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國主義的國際資本主義階級分析

【摘要:新帝國主義是一種關於國際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社會組織形式的觀點。它對帝國主義持批判態度，並著重於階級關係的分析，關注跨國資本和跨國階級對「第三世界」國家內部階級結構和階級分化的影響。從世界範圍看，存在著國際資產階級與國際工人階級的分野。隨著資本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資本的合作經營，產生了執行資本總體職能的「管理者資產階級」，成為階級演變中的新現象。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資本的跨國化使得基於階級利益的跨國階級聯合超出了民族國家界限。全球工人階級須增強民族國家意識和全球階級意識，不斷擴大世界社會主義的國際聯盟。】

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其本質就是發達國家通過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的方式，對落後國家和人民實施侵略性的擴張和掠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經濟一體化」趨勢，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通過資本輸出和跨國公司進行全球性資本積累和世界經濟的操縱。跨國公司的經營者是跨國資產階級及其構成人員，他們剝削整個世界以謀取經濟利益，并力圖利用和獲取政治權力為其服務。因其掠奪全球資源、破壞民主制度、損害各國社會，繼而形成了一種新形式的資本帝國主義，這一現象被稱之為「後帝國主義」(本文以下稱為新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理論是美國政治學家理查德·斯克拉首先提出的，這一理論與新殖民主義論不同的是，更著重於階級關係的分析，更關注跨國資本及資產階級對「第三世界」內部階級結構和階級分化的影響。

新帝國主義論運用階級觀點來分析當今社會的階級關係，認為從世界範圍看，存在國際資產階級與國際工人階級的分野。隨著資本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產生了一個執行資本總體職能的「管理者資產階級」，成為階級演變中的新現象。在全球化進程中，資本的跨國化使得基於階級利益的跨國階級聯合超出了民族國家界限。

一、新帝國主義的國際資本主義觀

所謂新帝國主義「是一種關於國際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社會組織形式的觀點。」^[1]

在當今全球化理論中，一般都把全球化的動力歸結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持續生存和發展的需求。資本主義生產是以追逐最大利潤為動機和目的的，但又存在著生產無限擴大趨勢與產品有效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這一矛盾帶來了「生產相對過剩」及社會經濟危機。資本主義企業為了逃避國內商業體系可能出現的崩潰，就有必要向海外市場擴張。資本的海外擴張伴隨著對「外界」的殖民統治和剝奪性積累，這一現象可稱之為「資本帝國主義」。列寧抓住了這些理論的本質，宣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或最終階段。在國際領域，帝國主義表現為一種使用武力進行領土擴張和實施經濟、政治和文化霸權的政治主張。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就是歐洲民族國家的主權超出他們自身疆域對第三世界國家擴張，並以被壓迫民族國家犧牲自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為代價。然而，伴隨全球市場的形成以及垂直性國際分工向水平性國際分工的發展，一種新的主權形式正在形成。這種新的主權形式不是傳統的以主權征服為特徵的帝國主義形式出現，而是以全球經濟一體化新秩序的操控為架構的「帝國」形式出現。哈特和奈格里說:「帝國是一個政治主體，它有效地控制著全球交流，是統治世界的最高權力。」^[2]與軍事帝國主義相比，新帝國主義是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而以跨國資本和跨國階級行動為載體的經濟擴張和統治方式。在一個開放的、擴展的邊界當中，這一統治機器不斷加強對整個全球領域的統合。它的重要特徵是資本的跨國化和階級的國際化，因此對之要進行全球性的階級分析。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國家主權的不重要，而是說民族國家的主權儘管依然是有效的，但其作用的範圍已不斷地受到限制。一方面，政治的控制、國家的功能及管理的機制在繼續調節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經濟活動中資本、技術、信息、商品和人員等生產要素都已容易地越過國界，民族國家已很少有力量去制約以上因素的流動，向經濟施加它的權威。這使得思想家們對全球體系下的傳統帝國主義觀念有了新的看法，「帝國」以及階級的變化意味著資本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方式發生了改變。這樣，傳統以「依附論」為代表的帝國主義理論被以經濟全球化、國際資本主義為實踐內容的新帝國主義論所替代。

