興起。受范仲淹．歐陽修影響的人有：胡瑗．孫復．石介，他們成為宋代理學的源頭，史稱「三先生」胡瑗認為當時的文章是「尚聲律浮華之辭，是以風俗偷薄」他說聖人之道包涵了文．體．用三個方面。體是價值原則，文是經典體系，用是把文．體用於社會，明體達用就是社會活動。石介則把文章．佛．老並稱三怪，他首先抨擊詩詞中的「西昆體」，強烈批評虛華浮誇的文風，要求崇儒家之道，去無用之文。孫復抨擊佛．老之徒「以死生虛無報應為事」「去君臣之義，絕父子之戚，滅夫婦之義」是擾亂社會的罪魁禍首。他們認為只有崇揚儒學，才能抵制佛．老之學，使社會走向正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以上幾位先生的共同寫照。 　　宋代理學的建立，首推廉溪周敦頤，他在道學修行上提出了「尋孔顏樂處」的命題，他們一直在探討孔子．顏回在貧窮困厄的環境下，是如何取得快樂的．周敦頤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有超過富貴的東西，這東西就是道。道是大道，與道相比富貴利祿就是小，所以孔子．顏回雖然貧窮，但他們有信仰，所以他們快樂。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人格力量。周敦頤提出的另一話題是探討宇宙動靜的《太極圖說》。他認為宇宙的本初是太極元氣，太極元氣分為陰陽二氣，陰陽二氣交會變化而成五行，五行進一步化合變化而生成萬物。他認為宇宙萬物生生不窮，本質上都是一氣演化，四時運行，宇宙永遠都處在永恆的生成與變動中。 　　繼周敦頤探討宇宙本體的是張載，他認為宇宙即不是道家所說的無，也不是佛教所說的空。而是能聚散變化的氣。「太虛之氣聚而為氣，氣聚而為萬物，萬物散而為氣，氣散而為太虛」宇宙是由這兩個相反運動而形成的，這兩個相反運動就是物質變化的永恆循環。這相當於現代科學家發現的「宇宙守恆定律」，基於上面的宇宙觀，張載提出了「民胞吾與」觀點，他把人看作是宇宙之氣的一部分，「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自己和宇宙是息息相能整體。在宇宙變化面前，個人的生死．貧富．貴賤都是微不足道的，人應該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聖賢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大業中來。 　　在歷史上被稱為理學創始人是程顥．程頤兄弟二人。是他們二人把孟子以後中斷了一千四百年之久的儒學道統真正的傳承了下來。他們以「理」為最高哲學範疇。強調道德對社會的意義，注重人的內心生活和精神修養。程顥提出了「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他認為天理是貫通自然與社會的普遍原理。並說「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理便是天道也，且如皇天振怒，終不是有人在上振怒，只是理如是」。這個「天理」支配著宇宙．社會．人生，決定人與宇宙之本性。談到人性之善惡，程顥認為:性之善惡是稟先天之氣造成的,氣稟善則性善,氣稟惡則性惡。雖然氣是先天的，但是可以通過後天的修行來改變，就像濁水是不，清水也是水，濁水可以通過澄清來變成清水，壞人可以通過教化使其變成好人。這就要通過「存天理，滅人慾」的方法來用功。如何用功，程顥的弟弟程頤提出了「主敬」，他認為「敬者自生虛靜」，「主敬」可以帶來內心的平靜，他說「敬」是心中之主，心中有主則實，如果心中無主，心就像是一個空的器具，雜念.惡念就會像水一樣湧入這無主的心中。如果心中有主，就像器具中盛滿了水，其它的水就無法進入，心中有了主，雜念慾望就不會產生，這個心中之主就是「敬」。 與二程同時的邵雍，在生活上刻苦自勵，居住在「蓬篳環堵，不蔽風雨」的茅屋內，他在此「寒不爐.暑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者數年」，但是他坦然自樂，平時出行，和氣待人，笑語連日。曾幾次被薦授官，他反覆辭謝，以自己有病為理由而不赴命。他稱自己是「平生不做皺眉事」所居稱作「安樂窩」號「安樂先生」，他優遊其中，在此思考人與宇宙的哲學命題。