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家的實踐智慧

陳來

我們知道孔子雖然較少談智，但孔子非常重視「好學」，而按照《中庸》「好學近乎知」的看法，孔門提倡的「好學」和「智」是一致的，這提示了一個重要的通向實踐智慧的詮釋方向。不過，儒家的實踐智慧不限於對智德的提倡與實踐，而是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儒家所展開的實踐智慧主要的指向是修身、「做人」。或者換一個說法，希臘的實踐智慧重在「成物」，而儒家的實踐智慧重在「成人」。

中國哲學的傳統非常重視實踐智慧，可以說，實踐智慧一直是中國哲學的主體和核心。儒家自孔子以來，更是強調哲學作為實踐智慧的意義。儒家哲學思想的特點是：突出人的實踐智慧，而不突出思辨的理論智慧；儒家的實踐智慧始終是強調以道德為基礎，從不脫離德性；同時，又突出體現在重視修身成己的向度，亦即個人內心的全面自我轉化；最後，儒家哲學思想總是強調實踐智慧必須化為實踐的行動，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道德德性

眾所周知，現代哲學越來越關注的「實踐智慧」，與其字面意義的直接性不同，它根源於古希臘哲學特別是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亞里士多德哲學中的phronesis，英譯曾為prudence，中文譯本以往亦多譯為「明智」。而現在更多的學者從哲學詮釋上接受把這個詞譯為「實踐智慧」。它在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第6卷被作為人類認識真理的五種方式之一，這五種方式即技術、科學、實踐智慧、智慧和理智。

在亞里士多德哲學中，「智慧」的地位高於「實踐智慧」。「實踐智慧」（phronesis）追求的是對人有益的東西，這種有益主要是指人事的善，所以實踐智慧緊密聯繫著善的實踐。而「智慧」(sophia)所追求的東西是深奧難懂的，對人沒有實際益處，是思辨的、理論的理智，即理論智慧，不是實踐性的，沒有實踐力量，它只有真與假，而不造成善與惡。

實踐智慧的本義是強調德性實踐中理智考慮、理性慎思的作用，是應對具體情境的理智能力。然而亞里士多德哲學中的「倫理德性」與作為理論德性之一的「實踐智慧」之間的關係，往往是不清楚的，實踐智慧有時被理解為工具性的方法，這也是近代以來在西方哲學中實踐智慧脫離德性而成為聰明算計的一個原因。

由於phronesis多被譯為「明智」，因此，狹義地看，在古代儒家哲學中，與phronesis較相近的概念是「智」。當我們說到哲學作為實踐智慧時，我們也自然想到中國最古老的詞典——約公元前3世紀成書的訓詁詞典《爾雅》的解釋，《爾雅·釋言》：「哲，智也。」近一百多年以來，中文用來翻譯philosophy的「哲學」之「哲」，古代即以「智」為之釋義，認為哲就是智，兩者為同義詞。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古代中國早已經把哲學理解為智慧之學，雖然中國古代並沒有獨立的一門「哲學」。

「智」字從知，在春秋時代又通用於「知」。公元2世紀的詞典《釋名》說：「智，知也，無所不知也。」可見「智」是智慧，「知」是知識，智不是普通的知識，而是高級的知識和能力。智又以見為前提，見是經驗，《晏子》說：「見足以知之者，智也。」《五行篇》也說「見而知之，智也」，表示智慧需要經驗為基礎，而不是脫離經驗的理性活動。另一方面，在公元前4世紀以前，中國哲學中的「智」多是就知人而言，指與人的事物、人的世界相關的實踐性能力和知識，有益於人的事物，而不是對宇宙世界普遍事物的知識。如《尚書》說「知人則哲」，《論語》中記載，孔子學生問「知」，「子曰，知人」。孟子也說：「智所以知聖人。」表示哲學是認識人的智慧，哲學與人的生活、人的本性、人的生命活動以及人道的法則有關，可見這裡講的「哲」「智」即是實踐智慧。《周易》特別注重行動的實踐智慧，把智慧表達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的具體節度而不離於善，此即是行動的實踐智慧。因此，哲、明、智在中國古代皆有智之義。

孔子談仁很多，談智較少，他說「知者不惑」。這裡的智即是明智。《中庸》講三達德，智甚至排在首位，居於仁之前，可見《中庸》對智的重視。中庸之道是理性對實踐情境的一種把握，由經驗而來，《中庸》對智的強調和亞里士多德論實踐智慧是一致的。《中庸》里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主張「好學近乎知」。我們知道孔子雖然較少談智，但孔子非常重視「好學」，而按照《中庸》「好學近乎知」的看法，孔門提倡的「好學」和「智」是一致的，這提示了一個重要的通向實踐智慧的詮釋方向。

「好學」與智的關聯性，在孔子關於「六言六蔽」的論述中最突出地表達出來：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論語·陽貨》）

