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影子知識分子」和「轉向症候群」（二）

「沒有發展的成長」漁父的論點，開展至此，終於迫不及待地顯露了他的熱烈擁護和支持當前世界體制的親體制性格了，他說：

第三世界的落後國家，如果拒絕納入「體系」而獨立自主地發展，是否經濟成長就會加快？事實證明並非如此。統計資料顯示，徹底參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長期來說，經濟成長率要比不參與的國家高。以東非共同體的國家肯亞、坦尚尼亞、烏干達為例。在獨立之前，坦尚尼亞和烏干達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資源也比較豐富。但獨立後，坦尚尼亞實行獨立自主的烏伽馬主義發展路線，烏干達採行一種改裝的部落主義經濟，肯亞則被納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但如今坦尚尼亞是世界最窮的國家之一；烏干達的經濟也一塌糊塗。對照之下，肯亞的經濟倒是走在前頭。我們在前文已經說過，依賴理論認為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落後國家，個別地取得一定程度內的「發展」是完全可能的。問題在於這「發展」的性質。依賴理論認為，在世界體系中的落後國家，是做為先進國發展和擴張的一個反射而又局部、個別的成長，是在先進國家發展和擴展的全盤計劃中，做為這計劃的一個附庸而發展，而不是以後進國本身為主，以自己需要為導向的發展。而落後國家這極為有限的「成長」與「發展」，又回過頭來成為先進國更大發展於擴張的工具和條件，使落後國對於世界體系之依賴的結構，更形加深與鞏固，從而是抑制而不是促進了使一個國家經濟獲得真正發展所必要的結構性的改造（S.Amin）。像這樣，僅僅是在「統計資料顯示」的「成長」，而沒有伴隨著往更大、更長遠、更實質性的自然發展所必須的社會經濟構造的變革，也沒有以自己民族現實需要為中心、由自己參與、指導和計劃的活力的「成長」稱之為「沒有發展的成長」（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一譯「矮化的成長」）。在若干第三世界國家納入「體系」後所取得的「沒有發展的成長」中，往往一方面是一大堆「統計資料」和一般性經濟數據上所顯示的成長，而另一方面卻同時並存著較有活力的經濟部門和更廣泛的停滯、解體的經濟部門，和逐漸深化的貧困；缺少生產上的結構改革；政府部門和經濟部門中缺少熟練技術和缺少本國人對高層經濟和生產部門的參與；缺少一種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自立自主的信念、展望和決心。事實上，一些「徹底參與資本主義體系的」第三世界國家，為這「沒有發展的成長」所付出的代價，便是對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和經濟擴張的高度依賴。象牙海岸（象牙海岸）就是其中典型的成例之一。

象牙海岸街頭

聯合國統計資料顯示：以共同投資形式，「徹底參與」了法國和歐洲共同市場「資本主義體系」的菲力·胡費·白格尼總統的象牙海岸，經濟成長率在百分之六以上，國民平均年收入也高於平均的非洲一般其他國家者。投資保持穩定的增長，政府有錢從事發展和建設，政府在行政上的花費，較許多其他非洲國家低得多。但在另一方面，整個象牙海岸的經濟結構和它在殖民時代者幾乎完全相同，國內富裕的少數精英與廣泛的、貧困的農民間的巨大差距，依然沒有改善。確實，在農業生產上，象牙海岸有顯著提高，但在基本結構上，依然是外國地主投資的大莊園經濟。除非根本上廢除形成一種倒退性的社會結構的、由外國地主付薪的農業勞動體制，在整個農業生產部門中進行結構性改造，象牙海岸的農業就無法取得更進一步的發展（S.Amin）。

