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知識分子之自覺

　　——在華中科技大學的演講

　　今天講的題目是「知識分子之自覺」。別人說了我們很多，我要講的是我們怎麼看自己？

　　我在十年前的時候，就是1995年，整理我從1985到1995年的雜文，匯成了一本文集《走出囚徒困境》，為什麼起這個名字？因為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心理學家提出過一種分析模式，叫囚徒困境，後來被經濟學家接過來發揚，幾乎傳遍社會科學界。我們社會中的很多問題確實很像囚徒困境。另一個原因是我覺得在青少年時期自己一直處在「囚徒困境」當中，不是說我是刑事犯，而是說在心情上、思想上，似乎被四圍的牆壁包圍著。因此想用這個書名保留住對自己青年時代的那種心情的記憶。

　　我是1950年生人，1966年遭遇了「文革」，那時初中三年級。1968年上山下鄉去了黑龍江一個農場，在那裡當農民，呆了8年半，1977年返城後參加高考。我的青年時期就是這樣在東北農場中度過的。當時身體上吃了很多苦，但是最苦不堪言的還是精神上的狀態，回想起來，覺得就像一個囚徒一樣。當時我和其他很多年輕人一樣，不滿意成年人或是權威給予我們的生活答案。我感覺生活中有很多荒誕的地方，成問題的地方。但是我們領受到的教導是沒有問題，形式大好。我覺得當時的社會已經亂了套了。而媒體上總說「形勢大好」，還說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當時的年輕人所能感受到的每一個問題，權威們都給出了答案在等著我們，不需要我們問為什麼。我覺得自己的思想被一堵堵牆包圍著，我的整個青年時代，一直在做著用腦袋來撞牆的嘗試。進大學時28歲，當時同齡的同學多數有工資，我是以待業的身份考大學的，也有工齡，但是考學後沒有工作單位，所以沒有工資。大學讀了一年半，為了飯票考了研究生。研究生的補助相當於當時二級工的工資。我清楚地記得，考上研究生以後，讀了威廉·詹姆斯的一本書《實用主義》，書中有一句話特別打動我：「人的需求磨礪著我們的每一個問題，人的滿足伴侍著我們的每一個答案」。讀這句話的時候特別受感動，我想不是每個人讀這句話的時候都會像我一樣。就是說這句話和我特別有緣分，好像是它一直在等著我，等著和我遭遇。我自己的很多問題、很多困惑，被這句話開導了。這句話說得非常好，這個世界上本來有很多很多問題，特別是對一個敏銳的少年。什麼時候一個人滿意給他的全部答案？他要安息的時候。在他還想往前走的時候，他是不會領受那些答案的。因為那些答案顯見是荒誕的。而安分是和年齡有關係的。我們那時是處在一個富於想像的年齡，思維上瘋狂的年齡，精神上的狂飆期，不太可能接受前輩的很多答案。我想我們的很多答案你們也不會接受的，因為你們正是這樣的年齡。新陳代謝總是一輪一輪地進行著。新一代少年不可能接受父輩教導的一切。他們要按著自己的經歷和思考，對生活的問題做出解答。我從青年時代這樣走來，我不幸遭遇「文革」，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之一—四人幫時期，我覺得包圍著我的很多答案都是謊言、誑語。我在和它們衝撞當中度過了我的青年時代。下面我就從分析幾條實為誑語的答案，開始我的演講。

　　第一條誑語實在是小小不言的事情。我曾問過一位職業下圍棋的人：圍棋是什麼？他想了想，說，「圍棋就是圍棋。」大家聽了不免一樂。他挺聰明的，他知道有陷阱等著呢，他不往裡跳。我要說的誑語是什麼呢？就是圍棋是體育。圍棋怎麼是體育呢？他是職業棋手，操練了多年，他不想聽也一直聽到領導把圍棋劃歸體育。當他聽到一個學者問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警覺了：真是豈有此理，問我這個問題，是個套吧。於是他說：圍棋就是圍棋。我覺得在他這樣回答的時候，已經是在反叛了，他不稀罕重複領導的話語。他不願意接受給定的答案，我們怎麼是搞體育呢？他比聶衛平高明。為什麼？聶衛平經常穿運動衣參加比賽，你是要動胳膊還是動腿？愚不可及。衣裝有時是身份的提示。我們的領導人為什麼後來穿唐裝，唐裝提醒你是中國人，不要一切場合都跟隨洋人。衣裝有衣裝的效果。你是一個圍棋界的大腕、領軍人物，你怎麼稀里糊塗穿著運動裝去了？它對你有實際功能還是符號作用呢？他沒有這個孩子聰明。這孩子沒有經過理性思考，但是他的感覺好。

