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社會理論與中國發展①( 下）

（三）個體自覺時代的來臨。在這個時代里，隨著個體性自我意識的不斷增強，正如吉登斯所說的，大眾開始被調動起來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大。我們現在的智能手機、微信、微博以及其他許多傳媒方式都非常便於大眾群體的文化製造，這些都是一種反精英的行為，精英現在可謂處於最失落的一個時代。比如在過去寫字寫得好的人，毛筆字寫得俊秀之人，他有可能去當官，後來鋼筆字寫得好的人也可以去當官，現在恐怕就不行了，官場上的遊戲規則不是這一套。現在一方面要求有大學、研究生的畢業文憑，另一方面文憑的獲得也不再專門依賴於書寫的好壞，現在大多的人開始使用電腦了，電腦，特別是平板電腦變得越來越大眾化，擁有一台攜帶型電腦或者平板電腦已經是很平常的一件事。2015年夏天，在山東農村調查的時候我就很驚訝地發現，一個農民一放下鋤頭，坐在椅子上就開始玩淘寶，玩微信，甚至還去網上買賣股票，這都屬於是一種作為時代巨大背景的文化轉型在個體上的表現。

因此今天不僅僅是一個文化自覺的時代，更是個體自覺時代的來臨。[17]人的個體性自覺顯然要比30幾年前強得多，與此相關，現在社會中也出現了很多非常奇葩的事件，背後所隱含的都是一種不同形式、不同階層以及不同追求的個體性成長的歷程。「鳳姐」、「犀利哥」以及「郭美美」之類的人原來都不曾入於社會主流，現在卻一夜之間成為了人們吐槽、自我宣洩以及盡情表達的對象，這背後是一種自我認同的成長，同時也體現出了一種極度個體意識的成長。上文曾指出，每一代人的住房問題，大都是靠每一代人自己去想辦法解決的，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念，而且，這一代人也不會順應上一代人或者上一代正統的價值觀念來做事情，他們會有一套自己認同並選擇下來的價值觀念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行動策略或者文化邏輯。2014年春天，我在北京海淀區一座過街天橋上曾經拍攝過一幅紀念雷鋒的公益廣告，廣告估計是由區政府委託廣告公司代為製作的。製作這一廣告文案的策劃人應是個80後，大約不會是60後，一般在60後人的眼裡，廣告語的前兩句肯定是沒有什麼異議的——「學習雷鋒，奉獻他人」，這沒有什麼問題，在那個時代，對每個人而言，這屬於是一個基本的價值觀，那個時候是不敢有人說第三句廣告詞里的「提升自己」的話的，或者那個時候根本你就不敢想到有這個「自我」的存在。因此，這個廣告語的前兩句是屬於60年代的表達，而第三句則是80年代的表達，在一種潛移默化當中，個體自覺的價值觀念融入進來，這儼然是吉登斯社會學意義上的一種社會轉化能力的中國現實版，這種轉化顯然是由新一代人所完成的，且也只能由他們來完成。所以我們要相信80年代、90年代的人，他們在未來會造就出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對於這個世界，雖然有時你會看不慣，但是已經不是我們能夠有能力去加以批評的了。就像我們這一代人所造就的世界為前一代人所看不懂一樣，這就是所謂的代溝，代溝到處都會存在，對此只能承認，不能視而不見。反向的代溝也會存在，比如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媽」在跳廣場舞，而在農村，也有很多人會聚在一起跳舞、聊天。表面上似乎女性在上了年歲以後對社會公共事務會更加關心，但我倒不覺得這是一個對於所謂公共事務關心與否的問題，而是中國當下年紀變老的一代女性在努力地適應這個時代的轉變，大家從一種單位制集體生活佔主流的時代，突然轉到個體各自生活的時代，她們試圖要在新的時代里去發展出一種新的集體性的關係。或許90後的人未來長到這個年齡，可能就沒有廣場舞這種形式了。這可能是這個時代年長者們用一種舞蹈的方式重新去界定過去認同的一種方式，那個時代對他們而言無論如何都是有價值的，也是有意義的，在記憶上是抹不去的。