在資本和財務上，象牙海岸採取了與法國、歐洲共同市場合作的政策。但這種合作投資的政策，是以損害自主性地設計自己的發展計劃的權利和以損害主權的獨立為代價的。在象牙海岸，外國資本對於全國經濟取得絕對性支配的地位。外國資本在象牙海岸所獲取的高度報酬，恰好說明象牙海岸經濟成長對外國資本的依賴程度。「統計資料顯示」：象牙海岸的僱主資本家，在數量上大有增加。但其中真正的土著的民族資本家卻微乎其微。即使有人可以說，今天，資本主義在象牙海岸確實有長足的發展，但人們卻不能據此說明，象牙海岸自己的資本主義有所成長。雖然象牙海岸不受法國和歐洲共同市場的統治，但在經濟上，今日象牙海岸與它在殖民時代者殊無二致：如果一切勞動者是象牙海岸的黑人，那麼絕大部分的、真正的象牙海岸資產階級，是遠遠居住在歐洲，只是提供技術、資本和管理的歐洲人「不在資本家」。

再舉賴比瑞亞的例子。比較上是「民族主義者」的托伯爾特總統在一次政變中被推翻以後，繼任的塔布曼總統採取了一種「門戶開放政策」。為了「徹底參與資本主義體系」，賴比瑞亞開門運行外國資本和土著資本無限制地發展。根據統計資料，在20世紀60年代中，外國資本湧入賴比瑞亞平均每年達7500萬美元。賴比瑞亞的國家總預算，從1943年的75萬美元升高到1963年的5000萬美元。但這一切改變，為賴比瑞亞帶來什麼樣的發展呢？美國國際開發總署（AID）的專家指出：整體看來，賴比瑞亞人從事政府工作，經營橡膠園、運輸業、建築業和法律服務業。有少數一些賴比瑞亞人從事醫療工作和工商企業。外國人絕大多數從事鐵礦、橡膠工廠和木材廠的經營。在重要企業和工業中，有一小部分賴比瑞亞人因法律規定，受雇於外商機構，但他們大多隻從事企業中公共關係、法律事務和廣告業務，不能參與真正的高層管理工作。正是由於缺少一種結構性的改革，「徹底參與」了「資本主義體系」後的賴比瑞亞，即使美國開發總署的專家們，也觀察到這些缺點：龐大的官僚特權集團放棄了許多發展的機會，外交花費過高，教育預算偏低，殖民地時代的政治經濟殘留嚴重，政府部門官僚、家族關係，影響效率。這些情況一致到托伯特總統時代依然沒有基本上的改變。賴比瑞亞少數一些買辦的資產階級和外國資本合作，經由外國資本和技術，對於本國進行盤剝和掠奪。在統計資料上，今天賴比瑞亞比起托伯特總統的時代，固然有若干可見的「發展」，但是對於廣大的、貧困的賴比瑞亞人民，情況幾乎沒什麼根本的改變：即便是在漁父所讚美的肯亞，歐洲殖民者所殘留的數百英畝土地，在「獨立」後由歐洲銀行貸款給富有的肯亞農民去購得這些土地，或由特權關係的肯亞農民購得，形成富裕的肯亞地主和貧困的佃農所構成的社會結構。「獨立」後肯亞土地所有關係在根本結構上的改革之闕如，和肯亞農業對於世界「先進資本主義」體系的依賴，使肯亞持續存留著類如殖民地時代暴露在強大榨取下在生死邊緣掙扎的農民（subsistance farmers）。

該死的民族主義者漁父以非洲一些不願意「徹底參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如坦尚尼亞、烏干達在經濟上的失敗，作為受到「資本主義體系」懲罰的例子，來說明如果窮國不依賴富國，不但無從圖發展，簡直是在這世界體系中，無地容身的命運。

在某種意義上，漁父所舉的例子雖然令人沮喪，卻是真實的。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下，弱小國家「追求『經濟獨立』的困難（注意漁父以括弧來表現『經濟獨立』這個理念時所傳達的深度揶揄意味）」，也許可以用阿爾及利亞的經驗來說明。

