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和一個女人:<BR/> 對漢魏時代一段情史的還原
「三曹」:曹操(155-220)、曹丕(187-226)和曹植(192—232);一個女人:甄氏(182-221)。對「三曹」與甄氏的情緣糾葛,前人有評論說:「不獨兄弟之嫌,而父子之爭亦可丑也。」(宋王銍《默記》卷下)「甄氏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交爭之如此?」(明楊慎《升庵集》卷六十八)事實果真如此嗎?法國作家左拉說:少女的一根頭髮勝過十頭牛的拉力。甄氏究竟具有怎樣的魅力,吸引了曹家的男人,乃至不顧體面,父子「交爭」起來?這一段情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我們且看《世說新語·惑溺》第一條的敘述: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
曹公就是曹操,魏甄后是指甄氏,曹丕在建安十六年(211)被封為五官中郎將,後來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十月代漢稱帝,建立魏國,甄氏自然成為皇后(史稱文昭甄皇后)。曹操的大軍在建安九年(204)八月攻佔鄴城,當時甄氏已經是袁紹的二兒子袁熙的太太了。這一年,曹操50歲,曹丕18歲,曹植13歲,甄氏23歲。就年齡說,曹操比甄氏大28歲,可以管她叫侄女,曹丕比甄氏小5歲,應當稱她為大姐,至於比她小10歲的曹植,則可以稱她為大大姐了。所謂「惠而有色」,是說甄氏又賢惠又漂亮。甄氏本是大家閨秀出身。據《魏志·后妃傳》記載,甄氏是漢太保甄邯的後代,世吏二千石。父親甄逸,曾任上蔡令,所以嫁到四世五公的袁家就不是偶然的選擇。她從小就具有博愛的情懷,在東漢後期的社會動亂中,她建議母親拿出自家積儲的糧食賑濟「親族鄰里」,」廣為恩惠」,受到全家人的肯定。她知書達理,學識淵博,具有良好的文化素養和道德修養。她對父親的孝敬,對寡嫂的謙敬,以及後來她對婆婆武宣卞皇后的尊重,在當時都是美談。內在的美質加上外在的美貌,使她成為漢魏時代極受人稱道的賢媛典範,她的絕世風采也為「蓬萊文章建安骨」(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刷色不少。至於老曹阿瞞,其人本來就非常好色,只要是漂亮的女人,管她是誰的老婆,管她年齡幾何,先搶過來再說!但畢竟軍務、政務都過於繁忙,所以雖然「疾召」甄氏,還是比兒子慢了一步,看來十八歲的年輕人腿腳靈便,情場競爭自然也有優勢。然而,阿瞞說:「今年破敵殺賊正是為了她!」也真夠坦蕩的。據說,大約發生在公元前1184年特洛伊戰爭是以爭奪當時世界上的第一美女海倫(Helen)為起因的,由此導致了希臘軍隊對特洛伊城長達十年的進攻。所以,西方有歷史學家開玩笑說,如果海倫的鼻子高一寸或者矮一寸的話,或許這場戰爭就沒有了。如此看來,甄氏無疑是我國漢魏時代的一位海倫式的美女,那時的鄴城也可以和特洛伊古城媲美了。其實,曹孟德說的話,不過是一句戲謔之言而已,我們大可不必當真:阿瞞平生高才遠略,氣韻沉雄,籠罩一世,怎肯為一個女子輕易發動一場戰役?另一方面,曹氏父子畢竟不同於法國作家大仲馬、小仲馬父子,他們不會為同一個美女反目成仇的,因為曹孟德畢竟是講究通脫的人,像甄氏那樣的美女,即使不能給自己當老婆,也可以給自己當兒媳婦嘛,況且阿瞞本來就已經妻妾成群(先後娶了至少15房太太),當然也就不在乎這一個了。《世說新語》本條南朝梁劉孝標註引《魏略》載:
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
阿瞞真是一個開明開通的好爹,如此對待兒子的婚姻大事真是罕見,而把別人的兒媳婦迅速地變成自己的兒媳婦,這一轉換過程竟然如同對酒當歌一般地流暢,也真令人拍案叫絕。這就是大人物的特異資質吧?其實,甄氏嫁給曹丕,目的是為了活命,本來沒什麼感情可言。而據《世說新語》本條劉孝標註引《世語》,在曹丕稱嘆甄氏的美貌之後,她的婆婆劉氏對她說:「不復死矣。」一句話正道出了這門婚姻的真相。但是,這件事在當時的知識精英中還是頗有負面反響的,因為憑藉軍事的勝利劫奪別人家的老婆畢竟不光彩,如此作為也畢竟太卑賤,所以《世說新語》本條劉孝標註又引《魏氏春秋》:
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武王伐紂的時間大概是公元前1122年,比特洛伊戰爭發生的時間略晚一點,而妲己則是殷紂王的寵妃,孔融說她在成為「戰利品」之後,被周武王賞賜給周公。孔文舉的胡謅本來是嘲笑阿瞞為兒子強娶甄氏的事兒,而阿瞞居然信以為真,所以,在孔融抖開包袱之後,他的尷尬也是可想而知的。從小就會讓梨的孔文舉此時為何這般不知趣?領導家裡的事兒是你可以隨便議論的么?這件事無疑為孔融埋下了殺身的禍根:管你是姓孔,還是姓孟,管你是孔子多少代孫,你敢得罪我,我找機會就弄死你!曹氏的出身畢竟低微,出身低微的人一旦擁有強權,就難免窮凶極惡了。
令人欣慰的是,在建安二十五年之前,甄氏在曹家的生活還算幸福,她操持、料理家政至少有16年之久。建安十一年(206),甄氏為曹丕生了個兒子,這就是後來的魏明帝曹睿,曹操對這個孫子特別喜愛。後來她又為曹操生了個孫女,這就是東鄉公主。根據《魏志·后妃傳》的記載,「及冀州平,文帝納後於鄴,有寵」,曹丕對甄氏的寵愛,我們由《世說新語·言語》第10條劉孝標註所引《典略》可見一斑:「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劉楨僅僅因為平視甄后,就被逮捕了,後來被免除死罪,發送到勞動部門以石匠的身份進行勞動改造,而劉楨是曹丕後來盛讚的「建安七子」之一!可見所謂鄴下風流也是有陰暗面的。西晉著名詩人左思在《魏都賦》中寫道:「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文選》卷六)按照左思的構想,有才華橫溢的曹植(曾被封為東阿王)和勇武過人的曹彰(曾被封為任城王)為弟,這是足以蕃屏王室、保衛國家的,同時,又有賢德、美麗的甄氏為妻,曹丕本來也應當是天下最踏實的君王和最幸福的男人,但是,曹丕卻偏偏不能容下自己的親人,曹彰被他毒死了,曹植被禁錮終生,流放外地,甄氏也在黃初二年(221)被她殺害了。明朝的鐘惺就曾經感嘆說:「世上俗惡人不足言。文帝一肚文雅,有甄后為之妻,陳思為之弟,除卻骨肉,文章中亦宜有臭味,而毫不能感動迴旋,真不可解也。」關於甄氏之死,《魏志·后妃傳》載:
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後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於鄴。
漢獻帝劉協在禪位後,被封為山陽公,而在建安二十年(215),他已經娶了曹操的兩個女兒,其中一個就是獻穆曹皇后曹節(《後漢書》卷十下《獻穆曹皇后紀》)。所以,曹丕本來是漢獻帝的大舅哥。而曹丕在登基稱帝以後,一連娶了五個女人,其中竟然包括山陽公的兩個女兒,這純屬亂倫的行為。但據曹丕自己說,他這樣做是為了模仿堯舜禪讓的故事,堯帝在禪位之時,還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同時嫁給了舜,舜死了,葬在九嶷山,他的兩個太太成天哭泣,染竹成斑,最後投湘水自盡,這就是毛澤東《答友人》詩「斑竹一枝千滴淚」的典故。《三國志·辛毗傳》裴注引《世語》:
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為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因自己被立為太子而狂喜不已的曹丕居然抱住了漢朝老臣辛毗的脖頸!這無疑是中國政治史中令人作嘔的一瞬。而深居閨中的綺年女兒辛憲英對曹丕的淺薄洞見明澈,曹魏王朝曇花一現的歷史命運已經被她早早料定了!因此,儘管曹丕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有一定的建樹,但就本性而言,此人不僅淺薄之極,而且流氓成性。《魏志·陳思王植傳》:「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在這群侍候阿瞞的宮人當中,就有後來構陷並取代甄氏的郭后。《三國志·方技傳》記周宣為曹丕解夢:
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從宮人相殺到甄氏冤死,再到試圖謀害弟弟曹植,曹丕的罪惡被周宣這位占夢大師一一道出。張承宗指出:「曹丕與曹植在爭奪王位繼承權的鬥爭中,也利用宮人來為自己謀私。」「曹植自恃有才,任情而行,不知道利用宮人,而未能立為嗣。曹丕利用宮人,玩弄陰謀奪得王位繼承權,後來又禪位稱帝,很可能有宮人冤死於其事,他心中有鬼而時做噩夢。」(《三國兩晉南朝宮女考略》)宮人們之所以願意為曹丕繼承王位的競爭助戰,是因為曹丕對他們有口頭的許諾;而宮人們又互相爭寵,互相嫉妒,互不相容,所以動了刀子。因此,從本質上講,曹丕與多位宮人都有權與色的交易——權是預支的,色是現成的;而在曹操去世之前,這種交易就已經達成了。《世說新語·賢媛》第四條載: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後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嘆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一代賢明的皇后,一位善良的母親,居然對自己的親生兒子迸發出極端的詛咒,甚至連他的葬禮都不參加:不是母親太無情了,而是兒子太醜惡了!在這種情況下,賢明而以禮自持的甄后「有怨言」也是很正常的,因為她的大家閨秀出身以及良好教養和高尚人品,決定她凡事都要講原則,她更多地是在政治層面的長遠利益上為夫君和太子著想,克盡自己作為皇后和母親的責任與義務。但是,她永遠也不懂一個道理,那就是只有強權的地方從來都是沒有正義和原則的;在這種鬼地方,原則和正義只會招致仇視,只會給自己帶來禍害。其實,作為女人,特別是深愛自己丈夫和家庭的女人,對介入其家庭生活的女性有點妒忌之心本不為過;但甄后的心胸是非常寬闊的,她不僅不好嫉妒,還經常勸說曹丕「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如任氏出身名族,她的美德和美貌為甄后所推崇,只是由於性格狷急,小姐脾氣太大,招致曹丕的不滿,最後被驅逐出宮,當時甄后就曾竭力勸阻曹丕,挽留任氏,為她開脫,為她說好話,其豁達的氣度和善良的品格實在令人感動,所謂「寵愈隆而彌自挹損」(《魏志·后妃傳》裴注引《魏書》)正是她的一貫作風。這樣的皇后真是天上難找,地上難尋啊。所以,甄后的無辜被害,給她的兒子魏明帝造成了最深的創痛。《魏志·后妃傳》裴注引《漢晉春秋》載:「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發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其實,郭后得寵僅僅是甄氏被害的表面原因,深層的原因應當是甄氏反對曹丕納山陽公二女為妃。郭后就是在這方面向曹丕進了讒言,因為只有將生活問題政治化,才能觸發曹丕的殺機。郭后這個女人非常工於心計,也很有政治手腕兒。《魏志·后妃傳》說她:「太祖為魏公時,得入東宮。後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後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後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後之寵也。」可見曹丕成為阿瞞的接班人,她是謀劃者之一。這也說明她在東宮侍候阿瞞的時候,與曹丕的關係就已經不同尋常了。可嘆甄氏已經屈死,還要被她滿嘴塞糠,被發覆面,就這樣,一代絕世的佳人在被徹底醜化之後走向了那不可知的幽冥世界;在那個世界裡,她的亡靈連申訴冤屈的自由都沒有了——她的嘴巴已經被糠粃封殺了。所以,魏明帝哭了,為自己的母親痛哭,為一個世界上最美好最不幸的女人痛哭。甄氏三歲喪父,她的一生從不幸開始,青年時代又遭遇婆家袁氏的族滅乃至夫君的敗亡,而最後又以不幸終結。雖說是自古佳人多薄命,可甄氏的遭遇今日想起來也令人鬱悶。然而,對這段悲哀的情史後人卻有新的演繹。《文選》卷十九《洛神賦》唐李善注引了一篇《記》:
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帯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在我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發,羞將此形貌重睹君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這篇《記》的出現使這段情史更為複雜,也更為引人。因為按照它的敘述,「三曹」「交爭」的局面就出現了,好事的文人們自然為之精神一振。其實這個故事在我國中古時代的文獻中絕無任何記載,尤其是晉人陳壽的《三國志》和劉宋裴松之的注,竟然無一言涉及「感甄故事」,這是最值得關注的情況。不僅如此,前引《三國志·方技傳》,曹丕說:「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周宣為曹丕解夢:「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而此時曹丕已派遣使者攜帶著璽書前往賜死甄后,「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這足以表明下文所說的曹丕「欲治弟植之罪」,實與甄氏無關,否則,來自太后的壓力就不會起到保護曹植的作用,曹植必死無疑。另外,甄氏比曹植大10歲,在她嫁給曹丕的時候,曹植還是一個13歲的孩子,所以「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的說法實在是荒唐可笑的。而後來曹丕、曹植為爭立太子的問題,關係一直很緊張;尤其是在阿瞞去世,曹丕稱帝以後,曹植過著囚徒般的日子,一直被地方官吏監管,乃至缺衣少食,病弱不堪,其保全生命尚且有賴於母親卞氏的呵護,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開展叔、嫂戀?又怎敢將所謂「植甄隱情」寫入詩賦授人以柄?曹丕的文學成就雖然與曹植有天壤之別,但也是一位詩文大家,有什麼文章信息他讀不懂?其實,對曹植而言,甄氏是他的親人,而不是情人,和當時的許多皇親國戚一樣,她對這位美麗、賢德的嫂子可能非常尊重,也非常喜歡,甄氏對曹植的才華也可能非常欣賞,他們的關係至多也就是這樣。清潘德輿指出:「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遠,觀其《答楊德祖書》,不以翰墨為勛績,詞賦為君子;《求通親親表》、《求自試表》,仁心勁氣,都可想見。即《洛神》一賦,亦純是愛君戀闕之詞。其賦以『朝京師,還濟洛川』入手,以『潛處於太陰,寄心於君王』收場,情詞亦至易見矣。蓋魏文性殘刻而薄宗支,子建遭讒謗而多哀懼,故形於詩者非一,而此亦相類也。首陳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繼以狐疑為憂,終以交結為願,豈非詩人諷托之常言哉?不解注此賦者,何以闌入甄后一事,致使忠愛之苦心,誣為禽獸之惡行,千古奇冤,莫大於此。」(《養一齋詩話》卷二)我們看到,在魏文帝和魏明帝統治下的那樣一個充滿殺戮、嫉恨和虛偽的時代,曹植並未消解自己神聖的政治熱情和生命激情,也沒有消解自己浪漫的遐思和天真的性格,更沒有消解自己崇高的理想和精神的追求。儘管他屈從於皇權的專制,但是他從未喪失獨立思考的傾向和能力。他無怨無悔,忠於國家,忠於君王,熱愛親人,恪守友情,心懷志義。在他瘦弱的身軀內一直涌動著一股偉大的力量,這股力量使他試圖在生命的凄苦泥淖和險惡沼澤中開闢出一條寬闊的運河,奔流不息,一往無前,逐漸把兩岸植被周圍的污泥濁水裹挾出去,開拓出一片蓊鬱、豐美的草原,清流掩映,天鵝起舞,一片生機。如果說在漢魏時代的人性荒原中,甄氏是一朵絢麗的玫瑰的話,那麼,子建則是一株挺拔的青松。因此,無論對曹植,還是對甄氏,所謂「感甄故事」都不過是佛頭著糞而已:這是對神聖與崇高的消解,這是對光明與純潔的遮蔽,這是對美麗與莊嚴的摧殘,這是對偉大與永恆的破壞。
真希望甄氏是子建的妻子,也真希望甄氏是子建的情人,更希望甄氏已經化作了洛水之神——她凌波微步,冉冉升起,在浩渺、自由的天宇中,陪伴著子建緩緩地飛升,直到那光明燦爛的天堂,一如俾德麗采之與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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