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 超：美國對華宗教滲透新模式及其意識形態演變

（三）新載體　　改革開放以來，具有港台背景的海外華人傳教士是進入中國內地時間最早、數量最多的外來宣教群體。20世紀90年代以後，來自中國內地的傳教士將福音傳回中國內地成為主流趨勢，而數量迅速增加的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群體被期望並已經成為這一趨勢的新的傳教載體。　　與此同時，「將福音傳給中國未來的領導者」，「為基督贏得這世代的華人知識分子」成為美國對華宣教機構的首要目標。據2000年一份調查統計，「至2000年8月止，美國至少有216個以上以中國學人為主體的團契和教會；若加上西人教會和信徒所組成的英語查經班，總數肯定在300個以上」。「全美國200多萬華人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中國學人至少30萬人以上；已信主的比例約10%。已受過神學院訓練的神學生和傳道人超過500人以上」。（蘇文峰：《海外中國學人事工》，海外校園雜誌社2001年版，第16頁）　　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華人知識分子事工在原有基礎上得到更快發展。以知名對華宣教機構「友愛中華協會」（COM）為例，1988年，隨著數以千計的中國大陸研究生和學者聚集在美國和加拿大的校園，該機構開始將其事工核心轉換為北美校園佈道。根據該機構2008年的年度事工統計：「有46名工作人員在41所大學服務於中國學生團契；在這41所大學校園裡有超過24000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向超過6100名中國學人宣講過基督的福音；有2150名學人得到友愛中華的具體幫助；有320名學人參加福音培訓；有817名學人得到福音指導和門徒培訓；有71名中國學人基督徒回到中國。」　　美國主流媒體敏感地注意到這一現象並予以高度評價。「我認為將福音傳給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到美國的學生是這個世界上戰略意義最重大的基督教福音使命。」（大衛·愛卡門博士，《時代》雜誌資深記者、中國通）　　隨著「海歸潮」出現，以留美中國知識分子為重要載體的「海歸福音事工」興起，中國家庭教會也開始出現「戰略轉折」：第一，從以鄉村宣教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為中心轉變；第二，關注政治法律問題，以清教徒的神學觀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職業中榮耀上帝；第三，改革宗神學是年輕一代傳道人的主流宗派認信；第四，年輕一代傳道人逐漸崛起；第五，家庭教會加速整合併進入公共領域。而「網路福音」的興起，使海外「網上基督徒」「虛擬回國」傳教成為可能，中國國內高校的BBS成為「福音的大好禾場」。這些人員和技術載體的新變化將會極大地改變國際性傳教模式，傳統的「反宗教滲透」理論也將面臨根本的範式轉換。　　（四）新組織體系　　《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作為美國的國內法，在法律的適用和執行上具有先天的不足。在美國國會和政府主導下，一些以人權和宗教為議題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組織主動填補空缺，在國際上積極充當該法案的非正式執行者，並形成某種宗教人權國際制度或國際「人權聯合體（humanrightscomplex）」。在此大背景下，新的對華宗教滲透組織體系應運而生。　　2002年，「對華援助協會」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成立，「對華援助協會系非盈利基督教機構，旨在探索、講述、捍衛涉及中國宗教自由問題的真理，並專註於非官方教會的命運」。（參見該機構會刊《中國法律與宗教觀察》發刊詞）該機構與傳統宗教組織的主要區別在於：其組織的根本目標不是傳教，而是專註於經過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該機構主辦了系列對華網站，其中的「中國宗教自由觀察網」羅列了三個方面的主要使命：第一，中國宗教自由觀察網的使命是促進推動所有中國人的宗教自由。第二，將有關踐踏中國公民宗教自由的消息和報道傳遞及時發表。第三，推動中國成為信仰上沒有柵欄的天空。該機構自成立伊始，就以美國《國際宗教自由法案》在中國的「准民間執行機構」自居，並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活動：首先，策劃、推動並直接參与中國國內的「宗教事件」，並以這些所謂的「宗教事件」為素材推動美國和其他國際機構對中國施壓。我們可以在國內絕大多數與宗教相關的群體事件中看到該機構活躍的身影。第二，在美國國內和國際上系統炮製和宣揚「中國宗教迫害論」。該機構密切配合美國《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實施，每年向美國國會和國務院提交所謂的「中國宗教迫害年度報告」。