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發表的前前後後

作家路遙資料圖片

1982年11月，《人生》單行本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1982年5月25日，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發表在《收穫》雜誌第3期。

1982年《收穫》雜誌第3期第4頁。

1982年《收穫》雜誌第3期第90頁。

　　【讀書者說】

編者按

　　新時期文學史上，有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是不能忘記的。譬如，路遙（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和他的《人生》。1982年5月25日，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發表在《收穫》第3期；同年11月，《人生》單行本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近日，「陝西百優青年文學藝術家扶持計劃」入選者、《路遙年譜》的作者王剛，寫下《〈人生〉發表的前前後》一文，以此，紀念路遙，重讀《人生》。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的文學界，曾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等概念來指稱。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說，這些概念被廣泛接受和使用。它們的出現，既表現了當代批評家熱衷於文學潮流的類型概括的「傳統」，也反映了當時創作的實際狀況。之後，「先鋒小說」閃亮登場。路遙的《人生》就出現在這個熱鬧的文學的年代，它以社會轉型初期的特殊社會背景作為闡述主題。《人生》的出現，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一股清新的「陝北風」。

1.《人生》的寫作

　　1980年，《當代》雜誌第3期刊登了路遙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1981年5月17日，路遙在給好友海波的信中談道：「我的中篇《驚心動魄的一幕》，已獲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二等獎。我23號動身去北京領獎（25號開大會）。這是一件對我絕對重要的收穫。」5月25日，路遙在北京參加了頒獎大會。就在這次大會上，擔任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評委的王維玲見到路遙並與路遙進行過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談。在交談中，路遙說他準備花大力氣寫一部中篇小說。王維玲回憶：「他（路遙）告訴我，他熟悉農村生活，也熟悉城市生活，但兩者相比，他最熟悉的是農村和城市『交叉地帶』的生活，他曾長時間地往返其間，生活在這一領域，他自己就是一個既帶著『農村味』，又帶著『城市味』的人，他試圖在這個生活領域裡，作一次較深的探索……我對他說，對於一個獻身文學事業的人來說，如同參加一場馬拉松競賽，不是看誰起跑得快，而是看後勁，我口氣堅定，態度也堅決，敲定了這部書稿。路遙深受感動，一口應允。這就是《人生》最初的約稿。後來我才知道，實際上路遙在1979年就動筆了，由於構思不成熟，開了個頭，就寫不下去了。1980年又重寫了一次，還是因為開掘不深，又放下了。1981年春的我們這次交談，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堅定了路遙的信心，他從北京回到西安以後，心裡一直在翻騰，他把編輯工作安排好了以後，便又一次返回陝北住進了甘泉縣招待所的一間普通的客房裡，一連苦鬥了21天……」

　　路遙就在這個招待所，用了21個晝夜完成了近13萬字的中篇小說《人生》的初稿。路遙曾說：「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寫《人生》初稿的那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的中篇處女作已獲得了全國第一屆優秀中篇小說獎，正是因為不滿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寫作中。」談到創作《人生》，路遙說：「有一天晚上，寫德順帶著加林和巧珍去縣城拉糞，為了逼真地表現這個情節，我當晚一個人來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長時間，完了回到書桌前，很快把剛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這比想像得來的印象更新鮮，當然也更可靠。」

2.《人生》初稿完成

　　小說《人生》初稿完成後，路遙第一時間便給王維玲寫信。返回西安路過銅川時，路遙把小說念給當時在銅川煤礦當工人的弟弟王天樂。路遙讀完小說後，流著眼淚說：「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動我，我相信它一定能感動上帝。」回到西安，路遙的夫人林達讀原稿時也感動地哭了。

　　沒過多久，在10月17日，王維玲又收到路遙的來信。

　　「您的信鼓舞和促進了我的工作進度。現在我把這部稿子寄上，請您過目。這部作品我思考了兩年，去年我想寫，但準備不成熟，拖到今年才算寫完了。……我自己想在這個不大的作品裡，努力試圖展示一種較為複雜的社會生活圖景，人物也都具有複雜性。我感到，在藝術作品裡，生活既不應該虛假地美化；也不應該不負責任地醜化。生活的面貌是複雜的，應該通過揭示主要的矛盾和衝突，真實正確和積極地反映它的面貌，這樣的作品才可能是有力量的……」

　　王維玲回憶：「我懷著無比喜悅的心情，很快就把《人生》初稿讀完了。我又請編輯室的許岱、南雲瑞看了這部書稿。他們與我一樣，同樣是懷著巨大的熱情和濃厚的興趣讀完這部書稿的。大家一致認為稿子已十分成熟，只是個別地方還需要調整一下，結尾較弱，如能對全稿再作一次充實調整、修飾潤色，把結尾推上去，則這又會是路遙的一部喜人之作。」王維玲滿懷信心地給路遙寫了封回信，並對初稿給出兩種考慮：「一是你到我社來改，有一個星期時間足夠了。二是先把稿子給刊物上發表，廣泛聽聽意見之後再動手修改，之後再出書。」

