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十五題》浮屠與佛
浮屠與佛
拜佛座公元2世紀印度雕塑 懷素狂草《四十二章經》真跡(局部)唐代懷素書作者懷素自幼出家,拜在醉心於書法的惠融禪師門下,刻苦修習成了靈動疾速、忽斷忽連、乍干乍濕的筆觸和點畫。「我們現在可以大膽地猜想:《四十二章經》有兩個譯本。第一個譯本,就是漢譯本,是直接譯自印度古代俗語。裡面凡是稱『佛』,都言『浮屠』。」第五題浮屠與佛佛教十五題 「浮屠」和「佛」都是外來語。對於這兩個詞在中國文獻中出現的先後問題是有過很大的爭論的。如果問題只涉及這兩個詞本身,爭論就沒有什麼必要。可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它涉及中印兩個偉大國家文化交流的問題和《四十二章經》真偽的問題。所以就有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我們都知道,釋迦牟尼成了正等覺以後的名號梵文叫做buddha。這個字是動詞budh(覺)加上語尾ta構成的過去分詞。在中文裡有種種不同的譯名:佛陀、浮陀、浮圖、浮頭、勃陀、勃馱、部多、都陀、毋陀、沒馱、佛馱、步他、浮屠、復豆、毋馱、佛圖、佛、步陀、物他、駀陀、沒陀,等等,都是音譯。我們現在揀出其中最古的四個譯名來討論一下,就是:浮屠、浮圖、復豆和佛。這四個譯名可以分為兩組:前三個是一組,每個都由兩個字組成;第四個自成一組,只有一個字。 我們現在先討論第一組。我先把瑞典學者高本漢(bernhandkarlgren)所構擬的古音寫在下面: 浮*b』i^g/b』i^e^u/fou(bernhardkarlgren:grammataserica,reprintedfromthebulletinofthemuseumoffareasternantiquities,stockholm,number12,1940,p449,1233i) 屠*d』o/d』uo/t』u(同上,pp136~137,45i′) 圖*d』o/d』uo/t』u(同上,pp143~144,64a) 復*b』i^k/b』i^uk/fu(同上,p398,1034d) 豆魚豢《魏略》作「復立」。《世說新語?文學篇》注作「復豆」。《酉陽雜俎》卷二《玉格》作「復立」。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第49頁。*d』u/d』^u/tou(同上,p158,118a) 「浮屠」同「浮圖」在古代收音都是o,後來才轉成u;「復豆」在古代收音是u,與梵文buddha的收音a都不相當。梵文buddha,只有在體聲,而且後面緊跟著的一個字第一個字母是濁音或母音a的時候,才變成buddho。但我不相信「浮屠」同「浮圖」就是從這個體聲的buddho譯過來的。另外在俗語(prkr?ta)和巴利語里,buddha的體聲是buddho。(參閱rpischel,grammatikderprakritsprachen,grundrissderindoarischenphilologieundaltertumsktmde,iband,8heft,strassburg1900,§363及wilhelmgeiger,pli,literaturundsprache同上iband,7.heft,strassburg1916,§78)在ardhamgadhī和mgadhī里,陽類用a收尾字的體聲的字尾是e,但在ardhamgadhī的詩歌裡面有時候也可以是o。我們現在材料不夠,當然不敢確說「浮屠」同「浮圖」究竟是從哪一種俗語里譯過來的;但說它們是從俗語里譯過來的,總不會離事實太遠。 說到「復豆」,這裡面有點問題。「復豆」的古音既然照高本漢的構擬應該是b』i^ukd』^u,與這相當的梵文原文似乎應該是*bukdu或*vukdu參閱pelliot,meoutseuoulesdouteslevés,t』oungpao(《通報》)volxix,1920,p.430。但這樣的字我在任何書籍和碑刻里還沒見到過。我當然不敢就斷定說沒有,但有的可能總也不太大。只有收音的u讓我們立刻想到印度俗語之一的apabhra
浮屠與佛(2)所以我們只是揣情度理也可以想到「佛」這一個字不會是略寫。現在我們還有事實的證明。我因為想研究另外一個問題,把後漢三國時代所有的譯過來的佛經裡面的音譯名詞都搜集在一起,其中有許多名詞以前都認為是省略的。但現在據我個人的看法,這種意見是不對的。以前人們都認為這些佛經的原本就是梵文。他們拿梵文來同這些音譯名詞一對,發現它們不相當,於是就只好說,這是省略。連玄奘在《大唐西域記》里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說這個是「訛也」,那個是「訛也」,其實都不見得真是「訛也」。現在我們知道,初期中譯佛經大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譯過來的,拿梵文作標準來衡量這裡面的音譯名詞當然不適合了。這問題我想另寫一篇文章討論,這裡不再贅述。我現在只把「佛」字選出來討論一下。 「佛」字梵文原文是buddha,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焉耆文(吐火羅文a)里buddha變成ptkt。這個字有好幾種不同的寫法:ptkt,ptkte,pt