第三，阻礙中國宗教組織正常開展的對外交流活動。該機構對海外宗教機構和相關人士與中國合法宗教組織開展的友好交往活動大肆批評，認為這些交往活動會「向全世界的信仰者發出誤導和令人氣餒的信號」，從而忽略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宗教」。　　為了建立「不受中國政府控制」的「國中之國」，以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為代表的相關機構在意識形態和組織建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會國度化」成為許多宣教機構的明確目標，因此，在中國國內建立全國性的不受中國政府控制的教會領導機構成為當務之急。2007年，在「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的直接操控下，「中國家庭教會聯合會」被拼湊出來。該組織組建各省分會，指定分會會長，開展全國性的施工拓展。在各種勢力操縱下，該組織很快淪為以「施工拓展為招牌的斂財工具」。2008年11月，該非法組織被中國民政部依法取締。　　為適應美國主導的新人權戰略，新建構的對華宗教滲透組織具有明顯的「非宗教化」和「政治化」特點。在國際上，以美國政府、國會和相關宗教機構為主導者，以「對華援助協會」為組織核心，形成針對「中國宗教問題」的壓力集團。在中國國內，「對華援助協會」一方面覬覦中國家庭教會的領導權，嘗試建立「整合城鄉」的全國性宗教領導機構，完成在其掌控下的「教會國度化」；另一方面，企圖以家庭教會為依託，超越宗教領域，「巧妙編輯中國社會的各種自由元素」，形成包括「互聯網、政法系、家庭教會、媒體等力量」的維權政治組織體系。　二、美國對華宗教滲透的意識形態演變　　正如馬克思所說：「所謂基督教國家，它從政治的角度對待宗教，又從宗教的角度對待政治。」（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2頁）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宗教右翼勢力以「政治崛起」的方式迎來了一個「美好時代」，一些學者將這種現象描述為宗教勢力復辟的美國式「神權政治」。美國出現了建立在「新神權政治」意識形態與舊地緣政治目標基礎上的新冷戰思維，這種意識形態的演變不僅改變了美國國內政治氣候，而且在國際政治、軍事和外交上產生深刻影響。　　（一）神權政治意識形態　　1998年柯林頓簽署《國際宗教自由法》標誌著美國主導的以「國際宗教自由」為核心的「新人權戰略」正式形成。2000年上台的小布希作為美國宗教右翼勢力「在白宮中的自己人」，為其支持者提供了「基於信仰的戰爭，基於信仰的執法，基於信仰的教育，基於信仰的醫療，和基於信仰的科學」。（KennethD.WaldandAllisonCalhoun-Brown：ReligionandpoliticsintheUnitedStates，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2010.225）由於白宮和國會爭相取悅影響廣泛的福音派活動家，美國政教關係出現嚴重失衡，基督教右翼支持者「操縱了美國的政治進程（ChristianRighthadtheirhandsonthepolicyprocess）」，（同上，第225頁）以至於美國福音派右翼佈道家傑瑞·法威爾直接宣告「宗教與政治分離的觀念是魔鬼發明的」。這種政治神權化的趨勢引起了部分美國民眾的警覺，在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奧巴馬的牧師Rev.JeremiahWright以「上帝詛咒美國」這種與小布希針鋒相對的口號強力表達了自己的反思。在Wright看來，美國的神權政治意識形態導致了美國在國際上濫殺無辜，在國內非人道地對待其人民，而這種意識形態的癥結就在於「美國一貫在行動中把自己視為上帝和自詡為至高無上者」。（同上，第277頁）　　美國神權政治最大的悖論在於：其宣揚的宗教普世主義與美國利益至上論相衝突。在宗教普世主義與美國利益一致的時間和地點，美國堅定地支持宗教普世主義；在宗教普世主義與美國利益相背離的時間和地點，美國則犧牲普世主義，成為堅定的美國利益至上論者。在中美關係史上，美國神權政治的雙重標準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19世紀下半葉，美國通過「門戶開放」政策得以對華「利益均沾」，通過《寬容條款》獲得在中國的宗教特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882年，美國國內卻通過了唯一針對外民族的《排華法案》，該法案表達的觀念是一個奇怪的混合物，其核心意識形態來自於相互矛盾的幾個源頭，宗教層面視華人為危險的異教徒，民族文化心理層面則包含「黃禍威脅論」的蠱惑，而種族主義卻來源於與基督宗教創世論不相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美國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認為有色人種處於進化序列的低級階段，盎格魯·撒克遜人居於種族等級的頂端，其他低等級種族要麼追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領導，要麼跌入種族等級的底部，去面對其終極滅絕的命運。　　