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學獎

這是不久前的事。某文藝雜誌的卷末專欄寫到了芥川獎，其中有這麼一段文字：「芥川獎這東西大概是相當有魔力的。因為有落選後會大吵大鬧的作家，所以其聲名益發響徹雲霄。又因為有村上春樹這樣落選後對文壇避而遠之的作家，所以其權威性益發明顯。」這篇文章的作者叫「相馬悠悠」，想必是化名吧。我的確在許久以前兩次入圍芥川獎，那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兩次都沒有獲獎，而且也確實一直在相對遠離文壇的地方做著自己的事。然而，我和文壇保持距離，並非是未曾獲得（或許該說未能獲得）芥川獎的緣故，而是因為我對涉足那種場所一無所知又了無興趣。在兩件本來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間（可謂是）隨意瞎找因果關係，未免叫我困惑。看到人家這麼一寫，世間沒準就有人老老實實地信以為真：「哦？原來村上春樹是因為沒得到芥川獎，才遠離文壇去混日子呀？」只怕一不留神，這種說法就會變成世間公論。我原以為將推理與結論分開使用是寫文章的基本原則，難道並非如此嗎？呃呃，雖然我的所作所為還是那副老樣子，可從前被說成「受到文壇的冷落」，如今卻被說成「對文壇避而遠之」，或許應當額手稱慶才是。我之所以居於距離文壇較遠之地，原因之一是一開始就沒打算「要當作家」。我作為一個普通人過著極其普通的生活，有一天陡然起意寫了部小說，而那部小說一下子就摘取了新人獎。所以文壇是怎麼一回事，文學獎又是怎麼一回事，我幾乎絲毫不具備這類基礎知識。而且那時我還有「正業」，日常生活總而言之忙得夠嗆，處理一件件非處理不可的事務就已經手忙腳亂了，這也是原因之一。就算長了三頭六臂都不夠用，哪裡還有閑心去糾纏那些可有可無的事情。當上職業作家之後，雖然不再那般忙碌了，可是心裡一尋思，這是又過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幾乎每天都去運動，拜其所賜，晚間幾乎不再外出應酬，因而也不曾涉足新宿的黃金街。我絕不是對文壇和黃金街心懷反感，只是碰巧在現實生活中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與這些場所建立關係、前去造訪，僅此而已。至於芥川獎是否「有魔力」，我就不太清楚了，是否「有權威」，我也一無所知。而且從來就沒有意識到這類事情。迄今為止有誰得過這個獎，又有誰沒得到這個獎，我也毫不知情。從前就沒什麼興趣，現在也差不多一樣（或者說越來越）興味索然。就算像那個專欄作者說的，芥川獎是有魔力的東西，至少那魔力並未波及我身畔。大概是在半道上迷了路，沒能掙扎著走到我身邊吧。我憑藉《且聽風吟》和《1973年的彈子球》這兩部作品獲得了芥川獎提名。不過老實說（如果有可能，希望諸位原原本本地相信我的話），當時卻覺得拿不拿獎都無所謂。《且聽風吟》獲得文藝雜誌《群像》的新人獎時，我的確打心底感到高興。我可以廣而告之，向世界斷言，那是我人生中劃時代的事件。因為這個獎是我成為作家的入場券。有沒有入場券，情況可大不相同。因為眼前那扇大門豁然洞開，而我還以為，只要有那麼一張入場券就萬事大吉了。至於芥川獎如何如何，我那時完全沒有時間去思考。還有一點，對於最初這兩部作品，我自己也感覺不太滿意。寫這些作品時，我覺得本來擁有的實力只發揮出了兩三成。畢竟是有生以來頭一回寫東西，小說這玩意兒該如何寫為好，基本技術我還不太明白。如今想來，「只發揮出兩三成實力」在某種程度上未嘗不是一種亮點。不過一歸一二歸二，從作者角度來看，作品的質量還有不少地方讓我難以滿意。所以，當入場券還可以，但憑著這樣的水準，繼《群像》新人獎之後居然連芥川獎也拿到了手，只怕反而會肩負起過重的負擔。在這個階段就受到如此高的評價，難道不是有點「過頭」嗎？說得平實點，就是：「咦，連這玩意兒都可以？」多花些時間的話，肯定能寫出更好的東西來—我心裡有過這樣的念頭。作為一個不久前還從未想過要寫小說的人，這個念頭或許相當傲慢。連我自己都這麼覺得。但允許我坦率地闡述個人見解的話，一個人如果連這點傲氣都沒有，就別想當什麼小說家了。《且聽風吟》和《1973年的彈子球》都被媒體宣傳成芥川獎「最有力的提名作」，周圍的人好像也都期待我獲獎，然而基於前述理由，錯失芥川獎反倒讓我鬆了一口氣。而讓我落選的評委們的心情，我也能夠理解：「嗯，大概就是這麼回事吧。」至少沒有懷恨之心，也不曾想過與其他提名作品相比如何如何。