對於宇宙生成的探討中，他提出了有別於他人的宇宙觀，「數學」他認為宇宙有一個大年，就是：12時為一天，30日為一月，12月為一年，30年為一廣世，12廣世為一廣運，30廣運為一會，12會為一元的12--30進位法，一元也就是一個宇宙年，一個宇宙年相當於129600個自然年。他又說：12元之世為一元之運，30元之運為廣元之會，12廣元之會為廣元之元，一個元之元就是129600元。他認為每一元之數盡，舊的天地就會毀滅，新的天地就會誕生。而每一元之元滿，舊的宇宙也會毀滅，新的宇宙同樣會誕生。他的認為宇宙永遠是循環無窮，生生不息的，而數就是宇宙演化的最高法則。 　　在二程的弟子中首推謝良佐和楊時，謝良佐作為程顥的弟子，他繼承二程的致知格物說，他主張「學者且須窮是理」，但是窮理必先致其知：「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他體性始得。不然，將俞石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他認為「格物」「窮理」的目的，是要認識天理。而「天理」的對立面就是「人慾」。他說「有一分人慾即滅卻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勝卻一分人慾」。他還打了個比方：當看到一個小孩子快要掉進井裡的時候，你沒有任何想法就去救孩子，這就是天理。如果你去救孩子的同時，想到博得人們的讚美，或由此來結交孩子的父母，這就是人慾。窮理的目的就是要達到自然而然的為善，沒有任何人為的痕迹，與理合一，與天合一的境界。 　　作為程頤的弟子楊時，發展了程頤的「主敬」思想。楊時到洛中向程頤問學時，已經是過了不惑之年的人了，但他對程頤卻是非常恭敬。一日程頤靜坐，楊時侍立於傍，及程頤醒來，發現楊時在一旁一動不動的站著，及出門，門外的雪已經下了一尺深了。「程門立雪」這個典故一直作為尊敬老師的典範而千古流傳。對於至知格物，謝良佐認為「必窮其大者，理一而矣，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楊時則認為「形色具於吾身」那麼我的身體任何部位都是物，每種物有每種物的物理，如「耳目鼻舌」有「耳目鼻舌」的活動規律，它們的活動規律就是理。「格物」「窮理」就是要明白萬物的規律，如何求得萬物之規律，必先從自己身上求起，求得自身之理，也就是天下之理，了解了自身「耳目鼻舌」的自然規律，也就是了解了天下萬物的自然規律。他還認為：儒家的「天性」和佛家的「色空」與道家的「行其無事」都是相通的，佛家的「作止任滅」道家的「無入不自得」與孟子「勿忘勿助」在人的精神境界方面都是一致的。 　　理學的集大成者是朱熹，朱熹早年曾泛濫辭章，出入佛老，對於各種學問都有著極為廣泛的興趣。十九歲中進士，任泉州同安縣主薄，同安即歸之後，從學於楊時的再傳弟子李侗，從此走上了研究理學的道路。朱熹的政治思想是：正君心．立綱紀．親忠賢．遠小人．移風易俗，改變社會上的不良風氣，他認為這是富國安民的根本。有一次他被招入京，路上有人對他說：皇帝不喜歡什麼「正心誠意」的話，您見了皇帝千萬不要說什麼「正心誠意」。朱熹嚴肅的回答「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可見「正心誠意」是朱熹的治學根本。他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編成「四書」使「四書」成為高於《五經》的經典體系。他一生致力於對「四書」的詮釋，具有很高的造詣。對於「窮理」朱熹認為：一切事物尚未產生之時，這些事物的規律．原理就已經存在了，一切事．物．器都是由理和氣構成的，氣是構成一切事物的材料，而理是構成一切事物的規律。他說「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氣也，生物之具也」也就是說宇宙和萬物都是由理和氣共同構成的。對於人的本性，他說天地間有理有氣，人和物都是稟受天地之氣以為形體，稟受天地之理以為本性，也就是《中庸》所說「天命之為性」，他認為惡的品質同樣來源於先天，因為在人稟受的氣質中，有清濁偏正的不同，所稟氣質的昏濁偏塞是造成人的惡的品質的根源。