新帝國主義論者斷言，自列寧提出帝國主義論以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不斷演變，以適應變化中的歷史條件。傳統的以軍事侵略為主要形式的帝國主義正在向以資本掠奪為主要形式的新帝國主義轉變。與此同時，企業的公司形式則通過在海外建立分支公司這一方式，使得資本全球化了。所以，我們正生活在跨國公司無處不在的世界。傳統的依附論認為，以世界經濟的「中心」為基地的國際資本控制了欠發達的「外圍」，因而後者總是受到前者的剝削。這種剝削體現在「外圍」的剩餘價值被「中心」所汲取。欠發達國家被迫進口資本、技術和機械，從而形成了「外圍」對「中心」的依附。新帝國主義論認為，允許外國直接投資進人「第三世界」並不意味著向資本主義的投降。「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是否會出現「非民族化」，完全取決於這個國家內部的階級動力，而不是取決於它是否願意接納或拒絕外國資本這一抉擇本身。跨國公司向第三世界提供了資本、市場、技術和其他服務，有力地加快了「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進程。誠然，跨國公司與「第三世界」東道國在利益分配方面存在分歧。但在這一表面的分歧之下，也可發現處於不同經濟發展水平、政治上有自主權的國家共同分享著競爭方面的利益。在這種關係的更深處還可看到雙方的利益並不完全是敵對的，也不會自動地加劇較發達國家對欠發達國家的統治和宰制。

由於發達國家是全球規則的制定者，在國際專業分工中擁有技術優勢，使處於「核心」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逐漸成為實驗室、控制台和金融中心，而「邊緣」地區則專事生產，特別是那些消耗資源和勞動力多、環境污染嚴重的生產行業。而且，邊緣市場要「包銷」大量產品，還要負責消化在「核心」已經過時或剩餘的商品。跨國公司所到之處，不僅經濟秩序發生變化，而且生產方式、階級結構、階級關係、企業制度和文化模式等亦在悄然發生改變。

新帝國主義論對國際資本主義的觀察是從全球公司或跨國公司的作用開始的。認為跨國公司在新的跨國基礎上，既給跨國資本國家帶來了世界範圍的經濟利益，也給「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獲得資本資源、可靠市場、關鍵技術以及其他服務的機會，因而可以促進各國利益的一體化。儘管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擁有政治自主權的國家相互之間在效益的分配方面通常都存在著差異，但是在此之下，它們之間還存在著一種利益上的相互依賴關係。使這種相互依賴關係實際普遍存在的條件主要是:其一，勞動力與管理層兩者的當地化或本國化。跨國公司自身出於自我經濟利益的考慮，一般都走向了全面接受本國化的條件。這使得跨國公司既具有國際化一面，也具有當地化一面。其二，存在一個被廣泛認同的條件就是當地政府也分享企業所有權。這使跨國公司通常採取合資企業的形式，其中的當地合伙人往往是國家機器的延伸，並佔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其標誌就是政府官員在推動企業合資方面起到主導作用，以便把政府、跨國企業與當地私人資本都揉合進合資企業。在新帝國主義論者看來，以上兩個條件引發了第三世界國家組織變革，對其社會階級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跨國公司擴張與「管理者資產階級」

基於對全球化條件下國際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內部關係的觀察，新帝國主義論使用階級分析方法對「第三世界」國家的階級形成問題作出了不同於傳統的解釋。正如弗里登所說:「後帝國主義論的新穎之處和激發人們興趣的要點是它認真對待欠發達國家內部階級形成的動力。」^[3] 與依附論強調「民族矛盾」所不同的是，新帝國主義論十分強調欠發達國家內部的階級形成。斯克拉指出，許多「激進的」分析(包括已有的社會科學分析)的一個主要缺陷就是低估了資產階級的力量，也低估了這一階級的超民族主義性質的完整性。新帝國主義論試圖彌補這一不足。為此，斯克拉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在對跨國公司運作機制進行解析的同時，創造了「管理者資產階級」這一新的術語。

