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302檔案揭秘: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裸官
1909年的宣統新朝,留任而有實權的元老重臣,只有一個年過七旬的慶親王奕劻了,掌管著各部之首的外務部。這與被僅僅當作圖騰而供奉起來的張之洞,自然大不相同。作為歷經四朝及少數參與了大清國改革開放全過程的元老重臣,奕劻在國際和國內都有極大的知名度。舉凡大清國的歷次重大事件,他都是前台的活躍角色。遍查當時的西方報紙,慶親王的曝光度,僅次於李鴻章、袁世凱和慈禧太后。 「國務活動者」之外,奕劻還以貪腐聞名全球。時人說他家是「細大不捐,門庭如市」,「異常揮霍尚能積蓄巨款」。就連西方的《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都提到:他家就是中國官場的「集市」,連門房都設了「收費站」。後世有人稱他為大清「首富」,雖未必盡然,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至少是「首富」之一,僅在滙豐銀行就有200萬兩白銀以上的存款。而他的宅第,正是當年和珅的老宅,如此巧合,自然更容易令人想入非非。那麼,慶親王奕劻是依靠什麼穩坐四朝的?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裸官嗎?這位被稱為晚清首富的朝廷重臣,有著怎樣的斂財之道?他在晚清政治改革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呢?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裸官。
慶親王奕劻並非大清國的近支皇親,他在政治上的崛起,得益於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的政治鬥爭。1884年,奕再度被慈禧太后踢開後,奕劻因緣際會地取代了奕在總理衙門中的位置,並晉封為慶郡王。從此,他的官運一路亨通,權力橫跨外交、內務、財政和軍隊,遠超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奕譞。
按照清制,爵位本應降一等承襲,即親王之子只能襲郡王,郡王子只能襲貝勒。親王如果得到世襲罔替,就是所謂的「鐵帽子王」。咸豐年之後,只有恭親王奕和醇親王奕譞得到「鐵帽子」,而他倆畢竟是咸豐的親弟弟,奕劻卻以遠房宗室成為「鐵帽子王」,開創大清國的政壇奇蹟。
奕劻雖然能力有限,名聲不佳,卻是清末政壇常青樹,其地位之顯赫,除了慈禧、李鴻章和袁世凱,就數到他了。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後主管外事、海軍、財政等重要工作,後期做到軍機大臣和內閣總理大臣。生逢亂世,肩上的擔子又這樣重,自然忙得四腳朝天。但是奕劻不但工作時間忙,業餘時間更忙。吃飯、打牌、掙錢這三件事,是奕劻業餘生活的主旋律,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也耗掉了大清最後一點生機。
請客和被請客,是慶親王奕劻每天的必修課。宴席主題名目繁多,以慶賀生日為主。哪裡來這樣多的生日呢?這和當時的婚姻制度有關:有權有勢的人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排著隊過生日也就不奇怪了,365天根本不夠用。所以,要是一天撞上好幾個過生日的,就不得不跑場子,不到大半夜哪裡能回家,常年如此,確實辛苦得不行。 像奕劻這樣的成功人士,自家辦生日宴會、順便收點禮金之類,已經夠他忙的了,考慮到禮尚往來的傳統習俗,加上要照顧上下左右的關係,所以別的有頭有臉人家的慶生活動,不去也不合適。如此一來,慶親王不是在舉辦宴會,就是在出席宴會的路上。
慶親王畢竟位高權重,他的業餘愛好影響之深遠,直接引領了官場風氣和社會風氣。 由於他的身體力行,當時北京的餐飲業、娛樂業十分發達。從前門大街到八大胡同,觥籌交錯,燈紅酒綠。洗麻將的聲音此起彼伏,不絕於耳。澡堂子、戲園子,茶樓、青樓的生意也被帶火了,成了上流社會重要的社交和娛樂中心,大小官員和成功商人永遠是這裡的主角。日日嘉年華會,夜夜聲色犬馬,除此之外,這個國家的精英似乎沒有什麼正經事可做。