還有，以前咖啡館沒有今天這麼開放，多是務實地在招牌上寫上一杯咖啡多少錢以及有多少種不同名字的咖啡可以供應等等，但在我不止一次去過的廈門大學對面巷子中的一條文化街的新式咖啡館，情形就大不一樣。這屬於90後開的一家別有情趣的咖啡館，店主人在招牌上這樣寫：「開門時間14點，睡過頭了睡醒開門，旅遊去了不開門，泡妞去了不開門，正常打烊是零點，有美女不打烊，全是爺們兒，提前打烊」。咖啡店臨街的大門上就是這樣寫著的，而門下面的圖標大多屬於90年代人的圖騰，一看到有無線「WIFI」字樣的就應該知道，這必然是90後的一個消費的去處，而要讓60年代的人看到了不僅不會敏感，而且也不一定能夠真正看得懂其中的意義。實際上門下面那幾個符號都不是隨便放上去的，都是有各自的意義存在，現代人已經不用寫什麼文字了，你可以把這叫作新一代人的「小資情調」，或者這個時代的人在自己給自己造出各種新的富有意義的符號或象徵，如果我們總是想用原來那套語言來涵蓋這一代，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就像要用我們的文化觀念去理解鄉村裡的人或者其他社會裡的人的觀念一樣，那都是不大可能的，相互之間隔絕著一層東西，難於穿透。

中國底層文化中有很多實用主義甚至「拜金主義」思想，這些東西會因為市場經濟的引入而不斷地被放大和加強。這不是市場經濟引入與否的問題，而是跟整個中國自身的社會結構之間緊密相聯。對一個在底層社會裡生活的人而言，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中國恰恰曾經存在過這樣一群中堅力量，那就是士紳階層，這些人往往都屬於是底層「精英」，他們在文化和精神價值上會起一種引領的作用。所以在過去，士紳群體都會返回到鄉村裡去蓋自己的永久住宅，或者鄉村裡的標誌性住房最先可能都是由士紳出資蓋起來的，這對於其他人的房子搭建在形式和內涵上都具有一種引領的作用，鄉村建築的文化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的。當然，1949年以後，國家開始越來越多地直接去面對這些平民，這時候功利主義就變成不那麼主要了，而此時所謂傳統的貴族精神、精英精神就無法得到真正關注，也沒法做一種整體性的基層的治理，這是相互連帶性的，所以今天也有人在提鄉紳、鄉賢的恢復，但我認為這也僅僅是一種提法而已，難於真正地回到過去。