當時，我在東京經營一家類似爵士酒吧的小店，差不多每天都去店裡上班，假如得了獎、受到世人矚目，只怕周遭就將嘩然一片，令人心煩。這也是一樁心病。畢竟是做服務業的，縱然是心裡不想見的人，可來的都是客，也不能避而不見—話雖如此，其實也有幾次實在忍受不了，只好逃避不見。記得兩度獲得提名，又兩度落選之後，身邊的編輯都對我說：「這下村上兄就算是功德圓滿了，從今往後大概不會再被提名了吧。」我心裡還在想：「功德圓滿？這個詞有點怪怪的啊。」芥川獎基本是頒給新人的獎項，到了一定的時期就會被排除在候選名單之外。據某家文藝雜誌的專欄說，還有作家曾六次獲得提名，而我兩次就功德圓滿了。這是為什麼呢？我不清楚原委，總之那時候文壇和業界好像達成了「村上已然功德圓滿」的共識。大概是慣例使然吧。然而雖說是「功德圓滿」，我也沒感覺特別失望，反倒心情舒暢起來，或者說安心感更強烈一些：對芥川獎再也不用多想了。得獎也罷不得獎也罷，我自己倒真的無所謂，但記得每次獲得提名後，隨著評審會臨近，周圍的人便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那種氣氛稍稍有些令人心煩意亂。有種奇怪的期待感，還夾雜著輕微的焦慮般的感覺。僅僅是獲得提名，就被媒體渲染成話題，那反響既大，還難免引發反感之類，如此種種煩不勝煩。只有兩次，令人鬱悶的事情就夠多了，如果這種情況年年重複的話……單是想像一下，就不禁心情沉重。其中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過於大家都來安慰我。一旦落選，就有許多人趕來看我，對我說：「這次太遺憾啦。不過下次絕對能得獎。下部作品請好好寫啊！」對方（至少在大多數場合下）這麼說是出於好意，我心裡也明白。可是每當有人這樣說，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才好，落得心情複雜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糊其詞，搪塞了事。就算我說「得不得獎其實都無所謂啦」，只怕也不會有人照單全收，反而會導致場面尷尬。NHK也很煩人，還在提名階段，就打來電話跟我打招呼：「等您得到了芥川獎，請第二天早晨來上電視節目呀。」我工作很忙，又不想上什麼電視（因為我生性不喜歡拋頭露面），就回答說：不行，我不去。可他們總也不肯退讓，反而怪我為何不上電視，生我的氣。每次獲得提名後都會發生諸如此類的事情，往往令人心煩難耐。世人為什麼只對芥川獎如此在意，我時常感到不可思議。不久前，我走進一家書店，發現裡面堆滿了書名類似《村上春樹為什麼沒能獲得芥川獎》的書。我沒翻開讀過，不知道內容如何—自己畢竟不好意思買吧？不過，出版這種書本身就叫人心生疑竇：「好像有點咄咄怪事的感覺嘛。」不是嗎？就算那時我得到了芥川獎，可是，既無法想像世界的命運會因此發生改變，也無法想像我的人生會由此面目全非。世界大概還是眼下這副德行，我也肯定還是這樣，三十多年來（可能有些許誤差），大抵按照相同的節奏執筆創作至今。不管我是否獲得芥川獎，我寫的小說恐怕照樣被同一批讀者欣然接受，照樣讓同一批人焦慮不安。（讓為數不少的某類人焦慮不安，好像與文學獎無關，而是我與生俱來的資質使然。）假如我得了芥川獎，伊拉克戰爭就不會爆發—如果事情是這樣，我自然也會感到有責任，但這樣的事絕無可能。既然如此，我沒獲得芥川獎一事為什麼非要特地做成一本書不可呢？老實說，這正是讓我困惑的地方。我得沒得到芥川獎，不過是茶杯里的風暴……又何曾是風暴呢，連小旋風都算不上，簡直是微不足道。這話一說出口，沒準會惹出是非來：芥川獎無非是文藝春秋這家出版社評選的一個獎項。文藝春秋把它當作一項商業活動在運營—即便不把話說得這麼絕對，可要說完全沒有商業運作成分，那就是撒謊了。總而言之，作為一個長期以小說家為業的人，如果允許我根據真實感受直言相告，新人階段的作家所寫的東西中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脫穎而出，大概五年才有那麼一回吧。就算把標準稍微降低一些，也是兩三年才有一次。如今竟然要每年甄選兩回，就免不了有點濫竽充數的感覺。當然，就算這樣也沒關係（獎項這東西或多或少是一種勉勵，或者說一種祝賀儀式，放寬准入條件並非壞事），不過客觀來看，我不由得會想：這樣的水準恐怕還不足以每次都讓媒體傾巢出動，炒作成社會事件。其間的失衡就有些怪異了。然而這麼說的話，勢必有人要想：豈止是芥川獎，全世界所有的文學獎其實「又有多少實質性價值呢」？這麼一來，討論就無法進行下去了。