跨國公司的快速擴張和實力成長是全球化時代的最重要現象之一。關於跨國公司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它是與資本主義同時出現的，不過是資本積累的一種傳統的、跨國的形式；另一種觀點認為它把母公司利益置於當地利益之上的趨勢加強了公司總部所在的發達國家的統治，因此跨國公司是一種新形式的、適應了後殖民時代需要的、變相的帝國主義。值得一提的是，跨國公司不僅是資本積累的一種新形式，而且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它能夠利用世界市場和開放經濟的環境與本地資本主義形成一種跨國化的合作，既給資本輸人國帶來許多方面的利益和好處，同時也對資本輸人國的經濟關係、社會和階級結構、政治等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在新帝國主義論者看來，由於跨國公司可以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資本、市場、技術和其他服務，儘管跨國公司的宗主國和投資目的地國家在利益方面存在差異，但也存在相互利用的利益一體化關係，這使得各國紛紛拋棄意識形態限制，試圖與之建立穩定的經濟關係，如出現了合資企業、國內私人企業、國營企業、半國營企業的相互交叉以及全球工人的不斷流動。由此造成了一些欠發達的投資目的地國家社會精英走向多元化，傳統的階級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化。特別是傳統的資產階級概念發生了變化。在一般資產階級以外出現了以政府官僚和企業管理者為主體的「管理者資產階級」。他們雖然不是資本的直接所有者，但卻實際上佔有和控制著資本的經營權和管理權，執行著資本的總體職能，進而與資本家階級共同分享著工人勞動創造的社會剩餘價值。對此，法國學者迪蒙和萊維認為，所謂的「經理革命」使一個「作為特殊資本家階層的高級經理階層日益成為資本家隊伍中的重要部分，資本所有權與高級管理者趨於結合，形成一個混生階級。在這個階級中，資本所有者參與高層管理;高級管理者，如果以前未進人這一集團，可以通過巨額薪酬，變成所有者。」^[4]

依據馬克思主義對階級概念的理解，所謂階級就是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處於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團，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劃分社會階級的根本標準。即，資產階級是那些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由於傳統資本主義的所有權與管理權是合一的，所以不存在所謂「管理者資產階級」的說法。然而，隨著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在傳統的資本家階級之外已經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的經理階層——「管理者資產階級」，具體執行資本的職能並在此過程中獲得高於一般工人的更高收人。或許，那些商業企業的高級管理者和以自己的專業技能替商業企業服務的人，以及與他們相對應的人，還不能說構成了一個獨立的階級，但實際上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共同組成了資產階級，這是資產階級在當代社會的新變化。如果這些執行資本總體職能的管理者資產階級為跨國資本服務，那麼，他們也是跨國資產階級的一部分。

作為附屬於資產階級的管理者資產階級與一般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傳統理論中的官僚資產階級是不一樣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民族資產階級是本民族經濟發展過程中建立在私人資本基礎上的與外國資本主義沒有太多聯繫，其勢力相對官僚資產階級來說較弱的資本所有者。官僚資產階級也即是大資產階級。1947年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指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5] 「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作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作官僚資產階級，即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6]可見，官僚資產階級是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大資產階級。而管理者資產階級是作為資本經營的管理者身份出現，與資本家階級趨於聯合併實際控制資本佔有勞動剩餘的群體。同時，隨著跨國公司的擴張和國際資本進入欠發達國家，管理者資產階級日益與跨國公司資產階級通過相互之間的利益關係而勾結在一起，成為國際資本主義生產的合作者。與「官僚資產階級」不同的是，他們是資產階級的經理層或者說是資本的管理者、控制者和經營者。這就是說，國際資本主義的影響強化了欠發達國家的企業管理層、技術專家和官僚精英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內在趨勢。