由於深深地體會到要從幾世紀來的殖民經濟上自求解放，阿爾及利亞先要真正掌握自己的經濟，以期在經濟上而不只是政治上獲得獨立，阿爾及利亞軍人政府進行了經濟上的國有化和本色化（indigenisation）兩個政策。所謂國有化，是由阿爾及利亞政府將若干重要的外資企業和工業收歸國有，由政府接管。而所謂本色化，是政府經由法律的強制，迫使外資廠商接受阿國人參與其管理和營管過程。阿國政府分階段、有步驟、有規劃地進行了國有化和本色化的工作，並舉行各種訓練，期以提高阿國人在管理、技術、生產和經驗上的能力，為培養和發展民族的資本而努力。但阿國為了追求「經濟獨立」的努力，卻遭受到來自兩方面的複雜而巨大的困難。第一個困難，來自內部，長達四百多年的殖民經濟結構中，阿國的民族資本無從發展。一切重要的企業、貿易和工業，長期掌握在外國人的手中，自己的民族資本積累無從形成，沒有自己的管理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源。在科學技術上，更是被掌握在外國廠商手中。阿國「經濟獨立」的努力，最先就碰到這些源於數世紀阿國殖民地歷史所帶來的現實困難。而這些從數世紀殖民歷史所沉積下來的困難，即使是國有化、本色化，用國家力量強迫增進阿國人接管既有外國企業，並由國家融資中小企業這些「民族主義者」的手段，也一時難以解決。第二方面的困難，則來自外國企業的百般阻撓，企圖破壞阿國的國有化和本色化努力。收買阿國人出面頂替，利用阿國人出面購買一些政府規定不能由外國人經營的企業，以利實際上由外國人控制那個企業，收買阿國特權人士，請他們當公司虛有其位的董事，卻把管理實務性位置掌握在外國人手中；遲延或抗拒政府的國有化和本色化改造……這些外國商社的阻撓和破壞，生動地反映在阿國政府頒布的許多禁令之中。

迦納前總統恩克魯瑪與毛澤東

但是，相形之下，阿國在力圖「經濟獨立」所遇見的困難和挫折，比起其他同樣為自求解放而努力的國家所遭遇的命運，還是十分幸運的。新殖民主義，正是透過對於第三世界國家進行蠻橫的干預，發揮它維持並強化舊殖民地時代的超額利潤的功能。因此，對於新「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國際新殖民主義總是要千方百計地維持住原殖民地社會的法律系統、政治結構、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以利其遂行新殖民主義的榨取和掠奪的機轉。任何這些舊結構和系統的革新和改造的企圖，往往帶來來自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蠻橫干涉；收買當地政治和軍事勢力，反對「民族主義者」的改革、政治暗殺、經濟封鎖、軍事政變、支持最苛烈的獨裁統治……不一而足。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的三十年間，這些無情干涉和鎮壓貧困國家自求解放和力圖「經濟獨立」的事例，幾乎無年無之。而且在六十年代，漁父所任職的聯合國，就曾經參與過幾件顛覆和暗殺非洲幾個企圖掙脫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政府及其領袖的罪惡案件。恩克魯瑪、盧蒙巴，只是這些該死的「民族主義者」中較為倒楣而著名的兩個人罷了。

漁父還舉了印度的例子，企圖破滅一切想要掙脫國際新殖民主義的經濟控制的民族主義者爭取自力更生的希望。漁父說道：

有些國家在發展之初，為了追求「經濟獨立」而大力推展基礎工業，結果適得其反。印度在五十年代不惜代價，不顧產品需要情況，大規模投資重工業。這個政策使它從六十年代開始，不得不長期「依賴」大量的外援食物和資金援助。

漁父想說的是這樣的結論：「追求『經濟獨立』而大力推展基礎工業」是使印度「從六十年代開始，不得不長期「依賴」大量的外援食物和資金援助」的原因。但是，事實又是怎樣的呢？

