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經濟有三大錯誤觀點，必須澄清！

本文是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5月4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當前經濟形勢與對策：朗潤園的觀點」上的演講。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經濟增長的目標是7.0%左右，我認為政府應該在工作當中力爭超過這個。

也就是說6.6%加上0.5%就是7.1%，而且我認為這不僅是說2015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應該是這樣，應該整個 「十三五」的經濟增長目標定在7.0%左右，在工作當中應該力爭超過7.0%。

現在經濟下行的壓力這麼大，而且是不斷的下滑，我們中國有一句話，對症下藥。我們必須知道為什麼從2010年以後，這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這麼長時間下滑。

對這個下滑主要有兩個不同的觀念：

一種觀點更側重於說，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是我們自己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造成的，那麼這樣的話，當然這個下滑是必然的，是內生的，不應該去干預，干預的話可能造成體制機制結構問題更嚴重，這是一種看法。

第二種看法，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肯定有體制機制的問題，這個不能否認，而且應該創造條件來改變體制機制的問題，但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

我個人認為，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機制問題、體制問題，也有結構問題。但是從2010年以後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其實更多的是外部性。

我覺得我們從2010年以來的經濟速度的下滑不能說沒有體制機制的原因，但是我相信那是一部分，因為體制的問題、機制的問題、結構的問題在2010年以前都存在，其實是在改革開放這30年都存在，但是怎麼會在這兩年表現出來的？我想更多的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

既然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那政府就應該有穩增長的責任。從這個責任上面來講，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裡面都用了一個詞，我非常贊同。就是說我們還是中等發達國家，接近危險的空間大，而且我們國家各種穩增長的措施多，但是我們要分析看看。

這些條件非常有利，問題是你能不能把那些有利的條件用起來？比如說一個千萬富翁會不會餓死？也可能餓死，如果他不吃飯的話，既使是他有很多錢。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的。因為在前段時間裡面有很多討論，是似是而非的討論。這裡面我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一般人認為中國不應該再搞投資拉動了，應該改成消費拉動，因為他們簡單的把投資拉動等同於產能過剩。那麼投資拉動是不是一定就產能過剩呢？我們現在有一些產能過剩的行業，大家知道建材行業、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確實有產能過剩。那麼這個產能過剩為什麼產生呢？因為我們過去的增長，改革開放之後的增長是9.7%，1979年到2014年，現在變成了7%左右，那產能過剩就出來了。

但是問題是說你是不是再去投資鋼筋水泥了？當然不，我們可以投資產業升級，我們可以投資那些基礎設施。所以簡單把投資等同於產能過剩，這是不合理的。而且從某種角度來看，反而你要投資一些產業升級，跟我們處於瓶頸狀況的基礎設施，產能過剩的行業反而會減少。

第二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就是霧霾。說我們的霧霾嚴重的原因是經濟增長快，這是似是而非的觀念。在1979年的時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們高30%，現在的人均GDP連我們的四分之一都達不到。它霧霾的程度一直比我們嚴重，所以並不是說你把經濟增長速度放下來了，你的霧霾就會減少。並不是說經濟增長的速度跟環境沒關係，但這不是根本問題。原因是這跟發展結構有關係。

我們是一個中等的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的特性是產業以製造業為主，那麼製造業是能源的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那麼相對於在農業耕種階段的時候，跟在高收入階段以服務業為主的時候，環境壓力就大。在老工業化國家，英國、德國、美國，當他們處於我們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很差。新工業化國家，日本、韓國、台灣，在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很差，因為這是產業結構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的，我覺得我們還有一個不利，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再加上地方監管不力，這三個因素。我們能改善的是堅強監管，加強監管我想有幫助，能緩解，但不能根除。

其實放慢經濟增長速度來換取環境改善，這個說法不太成立。因為如果我們放慢經濟增長速度，那意味著我們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時間要延長，如果我們不進入到高收入階段，實際上沒辦法把我們的產業結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以製造業聞名，印度的經濟發展是以服務業，那你知道印度的服務業，信息產業，做軟體，服務的外包等等，根據研究，直接創造的就業機會有200萬，間接的由消費多創造就業的機會是500萬，所以印度的信息產業，這種服務業只創造了700萬。我們的製造業創造了多少人？創造了1.5億人。中國的人口跟印度的人口差不多。那你看哪一種發展方式好？

所以這種情況下想說把我們的產業結構改為以服務業為主，除非是我們到了高等收入階段，可能佔GDP的70%到80%以上，不然的話想過早發展服務業，你會停留在低收入水平，而且產業結構改不過來。結果因為你的服務業水平低，製造業多，所以環境壓力會更大。

第三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就是基礎設施的投資。基礎設施應該做，而且應該政府來做。什麼時候做最好？如果政府該做的話，是在經濟發展很好的時候做好，還是在經濟疲軟的時候做？如果經濟發展很好的時候，政府不做導致的結果就是經濟過熱。這種情況下，應該在經濟下行的時候政府來做基礎投資是最好的，既使是回報率低。

其實我在世行當首席經濟學家，2009年創造了這個觀點。現在國際上有了這個共識，新出的世界經濟展望，專門有一章來討論，在經濟下滑的時候，政府來搞基礎設施是最好的時候。其實這是中國的經驗。國內還有不少人認為，按照經濟回報率，說政府不應該做。我想這是妨礙我們在利用有利的資源來做穩定增長反周期的一些觀點。

反周期的時候政府可以做的是基礎設施。我很高興4月30號政治局會議做出了對當前的經濟情況的議題，基本上就是主張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大家要支持消費等等。我想這些措施是很積極。如果把這些措施都用了，我相信把我們的發揮空間都用了，那維持7%的增長是有可能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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