　　那麼反過來問我，圍棋是什麼？圍棋是智育啊。圍棋顯然是智育，而不是體育。有人可能被流行話語蒙蔽時間較長，會說圍棋怎麼不是體育？體能不足就發揮不好呀，老聶後來老走昏招就是因為體力不成，圍棋不僅鬥智，也鬥力。我要反問，哪一項智力活動不消耗體力，不以體力為基礎？再說，哪一項體育活動不需要智力作基礎？沒有一點智力能從事體育活動嗎？體力活動需要智力作基礎，智力活動需要體力作基礎。兩者相互交織在一起，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判斷：哪項活動是智力競賽，哪項是體力競賽。我相信問題是清楚的，同學們不會和我爭論，但可能會問：你講這些是什麼意思？不錯，這是小事，孟子說了：弈小數也。但這關乎思想方法，如果思想方法出了岔子，會出大問題的。

　　我們政治上曾經流行的一句話是「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我的題目是「知識分子之自覺」，相當於自問「我是誰」。我充分理解政治領導人提出這一口號時的善意。將知識分子從原來尷尬的狀況中解放出來，給他們更寬鬆的環境和條件。我充分理解這一點。但是我還是覺得，這個答案勉強了一點。這個答案當時在政治上有積極意義。但是這個答案中的問題將影響我們理解知識分子，為以後處理知識分子問題，埋下了一個不好的伏筆。我們甚至今天還在重複這句話。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再重複就滑稽了。我們為什麼不能說：工人階級是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呢？如此混淆智力工作和體力工作，不是亂套了嗎？

　　我要分析的第二個答案兼誑語，就是「科學是生產力」。我在科技大學和大家談這個問題就有特別的意義了。生產力的主要部分是科學嗎？科學的內容都能構成生產力嗎？說科學就是生產力有可能會誤導一些人。科學和生產力二者不重疊。科學中有很多東西不是生產力，生產力中也有很多成分不是由科學構成的。甚至科學的主要成分不是生產力，都是有可能的。這個命題對不善於思考的人會造成誤導，他們會覺得，不是生產力的科學就不要做了。那樣問題就發生了。我們綜合大學中的很多學科，成不了生產力。是不是將它們取締，不要再教了？對生產力而言，可以和科學類比的是技術。構成生產力的是技術，而不是科學。科學中的很多內容構不成生產力。那麼是不是說大學裡不是生產力的就不要教了。「四人幫」時期曾經批判知識分子的很多研究不實用，脫離生產。舉過一些例子，說明你們這些傢伙，吃著人民的飯，不為人民做事。比如某老教授研究馬尾巴的功能，這對提高牲口的生產力或戰鬥力有何幫助？其實在科學的領域，近似的例子太多了。這些研究和生產勞動無直接關係，但可以提高我們對動物的認識，他們的直接貢獻在學科內，促進學科內的人對該對象的認識。用得著說馬尾巴的功能嗎？可以撿大個的說。最大就是愛因斯坦了。你問問愛因斯坦，您的相對論怎樣造福人類？怎麼變成生產力？我不難為你，我不要求今天就有用，我問你：何年何月造福人類？當他打磕巴的時候，立刻追問：你還不明白如何造福人類，就做這項研究了？你有這麼好的智力為什麼不去研究一畝地多產幾斤糧食？陳景潤是一樣的事情。哥德巴赫猜想還未解決，就是解決了，你能告訴我們：它何年何月怎樣造福人類？不知道你為什麼還要干？第一辜負了人民對你們的養育。第二辜負了你自己的天賦，產生一個如此高智力的人不容易，這豈不是極大的浪費。

