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為什麼選不出優秀的領導人？民主國家屢屢選出無能的領導人已是常態

07-17

台灣民主的進步與面臨的挑戰

----「九合一」選舉觀察之一

2010年去台灣現場觀摩時，還是「五都」選舉（即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五市市長選舉），四年過後就已經是「九合一」選舉了（簡單說就是除了「總統」和「立法院」選舉之外的全部選舉）。僅從名稱上就可看出台灣民主的演變和進步。過去，台灣年年有選舉，而且不管什麼層次的選舉，都會被拉抬到全島高度，進行藍綠總對決。不僅使得政治人物疲於拚命，無法治「國」，更令整個台灣頻頻撕裂，社會成本極高。即使立場鮮明支持民主的法廣中文，也用「烏煙瘴氣」一詞形容台灣的選舉。而台灣各界也都承認，台灣選舉過多過濫，使得社會始終處於政治過熱之中，無法冷靜思考台灣的未來，更難以凝聚各界共識。現在來看，台灣已經成功的把選舉縮減到四年兩次，堪稱是一大進步。

從台灣二十多年民主化演變的大視角來看，類似的進步還有很多。比如立法委員人數就從1998年的225席減少到2005年的113席，不但減少成本，更有助於提高效率。不僅如此，2012年「總統」大選和「立法委員」同時進行，其著眼點更不僅僅是減少選舉次數，二是避免「府」、「院」對峙。即行政權和立法權分屬兩黨，導致空轉。因為一般邏輯，一個贏得總統選舉的政黨，也往往會同時贏得國會的多數。

如果從全球的視野來看，台灣民主的進步確實不能低估。老牌的民主國家法國，2012年也才做到總統大選與國會大選接連進行。在之前，已經連續兩次出現「左右共治」（即左派總統、右派總理並控制國會或右派總統、左派總理並控制國會），大大增加了政治對立和政府運作的成本。另外，直到今天，減少國會席次仍然只是法國社會熱烈討論的話題，什麼時候實現，恐怕真的是猴年馬月。要知道現在的法國擁有參眾兩院925名議員，美國人口是法國的5倍，卻只有535名。

如果僅就此次選舉而言，台灣民主的進步還體現在政治人物的「犧牲」精神上，個人利益服從政黨利益。

過去台灣選舉，不僅藍綠撕裂、對決，藍綠自身也同樣如此。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出現為了候選人資格而分裂、退黨。最有名的是2000年大選，國民黨的連

戰與宋楚瑜的對抗，令民進黨的陳水扁漁翁得利。2010年五都選舉，民進黨的楊秋興黨內初選失敗，索性脫黨競選，最後更加入國民黨陣營。反觀今次「九合一」選舉，儘管民進黨有黨內選拔機制，當面對如此重要的首善之區台北市，竟然放棄，轉而支持無黨籍的柯文哲。另一方面，國民黨新北市市長朱立倫，本是2016「總統」大選的熱門人物，這也是他遲遲不宣布競選連任的原因：一旦勝選，就需要坐滿任期，將很難第二年就轉而競選「總統」。但在國民黨選情危殆之時，他最終還是選擇繼續出馬，算是穩住國民黨的陣腳和士氣。否則，假如選情落後的台北、台中輸掉，新北市也輸掉，國民黨真的可能會崩盤。

儘管台灣的民主一直在演變和進步，但其面對的挑戰卻極為艱巨。

首先，民主化後，台灣已經選出兩位領導人（李登輝是被蔣經國欽點，不算此列），但個個令人失望。第一位陳水扁，有才無德。他把台北市治理的井井有條，表現明顯優於此後的馬英九。但在任內大搞貪腐，嚴重敗壞了台灣政治和社會風氣和底線。結果是民怨沸騰，他自己也鋃鐺入獄。第二位馬英九，德重於才。執政到現在，也同樣是民怨沸騰。僅2014年一年，就發生三次針對他的撞擊事件：一是年初一名前國民黨的支持者駕駛35噸大卡車衝進「總統府」。二是10月21日，一輛黑色小客車試圖衝撞「總統府」，前輪被「府前」布設的雞爪釘鐵鏈卡住。三是11月四日，一男子駕車衝撞馬英九寓所。從中可見台灣社會目前矛盾的激化和暴戾之氣。

除了個人行為之外，群體性的大規模抗議示威甚至公民抗命行動更是此起彼伏。2013年士兵洪仲丘之死引發二十萬人抗議。2014年，更發生學生非法佔領「立法院」事件，如果不是美國及時表態，定性佔領行動非法，還不知何時以及如何收場。

