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世駭俗：中國正形成「脫亞」局面？

來源：文化縱橫；作者：王正緒、金美來

可以說，21世紀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國的崛起。思想界、政策圈對中國的崛起如何影響中國-美國、中國-西方的關係，似乎思考得很多。相較而言，中國的崛起對於作為一個文化、地理、政治概念的亞洲，以及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的亞洲鄰國是什麼意義，似乎並未引起非常具體的討論。

中國是亞洲國家，中國的崛起，是否正在形成一種中國越來越獨立於、外在於亞洲而存在的局面？中國在崛起過程中，需要依賴、也在積極構建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但是，周邊外交工作，如果只是以中方為出發點，對方為接受者的方法，來試圖實現親誠惠容的目標，是否可行？在與周邊國家建設良好的關係，乃至建設諸多的「命運共同體」的努力中，僅僅重視一對一對的雙邊關係的建設，是否可行？

再者，良好的一對或若干對的雙邊關係，如何避免影響到第三方的利益？如何避免在與一組國家的關係中，讓其中某些國家產生「厚此薄彼」的感覺，或者讓某些國家認為中方在「分而治之」，拉一方、打一方？在建設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如果只注重解決安全、經貿、投資等物質利益的具體問題，而缺乏共同的價值觀、身份認同的構建，良好的雙邊關係如何能夠持久？如果21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是亞洲的世紀，那麼「中國崛起」和「亞洲世紀」之間的張力，如何解決？

本文認為，要實現中國崛起的「兩個一百年」夢想，在中國與亞洲國家的關係，必須對上述問題給出合適的答案。更重要的，本文認為，解決上述問題，在於與亞洲國家的關係構建中的幾個超越。這就是即超越雙邊、走向多邊；超越物質，走向概念；超越中國，走向亞洲。具體而言，雖然不見得中國的崛起必須最後以實現歐盟或東盟一樣的正式的、法律上的亞洲一體化，但必須構造出亞洲各國家和人民共同接受的文化、價值觀、認同。「亞洲」的身份和概念，必須成為中國和周邊國家共同的、而且十分強烈的身份和認同。

只有這樣，個別雙邊關係之間的具體障礙，才可以徹底的消除；一對良好的雙邊關係，才不會因為對方國內政治的變化而起伏、搖擺；亞洲國家之間的合作、融洽、信任，也才不會被域外強權的作為而干擾；亞洲國家在軍事、安全上對域外強權的依賴，也才會逐漸減弱。在這種情況下，才可以設想「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而亞洲國家和人民也才會真正地、自願地享受和擁抱中國的強大。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崛起和強大，也就是亞洲的崛起和強大，而亞洲的崛起與強大，也同時是中國的崛起與強大。亞洲世紀也就是中國的世紀。

以這個認識為背景，推動亞洲身份和認同的構建，可以從東亞的中日韓三國之間構建經濟、文化、政治上實質性的一體化開始。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在中國構建亞洲各國的合作共贏以及亞洲國家的集體身份認同的努力中，與日本、韓國的合作具有重要意義。中日韓是亞洲最發達的三個經濟體。日本、韓國在經濟、文化上，在亞洲乃至全球都有巨大的影響力。在外交上，日本對亞洲各國、尤其是東南亞各國和印度，具有深厚持久的影響力。中日韓三國如果儘快消解內部的矛盾、建立互信、形成共同的相互支持的對外經濟、文化影響，對於亞洲乃至世界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本文認為，中日韓三國積極推進區域一體化、構建「東亞」或「亞洲」的共同認同，在當前具備一些良好的結構性條件，需要認真、全面地加以利用。具體而言，韓國具備了在中日韓一體化中的特殊的優勢地位，日本則需要幫助以便走出歷史和現實的困境，而中國應該全面地擁抱亞洲。