浮屠與佛(3)上面繞的彎子似乎有點太大了,但實際上卻一步也沒有離開本題。我只是想證明:梵文的buddha,到了龜茲文變成了pūd或pud,到了焉耆文變成了pt,而我們中文裡面的「佛」字就是從pūd、pud(或pt)譯過來的。「佛」並不是像一般人相信的是「佛陀」的省略。再就後漢三國時的文獻來看,「佛」這個名詞的成立,實在先於「佛陀」。在「佛」這一名詞出現以前,我們沒找到「佛陀」這個名詞。所以我們毋寧說,「佛陀」是「佛」的加長,不能說「佛」是「佛陀」的省略。 但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佛」字古音but是濁音,吐火羅文的pūd、pud或pt都是清音。為什麼中文佛典的譯者會用一個濁音來譯一個外來的清音?這個問題倘不能解決,似乎就要影響到我們整個的論斷。有的人或者會說:「佛」這個名詞的來源大概不是吐火羅文,而是另外一種濁音較多的古代西域語言。我以為,這懷疑根本不能成立。在我們截止到現在所發現的古代西域語言里,與梵文buddha相當的字沒有一個可以是中文「佛」字的來源的。在康居語里,梵文buddha變成pwty或pwtty(見robertgauthiot,lesūradureligieuxongleslongs,paris1912,p3)。在於闐語里,早期的經典用balysa來譯梵文的buddha和bhagavat,較晚的經典里,用b∨aysa,或b∨eysa(見stenkonow,sakastudies,osloetnografiskemuseumbulletin5,oslo1932,p.121;af。rudolfhoernle,manuscriptremainsofbuddhistliteraturefoundineasternturkestan,vol1,oxford1916,p239、242)。至於組合字(samsa)像buddhaks?etra則往往保留原字。只有回紇文的佛經曾借用過一個梵文字bud,似乎與我們的「佛」字有關。在回紇文里,通常是用burxan這個字來譯梵文的buddha。但在《金光明最勝王經》的譯本里,在本文上面有一行梵文: namobudoonamodrmoonamosang (fwkmüller,uigurica,1908,p11) 正式的梵文應該是: namobuddhyaoonamodharmyaoonamah?saghya。 在這部譯經里常有taising和sivsing的字樣。taising就是中文的「大乘」,sivsing就是中文的「小乘」。所以這部經大概是從中文譯過去的。但namobudoonamodrmoonamosang這一行卻確是梵文,而且像是經過俗語借過去的。為什麼梵文的buddha會變成bud,這我有點說不上來。無論如何,這個bud似乎可能就是中文「佛」字的來源。但這部回紇文的佛經譯成的時代無論怎樣不會早於唐代,與「佛」這個名詞成立的時代相差太遠,「佛」字絕沒有從這個bud譯過來的可能。我們只能推測,bud這樣一個字大概很早很早的時候就流行在從印度傳到中亞去的俗語里和古西域語言里。它同焉耆文的pt,龜茲文的pūd和pud,可能有點關係。至於什麼樣的關係,目前文獻不足,只有闕疑了。 除了以上說到的以外,我們還可以找出許多例證,證明最初的中譯佛經裡面有許多音譯和意譯的字都是從吐火羅文譯過來的。所以,「佛」這一個名詞的來源也只有到吐火羅文的pt、pūd和pud裡面去找。 寫到這裡,只說明了「佛」這名詞的來源一定是吐火羅文。但問題並沒有解決。為什麼吐火羅文裡面的清音,到了中文裡會變成濁音?我們可以懷疑吐火羅文里輔音p的音值。我們知道,吐火羅文的殘卷是用brhmī字母寫的。brhmī字母到了中亞在發音上多少有點改變。但只就p說,它仍然是純粹的清音。它的音值不容我們懷疑。要解決這問題,只有從中文「佛」字下手。我們現在應該拋開高本漢構擬的「佛」字的古音,另外再到古書里去找材料,看看「佛」字的古音還有別的可能沒有: 《毛詩?周頌?敬之》:「佛時仔肩。」《釋文》:「佛,毛符弗反(b』i^wt)鄭音弼。」 《禮記?曲禮》上:「獻鳥者佛其首。」《釋文》佛作拂,云:「本又作佛,扶弗反,戾也。」 《禮記?學記》:「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釋文》:「悖,布內反;佛,本又作拂,扶弗反。」 〔案《廣韻》,佛,符弗切(b』i^wt),拂,敷勿切(p』i^wt)。〕 上面舉的例子都同高本漢所構擬的古音一致。但除了那些例子以外,還有另外一個「佛」: 《儀禮?