氣稟不善能成為惡的根源主要是由氣稟的昏濁造成了對人的本性的隔蔽。也就是說：道德品質的差異，取決於氣質的清濁是否隔蔽了理性。如何才能消除昏濁之性對理的隔蔽，朱喜主張的修養方法是「主敬涵養」。「主敬涵養」。就是要保持一種收斂．敬畏和警覺的思想狀態，最大程度作到內心的平靜，使之達到有所警省而無思慮，心境清明而無昏亂，注意力集中而不外馳的寧靜狀態。這種「主敬涵養」不僅可以修養德性，還可以為窮理致知作準備。人只有在心思清明不散亂的情況下，才能做到了解事物之理，才能通過學習最終把人性中的善彰顯出來。古代的哲學討論的知行關係，其中主要指的是致知和力行的關係。朱喜說：「致知力行，二者不可偏廢。但只要分先後輕重。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這種觀點就是認為，人必須先了解什麼是理，才能在行為上作出合符理的行動。也只有履行了合符理的事情，才是真正的知。如果沒有知，就像走路時沒有眼睛，便不可辯明方向；如果沒有行，就是空有一雙明亮的眼睛看到了前方的目標，沒有腳就無法到達。「格物致知」是知，那麼「修身治國平天下」就是行。沒有「窮理」的知，人的道德實踐就是一種盲目的行為，沒有「治國平天下」的行，人的知也就是一句空話。所以朱喜說「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相互發」。 　　朱喜不僅是一位理學家，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是一位頗有研究的科學家。他曾提出過類似康德式的「星雲說」，他認為宇宙是由一種氣團在不斷運動中演化而來，原始氣團不停的旋轉運動，而大地是由氣團在旋轉運動中凝結成塊形成的，在大地的外圍便是天，天不停的運動，地不停的轉動，大地才能居於宇宙的中心。他還注意到螺蚌化石和岩石地貌水流衝擊的痕迹，斷定地質有一個變遷過程。朱喜不僅是一位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國哲學的一個高峰。 　　與朱喜同時期的陸九淵，創立了理學中的另一派「心學」，他曾在十幾歲時就說過「宇宙既是吾心，吾心既是宇宙」。陸九淵認為每個人都具有先天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良心，這就是人的本心。人的一切惡行都源於「失其本心」，所以人的一切修養功夫都應該力求保持本心，而不讓其喪失。因為「本心」就是理，「本心」之理也就是宇宙之理。他過說「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足如此」，在他眼中「本心」即存在於人心，又充塞在宇宙之中。什麼是人的「本心」，有兩個關於陸九淵以禪宗機鋒的方法來說明什麼是「本心」的故事。一個是：陸九淵坐在那裡，他的學生詹阜民陪著他坐著，陸九淵突然站了起來，詹阜民也跟著站了起來，陸九淵對詹阜民說「還用按排否」。另一個故事是：陸九淵到富陽的弟子楊簡家中。楊簡問陸九淵「如何是本心？」陸九淵回答說：孟子講得四端就是「本心」楊簡又問：我早已知道四端，但還是不知道為什麼四端就是本心？這時候有一樁糾紛告到縣衙，由楊簡負責審理這個案子，楊簡當庭斷其是非曲直。陸九淵說：您剛才斷案就是您的本心。楊簡聽到這句話，便豁然開朗，當下大悟。以上二個故事說明陸九淵說得本心是無須加以思考，自然而然的按照自己的良心辦事。每個成熟的人都有自己穩定的良心，他是和社會的道德準則是一致的。在１１７５年，呂祖謙曾邀請朱喜和陸九淵以及其它一些學者在信州鵝湖寺舉行了一場辯論會，史稱「鵝湖之會」，陸九淵和朱喜就「格物致知」方面進行大辯論。陸九淵認為自己的主張是大的簡易功夫，而說朱喜的學說是支離破碎的。陸九淵當時還作詩一首「墟墓興衰宗廟親，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辯只今」「鵝湖之會」是我國哲學史上的一場盛會。 　　　明朝初期的理學，是以朱學為主的。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曹端．薛碹．胡居仁，他們繼承了朱喜的思想，為學主於力行，以讀儒書．明儒理勸人．曹端認為：太極就是理，理就是太極。