左右逢源的韓國

在推動東亞一體化的過程中，韓國應該可以發揮突出的作用。一定意義上講，韓國應該更多地承擔東亞一體化的「司機」作用，發揮更大的領導力。這是因為，在東亞一體化的問題上，韓國佔據著若干個非常有益的結構性條件。

第一，韓國對於東亞一體化，比任何國家都更具積極的立場。

對韓國來說，（東亞）合作型格局比競爭性格局能帶來更有益的經濟結構。韓國對貿易的依存度非常高，2015年韓國經濟貿易依存度達到88.1%。韓國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度不斷上升，日本也是韓國的主要出口國。可以說，東亞合作程度愈高，也就愈能確保韓國的國家利益。而且，對韓國來說，東亞共同體的影響不限於經濟領域。韓國為解決朝核問題，需要中日的協助和支持。由此，若東亞共同體得以成立，韓國可以節減平時的安全經費，將等值的份額投入經濟、社會等領域。因此，對韓國來說，東亞共同體的成立不僅助於消除外患，同時對國內的穩定有重要貢獻。

第二，韓國在地緣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使它非常適合擔任東亞一體化的推動者。

東亞的地緣政治，受幾對雙邊關係影響。中日之間、中美之間都有顯著的競爭關係，缺乏戰略互信。相對而言，韓國在中日、中美之間，都比較獲得兩方面的信任，很適宜擔任協調、組織、推動者的角色，幫助降低中日之間、中美之間的互疑，而增強中日、中美之間就東亞安全與一體化的展開合作。

第三，韓國會充分發揮特有的軟實力。

從歷史上看，不論是因為其力量相對較小還是別的因素，韓國從不推行帝國主義政策，也從不追求地域霸權，從未對鄰國造成安全威脅（相反，日本自不必說，單是中國，包括韓國在內的一些周邊國家都認為在歷史上中國曾經侵略、控制、統治過他們）。

從國力上看，韓國比中日弱勢比較明顯。「和平小國」形象就是韓國帶有的軟實力。韓國以自己擁有的軟實力為基礎，可以引領東亞秩序的根本變化，貢獻於東亞共同體的成立。換言之，因為過去的帝國主義侵略，鄰國對日本的領導持有戒心。目前中國的影響力無處不在，若由中國來承擔東亞共同體的領導地位，「中國威脅論」很可能會愈演愈烈。由此，若將領導交給韓國，對韓國來說，這是提高其國際地位的好機會。同時，此任務賦予韓國等於為韓國提供轉機，糾正其對美國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如此東亞的自主權自然會增加，進而實現以東亞本地為主的秩序。不僅如此，韓國還能起到調解中日之間過度競爭的作用。

韓國擁有這些獨特的優勢，應該在東亞一體化中起到更加積極的作用。當然，韓國也面對一些結構性的問題，阻礙它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首先，韓國國內的政治領導力不夠統一。韓國的總統只有一屆、五年的任期，不利於形成長期穩定的政策和行動。再加上韓國國內政治經常動蕩，例如上一任的總統朴槿惠在任期中間就陷入了嚴重的危機、最終被彈劾。

其次，北朝鮮的核武器問題、政局穩定問題等，對韓國的政策選擇和外交行動形成了巨大的限制。

再次，韓國的外交和戰略文化，更強調在大國之間尋求平衡和機會，而不太強調在國際事務中提供領導力。

這些問題事實上也是可以解決、緩解、控制的。隨著2017年韓國新的總統產生，在改革總統的任期制度、改善議會與總統之間的關係等憲政改革方面，在控制、解決北朝鮮核問題方面，在積極承擔區域一體化的推動者角色等方面，都值得期待可能邁出較大的步伐。

日本如何走出困境

日本是最成功地實現了近代化的亞洲國家。今日的日本，依然擁有顯著的國家實力，在東亞共同體中自然會發揮重要作用。關於東亞一體化，日本的動機比較明顯。對中國貿易的擴大，是20世紀80年代後日本緩解長期蕭條的秘訣之一。如今，對華貿易關乎日本經濟的生存。目前日本之所以承擔不起與中國不和的局勢，其原因在於日本經濟不能失去中國市場。因此，只依賴美日同盟的當代日本外交策略會帶來諸多麻煩。設若東亞共同體得以實現，日本與中國建立互相關聯以及互相依存關係，不僅中日雙方可以取得雙贏的結果，同時會構成比較平和的東亞秩序。