斯拉克和貝克爾指出，在政府管理部門和大的私營企業部門的共同培育之下，一個新的社會階級產生了，這就是「管理者資產階級」 ^[7]。它是與一定生產方式相聯繫、掌握組織資產，並作為實際經濟支配者能夠進行組織剝削的功能性概念，也是一個外延較廣的社會範疇，包括商業精英、企業管理者、建立在官僚政治力量基礎上的某些高級政府官員、政治領導人和其他控制組織資產的人等。他們之所以被稱為階級，是因為儘管其成員在各自狹隘利益上存在著差異，但是他們在社會經濟方面的特權地位相同，並且在與組織資產和利益分配相關的權力關係和控制關係方面，有著共同的階級利益，與資產者共同佔有社會剩餘價值。這一術語包括在「第三世界」一些國家那些被國有化或在國外投資者的協助下，才創建起來的官僚化政府機構和大型企業的主要管理階級。在接受外國投資的國家內部，管理者資產階級由「本地派」和「國際公司派」兩個派別組成。「本地派」由投資目的地國家當中那些享有特權的公民組成，他們的階級地位和階級利益往往來源於政治的、教育的因素，也有經濟的因素。「國際公司派」由一些外國公民組成，他們管理著商業事務或者跨國機構的事務。管理者資產階級的「本地派」和「國際公司派」在政治價值觀和政治態度方面截然不同，這就導致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的周期性衝突，這種衝突又會通過「所在地原則」在意識形態傾向和行為傾向方面的調解作用而得以解決。根據這個原則，跨國公司集團在當地的子公司一般採取適應所在地政府的政策，以便提升整個企業或集團的利益。這種商業意識原則使發達國家的公司資產階級與「第三世界」國家中資產階級的關係更加平穩。

三、階級發展:基於階級利益的跨國聯合

基於上述認識，作為一種階級分析的新帝國主義理論，對跨國公司影響下的全球社會階級結構作出了新的闡釋，並提出了「跨國資產階級」的思想。跨國資產階級是統治階級中的各個組成部分跨越國家邊界進行聯合的產物。比如，國際公司資產階級和管理者資產階級中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就產生了夥伴關係。這種跨國資產階級的形成受堅持「所在地原則」的推動。即確保跨國公司子公司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需要而進行經營的能力和意圖，使得上述夥伴關係或聯姻愈加受到推崇。儘管不同民族國家存在著文化差異，但跨國企業的活動推動了跨文化的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聯合。在與跨國公司協作的過程中，那些意識形態方面的限制越來越被擱置在一旁，以適應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因為，第三世界國家無論其意識形態傾向如何，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客觀歷史進程都需要從國外引進某些資本和技術。在這一進程中，國家之間的衝突似乎得到了緩和。與此同時，資本主義也開始在不同地區表現出一種「社會化適應」，並使自身趨向於全球化。此時，如果出現「第三世界」對資本主義發展後果不滿的情緒廣泛蔓延，其結果可能導致「第三世界」對資本主義的抗拒。為防止這一情況發生，跨國資產階級主張的全球協調意識日益高漲，且國際資本主義的重要機構也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緊迫要求給予遷就和讓步。他們除了感化那些掌握著社會化適應過程所需要的權力的人，還通過採取必不可少的適應性措施以維護基礎廣泛的國際階級利益。結果是，國家間的緊張和衝突在某種程度上屈服於以階級利益為基礎的階級聯合。

世界範圍內的公司資產階級和管理者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上的階級，就包含了三個相互交疊的實體:公司資產階級、管理者資產階級以及國際公司資產階級。管理者資產階級是為公司資產階級和國際公司資產階級服務，執行資本職能，並分享工人階級勞動剩餘的資產階級新階層。與此同時，跨國公司的擴張也使得從傳統的國家階級中演變出跨國階級這一新的階級分支，包括跨國性資產階級和跨國性工人階級兩大基本階級。