既夕禮》鄭註:「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釋文》:「拂,本又作佛仿;上芳味反;下芳丈反。」 《禮記?祭義》鄭註:「言想見其彷彿來。」《釋文》:「仿,孚往反;佛,孚味反(p』i^wd)。」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縹乎忽忽,若神仙之彷彿。」(《漢書》、《文選》改為髣髴) 《漢書?揚雄傳》:「猶彷彿其若夢。」註:「彷彿即髣髴字也。」 《漢書?李尋傳》:「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師古曰:「仿讀曰髣,佛與髴同。」 《後漢書?仲長統傳》:「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 《淮南子?原道》:「叫呼彷彿,默然自得。」 《文選》潘岳《寡婦賦》:「目彷彿乎平素。」李善引《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審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彷彿,聲類作髣髴同。芳往敷物二反。」 《玉篇》:「佛,孚勿切。」《萬象名義》:「佛,芳未反。」 從上面引的例子看起來,「佛」字有兩讀。「佛」古韻為脂部字,脂部的入聲韻尾收t,其與入聲發生關係之去聲,則收d。「佛」字讀音,一讀入聲,一讀去聲:(一)扶弗反(b』i^wt);(二)芳味反或孚味反(p』i^wd)。現在吐火羅文的pūd或pud與芳味反或孚味反正相當。然則,以「佛」譯pūd正取其去聲一讀,聲與韻無不吻合。 把上面寫的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浮屠」、「浮圖」、「復豆」和「佛」不是一個來源。「浮屠」、「浮圖」、「復豆」的來源是一種印度古代方言。「佛」的來源是吐火羅文。這結論看來很簡單;但倘若由此推論下去,對佛教入華的過程,我們可以得到一點新啟示。 在中國史上,佛教輸入中國可以說是一件很有影響的事情。中國過去的歷史書里關於這方面的記載雖然很不少,但牴牾的地方也很多(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第1~15頁),我們讀了,很難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自從19世紀末年20世紀初年歐洲學者在中亞探險發掘以後,對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步,簡直可以說是開了一個新紀元。根據他們發掘出來的古代文獻器物,他們向許多方面作了新的探討,範圍之大,史無前例。對中國歷史和佛教入華的過程,他們也有了很大的貢獻。法國學者烈維(sylvainlévi)發現最早漢澤佛經所用的術語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譯過來的,而是間接經過一個媒介。他因而推論到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傳到中國來的,而是間接由西域傳來。(參閱sylvainlévi,le《tokharienb》languedekoutcha,journalasiatique1913,septoct.pp311~38。此文馮承鈞譯為中文:《所謂乙種吐火羅語即龜茲國語考》,載《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同期方壯猷《三種古西域語之發見及其考釋》,有的地方也取材於此文。)這種記載,中國書里當然也有;但沒有說得這樣清楚。他這樣一說,我們對佛教入華的過程最少得到一個清楚的概念。一直到現在,學者也都承認這說法,沒有人說過反對或修正的話。 我們上面說到「佛」這名詞不是由梵文譯來的,而是間接經過龜茲文的pūd或pud(或焉耆文的pt)。這當然更可以助成烈維的說法,但比「佛」更古的「浮屠」卻沒有經過古西域語言的媒介,而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譯過來的。這應該怎樣解釋呢?烈維的說法似乎有修正的必要了。
浮屠與佛(4)根據上面這些事實,我覺得,我們可以作下面的推測:中國同佛教最初發生關係,我們雖然不能確定究竟在什麼時候,但一定很早《魏書?釋老志》說:「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屠之教。」據