　　今天人們幾乎將愛因斯坦看作科學的化身，他全身心地投入科學，充分地體現了科學家的素質。愛因斯坦身上能發生這樣令人不解的事情說明什麼？科學中有相當大的成分是無用之學。暫時沒有用處，以後也難說。陳省身先生做過一個演講，他開篇就舉了個例子，他說，歐氏幾何里曾經提出一個命題，即空間當中存在著五種正多面體，且只存在著五種正多面體——正四面體、正六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正二十面體。在歐幾里德提出空間中的這種可能性後，人類在現實中——無論是礦物的結晶還是生命體，從未見過正二十面體，只看見過其他四種正多面體。在歐幾里德去世兩千年後，人類在自然界中才發現了這樣形狀的東西。無論它有用沒用，總算遇上了。有用成為可能了。大家知道現實中的那個正二十面體是什麼嗎？就是SARS病毒。只不過它經變異每個面上長出了冠狀的東西。陳省身接著說，多數數學知識當下不能成為生產力。物理學和化學使用的數學知識是一二百年以前的數學成果。有些數學成果一兩百年後才變成了生產力，有些已經上千年了，卻依然沒有變成生產力。起碼，它的產生和應用之間有一個時間跨度，而有些數學知識可能永遠也轉化不成生產力，但它可以服務於學科本身，幫助該學科內其他研究者有所發現，而後者的成果或許將來被用於實踐。

　　像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化身，當初因為什麼研究科學？因為好奇心，並不是因為要為人類造福。如果是後者，邏輯上就不通了，因為他不知道如何造福人類。他的動機是安置自己的興趣。這不夠高尚嗎？這和為人類造福同樣高尚。因為人類就是一種特殊的動物，人類有巨大的好奇心。人類要解釋很多不明白的東西，科學家就是要代表人們去弄清這些未知的事物。不能人人都去做這事，但是可以將智力最高的人養起來，去做這事情。我們不像其它動物那樣僅滿足於吃喝，我們還有巨大的好奇心，我們是這樣一個偉大的物種，這正是偉大的體現。我們不是大在個子上，不是大在體重上，而是大在「心上」，我們的野心很大，願望很大，我們要明白「這」是怎麼回事。科學家是我們人類的代表，它豈是在滿足一個人的好奇心？我們有心無力，但我們需要我們的出色人物去幫助我們回答那些未知的事物。

　　所以，說「科學是生產力」就輕視了科學中很多無用的東西。而有些無用的東西最後對我們幫助最大。科學不是急功近利的，不是立竿見影的，這是科學的本質特徵。立竿見影的是技術。這個命題本身不夠完美，其中的部分如果加強，會把我們帶入誤區。多年前，我在北大參加一個五四座談會，一個青年人很憤青地說：我們學校里的很多教學內容太不實用了。我說：你說的太對了，我們的很多系，比如考古系，還有什麼梵文，算一算北大有多少這樣的學科，都可以掃地出門。我們要知道那麼多祖宗的事情幹什麼？多一半歷史學都可以踢出去了。最後大學能留下多少東西？最後我們的精神世界會變得非常渺小，很可憐了，不能稱其為人類了。

　　前面我說，我們是知識分子，但是我們被別人定義成工人階級一部分。我們還沒說我們是做什麼的，外人告訴我們：你們是做生產力的。我們本是給事物定性者，物理學給很多東西定性，甚至給時間定性。我們是搞話語的人，給很多群體、很多事物下定義，結果人家卻給我們定性了。這是怎麼回事？