（MichaelH.Hunt:IdeologyandU.S.ForeignPolicy，YaleUniversityPress，2009.79）在這種具有濃厚神權政治色彩的意識形態主導下，中國人被嚴重妖魔化，他們是頑固的異教徒，荒淫無恥，道德敗壞。他們像老鼠一樣聚集在瘟疫流行的貧民窟，「唐人街」被認為對白人社區的健康、道德和福祉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對付中國人有必要採取兩手，一方面是基督教傳教士的宗教儀式，另一方面嚴格地將中國人從夏威夷和西海岸文明的偏遠地區排除出去。」（同上，第80頁）　　進入20世紀後期，美國主流社會對美國外交的三大基本意識形態之一的種族主義有過一定程度的反省和修正。但是，對於蘊涵在種族主義中的更深層次的神權政治意識形態，不僅始終缺乏真正的自覺意識，而且在各種政治勢力的推動下愈演愈烈。傳統的宗教歧視與排他性意識形態逐漸演變成現代的「文明衝突論」，而古老的「黃禍威脅論」則演變成21世紀的「中國威脅論」。在美國主導下的「新人權戰略」中，中國成為主要的假想敵，我們是不難理解其中蘊含的深刻意識形態根源的。　　（二）地緣政治意識形態　　19世紀末期，在美國民眾中塑造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方面，美國對華傳教士群體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美國當代一些學者指出：「那些能說會道、固執己見的傳教士將他們的感想在美國廣為傳播。福音先驅們向美國報道的中國是一個『道德荒漠』，它的人民愚昧、道德敗壞和骯髒。」（同上，第70頁）不過，傳教士也敏感地發現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重大意義。中國潛力巨大，亞洲將會改變，中國將是這種改變的支點。美國應該通過外交投資、經濟貿易、基督教傳教對中國施加更大影響。美國在對華關係方面交織著兩種不同聲音：其一，中國人是令人厭惡的生物，應該不惜一切代價與他們保持距離；其二，中國是美國人賦有特殊使命的「責任病區」，美國人有責任教導、保護他們，甚至包括對他們的不良行為進行懲罰。（同上，第71頁）神權政治與地緣政治的相互影響，使美國的對華外交在起始階段就具有了兩面性，在美國傳統的外交精英看來，《寬容條款》和《排華法案》並無矛盾之處。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的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向文化、宗教傳統復歸，「文化和文化認同形成了冷戰後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衝突模式。」在新的「文明範式」中，「西方國家的普世主義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衝突，最嚴重的是同伊斯蘭和中國的衝突。」（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4頁）亨廷頓在分析「正在形成的聯盟」時，臆測了一個所謂反對西方的「儒教和伊斯蘭教國家聯盟」，雖然他自己也承認「中國的熱情一直相當低落」。（同上，第215頁）為了保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優勢地位，西方「必須在與其他社會打交道時巧妙地將其經濟資源作為胡蘿蔔和大棒來應用，同時促進西方聯盟，協調其政策，……並促進和利用非西方國家之間的差別。」（同上，第182頁）　　在地緣政治上，「中國正在成為東亞的支配國家」，通過均勢來平衡和遏制中國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角色」符合西方霸權邏輯。根據「文明衝突」範式，美國為獲取對其最為有利的地緣政治格局，分別從兩方面發力，鼓勵和逼迫中國成為針對伊斯蘭教國家和其他文明的「斷層線戰爭」的第一層次參與者，而美國作為第三方或第三層次的參與者和調停者發揮作用。因此，美國熱衷於在新疆、西藏玩弄宗教地緣政治遊戲，「新疆越是不穩定，他們就越『理想』」。（威廉·恩道爾：《霸權背後》，第103頁）　　在某種意義上，「文明和諧」範式會使美國「孤懸海外」，成為世界的「次要參與者」，而在美國強力主導的「文明衝突」範式下，東亞和歐洲都是美國天然的「戰略緩衝帶」。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冷戰後的對華宗教外交與其地緣政治目標並不是完全沒有關係。美國對華宣教機構調整宣教策略，在強調「中國福音化」、「福音入中國」的同時，將「福音出中國」擺在突出位置。「回歸耶路撒冷」作為「福音出中國」的西向計劃，具有強烈的地緣政治意識形態色彩，該計劃並非只將「福音傳到耶路撒冷」，而是「要把福音傳到從中國到耶路撒冷之間的各個國家、城市、鄉鎮和少數民族中，並與那些信徒們建立團契」。