這部書從印度傳到大月支,他們還沒來得及譯成自己的語言,就給中國使者寫了來。100多年以後,從印度來的佛經都已經譯成了本國的語言,那些高僧們才把這些譯本轉譯成中文。第二個譯本就是支謙的譯本,也就是現存的。這譯本據猜想應該是譯自某一種中亞語言。至於究竟是哪一種,現在還不能說。無論如何,這個譯文的原文同第一個譯本不同;所以在第一個譯本里稱「浮屠」,第二個譯本里稱「佛」,不一定就是改易的。 根據上面的論述,對於「佛」與「浮屠」這兩個詞,我們可以作以下的推測:「浮屠」這名稱從印度譯過來以後,大概就為一般人所採用。當時中國史家記載多半都用「浮屠」。其後西域高僧到中國來譯經,才把「佛」這個名詞帶進來。范蔚宗搜集的史料內所以沒有「佛」字,就因為這些史料都是外書。「佛」這名詞在那時候還只限於由吐火羅文譯過來的經典中。以後才漸漸傳播開來,為一般佛徒,或與佛教接近的學者所採用。最後終於因為它本身有優越的條件,戰勝了「浮屠」,並取而代之。 1947年10月9日 附記 寫此文時,承
再談「浮屠」與「佛」佛頭光麥積山石窟第133窟北魏石刻 番王禮佛圖卷無款印故宮博物院藏「我這篇不太長的論文解決了中國佛教史上兩個大問題:佛教是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通過什麼渠道?但茲事體大,還要進一步研究。」此卷畫佛像一尊,端坐在水中的蓮台上。佛前一長者,長發虯髯頭戴羽冠,拱手跪拜。後立三十人,虯髯螺發,穹鼻深目,神態或驚或喜,或沉思或相顧,均拱手作供佛狀。第六題再談「浮屠」與「佛」佛教十五題 1947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浮屠與佛》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本院成立第二十周年專號》,上冊,頁93~105,1948年。英譯文見印度sinoindianstudies,Ⅲ1,2,calcutta1947,p1ff。後收入《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頁323~336。英譯文收入《印度古代語言論集》,頁334~347:ontheoldestchinesetransliterationofthenameofbuddha。,主要是論證中國最古佛典翻譯中的「佛」字,不是直接從梵文buddha,而是間接通過吐火羅文a(焉耆義)pt和b(龜茲文)的pud、pūd譯過來的。一個字的音譯,看來是小事一端,無關宏旨,實則與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和時間有關,決不可等閑視之。文章中有一個問題頗感棘手,這就是,吐火羅文的pt、pud和pūd都是清音,而「佛」字的古音則是濁音。由於周燕孫(祖謨)先生的幫助,這個問題算是勉強解決了。從那以後,雖然有時仍然有點耿耿於懷,但是沒有認真再考慮這個問題。 最近幾年讀書時讀到一些與此問題有關的新材料或者對舊材料的新解釋,覺得有必要對那篇文章加以補充和擴大,於是寫了這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分為兩部分:一、「佛」字對音的來源;二、從「浮屠」與「佛」的關係推測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和時間。
「佛」字對音的來源正如我在上面講到的,l947年那篇文章遺留下來的關鍵問題是清音與濁音的對應問題。原來我認定了對音的來源是清音。周燕孫先生的解釋也是從這個角度上下手的。但是,時隔四十年,現在看到了一些以前不可能看到的新材料,我們大可以不必這樣去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地去解決問題了。「佛」字的對音來源有極大可能就是濁音。本來在回鶻文中「佛」字就作but,是濁音,這我在那篇論文中已經講過。可是我當時認為「佛」字是譯自吐火羅文,對回鶻文沒有多加考慮。這至少是一個疏忽。許多佛教國家的和尚天天必念的三歸命,在回鶻文中是:歸命佛(南無佛)namobut 歸命法(南無法)namodrm 歸命僧(南無僧)namosa 在這裡,梵文buddha變成了but。回鶻文中還有一個與梵文buddha相當的字:bur。梵文中的devtideva(天中天)在回鶻文中變成了tritrisiburxanavongabain,buddhistischetürkenmission,見asiatica,festschriftfriedrichwellev,1954,ottoharrassowitz,leipzig,p171。burxan這個詞兒由兩個詞兒組成,bur,xan。bur就是buddha。這個詞兒約相當於吐火羅文a的ptkt(ks?s?i)和pttkt(ks?s?i),b的pudkte或(ks?s?i)pudkte。 這個bur是怎樣來的呢?根據avongabain的意見,它是由but演變過來的。她認為,在中國北方的某一個方言中,t讀若r,中國人把tatar音譯為「達怛」(古音以t收尾),也屬於這個範疇同上書,頁同。。 