不是嗎？但凡名字叫獎的，從奧斯卡金像獎到諾貝爾文學獎，除了評價基準被限定為數值的特殊獎項，價值的客觀佐證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來；若想珍重對待，怎樣視若瑰寶都不為過。雷蒙德·錢德勒在一封書信中，就諾貝爾文學獎這樣寫道：「我想不想成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算什麼！這個獎頒給了太多的二流作家，還有那些不忍卒讀的作家們。更別說一旦得了那玩意兒，就得跑到斯德哥爾摩去，得身著正裝，還得發表演講。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值得費那麼大的功夫嗎？絕對不值！」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邊》）受到庫爾特·馮內古特的大力推舉，於一九七四年獲得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成就獎，卻因為在酒吧里跟女孩子喝得爛醉，結果錯過了頒獎儀式。他當然是有意為之。人家問頒給他的獎章呢，他答道：「這個嘛……好像被我扔掉啦。」《斯特茲·特克爾自傳》里寫到了這個小插曲。當然，這兩個人或許是偏激的例外，因為他們獨具一格，一輩子堅持叛逆精神。然而他們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說以鮮明的態度想表達的，恐怕就是「對真正的作家來說，還有許多比文學獎更重要的東西」。其中之一是自己創造出了有意義的東西的感觸，另一個則是能正當評價其意義的讀者—不論人數多寡—的確存在於斯的感觸。只要有了這兩種切切實實的感觸，對於作家而言，什麼獎不獎的就變得無足輕重了。說到底，這種東西無非是社會或文壇以一種形式對他們進行追認罷了。然而許多時候，世上的人們只把目光投向有具體形態的東西，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文學作品的實質終究是無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獎項或獎章，便留下了具體形態。人們便可以對那「形態」加以關注。恐怕正是這樣一種與文學性毫不相干的形式主義，以及權威一方「頒獎給你啦，速來領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視線」，讓錢德勒和艾格林們焦慮不安吧。每當接受採訪，被問及與獲獎相關的話題（不論在國內還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問到這個），我總是回答說：「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讀者。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學獎、勳章或者善意的書評，都比不上自掏腰包買我的書的讀者更有實質意義。」同樣的回答說了一遍又一遍，連自己都覺得膩煩了，卻幾乎沒有人真心相信我這番說辭。多數場合都慘遭無視。仔細一想，這的確是又現實又無聊乏味的答案，聽上去就像彬彬有禮的「官方發言」。我自己也時常這麼想。至少不是那類讓媒體人感到津津有味的說法。但無論是多麼無聊乏味的陳詞濫調，對我來說卻是實話實說，所以也無可奈何。不管問多少遍，我都會重複相同的說辭。當一個讀者付出一千幾百日元，甚至幾千日元買一本書時，他絕不可能別有用心，（大概）只有一個坦率的想法：「我要讀這本書！」或者說只是抱著一腔期待。這樣的讀者讓我發自內心地感到珍貴。與之相比—算了，只怕也不必進行具體的比較吧。本來不必重新強調這句話：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獎項。還記得兩年前的芥川獎獲獎作品的人，還記得三年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世上只怕不會太多。你自己記不記得？假如一部作品果真優秀，經歷了適當的時間磨鍊之後，人們就會永遠把它留存在記憶中。至於厄內斯特·海明威得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得過），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得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得過嗎），究竟又有誰會介意這種事情呢？