這一段話很重要，從德性論來說，它表示每一個別德性對人的意義，不是獨立的，而是與其他德性相輔相成地發揮其作用的，諸德性的相輔相成才能造就君子或聖人的中和不偏的人格，而在德性的相輔相成的結構里，「好學」佔有突出的地位。仁、知、信、直、勇、剛這六種德性都是倫理德性，但是孔子強調，對倫理德性的追求不能離開好學：所有的倫理德性若要中和地發揮其積極的作用，都不能離開好學的德性，不能離開好學的實踐，否則這些倫理德性發生的作用就會偏而不正。由此可見，好學不僅是一種優秀的能力和特長，也是一種心智的取向，而這種能力和取向明顯是指向知識的學習與教育過程，指向明智的能力。這樣就把倫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結合起來了。在這個意義上，「好學」扮演的角色和好學所積累的能力也正是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

不過，在古典儒家思想對「智」的理解中，最重要的還是孟子的思想「是非之心，智也」。孟子的這個思想就把「知」與「明」引向了對是非的道德辨識。「是非」是道德的概念，於是「智」在孟子哲學中成為主要的道德德性。這個意義下的實踐智慧是辨別善惡、判斷是非的智慧。漢代的儒學繼承了孟子這一思想，確立了智和仁義並立的地位；而宋代以後，「智」在儒學中一直是四項道德主德（仁義禮智）之一。

修身工夫

不過，儒家的實踐智慧不限於對智德的提倡與實踐，而是包含了豐富的內容。首先，在思辨與實踐之間，孔子已經明白顯示出了偏重，即重視實踐而不重視思辨。孔子的學生認為孔子很少談及性與天道，是孔子重視實踐的明顯例證。孔子對名的重視也只是重視名的政治實踐功能，而不是名言概念自身的抽象意義。早期儒家就已經確立了這種性格，在理論與實踐之間，更注重發展實踐智慧，而不是理論智慧，其原因正是在於儒家始終關注個人的善、社群的善、有益於人類事務的善。退一步說，孔子即使關心宇宙天道，也決不用「理論化的態度」（海德格爾把脫離生活實踐的哲學態度叫做理論化的態度）去談論天道，而是以實踐智慧的態度關注如何在人的生活世界與天道保持一致。整個儒學包括宋以後的新儒學都始終把首要的關注點置於實踐的智慧而不是理論的智慧。當然，在儒家的體系中理論的智慧也是重要的，如《周易》代表的對宇宙的理解是儒家世界觀的重要基礎，宇宙的實體與變化是儒家哲學應當關心的，但站在儒家的立場上並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下，對宇宙的關心不會完全獨立於實踐智慧，而是可以服務於實踐智慧。

另一方面，儒家的實踐智慧始終堅持智慧與德性、智慧與善的一致，而不是分離。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實踐智慧是理性在道德實踐中的作用，這種理性作用體現於在善的方向上採取恰當的具體的行為，這是實踐智慧作為理性具體運用的特性。他說道德德性使活動的目的正確，實踐智慧使我們採取實現目的的正確手段，這裡所說的正確手段不是道德意義的，而是理性意義的。在這個意義上，實踐智慧既不是道德德性，也不能提供善的目的，只是實踐的具體方法。當然，亞里士多德也強調離開了實踐智慧，道德德性的實踐就不能掌握中道；認為合乎實踐智慧，倫理德性才能把事情做好，倫理德性必須有實踐智慧的具體指導，從而實踐智慧一定是做好事的。然而，無論如何，一個完整的道德實踐必須有實踐智慧作為理智的參與，由倫理德性完成，故可看出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是強調實踐中理性的具體作用，而不是強調倫理德性的導向作用。

我們還可以從中看出，在亞里士多德哲學中，實踐智慧的指向是「做事」（doing），把握恰當的時機作出行動的決斷，而無關乎「做人」（being），這就與儒家不同。儒家所展開的實踐智慧主要的指向是修身、「做人」（learningtobeaperson）。或者換一個說法，希臘的實踐智慧重在「成物」，而儒家的實

踐智慧重在「成人」（tobeatureperson）。所以在儒家看來，亞里士多德的德性論是不完整的，他的實踐智慧雖然與科學、技術、製作不同，但仍然是一種外向的理智理性，指向做事的行為（doingrightthings）,而不是指自身德性的修養（beingagoodperson），故不包含任何內在的覺解。所以，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是做事的理性，此理性應有價值的理性來為之導向，而不能說倫理德性由實踐智慧指導，因為倫理德性才是真正求善，而實踐智慧是工具性的。儒家哲學的實踐智慧在這方面更為清楚而有其優越之處。