　　現代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徵是人的自我意識在覺醒，古代社會沒這個特徵。古代是政治和宗教權威給別的群體定性，像印度的四個種姓。男權社會，女人由男人定性，三從四德。你是什麼，要幹什麼，都是由他人來定性，古代社會少數人給大多數人定性。大多數人是缺乏自我意識的。現代社會由於種種原因，自我意識覺醒了。很多群體不再滿足於別人——強勢群體、強勢性別，給自己定性。我自己沒有權利給自己定性嗎？他們的自我意識覺醒了。很多群體都在覺醒，不同群體有不同特徵。工人開始覺醒，以後婦女開始覺醒，青年們開始覺醒。而其中第一個開始覺醒的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能最先覺醒，是因為一個先知點撥了他們，這就是卡爾·馬克思。這樣一個絕對的劃時代的人物出場了，他告訴工人：你們不是他們規定的某種東西，你們是另外一種性質的東西，是什麼？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是社會前進的火車頭。你們在此一社會制度下受壓迫，但你們肩負著使命，要解放全人類，打碎的只是鎖鏈。他喚起了工人們的覺醒。馬克思說的對不對？說的對，說出了很多真理。馬克思站在社會一種趨勢、一種走向的最前沿。現在每個群體都在覺醒，不是權威說什麼就是什麼。晚些時候，婦女開始覺醒了。馬克思沒有濃墨重彩談婦女，但婦女肯定受了他的影響。婦女說，數千年來我們在受壓迫，一項深重的壓迫就是我們的性質要由你們來定。再以後青年出場了。他們說，為什麼我爸爸要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我已經不是無知少年了，我是青年了。不光是我們的性質不由你們定，我們兩代人對外界的很多看法都是不一樣的，無論是政治問題還是髮型問題，我們的看法都不一樣。不要老教導我們，你那套是陳詞濫調。這種種對峙都是因為自我意識的覺醒。只有一點不好解釋，就是知識分子為什麼一直覺醒不了，一直服服帖帖，您說我是這個，我一定記住，好好做，洗心革面。為什麼這樣？他們不是搞話語的人嗎？為什麼沒有自我意識？這是一個非常費解的小問題。為什麼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來得這樣慢？因為當他們即將發育出自我意識的時候，抬頭一看，眼前矗立著一個極其高大的解釋系統，階級鬥爭的解釋系統。在這個解釋系統當中，核心詞是階級，階級鬥爭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能在歷史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都是階級，而知識分子不是階級。知識分子看了這個解釋系統極其欽佩，返身自顧，自信心蕩然無存。資產階級戰勝封建主，曾經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共產黨宣言》的前一部分就是在謳歌資產階級。以後是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是邊緣人，充其量為別人敲邊鼓。知識分子遭遇了一個居高臨下的世界觀，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傳入中國後，被通俗化為皮毛理論。階級是皮，知識分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口號一宣講，打掉了知識分子身上最後一點傲氣，我們是附屬物。馬克思以前的歷史中，知識階層在各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都是扮演著比較重要的角色，他們高傲，充滿自信，因為當時他們執掌著解釋世界的鑰匙。當遭遇到了一個更強大的解釋系統時，他們的自信一下渙散掉了。他們在精神上，在自信心上遲遲翻不過身來。

　　我至今承認階級鬥爭的解釋系統是解釋社會的各個系統中極其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系統，但我要說，解釋社會和歷史，光靠著一個系統是遠不完美的，無法充分解釋的。它有它的盲區和黑洞。階級鬥爭學說知識分子不是階級，但它沒告訴我們知識分子究竟是什麼。光打比喻不成，說是毛，什麼叫毛啊？階級鬥爭解釋學說強調了經濟和政治，特別是經濟，在社會歷史中的功能，輕視了文化在社會歷史中的功能。說文化無足輕重，行嗎？絕對不行。如果這樣，我們的大學可以不辦了。我們是幹什麼的？搞文化傳承的。文化傳承要影響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大學的功能在一定意義上比政府還要大。政府的功能太大了，但那是當下，長遠地看，沒有大學大。政府的影響強度大，但時間短。大學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影響整整下一代人。比較而言，階級鬥爭的解釋系統，不那麼重視文化和知識階層。這是這個解釋系統里的盲點和缺陷。我高度尊重這個解釋系統。這是近代的、拋開神權後的第一個解釋系統。但是同任何解釋系統一樣，它也有自己的盲點。

　　接下來要談的是階級學說對知識分子的兩種批判。

　　一種批判是，在革命的時代，政治家在知識分子加入革命隊伍時，認為知識分子不堅定不可靠，總處於猶豫狀態。我想為猶豫辯護一下。猶豫怎麼來的？它產生於懷疑。懷疑應該是知識分子的特徵，也是科學的特徵，科學的本質就是懷疑精神。想得越多，想得越深的人，越容易猶豫。想得少，沒有參照系，信息少，往往比較堅定。生物學家做了個實驗，把魚的大腦的一部分切掉，對它的身體沒有任何妨礙，這種魚遊走時更堅定，走入一些危險地帶時毫不猶豫。我們所受的科學訓練，使得我們考慮問題時總要去懷疑前人的解釋，尋求比前人更加完美的解答，而完美的解答談何容易？我們沒有皈依一個解釋、一個答案。搞科學的人能這麼說么，說我經過深入學習皈依牛頓了，皈依愛因斯坦，愛翁會給你一記耳光。他會說，這是對他最大的污衊，他不是教主。搞科學的人精神處於懸置狀態，沒有去信奉什麼，將自己放在一個未定的狀態中，不斷思考自己的前提，為「絕對」打上問號，這些都是智力活動的必要基礎，是科學的本質。這種懸置狀態是很特殊的狀態，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有的人希望很多東西都是確定的，願意每個問題都有答案。他們不能忍受討論了半天還沒有答案。還有的人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忍受不確定性。其實，我們一生當中，不是每段時期都是一樣的。同學們的這段時期，是最不願意接受現成答案的。你們處於智力的狂飈期，瘋狂的階段。這是天賦，多數人青少年時期都是這樣。為什麼？因為有好處。這樣經過左顧右盼，經過搖擺，經過思考，拓寬了自己的眼界，自己的認識基礎。到了成年，變得比較確定了。可是年輕的時候沒有白過，那段時間為你的智力生活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底座。當年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社團，過共產主義生活，離開主流的、等級的社會，很叛逆，到了三十幾歲，很多人成了白領，成了律師，循規蹈矩，變得判若兩人，你無法相信他們當年去搞公社。這就是人年齡變化的典型例子。多數人都要變的。青年是比較瘋狂的，成年時老成了。社會是由青年、成年、老年人所組成的。青年人貢獻很大，但青年人也很可怕，特別是當青年人可以支配這個社會時，是很可怕的。青年人看問題很瘋狂，很激烈，易於衝動，做起事來有些理想主義，果斷、決絕。青年人給世界釀成了很多悲劇，悲劇的製造者不乏優秀青年，有理想且有犧牲精神。最典型的是日本青年軍官，他們反腐敗，將腐敗的老官僚殺掉，暗殺首領等等。起步的時候是什麼？是理想主義，是反腐敗，是拯救民族。最終給亞洲帶來了災難，給自己民族也帶來了災難。那時候很多老年的政治家不願那麼做。所以社會需要不同年齡的平衡，激進和保守的平衡。