文學獎雖然能讓特定的作品風光一時，卻不能為它注入生命。這是不必一一言明的。是否因為沒獲得芥川獎而遭受過損失？我左思右想，卻連一個稍微沾點邊的例子也想不出來。那麼，有沒有享受過好處？這個嘛，因為沒拿到芥川獎而享受好處的情況好像也不曾有。唯獨一點，對自己的姓名旁邊沒有註上「芥川獎作家」的頭銜，我稍稍有些喜悅。說到底不過是遐想—逐一在自己姓名旁邊註上這種頭銜的話，會讓人覺得好像在暗示「你無非是借芥川獎的光才能混到今天」，只怕多少有些心煩。如今我沒有任何像樣的頭銜，因而無拘無束，或者說無牽無掛。只是村上春樹（而已）。這相當不壞。至少對我本人來說，不算那麼糟糕。不過，這並非因為對芥川獎心懷反感（好像有點老話重提，我壓根兒就沒有這種念頭），而是對我歸根結底是以這種「個人資格」從事寫作、活到今天稍稍感到自豪。興許這算不上什麼大不了的事，但對我來說卻至關重要。這可能是個大致的推測，習慣手不釋卷地閱讀文學書的讀者，我估計大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這是堪稱核心讀者的百分之五。近來人們常常談論所謂的「告別圖書」「遠離鉛字」，我覺得某種程度上確有此事。不過，縱使這百分之五的人被上頭強令「不準讀書」，他們恐怕也會以某種形式繼續閱讀。即便不像雷·布雷德伯里的《華氏451度》里描寫的那樣，大家為逃避鎮壓躲進森林，在一起互相背書給對方聽……大概也會偷偷地躲在某處繼續看書吧。不用說，我也是其中一員。一旦養成讀書的習慣—大多是年輕時養成的—就很難輕而易舉地放棄閱讀。不管手邊有YouTube還是3D電子遊戲，只要一有空（甚或沒有空）就會捧卷閱讀。而且，世上每二十個人當中只要有這麼一個人存在，我就不會過於憂心書籍與小說的未來。至於電子書如何如何，眼下我也不是特別擔心。紙張也好畫面也好（或者像《華氏451度》那樣的口頭傳承也好），媒介和形態怎樣都無所謂，只要喜歡書的人好好地讀書，就足夠了。令我憂心忡忡的，唯有「我能為這些人提供怎樣的作品」這一件事。除此之外的事物，說到底不過是邊緣性的現象。要知道，日本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就是約莫六百萬人的規模。有偌大一個市場，身為作家好歹能混口飯吃吧？不單單是日本，再將目光投向全世界，讀者人數當然還會增加。只不過說到剩下的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這些人日常生活中接觸文學的機會大約不太多，或許今後還將日益減少。所謂「遠離鉛字」的現象可能會愈演愈烈。儘管如此，恐怕眼下(這同樣是大致的推測)至少有半數的人，對社會文化現象或知性娛樂方面的文字有相應的興趣，一有機會就想翻開書看看。該說是文學的潛在受眾吧，以選舉用語來說就是「浮動票」。因此，需要一些專門為這樣的人設立的窗口，或者類似展示廳的東西。而（一直以來）作為那窗口或展示廳發揮作用的，或許就是芥川獎了。以葡萄酒來說就好比是博若萊新酒，以音樂來說就好比是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以賽跑來說就好比是箱根驛傳。當然還有諾貝爾文學獎。不過話題一旦擴展到諾貝爾文學獎，事情就稍稍有些麻煩了。有生以來，我一次都沒當過文學獎的評審委員。倒不是沒受到過邀請，只是每一次我都謝絕了：「十分抱歉，我當不好。」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夠格擔任文學獎的評審委員。要問為什麼，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是一個過於個人的人。我這個人有自身固有的視角，還有賦予其形態的固有程序。為了維持這程序，從生活方式來說，有些地方就不得不變得個人一點。若非如此，就無法順暢地寫出東西來。然而，這畢竟只是我自己的尺度，儘管適合自己，但我並不認為可以套用在別人身上。我絕不是要「除了自己的做法，其他的統統排除」（這世上當然還有許多做法大相徑庭，卻令我心懷敬意），但其中也有「和我怎麼都無法相容」或者「這個簡直無法理解」的東西。總而言之，我只能沿著自己這條軸線去觀察和評價事物。往好里說是個人主義，換個說法就是自我中心、任性妄為。於是，當我祭出這種自說自話的軸線和尺度，以它為準去評價別人的作品，那麼被評價的一方只怕會受不了。