也許有人會問，在中國現實之中，一個地方精英階層開始衰落的同時，是否可能會有一個不太成熟的中產階級可以由此崛起，而這一有待崛起的中產階級對於社會壓力是否必然構成一種緩衝的作用？甚至很多人都還期待著在中國的語境中能夠出現中產階級的成長和擴大，這個中產階級似乎代表著一種新生的力量而不會像之前的貴族或地方精英階層一樣出現自身地位的衰落。對於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中國有沒有一個中產階級的存在以及中產階級在中國的實際社會作用是什麼。當然，我首先要肯定的是，中產階級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概念，但實際上很難用一種美國式的分層理論在中國現實語境之中把中產階級嚴格地界定出來。中國的社會結構跟美國、英國乃至整個歐洲都不太一樣。英國、美國在這一點上可以分得很清楚，是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就是中產階級，那個中產階級是實實在在的，是可以與其他階層分離開來的。一對夫婦帶著子女，每天跟他們在一起有一定時間的互動，然後他們必須要有休假的時間，他們必須過他們自己認為有價值的小家庭的生活，這樣一些實踐塑造了西方的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並且這些都被法律所認可。在國外生活過的人都有經驗，下午五點下班以後，辦公樓里幾乎就沒人了，洋人都跑回家了，他們要是經常不按點回家，家裡人自然會有意見，要求的必須是下班回家，儘可能地和妻子、孩子在一起，這才被認為是一種家庭生活。在辦公室那兒點燈熬夜的大都是要寫論文的中國人或者東方人，有沒家沒業的，有即使有家的，老婆會理解他，似乎做這些都被詮釋為為家庭做貢獻。我們的家庭實際上是這樣的一種結構，一是上面有老，二是下面有小，時間分配也不會像西方中產階級家庭那樣來分配，我們有多餘的大塊時間一定先要去看父母，再看那些親戚朋友，你的精力，時間因此都被擠佔了，所以分不出來一個真正以小家庭為核心的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你說你有時間可以帶著孩子到美國度假，錢自然是不缺的，但是你的父母在老家那裡，你好意思自己帶著妻子兒女去嗎？顯然是不行的。我認為很多中產階級研究太過模仿西方的模式，用一個分層的指標一分就認為有個中國中層階級的存在。但實際上這些都是活著的人，他要處理各種實實在在的社會關係並被捲入其中。比如學校規定教授工作五年有一年帶薪休假，但誰敢跟領導說自己要去休假，馬上跟著就有各種考核的問題出來，考核是不休假的。年輕人就更別說了，年輕人也都有年休假日，他敢直接了當地提這些要求嗎？單位想要讓他加班就得加班，沒有其他的選擇。而美國的中產階級是可以獨立於制度之外過自己的生活的，這才是一種真正的中產生活，即是有一種獨立性的生活方式安排得到保障的。但在中國你必須要依附在某一個單位，在這一點上，可能中國還是暫時不談中產階級的為好。當然，這個階級如果能夠發展起來，這個社會一定是最穩定的，就幾乎不可能會出現一種左右搖擺的政策格局。在中國當下的社會發展狀況來看中產階級的成長變得很困難，只要家裡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兒女你就不太可能不管不顧、特立獨行地去過中產的生活。在西方，差不多是經過了兩百多年的時間，用電視、小說，甚至是好多人的犧牲來塑造出並爭取到了一種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在西方的一個家庭中，某個暑假如果不去巴厘島或其它地方度假，那在工作單位似乎都會沒面子，這逼著你必須過一種中產階級的生活。而我們則不同，我們一個月掙了一萬塊錢卻也只能吃最便宜的東西，剩下的錢要交房子的貸款，要給父母養老，要積攢起來用在孩子未來的教育上等等，可能從收入上本來是中產的，但卻必須要鑽到貧窮的階層中去過日子。為什麼？就是為了不被別人指責你不孝，或者生活浪費等等。這都屬於是一種人類學視角的分析，而並不是純粹社會分層的分析視角。

觸及文化的問題，情形也有改變。文化在當下這個時代開始有逐漸從精英團體向大眾轉移的趨勢。要觀察這個時代文化，就不應該是看所謂的精英團體的文化，而是要看老百姓的生活文化究竟怎樣選擇、轉變以及展演的。在這方面，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以及民族學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了解這些變化絕不是你拍腦瓜子，在書齋里就能想出來的，這是要通過天天在田野里做參與觀察，天天觀看老百姓究竟是怎麼生活的，才能真正了解。如果不觀察這些，又怎麼能知道人們是如何把原來的生活模式加以轉變的呢？又比如那些在街頭跳舞的人，她們每天的生活一般也都不會為我們所注意，但她們無疑帶動了一種生活方式的改變，帶動了當下一種中國符號或者中國元素的表達。文化之所以會發生轉型，根基在於人們的生活方式在發生著轉變。

（四）走向現代世界的中國。同時，今天的中國也在走向世界，中國的發展之路也必然和世界的發展息息相關。

我曾經在兩個不同的地方拍攝過兩張樣貌近似的圖片，一張拍攝於遠眺之中的香港中環，另一張則從山坡上眺望貴州的凱里，前者是一個國際大都市，而後者是中國偏遠的山區，兩張圖片前後相差了十年，但我可以確信地說，從圖片效果上來說，今天凱里那裡的房子或許建得基本上可以和香港媲美了，但是除了大樓之外，別的方面比就不那麼容易了，即便是凱里的這些大樓，有一大片樓盤上明明寫著「未來城」，但是晚上散步走過這裡，整棟整棟的樓都是黑漆漆的，房子賣不出去！所以這是否真的有未來還是沒有，那就只能由未來說了算。

最近，我在山東鄉下做調查，看到有一個村子的牆上的宣傳畫，內容出現了一些新意，以前的村裡畫不出這樣的畫，那時所畫的宣傳畫更多局限於鄉村自身的現實生活或者上面要求的政策宣傳，但今天村裡畫的這張宣傳畫的題目就是「幸福大道」在十幾米長的牆壁繪畫中間是一條寬闊的公路，公路的一邊畫著一座大樓，上面寫著「中國銀行」，公路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座高樓，上面則寫著「世界銀行」，這在當地村民眼中，有了這些才應該叫「幸福大道」，這可能是村民自己畫的，自己設計的，當然也是他們自己意願的一種反映。