hwbailey對這個問題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他說: 但是「佛」(buddha)也用另一種形式從中國傳入中亞。西藏文h-bur表示出8世紀頃漢文「佛」字的讀音,參閱jras(《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1927年,頁296。這個r代表從尾音t發展過來的漢文尾音輔音。粟特文複合詞pwrsnk*bursang「佛陀僧伽」中有這個詞兒。這個詞兒從粟特文變成了回鶻文bursang,以同樣的形式傳入蒙古文。回鶻文(在蒙古文中作為外來語也一樣)burxan的第一部分,可能就是這同一個bur「佛」(參閱mironov,《龜茲研究》,頁74)。於是回鶻文tngriburxan意思就是「天可汗佛」,但是這個含義不總是被充分認識的,以致摩尼教回鶻文典籍中burxanzrucˇ意思是「burxan瑣羅亞斯德」。在另一方面,日文借用了帶t的字,butu(butsu)。operaminora,articlesoniranianstudies,edbymnawabi,shiraziran,1981,p.104. 他對t>r的解釋同avongabain稍有不同。但是,這是從中國傳入中亞的,證據似還不夠充分。 上面我談了回鶻文中梵文buddha變為but然後又由but變為bur的情況,其間也涉及一些其他中亞新疆的古代語言。我現在專門來談buddha在一些語言中變化的情況。我先列一個表: 大夏文buddha變成了bodo,boddo,boudo 拜火教經典的中古波斯文(巴列維文) buddha變為bwt 摩尼教安息文buddha變為bwt/but/ 摩尼教粟特文buddha變為bwtypwtyy 佛教粟特文buddha變為pwt 達利文buddha變為botgdjelanidavary,baktrisch,einwrterbuchaufgrundderinschriften,handschriften,münzenundsiegelsteine,heidelberg,1982 從上列這個表中,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這些文字大別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大夏文,在這裡,原來的梵文母音u變成了o或ou,此外則基本上保留了原形。一類是其他屬於伊朗語族的文字,在這裡變化較大。與梵文原字相比,差別很明顯:由原字的兩個音節變為一個閉音節,原字的尾母音a(巴利文是o,梵文體格單數也是o)丟掉了。惟一有點問題的是,摩尼教粟特文語尾上有y或yy,可能代表一個半母音。即使是這樣,也並不影響大局,y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梵文u相對應,它可能仍然是一個音節。至於在1947年那一篇論文中最讓我傷腦筋的清音濁音問題,在這裡已不再存在了。這裡絕大部分都是濁音,只有摩尼教粟特文和佛教粟特文是清音。但是,根據hwbailey的解釋,這也不是問題。他說: 在粟特文中,印度伊朗語族的濁輔音bdg在字頭上變成摩擦音βδγ,在含有bdg的外來詞中,它們都需寫成ptk。因此,pwty這個拼法就等於but。在新波斯文中,but與這個形式正相當,意思是「偶像」。但是「佛」的含義在新波斯文許多章節中仍很明顯。operaminora,p.103. 這樣一來,清音濁音問題中殘留的那一點點疑惑也掃除凈盡了。 bailey還指出來,bundhinoperaminorap.103。中有but這個字,它是企圖用來代表avesta中的būiti這個字的(vīdēvdt,19,1,2,43,此章約寫於公元前2世紀中葉)。新波斯文證明有*buti這樣一個字的,這個字與粟特文的pwty完全相應。學者們認為,這就是buddha「佛」。operaminorapp.106~107。 根據上面的敘述,1947年論文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全部徹底解決了。再同「佛」與「浮屠」這兩個詞的關係聯繫起來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第一類大夏文中與梵文buddha對應的字,有兩個音節,是漢文音譯「浮屠」二字的來源,輔音和母音都毫無問題。第二類其他伊朗語族的文字中,與buddha對應的字只有一個音節,bailey在上引書,頁107,注2中指出,avestabūiti最後的i可能來源於東伊朗語言。這個i就是我上面講到的半母音y。是漢文音譯「佛」字的來源。難道這還不夠明確嗎?這個極其簡單的現象卻有極其深刻的意義。下面2中再詳細闡述。 我在這裡再談一談吐火羅文的問題。