互相競爭的資本主義列強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進行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特殊產物，這些戰爭也許還會使資產階級的跨國演變進程發生夭折。但隨著國際資本主義的空間發展，資產階級的跨國行動隨著全球化的深人在繼續得到加強，而且伴隨跨國公司的成長和境外擴張，在新興發展中國家出現了一個具有凝聚力、居於支配地位的管理者資產階級。由於「跨國資產階級和管理者資產階級之間的互相聯合，世界事務中的權力組織越來越依賴階級的利益和價值觀，而不是國家的利益和價值觀。也許人們可以看到，以國家壟斷利益為基礎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它已逐漸讓位於國際公司資本主義」 ^[8]。從傳統上說，人們大都從時間角度來理解資本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有一個從萌芽、形成、發展、危機到衰亡的過程，最終它將被社會主義所代替，資本主義的終結是一個歷史過程。今天，在資本全球化情況下，還必須從空間的角度來理解資本主義及其演變趨勢。正如阿里吉所說:「資本主義的體系最好被理解為某種相互重疊的『體系積累周期』的延續，以『政府和商業機構的社區和集團領導』為特徵，這推動了組成一個明顯的『世界規模的積累體制』的戰略和結構。」^[9]在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全球化運動中，跨國資產階級對發展中國家階級分化以及社會鬥爭的變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受國際資本主義空間化與世界化的滲透，階級形成不再是局限於一國範圍之內的事情，而是與跨國資本存在著必然聯繫，階級鬥爭也不再是局限於對國家權力的挑戰，而是對世界社會階級結構和階級問題的應對，是對正在趨向於國際化和全球化的資產階級力量的抗衡。因此，需要在全球體系的框架下來審視跨國資產階級的形成及其對民族國家階級關係的潛在意義。斯拉克和貝克爾說:「對於跨國公司本身、國際金融體系以及其他國際資本主義制度，我們應該立足於跨國階級的發展來展開分析。這些制度是國際公司資產階級在歷史動力的作用下，超越限制性的民族國家體系的主要工具。假如這種歷史動力繼續起作用，帝國主義—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統治—就會被跨國階級對全世界的統治所取代。」^[10]

因此，國際資本主義既沒有消除不同民族國家的界線和矛盾，也沒有使階級問題縮小化。相反，世界範圍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不可調和的階級利益衝突依然存在。在全球化進程中，全球資產階級仍實施著政治控制和社會控制，而全球工人階級卻沒有能力主導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方式，生存的需要仍迫使他們把許多勞動時間用於完成別人為其選擇和安排的工作。在新帝國主義階段，工人階級應增強民族國家意識，以尋求合法性政治資源和政策支持，同時，全球工人階級又必須超越民族國家的狹隘眼界，增強全球階級意識，在跨國性經濟和政治活動中發展國際工人階級組織，以不斷擴大世界社會主義的國際聯盟。

引文：

[1] David G. Becker and Richard L.Sklar,ect.,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Developmrn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wy, Boulder 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87,p.3.

[2] 〔美〕麥克爾·哈特、〔德〕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頁。

[3] 〔美〕傑弗里·弗里登:《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楊宇光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頁。

[4] 〔法〕熱拉爾·迪蒙、多米尼克·萊維:《新自由主義與當代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的變遷》，丁為民等譯，《國外理論動態》 2007年第10期。

[5] 《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3頁。

[6] 《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4頁。

[7] 曹義恆、曹榮湘:《後帝國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16頁。

[8] Richard L. sklar, Postimperialism：A Class Analysi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Expansion, Comparative politics,Vol. 9, No1 (1976):86.

[9] 〔意〕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路愛國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24頁.

[10] 曹義恆、曹榮湘:《後帝國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69頁。

參考文獻:

[1] 程恩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2〕侯惠勤:《國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研究著作評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3]〔美〕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郭方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4]〔美〕埃里克·歐林·賴特:《階級》，劉磊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5]糜海波:《馬克思階級概念的當代演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作者簡介:糜海波(1969- )，南京森林警察學院思想政治理論教研部教授、博士 察網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 2016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