在思考走向現代世界的中國出現的種種現象與問題時，我們不妨使用「文化轉型」這個概念去進行理解。「文化轉型」是社會學家費孝通在述及我們今天所要關注這個世界的大轉變時提出來的。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他跟吉登斯的觀點有相似之處，雖然他沒有看過吉登斯的文字，但同樣具有一種社會學家的對這個時代變革的敏感性把握。在他看來，我們這個時代已經進入到一個世界性的文化轉型的時期，不把握這個時期的變化，不明白它背後的道理，可能就無法真正理解這個多元世界出現的種種問題。中國的變化是迅速的，這個道路也是無法從其他地方複製的。比如在時間上就無法複製，我們國家的發展道路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在一個物質條件較差且參差不齊的水平上，達到了很多現代國家用百餘年時間，甚至兩百多年時間實現的一種成就。

（五）「美人之美」的世界。最後，我想在吉登斯和中國道路中間加入一個費孝通。費孝通先生在其晚年說過這樣四句話，或者說帶有總括性的十六個字：「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四句話表面看起來並無特別之處，但把我們自己的生活世界跟西方的生活世界比照一下就會發現，現代西方世界所缺失的可能就是費孝通所說的「美人之美」這一項。恐怕作為現代世界引領者或者主導者的西方人從其文化的底蘊上缺少一種對他人之美的欣賞，儘管他們有不錯的作為異文化研究的人類學傳統，也有基於在世界各地傳教和殖民而展開的東方學研究的傳統，但這個異文化以及東方學是作為西方文明意義上的他者而存在的[18]，是在時間意義上遙遠的、野蠻的以及存在在那裡的文明的他者，所有這些都是西方自我影響的另一面。[19]而中國人自己似乎從文化的底層，或者從空間觀念上就對於西方有著一種天然的好感，這被借用來指代其空間里的極樂世界。《山海經·大荒西經》便有對西王母的記載，所謂「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20]，而《史記·趙世家》中還有周穆王親自跑到西方拜見西方王母的記載，所謂「繆王使造父御，西巡守，見西王母，樂之忘歸」。[21]（P.1779）而由唐三藏西域求法而演繹出來「西天取經」的故事更是通過《西遊記》這部家喻戶曉的名著而為普通人所接受，在中國人的觀念中總覺得西邊的東西才是真正最美好的，普通老百姓一直都會有這樣一種觀念。[22]還有，我們最早給美國、英國翻譯中文名的時候，都用了最好的辭彙，比如美國叫「美利堅」、英國叫「英吉利」之類⑦，早期中國人如何命名西方諸國實際很有意思，在這方面值得細緻研究。這實際反映出來我們這個民族是喜歡去讚美別人的，喜歡吸收別人的好處，為我所用，然後逐步發展起來。而西方世界則不是這樣，總體而言，在殖民的時代，或者整個現代世界的興起之後，它是充當著一種對西方以外世界的拯救者的角色，這跟中國文化里容易接受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觀念大不一樣。

在今天的國際事務中，中國提倡一些傳統觀念，包括「美人之美」在內，核心就是強調先要看到別人的優點，別人的美在哪裡，然後再看到自己的優點，自己的美在哪裡。而現在世界範圍內盛行的各種形式的極端主義，都是人類自身未來最為可怕的威脅。而最為重要的是，中國應該從這點出發去思考自己該以何種姿態走向世界，在今天，如果中國還發不出來關於世界文化和社會議題的一些重要的話語聲音，甚至落入一種固步自封的舊途，那我認為就太可惜了。我們以讚美他人為特徵的文化姿態是有這樣的資源可以去利用的，我們也應該像吉登斯、費孝通這樣的在社會與文化上的冷靜的觀察者以及思想上的引領者那樣，而去關心關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這是今天值得跟世界文化共同體分享的一份知識寶藏。借用尼採的一句話，「我們應當把未來作為衡量一切價值的準繩——而不要步著我們的後塵去尋找行動的法則！」[23]（P.136）這話在今天聽來，仍舊有振聾發聵，耳目一新之功效。