他說：「太極理之別名也耳，天道之立，實理所為，理學之源，實天所出」他在討論「孔顏樂處」時說：孔顏之樂是仁者之樂，不是樂這個仁字，而是仁中只有樂趣，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因為「仁者不憂」，所以說不憂就是樂。他把樂理解為具有很高精神境界的人所具有的一種心理狀態。 　　薛碹是一個實踐之儒，他立身行事，公私分明，為了不枉公徇私，不惜得罪權貴。因為不附從太監王振，被誣陷下獄論死，後被流放，最後被放回家中。他大力提倡程頤的「主敬」學說，他對於每日坐立的方向，器物的擺放，都有很嚴格的要求，他說「稍有不正，即不樂，必正而後矣」他每天早晚都要檢查自己的所作所為，他每日必呼「主人翁在室否」，到晚上要檢查一遍問自己「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他主張「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就是敬和理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而必須用在實踐上。他甚至說睡著時都要下居敬的工夫，「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工夫」他還說「千古聖賢之學，惟欲存天理，遏人慾而已」可見他的「主敬」工夫比起程頤還要嚴格。 　　胡居仁和曹端．薛碹一樣，也是以力行為主。他居家極孝，「父病，嘗糞以試其深淺，兄出則迎候於門」他家世代為農，生活貧困，他卻怡然自樂，努力追求精神上的充實，他在持敬中實踐著「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每天用書中得失來對比自己的行為，看看有沒有做到聖人所要求的境界。胡居仁認為：孔顏之樂，是嚴肅切己的實踐結果，不是靠樂本身所能得到的。不去克己，先去求樂，其結果不是流於佛道，便是流於猖狂，這些都是異端。他的一生得力處惟有「主敬」二字 　　明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是王陽明，他繼承了陸九淵的心學思想，是明代心學運動的代表人物。王陽明在青年時期受到朱喜格物窮理說的影響，他想到朱喜說過一草一木都有理，都應該格。便與一個朋友對著庭前的竹子，冥思苦想的格了七天，結果沒有窮到理，反而倆個人都累倒了。從此,在他的心中始終有一個問題是:理究竟在那裡?後來他被貶到一個叫做「龍場」的地方，在那艱難困苦的地方，有一日他在靜坐中，思考如果是聖人處在這樣的環境中將會怎麼辦，這時他忽然悟到了格物致知的道理。他說「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也就是說：理不存在於外部的事物之中，而是完全存在於我們的內心之中。他開始提出了心外無理的思想，史稱「龍場悟道」王陽明說「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他把格理解為正，格物就是糾正人心之不正，使人心回到正心誠意上去，所以格物就是格心。對於知行合一，王陽明認為：如果知而不行，就不是真知，真知必包括行在內。他說：「曉得孝弟而不能孝弟」的人不是知而不行，而他根本就是未知。對於惡念他認為「一念發動即是行」就是你有一個為惡的念頭就說明你已經在為惡了。但是為善必須落實到行動上才是真善。王陽明在晚年提出了「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噁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四句教法》。他認為上根之人能當下頓悟心體無善無惡，一通百通；下根之人需要在意念上訓善去惡，循序漸進。上根之人用頓悟的方法，下根之人用漸修的功夫。 在王陽明的弟子中首推王畿和王艮，王畿發展了王陽明的頓悟學說，他認為人的意識本來狀態就像鳥飛過空中的痕迹一樣是空靈無滯的，一切意識活動都不會留積不化或妨礙未來的意識活動。他說「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是所謂規矩，忘是忘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他把頓悟之法稱為先天之學，把漸修之法稱做後天之學。