連續選出兩位令人失望的最高領導人，其代價自然是台灣經濟下滑和民眾生活水平的下降。眾所周知，大陸改革開放比台灣的民主化早十年，35年間，大陸已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其發展和進步被世人譽為中國奇蹟。反觀台灣民主化20多年，除了有民主，似乎什麼都沒有了，唯一多得是一擲千金、購買力雄厚的大陸遊客。

所以，假如2016大選，台灣選出的領導人再次步陳水扁和馬英九後塵，台灣人們恐怕將喪失對體制的信心。而那個時候，大陸早已崛起成為全球第一大經

濟體，台灣的生活水平將明顯落後於大陸。到那時，可就不是僅僅150萬台灣人選擇在大陸生活了，更多的台灣人必然會用腳投票，對這個體制說不。

當然從全球的角度看，民主國家屢屢選出無能的領導人已是常態。這並非台灣所獨有之病。過去都認為小布希總統是史上最無能的總統，現在就是英國人都認為奧巴馬才是名至實歸。前總統柯林頓乾脆稱奧巴馬「業餘和無能」、「根本不知道如何當總統」。

原因其實很簡單，大眾普選必然導致領導人的平庸化。因為才能並不是影響選民的唯一因素。候選人的形象、性別、種族、宗教信仰、口才、表演能力、電視上的親和度甚至對現任領導人的喜愛程度都能決定選舉結果。以法國為例，認為奧朗德總統在重大政策上失敗的比例高達97%，70%以上的民眾希望總理瓦爾斯立即取代奧朗德，繼續剩餘任期。其支持率只有12%（就這居然比馬英九還要高），已成為近代以來法國支持率最低的領導人。一個如此不受歡迎、如此無能的領導人之所以勝選是因為很多選民對他的對手薩科奇的厭惡。

過去為民主辯護的人聲稱，民主可以及時更換不稱職的領導人，而皇權專制則無法做到這一點，只有寄希望於最高領導人的自然死亡。而新的領導人如何，則全憑運氣。所以，民主社會發展和進步要遠遠快於專制國家。進入普選民主時代之後，面對屢屢出現的無能之輩，其說辭又變為：在一個成熟制度之下，領導人能力如何已經不重要了。真是左右逢源啊。

應該說，中華文明傳統上是選賢任能，這也是中華文明能夠縱橫五千年的重要原因。顯然，在今天的台灣，選舉民主不但沒有有效結合自己的傳統，反而起到了負面作用。今天在大陸。不少學者提出未來中國可能會探索一條「選賢任能加民主選舉」的新模式，至少以台灣為例，尚未成功。

其次，對台灣民主更大考驗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

第一個自然是易分裂和內鬥。這也是世人所俗稱的「一人成龍、三人成蟲」。以我在海外長期的觀察，不管是僑團還是流亡團體，選舉之日往往就是分裂之時。唯一的「例外」是達賴集團。除了達賴個人巨大的影響力和宗教因素外，最根本的是他們堅決排斥多黨競選，認為多黨競選導致眾人醉心於內鬥而不是如何治理。從這一點來看，達賴還是頗有政治家的一點眼光和風采。不過奇怪的是，西方仍然認為所謂的「流亡政府」實行的是民主制度。

台灣民主化後，由於國家和民族認同問題導致藍綠撕裂和惡性對抗。選舉往往會上升到「亡國」的程度：國民黨如果敗選就是中華民國亡，民進黨敗選就是台灣亡。所以選舉時就大搞族群對立，是「割喉戰」。雙方根本不是民主社會下常態的執政黨與在野黨的關係，而是仇寇。曾有海外民運團體向民進黨建議，希望他們能把國民黨視為民主社會下的正常競爭對手，而不是敵人，結果被漠然以對。

許多研究台灣民主的學者認為國家他民族認同上的分裂是台灣民主惡質花的根源。但這其實只是表象，根源還是中華文明的這一基因。即使沒有國家和民族認同問題，藍綠也一定會有其他的借口和理由敵對和廝殺。事實上，主張統一的國民黨，執政後不敢談統一，傾向獨立的民進黨獲得政權後也同樣不敢宣布獨立，都是騙選票而已。

二是無視規則、鑽法規漏洞。上文提到民進黨棄選支持柯文哲，從中華文明的角度看，當然是因人改制：為了柯文哲而改變民進黨中央依照程序通過的候選人提名機制。這也同樣體現了中華文明實用理性的特點。