結 語

也許有人會認為如此推崇費孝通「美人之美」這四句話，是不是有些自說自話？西方人向來對中國的崛起都帶有一種莫名的恐懼，「美人之美」又如何能夠真正落實？回答這些問題似乎也並不那麼困難。很顯然，曾經的世界上的被統領者要跟曾經的世界上的統領者之間要開始平起平坐了，那昔日的統領者當然會表出現一種恐懼和不安，西方人曾經認為他們是獨一無二的，其他的國家大多只能仰視他們，中國也面臨這樣的問題，怎麼用我們的智慧跟他們談？我認為費孝通的那四句話在今天仍舊是有意義的，你只有堅持這樣一種尊重他人，欣賞他人，去了解別人的美，同時每個文明，每個群體也都有自己的美，只要是真正有了這樣的一種觀念，你才能夠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裡，然後迎頭趕上。

中國的智慧在於自謙而成就一種禮儀之邦的美譽，這種智慧可以發揚光大於世界的文明構造之中。在西方所遭遇到的難民問題實際已經到了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去加以解決的時刻，似乎中國的文化智慧可以幫助去解決這個問題，這背後可以借費孝通所說的「美人之美」的智慧助之實現。換言之，在處理國與國之爭、文化與文化之爭中，要用這樣的「美人之美」的政策，不能夠把自己以外的人都看成是自己的假想敵。此種文化的邏輯已經不大可能真正融進西方自身已經積重難返、岌岌可危的世界政治的框架格局之中，西方人從一開始去征服世界的時候就試圖去做「老大」，在這個一心要做老大的框架下，他們逐漸建立了具有世界意義的聯合國以及世界範圍內的文化多樣性。但你能隨便跟美國人談多樣性嗎？他會說「我們美國人」是一個例外，而「其他的」都是多樣性的。所以我們要有意識地克服世界範圍內大國支配的世界格局，應該真的做到大家相互看得起，相互尊重，這才是世界應該有的未來。在這裡最為重要也最為核心的一點就是，特別要發自內心地去尊重其他國家的文化傳統。

當然也會有人提問說，上文所講的每一代人都會有每一代人解決問題的辦法的提法，是否會導致一種我們自身社會個體主義的泛濫。因為在這些人看來，現在這個社會之中，個人在社會中所扮演角色越來越重要了，或者說在社會的面前，個人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身份價值和自我意識。在這種生活似乎越來越碎片化的時代之中，一些人會擔憂總不能任由這種碎片化的社會形態的觀念無限發展和蔓延，而開始強調社會中一些有識之士是不是應該對這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發揮其積極向上的指引作用。比如有人會提出像現在的一些影視作品，出現了一些低俗的鏡頭或者一些場景，而網路對於官方出面做一些處理可能就會表現有一些不同的聲音。而對於現代社會而言，這樣的國家作用究竟是對這個「散漫的現象」管多了，還是存在著處理方式上的一些不對勁？面對網路的吐槽及其背後透露出來的一種反抗或者不滿，我們需要做更為智慧的政策思考。

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我看來，恐怕終究還是一個社會治理的問題，我覺得社會治理也不意味著可以任意把自己的觀念強加給他人。人人都有對自我的認識和良知。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對於社會的「散漫現象」不是說不去治理，不去管理，而是說該用什麼樣的一種智慧的方式去治理。古代人自有一套巧妙的社會治理方式，適應了它那個時代，當然也有它自己的問題。如果要研究古代人的問題，那就要去研究它的國家快要衰落的時候，通常朝代更替的時候會出現一些治理本身上的問題。[24]而你要研究它的陽光一面，就要研究它的建國時期，你會發現它各有各的智慧，極為的開明有度。而在現代這個新的時代里，社會與文化治理上都要求有智慧，絕不是濫用權力就能夠實現這種治理的。今天這個社會治理的權力往往是比較隱蔽的，看不見的，一般會讓人感覺到舒適、融洽以及不知不覺，為什麼大家願意看電視劇？我認為電視劇宣傳的背後都隱含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只是我們感覺不到，但我們願意去接受它，因為它給了我們娛樂和美感，在娛樂和美感之中獲得是一種支配，這種支配是隱蔽起來的。在這方面，國家的一些政策可能並不適應今天這個時代人的行動方式，所以在這裡我認為需要中國道路意義上的智慧，需要文化，需要忍耐，需要經受住翻來覆去的曲折的能力，不可能隨便找來一劑良藥就能把所有的病症一下子徹底解決掉。