頓悟之法是悟得心之本體，心之本體是先驗的，所以說頓悟之法是先天心體上的學問，他還認為《大學》說得「正心」是在本心上用功，而「誠意」是在功意上用功，是後天之學。 王艮出身灶戶，家境貧苦，但是他始終把任道成聖作為自己的理想。王艮認為：人的良知是先天具有的，只要認識到良知的現現成成，自自在在，常存不失，這就是聖學的功夫了。他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就像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童子捧茶，農夫用飯一樣不假思索，而又不逆於理的行為都是道，他說的道不是什麼神密的東西，而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狀態。他還說人的本性是樂，不樂的原因是私慾蒙蔽了樂的本體，才會有憂思煩惱。當私慾萌發時，只要良知能自覺出現，私慾就會消除，人心就可以恢復到本然之樂，所以為學，就是要學到用良知去消滅私慾，達到良知之樂，因為不是良知之樂就不是真樂。王艮雖然要救世，但他並不參與政治活動，他的信條是「以道濟天下」通過講明道學，讓統治階級來取法，以期達到天下大治。 儒家思想從春秋到宋明也是一直在不停的變化著，但他的變化只是修行方法的變化，其主題思想仍然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歷代的統治者雖然表面上提倡儒家思想，到處修建黌學，考試以儒家學說為題，但是在治理百姓時用的卻是法家的那一套。法家講的是「力．權．術．勢．法」商鞅說「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力就是國家暴力和軍事力量的綜合體現，有了強大的軍事力量就可以「以強勝弱．以眾暴寡」，對外窮兵黷武，對內可以鎮壓人民。如何能保證「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商鞅又提出了「權」：「權者，君之所獨制，人主失守則危，權制獨斷於君則威」就是說：權力必須掌握在君主手中，如果大權傍落的話，君主的地位也就危險了，君主只有獨裁專制才能樹立威信。如何保持權力，須用術，韓非子曰「君無術則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術」就是保持權力的種種陰謀詭計，它只能藏在統治者自己的胸中，而不可公佈於世的統治方法。有了術，必須用術造成「勢」才能更好的掌握群臣，《功名》曰：「夫有才而無勢，雖賢而不能治不屑」「君持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是說你就是有才有德，但你造不成勢，你就治理不了他人，只有掌握了權和勢的人才能發號施令，萬民臣伏。而「法」則是用文字來制定君主權威和天下的規矩，「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功，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法律應該是任何人都不得違背的準則，治理國家的標準。 　　歷史上大力宣揚法家思想，並把法家的「力．權．術．勢」發揮到極致的是毛則東，他在對「力．權．術．勢」的運用上達到了登峰造極，爐火純青的地步。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上天入地，惟吾獨尊。他用了軍事力量［力］推翻了中華民國，建立了一個極端個人主義的專制政權，他用「權」來維護這個政權的運行。用「術」來消滅黨內的競爭者，前期有王明．張國濤，後期有劉少奇．林彪等人。為了達到清除異己，把個人崇拜推向一個新的高峰，他造勢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勢」如日中天，無所不為，數千萬人在這場運動中喪身。