　　不同年齡段是不同的，人和人也是不一樣的。大多數人到了中年後思想趨於穩定，只有一小撮人終生保持不確定狀態，處於懸置狀態，這一小撮人是怪物，叫作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最理想的生活環境是大學。因為他們可以被青年人包圍著，這些年輕人正處於「半瘋」狀態，而知識分子終生都是半瘋的。在大學裡，知識分子不被認為是「怪物」，但在車間，在菜市場，他們會被認為「有毛病」。在世俗中他們是怪物。我和一位美籍華裔心理學家交流過這種感受，我們享有一個共識，就是我們只能呆在大學裡，我們考慮的問題難與外人道，除了大學裡的同仁和學生，外面的人聽了我們的問題一定不想說什麼了，以為碰到了病人。但學生們聽了我們的思考，還挺欽佩老師的觀點。你說，我們還能去別的地方嗎？其實這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特徵。社會是分工的社會，有些人固守一些觀念，還有些人富於懷疑精神，社會需要一些這樣的人，但不能人人都這樣。

　　階級學說對知識分子的另一種批判是「知識分子脫離社會」。現代社會是一個分工的社會，分工越來越細，沒有一個人不脫離整體的。說我們脫離，你不脫離嗎？每個人只知道非常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事情都不知道。所以給我們扣上「脫離社會」的帽子，我們是不接受的。你也一樣。說我們脫離實際事物，脫離工農業生產，可是這種脫離有時恰恰為我們提供了某種接觸實際事物的人所不具備的眼光。從事實際事物是有代價的，他們往往眼光很局限。我們正是因為脫離實際事物，而具備了超越實際事物的一種眼光。直接參与實際事物的人容易養成一種實用主義的傾向。而教育在更大程度上不只是要培養實際操作能力，更是要培養出一種眼光，要幫你獲得更多的參照系，要開拓你的想像力。知識分子因為沒有從事實際工作，因為沒有捲入階級，他們不是一個階級，所以知識分子才具有了一種超越的眼光。所以你譴責知識分子脫離實際，這是站不住腳的。