（楊天民：《回歸耶路撒冷——完成大使命的呼召》，基馨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從中國至少差派100000名宣教士赴伊斯蘭教國家、印度教國家、佛教國家傳教是該計劃的核心部分。「回歸耶路撒冷」計劃之所以在美國廣受追捧，與其蘊涵的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契合美國的全球戰略是分不開的。（三）新冷戰意識形態　　在冷戰時期，許多美國著名傳教士成為天然的「冷戰佈道者」，（塗怡超：《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以葛培理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頁）他們認為：「西方文化及其果實植根於《聖經》、聖言和17、18世紀的大奮興。而共產主義已經決心違抗上帝、《聖經》和所有宗教。共產主義不僅是對生命的經濟解釋……共產主義是由向全能上帝宣戰的魔鬼引領、激發和推動的。」（WilliamMartin.AProphetwithHonor:TheBillyGrahamStory.NewYork：WilliamMorrowandCompany，Inc.，1991.197）為戰勝作為撒旦工具的共產主義，「今日世界唯有一種哲學體系可與共產主義的陰謀策劃相抗衡，這就是生機勃勃、動力十足的正統基督教……今日最偉大且有效的反共利器是再生的基督徒。」（BernardK.Duffy&HalfordR.Ryan，AmericanOratorsoftheTwentiesCentury：CriticalStudiesandSource，NewYork：Greenwood，1987.182）冷戰結束以後，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開始討論所謂的「亞洲—美國冷戰」，他們認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具對抗性」，兩國衝突的潛在原因，除了「兩國在東亞未來均勢問題上的根本分歧」外，「衝突的根源是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異」。（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01頁）一種兼有「共產主義威脅論」和「文明衝突論」的新冷戰意識形態在美國形成。　　受「新冷戰意識形態」影響，在部分美國華人基督徒中流傳著一些一廂情願的「假設」：如果中國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則中美友誼會超過日美關係，因為日本是非基督教國家（遠志明）；而如果中國不能成為一個基督教國家，則美國會永遠視中國為敵（於歌）。少數極端分子甚至鼓吹「非基督教中國的崛起是世界的禍害（余傑）」。因此，「中國基督徒應傾力學習並籌劃一個建基於聖經基礎，關於公眾利益之基本價值的政治體系」。「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國文化，並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會裡，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貢獻，並領導之」。（趙天恩：《扶我前行》，台北：中福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頁）「當一個無神的社會主義國家頒布禁教的法律，或發表抗拒神國進行的政策時，基督徒應向政府抗議，幫助政府不要抵擋那賜給他們權柄的主」。「基督徒對一個逼迫教會的無神論政府的態度，必須針對政府背後的那股敵基督的邪靈」。（趙天恩：《洞燭先機——中共宗教政策及三自會評論》，台北：中福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頁）不僅要進一步拓展對城市高校、知識分子、海外留學人員的宣教事工，而且有必要發起一場「給共產黨員傳福音」的中國內外、全球性的持續運動。　　在美國華人教會中，大多數華人基督徒將基督宗教信仰視為一種生活方式，對美國主導的國際宗教自由運動（新人權運動）既不認同，也不關心。為了解決華人教會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參與的動力缺乏問題，在一些傳教機構的刻意主導下，「海外民運基督化」成為一種「雙贏」的政治發動機。「專門開展民運人士福音事工」，「與海外民運人士並肩作戰」成為中國政治基督化的重要步驟。經過20多年的精心培育，許多民運分子「以基督徒機構名義參與各類海外民主運動、呼籲宗教自由活動」，「在基督教內和海外民主運動中正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而中國國內的家庭教會，不僅應該拋棄「等著挨打」的「殉道精神」，而且要成為中國民主化的精神支柱和組織力量。中國家庭教會要聯合起來「走出黨國」的歷史，「走出共產主義的紅色海洋」。　　樹欲靜而風不止，「新冷戰」意識形態使「世界面臨從未有過的各種力量和事件如此危險的匯合」，但是，「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驅動華盛頓政策的那種瘋狂已經變得多麼危險」。