中國現代哲學家馮友蘭指出，從中國哲學的觀點看哲學，哲學的功能在於改變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獲得一種看待世界的全新方式，因此提高心靈境界是中國哲學實踐智慧的一個目的。精神的提升，內心的和諧、自由、寧靜，這種心靈自我的轉化是實踐的根本目標。

實踐智慧不僅表現為把精神的提升作為哲學的目的，而且表現為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所探索的各種工夫、手段、方法。儒家所說的心靈轉化的方法不是古希臘的對話或沉思，而是以道德修身為根本的精神修鍊。哲學的智慧必須為人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自我實現提供方向的指引和修持的方法。自我的轉化即是內在的改造，是氣質的根本變化，超越自己現有的狀態，使生命的存在達到一個更高層次。

因此，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儒家哲學對哲學的了解是實踐性的，而這種對實踐的了解，不限於認識外在世界、改變外在世界，而更突出認識主觀世界、改造主觀世界。所以儒家的實踐智慧包含著人的自我轉化與修養工夫，追求養成健全的人格，《大學》就是這一實踐智慧的綱領。《大學》以「止於至善」為目的，即是確立實踐活動的根本目的是至善（如亞氏之最高善），確立了儒家實踐智慧的求善特性，而求善的具體修養工夫有慎獨、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其中致知就是擴充和發展實踐智慧，而擴充實踐智慧有賴於在具體事物和行為上為善去惡，如止於仁、止於敬等，此即是格物。總之，內心的修養是儒家實踐智慧的重點。當然，儒家的實踐智慧在整體上包含治國平天下，即對現實政治世界的改造和整理，但這種整理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中心；而且《大學》講得很清楚，自天子以至庶人，一切人、一切事都必須以修身為本。

修身是累積擴大實踐智慧的根本途徑，人格的鍛煉是儒家最看重的實踐方面。《中庸》把慎獨作為主要的獨立的工夫，由內在的中去建立行為的和，「修身以道」「修身則道立」；同時，《中庸》強調君子的實踐不離人的生活世界，愚夫愚婦可以與知，因為「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實踐智慧要求理性的運用不可離開人倫日用常行的世界。《中庸》又提出「時中」，而「時中」是「在事之中」，是「隨時而中」「做得恰好」，是針對個別事物、特殊境況的，這正是實踐智慧在做事的恰當運用的狀態。《中庸》最後要達到的是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聖人境界。

儒家的實踐智慧又被概括為「為己之學」，「為己」的意義就是「己」的發展、轉化，而美德的培養和精神修鍊都是以「成己」為宗旨的。這些致力發展美德的精神修鍊即是基督宗教所謂的精神性。《中庸》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在這裡的知即狹義的智，指向成物，這與古希臘是一致的，但廣義的實踐智慧是成己與成物的合一，既包含著以誠成己，也包含著成物之智，而成物之智聯繫著時措之宜，後者正是亞里士多德做事的實踐智慧，即做事的中庸之道、恰到好處。但在儒家，這一切成物的時措之宜是以修身成己為基礎、為根據的。

知行合一

儒家實踐智慧的一個特色是關注實踐主體。因此從儒家的立場，廣義理解的實踐智慧應當包含修身的向度，重視德性的修養是儒家德性倫理學與亞里士多德德性倫理的一個根本不同。這種立場包含著把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理解，從而實踐的智慧不僅僅是做事恰當合宜的智慧，而且是面對人生整體的智慧。此外，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只說了理性對行為的具體的指導，而真正的生活實踐需要處理知行的關係。因為實踐智慧的作用可以說正是要把「德性所知」與具體境遇連接在一起而成為完整的行動，把價值承諾落實在行動上。在儒家看來，不僅是德性所知，經典世界中的一切敘述若要通向現實世界，就必須由實踐來完成，實踐的智慧必須化為實踐的行動。實踐智慧作為「知」本身就要求把自己展開為「行」。

在儒家思想中，「實踐」本身就常常意味著道德修身的踐行活動。《中庸》提出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中就包括了「篤行」，這也是《中庸》實踐智慧的重要方面。《中庸》顯示，作者認為「中庸」與知（智）關聯較多，智既是道德德性，也是實踐智慧。而實踐智慧必須包括對已知美德的踐行、實行。

宋代以後儒學中的「實踐」概念被廣為運用，而實踐和躬行連用的甚多。後世的歷史編纂學家認為，北宋新儒家以「實踐之學」為宗旨，南宋儒學的特徵被稱為「默然實踐」，朱子哲學被概括為「其學以求誠為本，躬行實踐為事」。這些歷史編纂學家認為宋明理學就是「以實踐為宗旨」，理學家強調「聖賢所重在實踐」，「窮理以致知，反躬以實踐」，成為理學對實踐重視的明證。

明代哲學家王陽明指出：「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做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是指向行動的慎思明辨，而王陽明所說的「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意思與之相近；其所說的「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既強調實踐智慧是對行動的明覺精察，也同時強調實踐智慧作為知必須和行結合在一起。