至於打牌,過去宮中並不時興,慈禧本人對此興趣也不大。但是慶親王一貫要求進步,為了討老佛爺喜歡,他竟然把麻將牌引入宮中,手把手地將搓麻技藝推廣到人,使打麻將成了晚清皇宮中最流行的娛樂活動,從宮女到太監,無不樂此不疲。 當時大清正是內外交困,慈禧自然是焦頭爛額。嘩啦嘩啦洗牌的聲音就像美妙的音樂,對於舒解緊張煩悶的心情很有好處,所以慈禧對麻將引進工作十分滿意。 當然,這只是序幕。慶親王最高明之處,在於不時委派他的一個小老婆進宮,不是陪老佛爺、就是陪老佛爺身邊工作人員來兩圈。這位女士是慶親王所有配偶中麻將打得最爛的,每次進宮陪打,隨身帶去的銀票總是不夠輸,中途還得追加。慶親王因此不斷得到提拔重用,當有人提出異議的時候,慈禧誠懇地解釋道: 「我當然知道他才能一般,但是看來看去,還是他貼心。」
正因為慶親王是慈禧太后晚年最信任的親王,在他還是外務部尚書的時候,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就得到風聲,慶親王不久必將出任領軍機大臣,也就是後來的內閣總理大臣。於是,袁總督派親信楊士琦帶去了一張十萬兩銀子的銀票孝敬慶親王。慶親王初見銀票面額以為眼花,揉眼仔細再看,確是十萬兩,忙客氣一番:「慰庭太費事了,我怎能收他的?」從此慶袁二人便結下了深厚交情。 袁世凱非常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交情,對慶親王是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遇有慶親王及福晉的生日,唱戲請客及一切費用,甚至慶親王的兒子成婚、格格出嫁,孫子滿月周歲,所有開支都由袁世凱預先布置,不費王府一分一厘。 慶親王入主軍機處僅僅十一個月,其在滙豐銀行的存款便有百萬之巨,其中大部分來自袁世凱的孝敬。時人都說「奕助本受北洋之奉養而供驅策。」 交情是要好好呵護的,慶親王明白這個道理,好在已經秉持國政,正可回報袁世凱。北洋軍要擴編,准。北洋新軍由一鎮漸漸擴展為四鎮,後又擴充為六鎮,馮國璋、段祺瑞、曹錕等心腹將領牢牢把持兵權。六鎮中其餘重要幹部,幾乎都由袁世凱小站練兵時的中下級軍官升任而來。這些人的事業前途都出於袁世凱的提拔,對袁世凱自然是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有白花花的銀子在那裡,縱然是傀儡也當得有滋有味。慶親王每遇重要事情總要同袁世凱商量,袁世凱意欲舉薦的官員,慶親王也一概推薦給慈禧太后得到重要提拔。袁黨的重要人物徐世昌先出任東三省總督,後任軍機大臣,位高而權重。其他黨羽梁敦彥、趙秉鈞、唐紹儀、朱家寶、楊士驤、孫寶琦、陳璧等先後出任尚書、總督、巡撫等重要職位。 這還不夠,奕劻索性讓自己的兒子載振同袁結成把兄弟,變成一家人。這一時期里,北洋勢力迅速膨脹,袁世凱得以身居地方而左右全國政局,儼然成為清末政壇的中心人物。
說慶親王才能一般恐怕不夠全面,至少他的理財能力是出類拔萃的。 清朝中央政府官員的工資並不高,要想理財,先要解決無財可理的問題。對此,監察部門直指慶親王「細大不捐」,大錢不怕多,小錢不嫌少。他的生財之道說起來很簡單,就是賣官,他家儼然官帽子專賣店,明碼標價,一分錢一分貨。最著名的一單生意,是中層幹部段芝貴送來10萬兩銀子,立馬就買到了布政使、黑龍江代理巡撫的官帽。這樣的事情多了,再加上他住的是和珅的老宅,社會上就給他起了個綽號:慶氏公司總經理! 經過認真調查核實,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里循披露,慶親王奕劻的銀行存款高達712.5萬英鎊——稍早,簡·愛小姐在桑菲爾德莊園做家庭教師,年收入是30英鎊,生活就比較體面了;達爾文買了一幢帶花園的豪宅,才花了2000英鎊。可見慶氏企業的效益有多好! 最讓人刮目相看的是,慶親王在理財方面絕對有創新意識和超前意識,可謂前無古人,開風氣之先。雖然外國銀行已經大量進駐中國,但是一來中國人覺得它不可靠,二來鴉片戰爭之後,特別是八國聯軍侵華硝煙未散,中國人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大家恥於與外國人打交道,更願意到中國人的銀行或錢莊存錢。 而慶親王卻反其道而行之,格外信任和青睞外資銀行,特別是英資滙豐銀行,而民族金融機構里沒有他一厘錢!莫里循之所以對他的存款數額言之鑿鑿,甚至精確到小數點後一位,估計與此有關。 堂堂大清宰輔繞著本國企業走,真是耐人尋味,如果僅論資產,慶親王絕對算得上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裸官。 一個腐敗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貪官,為什麼會在風雲詭譎的晚清政壇中,從邊緣進入核心,並始終屹立在潮頭呢?