但是，日本政府目前存在的兩種態度使周邊國家心存疑懼。其一，其過於追隨美國的態度。目前日本的「價值觀外交」的實質是，企圖藉助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戰略，在全球範圍影響並牽制中國。[1]若不修正這種自閉的外交策略，中國難以信任日本。其二，其無反省侵略罪過的態度。與過去日本的帝國主義行為有關的歷史問題以及日本政府的無反省態度常常引起東亞之間的紛爭。例如，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右翼教科書以及歷史認識問題等。德國的例子對於日本啟示很大。若沒有當年德國對侵略的徹底反省，今天的歐盟是無法存在的。

因此，亞洲國家應該幫助日本重新思考歷史問題。日本政府應該克製為穩固政權而濫用民族主義情緒的行為。如果日本一邊提倡東亞和平，一邊坦誠自己往昔的罪愆，如此而為方使周邊國家不再懷疑其真誠。中日韓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幫助日本就歷史問題作出決斷，以便三方攜手向前邁進。

中日韓在歷史問題上作出共同的結論，也是解決日本陷入第二個困境的辦法。日本在安全問題上全面依賴美國，充當美國在亞洲安全政策的基石和代理，一方面自然造成對中國等東亞國家在安全上的威脅。另一方面，東亞國家也要認識到，日本之所以緊緊拉住美國，以及近年來對中國在釣魚島、南海等問題上的衝動性行動，還是由於日本面對中國、尤其是面對近年來迅速崛起、國力急速增大的中國，產生了巨大的焦慮。

日本對於強大的中國的不安與焦慮，使得它一方面要在亞洲全力支持美國、美軍的持續影響力，另一方面自己也試圖實現「正常化」，獲得更強的軍事能力。日本的這些心理和行為，又惡化了中日之間的互信。如此，中國的繼續崛起，又繼續增加了日本的焦慮，形成了惡性循環。要避免日本的這種戰略焦慮，中日之間、中日韓之間就歷史問題達成共識，徹底解決歷史問題，將是非常有益的。這個過程會比較漫長，但是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近年來，日本國內「親亞洲」的力量有所抬升。前首相福田康夫在任內曾經努力改善中日關係，近年來擔任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積極推進亞洲一體化的議題。日本國內親亞洲的民意需要被喚醒，也可以被喚醒。

作為亞洲的中國

隨著中國崛起和對世界影響的增大，在對外傳播上，中國通過主動出版、向外推廣世界多種文字，以介紹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的書籍、報刊、影視，力圖更主動地塑造中國在各個國家的形象。這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真正互相的建立首先需要互相了解。在與世界各個國家、企業、人民進行經濟、政治、外交交往的同時，積極地在文化、傳媒、教育等領域加大合作，是實現人心相通的重要方式。

但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各種努力，卻存在一個核心的悖論。中國故事講得好了，對內可以增強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對外可以增加各國人民對中國的了解。但是，在國際社會上過於強勢地塑造了「中國」的概念，強調中國與西方不一樣、需要西方來認真了解、學習中國的立場，實際上又誇大了中國與西方的文化差異，認同上的隔閡。而中國周邊的國家，也會為強大、突出的中國形象，而加深與中國的心理距離，退回自己民族主義的自我保護的立場後面。

中國作為地理上、文化上的亞洲國家，在國際舞台和輿論場上，並未積極有力地代表亞洲的聲音和形象，相反則由於過分強調「中國」的概念，造成了自外於亞洲的困境。相比較而言，亞洲的一些國家，則很善於使用「亞洲」的概念來獲得在國際交往中更多的話語權。韓國、新加坡、日本等地的學者、外交官處處以「亞洲」的概念影響全球的各種議題和話語權爭奪。