印度的問題之複雜，到了不必是搞世界經濟的人都能想像的地步。但是把印度今天悲慘的境遇，簡單地歸罪到印度妄自「追求『經濟獨立』」的漁父的宏論，恐怕絕無僅有吧。

「獨立」後的印度，在製造業、農業莊園、金融和批發生意上，早已分配在以英國為主的外國人手中，即使在「獨立」後大量湧現的印度企業如煉油、製藥、人造纖維、各種耐用消費品等技術密集的工業，外國人私人資本和技術仍佔有支配性地位。美國企業在印度的發展，更受到美國援助計劃的支持（PL四八〇貸款基金）。早在六十年代初，印度建立了兩個「基礎工業」的鍊鋼廠，但都在資本和技術上依賴於英國和西德的鍊鋼資本。許多其他印度「基礎工業」，一開始就倚重西歐和蘇聯的資本和技術。但為了這種依賴，印度必須付出重大的代價。每一個「合作」計劃，都有數不清的各種強加在印度身上的限制，例如限制產品輸出的地區，限制把某種技術轉給第三國；規定不經參與投資的外商允許，印度方面不準從事研究發展工作（A.K.Bagchi）。

由美國福特基金會推動的「社區發展計劃」，在印度渴望發展糧食生產的背景下，使美國農業資本和技術深入地滲透到印度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教育各部門。但喧噪一時的「綠色革命」，根本上失敗了，並沒有為印度解決嚴重的糧食問題，從而使印度市場更加狹小化和毫無生氣，連帶地引起了公共企業生產的頹落。1976年以後印度經濟危機，在資本需求下跌的同時，產品輸出的必要，引動了極廉價產品的輸出。而出口工業的賦活，又深化了對於西歐和蘇俄市場和資本的依存。1975年間印度經濟、政治、社會和外交上的危機，使國內市場疲弱，外銷競爭乏力的印度經濟，成為重大壓力，迫使印度政府一步步放棄「經濟獨立」的方針和政策，更深地組織到對於世界「先進資本主義體系」，愈陷愈深地落在蘇聯和以美國為首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各國支配中（A.K.Bagchi）。

印度政府將福特基金會列入國家安全監控名單

印度在五十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大略已入上述。印度的故事告訴了我們，在政治上取得形式上的「獨立」的各國，在經濟上是如何地難於從舊殖民地殘留的枷鎖和新殖民地縝密的網罟中解放出來，從而讓我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恩克魯瑪所說的：「第三世界除非徹底地打倒、擺脫新殖民主義，永遠無法取得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真實的獨立」的話。漁父，正像一切歐美資本主義體系的代辦人一樣，把落後國家落後的原因歸咎給這樣、那樣的理由——例如說什麼「追求經濟獨立」，「大力推展基礎工業」，「不惜代價、不顧產品需求情況大規模投資重工業」，卻獨獨隻字不提新舊殖民主義破壞性的影響因素。

是誰做主的發展？是為了誰的發展？時常有一些出生於貧困的第三世界，到「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受了教育，看見「先進資本主義國」目迷五色的繁榮和富裕，便對於自己祖國的貧困、落後起了深刻的輕蔑和仇恨，尤其如果看到長年以來祖國力圖「經濟獨立」，掙扎著擺脫「先進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卻不但一事無成，似乎越搞越窮時，這些知識分子的「先進資本主義」的「唯成長論」，竟可以達到不惜以重做那「世界體系」的奴隸，但求一口飯吃的的徹底買辦主義的程度。