他對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孔子進行了批判［當時叫做打倒孔老二］他顛覆了中國幾千年的善惡觀念，他混淆了黑白，擾亂了是非，使中國進入了世界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他讓人學《毛選》，背《語錄》，跳忠字舞，早請求，晚回報。甚至於買東西也要像對暗號一樣背一段《語錄》才能說買什麼東西。當廣播播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時,人們不管是在吃飯還是在屙屎,都必須站起來畢恭畢敬的把最高指示聽完才能重新吃飯或者屙屎,你若不這樣，別人一舉報，你立刻就會成為現行反革命，你和你的家人就會遭到無休止批鬥和折磨，即使是自殺了，也要被冠以自絕於人民的罪狀。他讓你欲生不能，欲死不能，生不如死。他把人分成很多等級，幹部有20多級，幹部以下國營企業分為五級工，國營企業以下又有集體企業職工和底於集體企業職工的零時工，當時最底層的是農民，在「五風」中餓死最多的也是農民。在此之外又划出一批地.富.反.壞.右.封.資.修.臭老九為專政對象,讓這些人成為眾人泄憤的靶子,可以任意被批鬥.打罵.遊街,甚至處死。他們過著生不如死.豬狗不如的生活。在當時權力高度集中的時期，物質採取的是計劃供給制，也就是根據你的級別來決定你的購買權。他不以個人的技術.能力和做出的貢獻為標準，而是根據你是那一級別的人，才能購買到那一級別規定能買到的東西。當時的情況是：糧食要糧票.布要布票.油要油票.肉要肉票.還有煙票.酒票.鹽票.蔬菜票.肥皂票......等等.等等.他們控制世上所有物質,在這個國度里你只有像行屍走肉一樣受到上一級別的人控制,成為毛澤東一人的玩偶.他為所欲為,把法家的「力.權.術.勢」發揮的淋漓盡致，唯獨把法家正面的「法」放置在一邊，他自己稱自己是「小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直至毛澤東死後，鄧小平上台，中國的法律才逐漸恢復並慢慢完善。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把人民從毛的淫威下解放出來，他為地.富.反.壞.右.封.資.修.臭老九平了反,恢復了私有經濟。改就是改正.改變，他修正了錯誤的等級制度[不是取消等級，而是不以等級來決定你的生老病死，使你的才能可以自由發揮]革就是革故鼎新，也就是儒家說得「日日新，又日新」開放就是放開國門，放開市場，讓所有的人都能發揮自己的才能而發家致富。只有讓所有的人都能處在法律的保護之下，才是真正的法律精神。 　　最後談一談普通老百姓的信仰：普通百姓是希望最高統治者施仁政的，可是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施仁政的卻是很少的。像漢文帝．唐太宗這樣的好皇帝更是非常的少。這麼百姓就盼望能多出幾個清官，所以像包公這樣的清官就被神話了，他不僅可以打龍袍，鍘陳世美；甚至於還可以探陰山，入地府，為百姓伸冤報仇。但是清官也實在是太少，宋代出了一個包公，明代出了一個海瑞。以後就不再聽到有其它有名的清官了。求皇上施仁政，求不到，求出現清官出不來。老百姓只有聽信莊子的勸告「當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素」。沒辦法，但是日子還要過下去，只好忍加認命。《莊子》一書說得至人，大都是身有殘疾而道德高尚又能自食其力的人。像支離疏，背駝到面頰和下巴低於肚臍之下，雙肩高過頭頂，大腿與兩肋一般齊。靠幫別人縫洗衣服來糊口度日，他雖然身有殘疾，他卻自得其樂。這樣的人都能自得其樂，還有什麼不能過的日子呢。列子的寓言故事說「有一個富人，天天錦衣玉食，妻妾成群，他卻天天夢見自己是一個窮人，下地幹活累得要命，醒來後全身酸痛，異常疲勞。又有一個窮人天天勞作，睡覺時卻夢見自己成為富翁，也是花天酒地，美女環繞。列子說：不知道他們二人醒得時候是真正的自己，還是睡著的時候是真正的自己。這些都能給受壓迫的窮人一點精神上的安慰。 　　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的輪迴之說更是深入人心。佛教認為當世之果，是前世之因造成的，當世之因也會成為後世之果。說你現在所受得苦難是因為你前世做了壞事所受得報應，現在享受得榮華富貴，是前世做善事所得的福報。