應該說輕視規則、不受規則的限制，是中華文明的特點，如同我們的基因，很難改變。其優勢在於，當制度有問題，中國上下往往可以找到規避之道。典型的如小崗村以及深圳違憲拍出的第一塊土地等等。但另一方面，由於制度不可能涵蓋全部，各種鑽漏洞的行為往往令一個立意良好的法規效力大減。比如政府試圖降低房價，打擊投機，百姓就以離婚應對。

無視規則在台灣發展到惡性極端的事件就是2004年「總統」大選發生的槍擊案。這場投票前夕發生的離奇槍擊案瞬間人為地改變了大選結果，自然有違選舉公正。更大的問題則在於，根據台灣的選舉法，如果「總統」候選人死亡，就必須停止選舉，但如果是副候選人希望，選舉繼續。所以，當時的「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就堅持認為她才是目標，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她被打死或打傷，就可以在不終止選舉的情況下贏得大量同情票。可以說「三一九」槍擊案不僅突破制度底線，更洞穿道德和人倫底線。

鑽法律漏洞最為極端成為鬧劇者當屬現任花蓮縣縣長傅崐萁。2009年12月20日他在就職典禮上公開宣布「前妻」徐榛蔚出任花蓮縣副縣長。僅僅兩天前他才與之辦妥離婚手續。而離婚理由是「個性不合」。但據調查，離婚前縣長

選舉期間，兩人每天一起出席各造勢場合；投票當天還手牽手開心投票；就職典禮也攜手登場，分持吉祥物向來賓致謝；離婚後傅崐萁仍住在原址，而妻子徐榛蔚只是把戶口遷到住在隔壁的父母戶籍內；傅就職縣長以來，夫妻倆也是每天出雙入對，出席公開場合，毫無「水火不容、個性不合而想離婚」的跡象。從大陸離婚買房到所謂的民主社會離婚干副縣長，其背後都是中華文明的基因做崇。

台灣民主之所以如此惡質，也同樣和這一點有關。本來根據民主原則，國會就是多數決，勝選的政黨根據自己的立場推行治國之策，少數黨則發揮理性的監督之責。但在台灣，民進黨雖然是「立法院」少數，但卻憑藉霸佔「立法院」、封鎖議事大廳、甚至將「立法院長」王金平困住，致使「立法院」長期空轉，整個台灣

中華文明最後一個突出的特點是人情社會，其對台灣民主的影響也同樣是無所不在。比如賄選一般都發生在貧窮的民主國家，但已經邁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的台灣卻是例外。因為在中國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賄選算是人情往來。就如同在美國這樣的國家，財團的政治現金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

再比如，台灣的各級議員經常缺席議事，而缺席的原因竟然是要參加百姓的紅白喜事和糾紛調解。2009年我在台灣觀選時，適逢胡志強市長率文武百官到市議會接受質詢，結果40多位議員僅有十幾人出場！胡市長親臨，出席的議員不過如此，更何況其他場合呢？而這種現象也僅僅發生在台灣。在其他任何民主國家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難尋第二例。

最著名的人情事件當屬王金平的「關說案」。雖然王金平是國民黨，但卻利用影響要求「法務部長」曾勇夫指示檢察官對「立法院」民進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所涉案件的判決不再提出上訴，讓之無罪脫身。事件曝光後，馬英九將之定性為「侵犯司法獨立最嚴重的一件事」，並開除王金平黨籍，根據台灣法律，王金平自動喪失立法院長一職。不料王金平卻憑藉司法訴訟保住黨籍身份和院長身份。一個政黨無法對本黨黨員進行黨紀處分，也算是開了人類政治史的先河。一般公認，是王金平的人情擊敗了馬英九的法治。

其實日程生活中，人情社會的印記也是無所不在。比如醫院沒有床位，只要有關係就能憑空「生」出來。

不管怎樣，台灣提供了一個觀察西方民主與法治和中華傳統文明如何碰撞、

交融的社會試驗場。至少到目前為止，文化依然佔上風。這就應了西方那句諺語：文化是制度之母。

本人一向認為，中華文明無法兼容西方這樣競爭性、對抗性的政治模式。美國著名的學者亨廷頓也同樣認為認為民主是西方的，並不適合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

當然理論是需要實踐檢驗的，儘管社會學理論的實踐代價極為高昂。今天台灣以封閉的地理環境、2300多萬人的規模進行的這場實驗，從整個中華民族的角度看，其代價還是有意義的。等於是為中華民族的未來試錯，哪怕最終失敗了，畢竟還有大陸接盤（實現統一）。所以，台灣，還是大膽的往前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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