然而，像漁父和類如漁父的一些歐美社會科學家，似乎永遠無從理解，第三世界的人們再窮、再飢，也還有人的尊嚴。他們絕對不只是幾億讓漁父們看了心煩的，因了飢餓而彷徨、掙扎著的牲口。依賴理論所不憚於陳辭的，是四個多世紀依賴世界體系發展，正是新舊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世界結構的形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第三世界國家在完全沒有準備、沒有預備好條件的情況下，硬生生地被推進「世界體系」之中，身不由己地隨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貪婪的發展、擴張的節奏和需要而運動，形成對於「世界體系」無奈的、苦痛的依賴。在這依賴的結構中，第三世界國家許多重要的經濟發展的計劃和決策，因為殖民地歷史所形成的政治、經濟關係，因為高度發展的國際金融組織和大眾傳播技術所形成的跨國性巨大企業，都是在歐美、日本的辦公室而不是第三世界國家政府和經濟機構所自動自發制訂，從而一切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方針，無不是為了「先進資本主義」各國的發展、擴張與成長的利益，而不是自己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意識形態上，貧困國家的一些買辦知識分子，也會自然而然地挺身出來，以「資本主義體系」無害有益論和「追求經濟獨立」該死之論教訓國人，更是不足為奇了。必須指出，依賴理論從來不曾主張「擺脫」和世界的經濟和市場間聯繫。依賴理論所批評的，是這關係的不平等的、受制於人的性質，從而要求改變這個不合理、不公平的關係。依賴理論不是只知「不惜代價、不顧產品需求狀況大規模投資重工業」的獃子。恰好相反，他們心憂慮煩地希望祖國的發展，是真正為了自己民族萬世千秋的利益所做的發展，是自己真正當家做主，自己按著自己現實需要和具體利益制訂發展計劃和政策，而不是永遠做別人的利益、別人的發展和擴張的工具，追求劇毒性的「沒有發展的成長」。退一千一萬步說，即使「追求經濟獨立」，在現代「世界體系」中是難道近乎不可能，第三世界人民要求經濟、政治、文化的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無論如何，是第三世界人民神聖不可侵奪的權利，不容輕侮。每一個民族都有權利按照自己的具體條件，按照自己的理想、良知和道德，選擇和決定自己民族發展的道路，並且有權反對和抵抗任何壓制和阻礙自己決定的發展道路的惡勢力，做堅毅不拔的鬥爭。

當漁父以殷惠敏的筆名，在香港一家雜誌發表「台灣與依賴理論」時，以狀似不經意間提醒人們，依賴理論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發展出來時，無非是漁父用心深刻地想告訴人們，依賴理論強烈的意識形態性格。除了對於漁父在落筆片刻中表現出來的靈魂的墮落，感到傷痛，我想引用美國一位保守的社會科學者——他的「窮國之窮未必肇因於富國之富」論，以及「即使沒有掠奪窮國，富國照富不誤」論，和漁父的壯論完全雷同——彼得·柏格的話，供漁父和一切第三世界買辦知識分子們做個參與。

彼得·柏格說道：……資本主義在今日第三世界的滲透所造成的實際效果，大部分是有事實為證的。此種資本主義所付出的巨大社會代價和政治代價，絕不是單靠武斷的信念，而是有事實根據的。富國與貧國之間的兩極化；貧國之內大多數貧民與絕少數顯貴之間的兩極化；悲慘狀況的增加；第三世界外債的不斷增加，貿易與收支平衡的不斷惡化——這一切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杜撰出來的，而是有其客觀事實為根據的。

保守的、親體制思想的代辯人，不論其古今中外，都會死抱著一個不智的立場，那就是把只要一般的良心和道德就可以清晰地理解的道理，也氣咻咻地歸咎於這樣和那樣的「危險思想」的煽動。更何況，依賴論者，在深入檢視第三世界悲慘的現狀之後，也知道除了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之外，還有來自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壟斷的社會主義」和「蘇維埃帝國主義」，並且不憚於對他們發出深刻而尖銳的批判。漁父企圖向著台灣的同情依賴理論的人們飛來的「列寧主義」的帽子，不論在主觀的理論本身，和客觀上台灣言論政策的合理化跡象中，恐怕註定是一場徒勞的心機吧。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