在古代中國思想中，孔子以前都使用「德行」的觀念，有時簡稱為德。古代「德行」的觀念不區分內在和外在，籠統地兼指道德品質和道德行為，重點在道德行為。其實，早期儒家便在德的問題上與亞里士多德有差別，即雖然孟子集中關注「德性」的問題，但孔子和其他早期儒家重視「德行」的觀念，主張德行合一、知行合一，而不主張把德僅僅看作內在的品質，強調要同時注重外在的行為，可見儒家的實踐智慧必須強調踐行的意義。同時智不是僅僅作選擇，作判斷，或進行推理，知必須關注行、聯結到行、落實到行。如果知而不行，那不是意志的（軟弱）問題，而是實踐智慧本身發展的不夠，擴充得不夠，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實踐智慧「真知」。

如前所說「致知」即是擴充實踐智慧，明代的王陽明指出智或知應當是良知，而良知必須知行合一。因此，在儒家的立場上，實踐智慧是倫理德性，也是道德知識，故實踐智慧必須包含知行合一的方面。這和現代哲學家海德格爾有些類似。海德格爾以實踐智慧為良知，以召喚自己實際的生存作出決斷，以回到本真的生存。因此儒學對哲學的理解，不是關注超感性領域，更不重視理論構造、抽象推理和邏輯演繹，儒家的哲學觀顯然不是海德格爾所批評的「理論化的態度」，儒家強調的是在生命世界中的生命體驗、生命實踐，而這個生命實踐是以人和道德實踐為中心的。

成物之道

最後略談一下儒家實踐智慧思想中的成物之道。自孔子以來，儒家的實踐智慧強調以道德為基礎而不脫離道德德性，然而由於前孔子時代產生的《周易》是儒家尊奉的經典，於是在儒家儘力把對周易的詮釋向德行方面轉化的同時，《周易》自身帶有的吉凶意識和世俗智慧也影響到儒家的智慧思想，從而使得儒家的實踐智慧也一直包含這個涉及做事的「成物」部分。

在古希臘乃至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思想中，包含了工具性的審慎計度，在後來的倫理思想史上，也可以看到把審慎、精明等作為重要德性的思想，注重做事的成功之道、聰明和機巧。其實在古希臘如伊索克拉底的思想中，明智就是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的行動能力，反映了實踐智慧的日常性、世俗性的一面。這與實踐智慧是針對具體事物的特性有關，古希臘的明智是實現具體目的的手段的一種智性能力，也是把我實踐情境具體尺度的智慧。

就儒家智德的廣義內涵而言，其重要內容是明辨是非，不受迷惑。而其另外的內容則包括識利害、通變化、正確決斷、趨利避害、求得成功。這些內容主要是由《周易》系統所帶來的。《周易》的基本思想是吉凶利害，而非德性修身，但關注吉凶利害是人的實踐領域所需要的，故儒家也予以重視。這一類是「非道德」的實踐智慧，而「非道德」（non-moral）不是「反道德」（immoral），故這種道德中立的實用理性在中國文化中也受到道家等各家的推重，反映了中國智慧的重要方面。在亞里士多德那裡，實踐智慧不是道德德性，只是一種非道德的理智狀態，實踐智慧針對人的幸福，這些都與《周易》對吉凶智慧的追求相通，故可以說《周易》的智慧更接近亞里士多德的明智。但《周易》有兩個層面，卜筮的操作針對具體事項，而通變的智慧不針對具體的事項，這是與亞里士多德不同的。

如《周易·繫辭上》說，「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周易》追求的是在變化中「吉無不利」。吉凶亦即禍福，知禍福就是明智。賈誼說：「深知禍福謂之智，反智為愚。亟見窕察謂之慧，反慧為童。」（《新書·道術》）董仲舒說：「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如是者謂之智。」（《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第三十》）而總體上說，經過十翼的發揮詮釋，在儒家思想中，《周易》的智慧已主要不是處理個別具體事務的成敗利害吉凶，而是著眼在掌握和理解重大的變化之道，以開物成務，如《繫辭傳》所說的「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

總之，從現代哲學的討論所針對的問題如技術理性的統治而言，儒家的實踐智慧比起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有其特色，也有其優越之處，即毫不猶豫地強調道德的善是人類實踐的根本目標，重視人的精神修養和工夫實踐。當然，儒學的實踐智慧雖然重視向內的工夫，但不離事事物物，且能發為積極的社會政治態度與實踐，促進社會改造和政治改良。然而，這就是《大學》八條目中「治國平天下」的範圍了，正如亞里士多德的實踐智慧廣義上也包括政治學一樣，這就不在今天討論的範圍之內了。

（作者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本文由焦德明根據作者9月2日的講演《儒家的實踐智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