德國學者franzbernhard寫過一篇文章:《犍陀羅文與佛教在中亞的傳播》gāndhārīandthebuddhistmissionincentralasia,ajali,papersonindologyandbuddhism,ohdeawijesekerafelicitationvolume,edbyjtilakasiri,peradeniya1970,pp55~62.,主要是論證,佛教向中亞和中國傳播時,犍陀羅文起了極其重要的橋樑作用。他舉出「彌勒」這一個漢語音譯詞兒來作例子。他認為,「彌勒」這個詞兒是通過犍陀羅文metraga譯為漢文的。他在這裡順便提到「佛」字,並且引用了我的那篇1947年的論文:《浮屠與佛》。他說: 沒有提供一個詳盡的論證,我想指出,人們可以看到,漢文「佛」字音譯了一個古吐火羅文*but(可以和西吐火羅文『pudkte』中的『pud』與東吐火羅文『ptkt』相比)——由此可見,「佛陀」是一個次要的(晚出的)形式。 證之以我在上面的論述,bernhard的構擬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腳的。這也從正面證明了,我對「佛」字來源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佛」字有沒有可能來源於伊朗語族的某一種語言?我認為,這個可能是存在的。這有待於深入的探討。我在這裡還想補充幾句。在同屬於伊朗語族的于闐塞文中,「佛」字是balysa,顯然與同族的其他文字不同。見hwbailey,dictionaryofkhotansak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
「浮屠」與「佛」的關係推測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和時間關於佛教傳人中國的問題,我在1947年的論文中曾作過推測: 中國同佛教最初發生關係,我們雖然不能確定究竟在什麼時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據我的看法,還是直接的;換句話說,就是還沒有經過西域小國的媒介。……即便從陸路經過中亞小國而到中國,這些小國最初還沒有什麼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國來的過路而巳。當時很可能已經有了直接從印度俗語譯過來的經典。《四十二章經》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這一名詞的形成一定就在這個時候。……到了漢末三國時候,西域許多小國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國來傳教,像安士高、支謙、支婁迦讖、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這時候,西域小國對佛教入華才真正有了影響。這些高僧居士譯出的經很多。現在推測起來,他們根據的本子一定不會是梵文原文,而是他們本國的語言。「佛」這一名詞的成立一定就在這時期。《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頁333~334。 我當年作這些推測的時候,自己心裡把握不太大,覺得頗多浪漫主義。我說的話似乎超過了我當時所掌握的資料。時至今日,新材料大量出現,再回頭看我這些推測,除了一些地方需要改正外——比如我所說的直接發生關係,現在看來就不妥——大部分意見是站得住腳的,我頗感自慰。但是,時間畢竟已經過去了四十三年。現在根據新材料做一些補充與修正,看來正是時候了。 總起來看,我在上面1《「佛」字對音的來源》中得出來的結論:大夏文基本上保留梵文buddha的原形,有兩個音節,正與漢譯「浮屠」相當。伊朗語族其他文字,只留下一個音節,正與漢譯「佛」字相當。「浮屠」出現在前,「佛」字在後。這與我的推測是完全相符的。 我現在想進一步來探討這個問題。有這樣一些問題需要回答:大夏語與《四十二章經》是什麼關係?犍陀羅文與《四十二章經》是什麼關係?伊朗語族諸語言與《四十二章經》是什麼關係?看來《四十二章經》是一部關鍵性的書,我在下面就圍繞著這一部書分成以下幾個問題來討論: (一)《四十二章經)與大月支 (二)《四十二章經》原本語言 (三)支謙等譯經的語言問題 (四)幾點想法 21《四十二章經》與大月支 《四十二章經》的真偽過去是有爭論的。梁啟超認為是偽,湯用彤認為是真,現在學術界接受的一般是後者的意見。湯先生經過了細緻的考證得到了這樣幾點結論:1《四十二章經》出世甚早,東漢桓帝以前已經譯出《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商務印書館,上,頁32~33。。2前後共有兩個譯本同上書,卷,頁36~38。湯先生非常慎重,他寫道:「以上推論,似涉武斷。但合漢晉所引本經考之,則有二古本,實無可疑。」。 《四十二章經》與漢明帝永平求法傳說有關。東漢末牟子作《理惑論》,首先敘述了這件事,以後記錄者還很多參閱同上書,卷,頁16。。