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已然穩固的作家倒也罷了，如果是出道不久的新人作家，要由我這充滿偏頗的世界觀去左右他的命運，這種事情就太恐怖了點，我做不來。話雖如此，如果有人指責說，這種態度豈不等於放棄作家的社會責任？呃，也許是一語中的。就說我自己，也正是通過「群像新人文學獎」這個窗口，領取了一張入場券，開始了作家生涯。假如沒有獲得這個獎項，我很可能就成不了小說家。沒準心想「算啦算啦」，從此以後再也不寫小說了。那麼，我豈不是也有義務向年輕一代提供同樣的服務？就算世界觀多少有些偏頗，不是也應該努力培養最低限度的客觀性，「這下該由你來為後輩們發入場券啦」，把機會送到他們手中？這也言之有理。未能如此努力，或許全應歸罪於我的怠慢。不過，也拜託諸位想一想，作家最重大的義務就是為讀者不斷寫出更高質量的作品。我也算是個現役作家，換言之就是一個「發展中作家」。眼下自己在幹些什麼？今後又該幹些什麼？對於這些，我是一個尚在摸索之中的人，是在文學這個戰場的最前線，以血肉之軀衝鋒陷陣的人。在那裡九死一生，仍舊奮勇前行，這就是我被賦予的任務。以客觀的眼光審視和評價別人的作品，肩負起責任進行推薦或淘汰，並不在我目前的工作範圍之內。倘若認真去做—當然，既已動手做了，就只能認真去做—勢必需要不少時間與精力，便意味著分配給自己的工作時間要被剝奪。說實話，我沒有那樣的餘裕。也許有人能兩全其美，可我僅僅是每天完成自己的任務就手忙腳亂了。這種想法豈不是利己主義嗎？當然，相當自私自利。沒有反駁的餘地，我心甘情願接受批判。然而另一方面，我從來沒聽說過出版社苦於找不齊文學獎評委的事。至少沒見過由於找不到評委，文學獎便在一片惋惜聲中被迫廢止。非但如此，世上的文學獎貌似還在不斷地增加。我甚至覺得，在日本，好像每天都有一項文學獎頒給了某人。因此，就算我不去當評委，好像也不會導致「入場券」發行減少，引發社會問題。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假定我批判了某人的作品（提名作），結果人家反問道：「那麼，你自己的作品又怎麼樣呢？你有資格大言不慚地說這種話嗎？」我勢將無言以對。因為人家言之在理嘛。可能的話，我希望別遭遇這種尷尬場面。雖然如此（我想把話先說清楚），我絲毫沒有對擔任文學獎評委的現役作家（說起來大家還是同行）評頭論足的想法。肯定有些人能一面虔誠地追尋創作目標，一面以足夠的客觀性評價新人的作品。這些人大概能巧妙地來回切換腦袋裡的開關。再者，的確也需要有人來承擔這樣的角色。我對這樣的人心懷敬畏和感謝之情，但遺憾的是，看來我自己根本做不到。因為我這個人想問題作判斷會花很長時間，常常花了時間還照舊判斷失誤。關於文學獎這東西，不論是怎樣的獎項，從前我一直都不太談論它們。因為大多數情況下，得不得獎基本是與內容無關的問題，但在社會上又是相當刺激的話題。正如一開始說過的，我在文藝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芥川獎的小文章，忽然想到，差不多水到渠成，該就文學獎談一談一家之言了。倘若不這麼做，就可能遭受莫名其妙的誤解，而且不反駁糾正一下，這些誤解還大有作為「見解」而變成定論之虞。不過要對這類事情（呃，該說是腥氣重嗎）口無遮攔直言不諱，其實很不容易。弄不好越是實話實說，聽上去越像說謊，或者是顯得盛氣凌人。投出去的石頭說不定會以更強勁的勢頭反彈回來。儘管如此，我覺得實話實說仍然是上策。這世上肯定有某個角落，存在著能完全領會我想表達的意思的人。在這裡，我最想說的是，對作家來說比什麼都重要的是「個人資格」。說到底，獎項應該承擔起從側面支撐這一資格的使命，它既不是作家筆耕多年的成果，也不是報償，當然更不是結論。如果某個獎項能以某種形式強化這資格，對作家來說就是「好獎」；如果不是這樣，或者反而成為障礙或麻煩，那麼非常遺憾，它就不能說是「好獎」了。這麼一來，艾格林便會把獎章隨手扔掉，而錢德勒恐怕要拒絕斯德哥爾摩之行—當然，真的置身於這種境地，他們又將如何行動，我可就不得而知了。就像這樣，獎的價值因人而異，各有不同。其中有個人的立場、個人的事由，也有個人的想法和活法，不能混為一談、相提並論。關於文學獎，我想說的也就是這些而已。無法一概而論。所以，也不希望一概而論。呃，我在這裡高談闊論，事態想來也不會有所改變吧。譯者：施小煒（村上春樹新書《我的職業是小說家》即將上市）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