你現在作惡，後世就會托生為牛為馬為畜生；現在行善積德，後世肯定會得到好報。所以佛教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大力擁護，其影響遠遠大於儒家和道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更是中國過去普通老百姓的口頭禪。後來佛道合一，又編出天堂．地獄等等傳說，如：西天如來．玉皇大帝．十殿閻羅。特別是五殿閻王專管鬼魂，他的手下判官專管人的生死薄，以定人的生死和記錄人們在陽間所做得善事和惡事。還有黑白無常．牛頭馬面．小鬼夜叉等等下屬。其中黑白無常專管拘魂，然後由閻王進行根據判官所記你在陽間所做之事進行審判，作惡者有被下油鍋的，有被用碓窩搗的，有被用磨磨的，最後都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或托生為畜生。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在活著的時候的無奈，而想到死後的報應來作一點點安慰。明代的馮夢龍說過一個故事：說一個秀才過陰到地府，零時作一次閻王，幫閻王審一個閻王無法審理的案子。故事說：漢代的三個最大的功臣韓信．彭越．英布狀告劉邦，說漢代天下是他三人打下來的，劉邦最後把他三人都給殺了，求閻王為其主持公道。閻王一時不知如何判才好，便請這位秀才幫忙審理，秀才便判劉邦托生為漢獻帝，韓信託生為曹操，彭越為劉備，英布為孫權。漢獻帝受制於曹操而倍受凌辱，最後三家把劉家江山給瓜分了。所謂報應之事不虛，皇帝都可以受報應，小民那更加有報應了。這些都是小民百姓在無可奈何之下的一點點願望。 　　至於禪宗的頓悟，早期有迦葉的「拈花微笑」，達摩的面壁十年，惠能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和道明的「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這些語言人們還能勉強看懂一點。到了後來如趙州禪師的「庭前柏子樹」善暹禪師的「後園驢吃草」，智通禪師的半夜大叫「我大悟也」第二天智常問他悟到什麼，他回答「師姑原是女人作」投子感溫禪師見蟬脫而學知了叫等等機鋒，甚至於大喊一聲和舉棒就打，丹霞天然禪師取佛像作木柴烤火，以及香山蘊良禪師的「金剛背上爛如泥」這些都是平常人無法磋磨透的玄機。 　　至於《心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和《金剛經》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雖然也常有人誦讀，卻沒有幾個人去深究他的意義。就是常掛在人們嘴邊的「四大皆空」「萬法皆空」也只是順口說說，心裡皆不是這麼想的。老百姓相信的是多念「阿彌陀佛」死後可以前往西天，和地府鬼神報應之事。以求為惡的死後受到下油鍋或下十八層地獄的懲罰，托生到人間成為畜生。為善者死後可以托生富貴之家，可以成為人上人。 　　魯迅在《阿Ｑ正傳》里抨擊中國人都有阿Ｑ精神，認為阿Ｑ精神是造成我們這個民族落後愚昧的根源。但是在中國這個缺少民主的國度里，在只有「當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素」的環境下，你沒有阿Ｑ精神是無法活下去的，至少阿Ｑ還能在背地裡罵一聲「兒子打老子」要是在文革時期，就是阿Ｑ精神也是不能有的，不信問一問在文革時期若有人罵一句「兒子打老子」試試，這裡罵過，那裡認識和不認識的人聽到，你馬上就會成為現行反革命。文革時期只能有「老黃牛精神」像老黃牛一樣不聲不響地幹活，沒有思想，沒有要求，絕對服從，還要感謝主人的恩情，這就是中國的百姓逆來順受，忍辱負重的文化。 　　以上是我認為的傳統文化在不同人群的不同影響，傳統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律令，而是根據你的要求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的，所謂「窮則變，變則通」傳統文化是不斷的變化和與時俱進，常用常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