　　我要批判的第三個誑語是，「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在座的沒有一個人沒有聽說過這句話。這句話在語義上不通，邏輯上混亂，混亂得一塌糊塗。群眾不可能是英雄，英雄是群眾中出類拔萃的。群眾要達到了這個水準，水漲船高，英雄就提升了。大家不可能齊步走。大家都經過斯巴達式的訓練，勇氣也不會是一樣的。英雄和群眾在語義上是對峙的，這話根本不通，說這樣的話是有很深的用意的。「文革」中毛澤東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呼籲廣大群眾關心國家大事是荒誕的。第一，可不可以只關心自己的活計，不關心國家大事？我是做鞋的，鞋做得很好，怎麼樣？好鞋匠。有人不滿意嗎？不滿意我不關心國家大事？這不是很霸道嗎。第二點，是能力問題。要人們都關心國家大事，有人會說：我關心的了嗎？我有這份能力嗎？關心公共事務是一種能力，是一種分工，不需要人人都去關心的。有人做好本職工作和社會交換，比如做鞋，是好鞋匠，好工人，好人。還要他做什麼？社會是分工的社會。有人來操心公共事務，不是他。再往下說，關心公共事務是一種性格。有人不具備這種性格，他就是專心做自己的活，精益求精，做男鞋女鞋各種鞋。術有專攻嗎？還有一些人性格上就愛管閑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魯智深，人人都能做嗎？開玩笑。你有這天賦嗎？這既要膂力過人，又是一種性格。一見不平事，血便湧上來，這是天生的英雄。社會是分工的社會，人人都是魯智深，這社會就麻煩了。關心公共事務，是一種能力，是一種分工，是一種性格。說是性格，是最深層的道理。所以一定有些人不關心，也一定有些人關心。在人為的分工發生前，就有了自然的分工，有的人安分守己，有的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英雄和熱心公共事務的人，是有社會價值的，有價值就應該有報酬，否則這樣的人不能存活。英雄的報酬是什麼？在原始的、狩獵的社會中英雄天然地有報酬。現在的經濟學家幫助人類學家認識，原始社會中英雄的報酬是什麼？經濟學家說，重要的是一種行為要能夠繼續，因此就要有激勵機制。做英雄有時是吃虧的。比如我們出外打獵，如果打到兔子，可以藏匿著進村，偷著吃掉。打到野豬、老虎，就不能由你獨食。為什麼？老張家裡沒有冰箱，肉會腐爛的。第二，別人今天沒打到動物，他們手裡有梭標，他們和你打招呼時眼光是犀利的，你只好回答：來，你也來一塊。老張敢不讓人家吃嗎？但是老張面臨著選擇，打大動物有風險，可能受傷害，打到了還要分給別人；也可能打不到，像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中的老人一樣，最終一無所獲。那麼老張為什麼還要去打大動物？在自然的生態里，英雄永遠有他存在的土壤，英雄是有報償的，可以被人們承認，也就是牛逼。人們欽佩的目光讓他得意，除此還有實際的東西。我為什麼非說牛逼，用別的辭彙不行，因為炫耀是從性吸引力開始的，比如雄孔雀的尾巴。而原始社會中的英雄確實可以得到更多的性資源。我打的食物被別人分享了，但是因此我在吸引異性上具有了別人不可匹敵的優勢。這種機制可以激勵人們打大動物，作英雄。如果肉被分食了，異性也躲得遠遠的，英雄就死絕了。但是社會不會這樣。現代社會英雄行為升華了，不是和性一定有關係，但是還是有人願意作英雄。因為得到了人們的青睞，兩性共同的青睞，受到關注，有成就感。現在政治運動結束了，沒有偉大領袖號召我們關心國家大事了。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具體到科學研究領域，人們變得越來越侏儒，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別的，不然影響評職稱。這種狀況會造成人們越來越不關心國家大事。我說關心國家大事不要動員，天生就有這種人，但是可不可以宣揚不要關心國家大事，不要關心公共事務？這麼說也是滑稽的，因為這是一種天賦，一種性格，它們對社會有好處。他去打老虎，去拔刀相助，有什麼不好。不然我們這裡有個牛二，沒人敢管。我們老在左右搖擺，一陣子說要關心國家大事，一陣子又說不要關心公共事務。後一主張可是違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我覺得不要提倡關心公共事務，反對也大可不必。這種做法不當。其實每個階層，每個職業中都有關心公益事情的人。知識分子因為學習的東西更多，參照系更多，眼界更寬，從中產生關心公共事務的人的比例應該更高一些。工人裡面有這樣的人，真正的工會中的就是這樣的人。其他職業也有，而知識分子中應該更多。比如歷史學，其中有些人只是考據，也很要緊，沒有他們哪裡有史學？但是還有另一種角色，比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告訴人們怎麼治理國家。再比如經濟學，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書叫《國富論》，如果是操心幫助資本家賺錢那不叫經濟學，必須是考慮國家致富，這不是公共事務是什麼？我所研究的社會學，直接面對的就是一些社會問題，公共事務問題。所以，我認為知識分子雖然也做了細緻的分工，但是他們當中應該有更大比例的人關心公共事務。這對社會是有積極功能的。也就是說，公共知識分子一定會存在的，我們不必提倡，也不應反對。這是自然的生態和分工，這是性格的差異所導致的，這是社會上通才和專才的分工。在社會走日益向專業化的過程中，這些關心公共事務的人是特別寶貴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