也許，很多人也會好奇地發問，既然研究吉登斯，他目前還健在，如果有一天見到了吉登斯，你會向他當面提一個有關中國的什麼問題？這樣的提問著實有點穿越了，雖然之前在北京也見過他，但那隻屬於一種遠距離的見面，而在倫敦訪學之時也曾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會議大廳見過他一次，相互也僅限於寒暄，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要問，或許要問的問題他自己也都寫在書里了。不過提問者的好奇心再一次引發了我見吉登斯的興趣，或者這倒一下子提醒了我，下次應該問他，關於中國他是如何想像的？之前沒有向他提問，似乎覺得跟他見面就該像中國人之間噓寒問暖即可，真正的交流或許只能是通過文字的。未來或許我會很認真地問他，這個他費盡心力提出的「第三條道路」的概念在英國以及世界上的遭遇究竟是怎樣的，它真的死了嗎？無疑，作為一個平民子弟，他試圖想去推動英國乃至世界的改變；而我們自己文化里的學者，是自己想著要改變，是積極應對，這就是彼此之間的最為根本的差別所在。所以，他們的學者跟我們的學者在想法和作為上應該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觀察到我們切身處境的改變，他們則是要看到未來的改變，要關注世界格局的轉型。

在今天這樣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里，每一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存在，不僅是普通大眾，就是知識分子群體也存在有某種的混亂和多元，在未來我們該如何去理解這種混亂和多元，我們該如何在此種情況下提升我們的文化軟實力？我想社會多元從來都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社會中的每一個人的想法也自然都不會一樣，由此而使得每一個人所製造出來的社會場景更不一樣。所以我覺得，應該首先承認社會多元的現實，這是我們以前所忽略的，我們有一段時間總想用國家徹底去代替社會，即用一體的國家去代替多樣性的社會，但我們失敗了，後來我們才走向了一條改革的中國道路。因此我覺得，今天我們應該注重這個社會文化的多樣性，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但是在這個之上，我們應該去塑造，或者去引導一些理想性的生活願景、理想性的價值觀念，這在今天還是有極大意義的。因為只有這樣，這種多元才不會是一個散亂的多元，而是一個有序的多元，是一個自身有生長能力和自身能夠塑造出共同價值的人類文化共同體一致性的多元。人既具有多樣性，各有各的想法，但是人似乎又有一些共同的道德、價值和理想，這就是人類的特徵。這就是費孝通說的多元一體，同時也是一體多元，二者之間是一個辯證的過程，任何用一體去替代多元，或者用多元去替代一體，都不算是一種最為明智的道路選擇。

注釋：

①本文寫作基於2016年4月27日在北京大學「北大博雅講壇」第54期講演的錄音修改而成。

②參見《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2013-03-18，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18/c40531-20819774.html.

③[英]安東尼·吉登斯，[英]菲利普·薩頓《社會學》（第七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在吉登斯的《社會學》第七版之前我們翻譯過第三版、第四版，還有第六版，實際上第三版和第六版都沒有出版，因為還沒有能夠把翻譯稿子及時交出來，英文新版就出來了，這個第七版是在第六版的基礎上的重新梳理與完善，這個過程實在是很辛苦。翻譯初稿動用的人力也是我在這裡要去一一感謝的。

④關於吉登斯的學術背景的詳細討論，可參閱即將出版的拙著第一章相關部分：趙旭東，2016，《結構與再生產——吉登斯的社會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⑤關於這方面的最新人類學研究可參見：Hans Steinmüller and Susanne Brandtstdter， eds. 2016， Irony， Cynicism， and the Chinese State. Lundon and Yew York: Routledge.

⑥2016年4月26日在與重慶文理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劉壯教授就這一問題的對話中提到此一案例。

⑦此一點來自於2016年4月26日與劉壯教授的私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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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啟濤 吳定勇 微信編輯 陳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