作為經濟體量、戰略力量相對較小的國家，在全球範圍內發聲時，運用「亞洲」的概念，不失為明智之舉。對中國而言，也需要積極主動的營造一種「亞洲敘事」，在更大的程度上將中國與「亞洲」融為一體。中國要把自己塑造成為亞洲的一部分，而不是和亞洲其他國家相區別的一部分。中國要做的是亞洲的代表而不是亞洲的領導，中國的成功要塑造成亞洲的成功。

有了這樣的戰略眼光，中國才能積極地參與構建「亞洲」的敘述、「亞洲」的身份、「亞洲」的社群。在推進東亞一體化的努力中，才可以站到更高的戰略高度來解決一些技術難題。

在這個背景下，一直受到耽擱的東亞地區一體化工作，或許到了重新加速的時候。要把積極推動東亞地區一體化、構建東亞地區的集體的「亞洲」身份，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亞洲」身份、「亞洲」聲音、「亞洲」力量放在中國崛起和全球力量重組的大格局中來考慮。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多講「亞洲」故事、多發「亞洲」聲音要比過分強調「中國故事」、「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更有利。換句話說，在對外傳播和參與全球話語競爭的過程中，「亞洲」是一個緩解世界、尤其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過度焦慮的一個重要方法。

結語和行動建議

目前東亞地區已經具備了構建文化融合和集體的「亞洲」認同的良好條件。首爾仁川國際機場的所有標識，都同時以中、日、韓、英四種語言顯示。機場的廣播信息，也同時以中、日、韓、英四種語言播報，而首都國際機場也是如此。仁川機場的韓國出入境管理人員，也多數可以直接使用漢語和中國來的遊客交流。而三國間在日用品、影視、流行音樂等方面，更是已經非常深入地相互滲透。可見中日韓三國在文化、語言上的融合已經具備非常堅實的基礎。在不遠的未來，隨著實時翻譯軟體的推廣，更是可以直接面對面交流而不需要藉助翻譯。

歷史地看，東亞三國之間蔓延的冷戰遺產與民族主義情緒，繼續塑造這三國之間的不信和不滿。而且，日韓兩國與中國之間存在政體之異，政體之異進而導致意識形態問題。朝鮮的核問題、域外大國美國的存在等因素，使三國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微妙。但是，清除這些障礙的最好辦法，就是在可以合作的領域全力推進合作，超越具體的議題而構建東亞認同，建設共享、共同接受的東亞概念。

實現超越特定領域、議題的東亞共享觀念是一個長期的工作，需要包括政府、社會、企業、個人、媒體等多種行為者的交流和合作。三個國家的政府、社會、企業界的精英要率先擁抱、推動這種觀念，並展開各種各樣的行動，來開始塑造東亞共同體、東亞集體認同的工作。作為結束，本文提出三方面的行動建議。

第一方面，要繼續彰顯推進亞洲認同建設、構建亞洲共同身份的政治決心。中日韓三國秘書處應該被賦予更多權力和責任，加大力度辦好每年一度的三國領導峰會。這個框架可以叫亞洲三國（Asia 3）,並類似G20的方式，每年舉行三國的商務峰會(Asia 3 Business Summit) 、智庫峰會（Asia 3 Think Tank Summit）、大學峰會（Asia 3 University Summit）、青年峰會（Asia 3 Youth Summit）等。亞洲三國大學之間的學生、教師交流，應該繼續大力推動。在現有的亞洲校園（Asia Campus）機制的基礎上，建設亞洲大學聯盟（Asia University Consoritum），固定形成教員交換機制、學生交換機制。

這些機制，以中日韓三國開始構建「亞洲」。類似上海合作組織，隨後的亞洲國家、主要東亞國家如蒙古可以逐步加入，馬來西亞、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可以單獨加入。