　　1981年12月，路遙來到北京，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客房部修改這部小說。王維玲回憶：「他大約在這間房住了十天，其間有一個星期的時間，他竟沒有離開過書桌。累了，伏案而息；困了，伏案而眠，直到把稿子改完抄好。」「修改後的《人生》很理想，我很快就定稿發排了。……當時這部小說名叫《生活的樂章》，我們都覺得不理想，但一時又想不出一個更好的名字，約定信件聯繫。就這樣，路遙在北京修改完了這部小說，就在路遙離開北京小說定稿後，小說名還沒有最後確定。1982年1月初，我從路遙稿前引用柳青的一段話里，看中了開頭的兩個字『人生』。想到『人生』既切題、明快，又好記。大家都覺得這個書名好，於是便初步定下來，我寫信徵求路遙的意見。我一直鼓勵路遙寫《人生》的下部，並且要他儘快上馬，趁熱打鐵，一鼓作氣幹下去。我的這些考慮也全都寫進信里。」

　　1982年1月31日，王維玲收到路遙的來信。

　　「作品的題目叫《人生》很好，感謝您想了好書名，這個名字有氣魄，正合我意。至於下部作品，我爭取能早一點進入，我一定慎重考慮，認真對待……」

　　小說《人生》名字經過商討，終於確定下來了。為了擴大《人生》的社會影響，在出書前，王維玲便先把小說《人生》轉到了上海《收穫》雜誌編輯部。

3.《人生》發表之後

　　1982年5月8日，路遙在延安參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四十周年紀念活動。時任中國作協西安分會主席的胡采親自率領包括陳忠實在內的七八個剛剛躍上新時期文壇的陝西青年作家赴會。陳忠實回憶：「在這次會上，得知路遙的《人生》發表。會後從延安回到灞橋鎮，當天就拿到文化館裡訂閱的《收穫》，幾乎是一口氣讀完了這部十多萬字的中篇小說《人生》。讀完這部在路遙創作道路上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堪稱里程碑的作品之後，坐在椅子上，『是一種癱軟的感覺』，不是因了《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運引起的，而是因了《人生》所創作的『完美的藝術境界』。這是一種藝術的打擊。」

　　1982年11月，《人生》單行本正式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首印130000冊，上市不久就脫銷，第2版印了125000冊，一年後又印了7200冊，總印數262200冊。

　　1983年1月，《青年文學》第1期刊發了一組關於《人生》的評論文章：唐摯《漫談〈人生〉中的高加林》、蔣蔭安《高加林悲劇的啟示》、小間《人生的一面鏡子》等。同時期，《作品與爭鳴》在1983年第1、2期上刊登《中篇小說〈人生〉》及其爭鳴」（上、下）：席揚《門外談〈人生〉》、謝宏《評〈人生〉中的高加林》、陳駿濤《談高加林形象的現實主義深度——讀〈人生〉札記》、王信《〈人生〉中的愛情悲劇》、閻綱《關於中篇小說〈人生〉的通信》。

　　1982年8月23日，路遙給王維玲寫信：

　　「《人生》得以順利和叫人滿意的方式發表，全靠您的真誠和費心費力的工作造成的……南雲瑞不斷地向我轉達了您的一些意見，尤其關於《人生》下部的意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我反覆思考和有一定的時間給予各方面的東西的判斷。我感到，下部書，其他的人物我仍然有把握髮展他（她）們，並分別能給予一定的總結。唯獨我的主人公高加林，他的發展趨向以及中間一些波折的分寸，我現在還沒有考慮清楚，既不是情節，也不是細節，也不是作品總的主題，而是高加林這個人物的思想發展需要斟酌處，任何俗套都可能整個地毀了這部作品，前功盡棄。」

　　1983年2月28日，王維玲收到路遙的複信：

　　「自《人生》發表後，我的日子很不安寧，不能深入地研究生活和藝術中的一些難題。儘管主觀上力避，但有些事還是迴避不了，我希望過一段能好一點。

　　關於寫作，目前的狀況給我提出了高要求，但我不可能從一個山頭跳到另一個山頭，需要認真地準備和摸索，而最根本的是要保持心理上的一種寧靜感，不能把《人生》當作包袱。

　　這部作品光今年元月份就發表了十來篇評論，看來還可能要討論下去，就目前來看，評論界基本是公正的。作品已經引起廣泛關注，再說，作品最後要經受的是歷史的考驗。」

　　如果說寫《人生》之前是路遙的準備期，那麼，《平凡的世界》就是路遙要完成的「大作品」。《人生》發表後帶來的各種名氣和壓力下，不斷「勞動」和「超越」自我的焦慮，最終使路遙「決定要寫一部規模很大的書」，即後來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說，《人生》的創作為日後創作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找到了現實靈感；《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平凡的世界》中也有了新的走向。

（作者：王剛，系陝西文學院簽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