據湯先生意見,佛法入華當在永平之前。但是他說:「求法故事,雖有疑問,但歷史上事實常附有可疑傳說,傳說固妄,然事實不必即鬚根本推翻」同上書,卷,頁24。。他的意思是說,永平求法還是有可信的成分的,是能夠成立的。 《四十二章經》又與大月支有聯繫。牟子《理惑論》和以後的許多典籍都明確記載著,這一部經是在大月支取得的。《理惑論》說:「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至於此經究竟是在何地譯出,許多典籍記載中有明顯矛盾意見:一主張在大月支譯出,一主張在國內翻譯。看來在大月支譯出說,根據似確鑿可靠湯用彤先生主此說。參閱《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卷,頁
從「浮屠」與「佛」的關係(2)22《四十二章經》原本語言 把與《四十二章經》有關的問題都交待清楚以後,現在應該探討此經的語言問題了。在1947年的論文中,我說它是從中亞一種俗語譯過來的,這種想法是對頭的。但是,我當時不可能說出一種具體的語言。 最近林梅村提出了一個新見解:《四十二章經》是從犍陀羅文《法句經》譯過來的。他正在撰寫論文,他的詳細論點我毫無所知。但是,我覺得,在中國佛教史上,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值得探討。它還牽涉到《四十二章經》原本語言究竟是什麼,我就在這裡先談一談我對於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供
從「浮屠」與「佛」的關係(3)《曇摩耶舍傳》: 以偽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書文。……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50,329c。 《高僧傳》卷一中有關梵文的記載就是這樣。「梵」原作「胡」。「梵」指的是梵文,這是清楚的。但「胡」指的是什麼呢?弄不清楚。「胡」原意是北狄之通稱,擴大一點,就是夷狄之人,多少含有貶義。在《高僧傳》中,「胡」字可能有兩層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亞夷狄之文。統觀上引材料,有的可能是指梵文,比如曇果、維祗難等傳中所說。但是絕大部分指的都是中亞民族語言。支謙等人譯經的原本都不是梵文。上引文中《支謙傳》的「梵文」,也只能作如是解。下面說他「妙善方言」,可能指他通中亞民族語言。這一點從他們譯經時使用的漢語音譯中可以明確無誤地看出來。比如漢譯「彌勒」一詞,不是來自梵文maitreya,而是來自吐火羅文metrak。可是康僧會譯《六度集經》、《舊雜譬喻經》,失譯人名在後漢錄譯《大方便佛報恩經》,支謙譯《佛說月明菩薩經》、《撰集百緣經》、《大明度經》、《佛說八吉祥神咒經》,康孟祥譯《佛說興起行經》,支婁迦讖譯《雜譬喻經》、《道行般若經》等等,用的都是「彌勒」。由此可見,支謙等譯經所根據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中亞和新疆一帶的吐火羅文和伊朗語族的語言。 24幾點想法 現在把上面討論的問題歸納一下,提出幾點想法。 11947年文章中提出的佛教「直接」傳入中國論,現在看來,不能成立了。我設想的佛教傳入兩階段說仍然維持。我用公式來表達: (1)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國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亞新疆小國→中國 buddha→but→佛 這兩個階段都不是「直接的」。 2我這篇不算太長的論文解決了中國佛教史上兩個大問題:佛教是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通過什麼渠道?但茲事體大,還要進一步研究。這有待於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j.fussman,languageandcultureamongthekushans見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studyoftheculturesofcentralasia的informationbulletin,issue15,moscow,1989,pp.57~66,其中談到大夏語,可以參閱。。 1989年11月2日寫畢 附記 在寫作過程中,提供資料,幫助借書,我的兩位小友榮新江和錢文忠出了力,附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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