第二方面，亞洲認同從校園開始三國的中小學階段，就要有專門的亞洲歷史、亞洲文化課，而不是僅僅學習本國的歷史、本國的文化。在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里，應該增加「亞洲的經濟」、「亞洲的文化」、「亞洲的歷史」、「亞洲的政治」、「亞洲的國家間關係和亞洲共同體建設」之類的課程。

第三方面，則是在三國的公共空間、公眾的想像中，塑造「亞洲」的概念。可以建立亞洲音樂節、亞洲電影節、亞洲博覽會、亞洲美術展、亞洲文化節之類的制度，在三國之間輪流舉辦。對已有的泛亞洲的文化、體育、藝術活動，如亞運會、亞洲杯體育競賽和單項亞洲錦標賽進行重塑。

本文著重提出兩項建議。第一是亞洲百人會，遴選三國的文化、社會精英共100人，代表亞洲的高度的社會活力、燦爛的文化、悠久的歷史、光明的未來。這個「百人會」每年舉行會議、推廣亞洲概念。這個百人會，在初建階段，可以每年挑選25人，四年內全部選出。每人任期四年，這樣從第五年起，每年更新或重新任命1/4的人員（可以連任一屆）。

第二是「亞洲傑出貢獻獎」或類似的制度。設立這個獎項，每年獎勵一名亞洲優秀人士。這位人士應該是至少有在亞洲兩個國家以上的經歷，作為超越國界和民族國家認同的優秀代表。

在歐洲，瑪麗·居里（居里夫人）是波蘭人，但是她主要的科學成就是在法國作出的。瑪麗·居里成了超越單個國家、為「歐洲人」身份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的象徵。歐盟的科技部的一項重在培養歐盟範圍內的科技人才的項目，就命名為「瑪麗·居里計劃」。

同樣，著名的人文學者、思想家伊拉斯謨斯雖然是鹿特丹（荷蘭）人，但他的職業生涯遍及歐洲各地，被20世紀著名作家茨威格稱為第一個真正的歐洲人（而不是單獨哪個國家的人）。歐盟的另外一個促進歐洲共同體認同的項目，用以資助跨越歐洲內部國界的學生流動，就被命名為「伊拉斯謨斯項目」。

類似的，茨威格本人雖然是奧地利人，但也長期居住、工作在歐洲其他國家，也對歐洲（而不是單個國家）具有深厚的情感。

在亞洲，原籍某國的個人，到另一個國家去定居、並對新的所在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的人，近代以來似乎並不多見。歷史上的鑒真（688~763年）可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一個中國的僧人到日本，極大地影響了日本佛教的發展。但類似鑒真的例子還是有的。也是在中國的唐代，朝鮮半島新羅王國的王子金喬覺（696~794年）出家修佛後，渡海來到中國，在安徽九華山苦修，最終被認定為地藏菩薩的化身，九華山因此也成了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近代以來，也有中國的吳清源這樣的例子，他從青年時代就居住、生活在日本，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的圍棋的興起。日本的著名女排教練大松博文，受中國總理周恩來的邀請，在上世紀60年代來到中國，幫助中國女排訓練、奠定了中國女排崛起為世界強隊的基礎。北京馬拉松是中國第一個馬拉松賽事，從1981年開始舉辦，也是在日本友人的幫助和強力推動下開始的。

「亞洲傑出貢獻獎」就可以考慮每年（開始可以考慮每三年頒發一次）獎勵一位亞洲內跨越了國界、為本人新的祖國作出了巨大貢獻、或為亞洲國家間的合作作出了巨大貢獻、或為亞洲概念、亞洲認同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人。

目前存在的亞洲博鰲論壇、韓國濟州論壇似乎可以承擔起建設和運作「亞洲百人會」和「亞洲傑出貢獻獎」這兩個亞洲認同建設的機制的責任。也可能需要新建立一個亞洲基金會、亞洲論壇之類的非政府組織，來展開這兩個以及本文建議的其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