（威廉·恩道爾：《霸權背後》，第319頁）三、政教和諧與中國模式　　所謂宗教滲透，其實質是一種「政治滲透」。「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則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或境外敵對勢力，境外宗教只不過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或境外敵對勢力推行其和平演變戰略的一種方便的『工具』或『手段』而已」。也就是說，境外宗教滲透的「終極主體」或「深層主體」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或境外敵對勢力，而境外宗教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次終極主體」或「表層主體」。（段德智：《宗教學》，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44頁）美國神權政治的「復辟」及其在外交上的表現很大程度上是其全球霸權頹勢的意識形態反應。因此，我們在看待境外宗教滲透問題上，既不能犯左的錯誤，也不能犯右的錯誤，而應該「讓宗教還它個宗教的本來面目」。（周恩來：《關於基督教問題的四次談話》（1950年5月），《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頁）　　首先，我們必須排除一切干擾，堅持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匹配的新型政教關係。「這種新型政教關係，以政教分離原則為基礎，以政教和諧為價值取向。也就是說，堅持政教分離原則，在政教之間劃分出清晰的界限，防止以政代教或者以教代政，為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並不把政教分離作為處理政教關係的終極目標，而是在政教分離基礎上努力追求政教關係的和諧，形成良性互動的關係」。（王作安：《關於中國當代政教關係》，《學習時報》，2009年11月23日）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任何形態的「神權政治」只會導致無止境的宗教衝突、政教衝突和「文明的衝突」。而堅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團結合作」，是我國當代新型政教關係的精髓。　　第二，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世界和中國近現代歷史都啟示人們，「無自立則無以外交」，宗教也不例外。20世紀50年代我國愛國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提出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這一原則得到黨和政府大力的支持而確定下來。我國憲法第36條規定：「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我們要糾正一些人在宗教方面存在的法制觀念的缺位和錯位，任何宗教都不享有可以超出我國（任何主權完整國家）法律、法規的特權，任何其他國家的法律都不可能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上位法。中國再也不應該和不會出現建立在「宗教治外法權」基礎上的「國中之國」。　　第三，建立長效的宗教突發事件危機處理機制。當今世界，美國主導的「新人權運動」在全球範圍內極力推動「宗教政治化」、「政治運動化」，宗教因素與網際網路、手機和軟體平台結合，成為蘭德公司推崇的「蜂擁戰術」的理想載體之一；一種具有後現代特徵的「非暴力政權更迭模式」依託於「蜂擁戰術」，用精心選擇的某個時段的「突發」事件將長期的意識形態滲透成果引爆，頃刻推翻現政權。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曾經意味深長地預言，「當今的中國不太穩定，在不久的將來有可能會出現宗教領袖執政。」「局部宗教抗議擴大到大規模的社會行動」很可能會導致現有國家政權被暴力推翻。也許有人希望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但是，「預言能否實現依賴於人們如何作出反應」。（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頁）在社會主義中國，「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促進宗教關係的和諧、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不僅是我國政教和諧、政治穩定的根本解決之道，而且是克服被「文明衝突」魔咒困擾的國際宗教、政治危機的「他山之石」。（作者：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