無論是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及政變、義和團動亂及八國聯軍入侵、乃至隨後轟轟烈烈的憲政改革,奕劻都表現出了絲毫不亞於恭親王奕的開明姿態和靈活身段,並以其特殊地位,為李鴻章和袁世凱等人保駕護航,成為致力於實踐和探索的「濁流」們的幕後支撐者。英國公使竇納樂甚至認為他是「推動中國政府的一個槓桿。」
奕劻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變的狂風暴雨中展露無疑。作為朝廷中熟悉國際國內情況的少數明白人,奕劻堅決主張及早防止事態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軍事上的巨大麻煩。他的「右傾」言論,遭到以端郡王載漪為首的「不明外事, 專袒義和團」的「極左派」的不滿。英國外交官在發給倫敦的報告中認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間, 慶親王和大學士榮祿似乎已成為對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牽製作用的僅有的人物。」 載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須清除的政敵,義和團們則將他描繪成了大漢奸,攻擊奕劻的大字報貼滿北京街頭,已經失控的民間暴力清晰地將矛頭指向了這位王爺。在此後討論局勢的高層會議上,奕劻一概裝聾作啞,但從未改變自己的觀點。 高喊著扶清滅洋口號的「極左派」們,最後留下一地雞毛,在八國聯軍的炮聲中撒腿就跑,並把收拾爛攤子乃至不得不「賣國」的「臟活」,慷慨地留給他們本想誅之而後快的「漢奸」奕劻和李鴻章。 在八國聯軍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鴻章「如一囚徒」或「受到禮遇的俘虜」,為明知不可爭的城下之盟而勉強一爭。史家比較公認的是,因為這一功勞,慈禧太后終其一生,對奕劻和李鴻章都是優容有加。
從1906年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大清乃至中國歷史上範圍最廣、難度最大、力度最強的改革。這一改革的主力袁世凱,自然成為眾矢之的,如果沒有奕劻各種手段的保駕護航,袁世凱或許早就成為改革的烈士了。 奕劻的雙手,在推動改革的同時,也毫不掩飾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撈錢,高調地成為大清國的「首富」之一。晚清兩次台諫風潮,矛頭都直指奕劻。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權色交易」。奕劻的兒子、商部尚書載振出差路過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楊翠喜,候補道段芝貴隨即用重金為美人贖身,獻給載振。如果到此為止,無非是一段風流佳話而已。但不久,段芝貴便被破格提拔,一躍成了黑龍江巡撫,御史趙啟霖立即上奏彈劾,認定是「性賄賂」。朝廷派了載灃等人去查,結果「查無實據」,趙啟霖反被革職,激發了御史們的公憤,最後,趙啟霖被複職,段巡撫被免職, 載振主動辭職。 第二次是三年後的1910年,另一位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發難,彈劾的奏摺題目就是《劾慶親王老奸竊位多引匪人疏》,火藥味很濃,震動朝野。江春霖被責為「沽名釣譽」、「莠言亂政」,但處分僅是「回原衙門行走」,換個工作崗位,結果江春霖乾脆辭職,炒了朝廷的魷魚,一下子名動四海。御史們群起效仿,「不讓江氏一人獨為君子,訪查中外大臣劣跡,聯名入奏,以盡職責」掀起了輿論監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請假躲避。
其實,在新的朝廷體制改革中,都察院本在裁撤之列,御史們其實也是為了保飯碗而絕地反擊。前一案,正值東北「龍興之地」改制設省,成為北洋權力擴張的良機, 而奕劻父子多被視為北洋的保護人和代言人。即使沒有這起風流案,北洋也會想方設法將段芝貴等「自己人」頂上關鍵崗位,結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綻。後一案,則更是御史們的「自衛」之戰。1909年成立了資政院後,都察院的彈劾監督權被吸納,裁撤勢在必行,御史們只好冒險一搏,拿慶親王開刀。 買官的段芝貴被革職查辦,而賣官的慶親王卻安然無恙,照樣每天忙於飯局、牌局,進出外資銀行,活得有滋有味、有聲有色。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同僚們的業餘生活軌跡跟他毫無二致,梁士詒、那桐、曹汝霖等重要人物,都是洋銀行的大客戶。至於今夕何夕,他們哪有時間去費這個腦子。
最為弔詭的是,政治經驗顯然極為豐富的奕劻,似乎並不想收斂和掩飾自己的貪腐形象。而且,還照樣聖眷不衰,不僅得到了「鐵帽子」,而且其妻妾中還可封六位「福晉」,超出了清制規定的親王只能封五位福晉的限額。 高調地展示自己對醇酒美人的「低級趣味」,是歷史上韜光養晦的不二法則,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既減少政治風險,又暢快地享受人生,何樂而不為呢?
但是,無論慶親王奕劻的貪腐是本性使然還是有意為之,對大清政權的危害卻是確實而巨大的。 對此,連老外莫里循都看不下去了,他毫不客氣地寫道,慶親王的所作所為,簡直是在坑害這個國家。力主改變現狀的湖北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則仰天長嘆:「釜水已沸,而魚竟不知!」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日曆已經翻到了1911年6月。
辛亥槍響6年後,慶親王奕劻壽終正寢。已經丟了江山的清皇室這才明白過來,給他加的謚號是「密」,意思是「查找不足,認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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