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奧茲：生活在以色列的火山口下

　　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旅行的最好方式不是買一張國際旅行機票，而是買一本書。因為你買一張機票到另一個國家旅行，看到了那個國家的紀念碑、博物館，與那裡的人們相遇；如果你買了一本書，那麼等於邀請你走進一個家庭，看到這個家庭的客廳、廚房和卧室等很多細節。

　　——阿摩司·奧茲

　　1939年出生於耶路撒冷的阿摩司·奧茲，從1982年至今一直生活在沙漠中圖片由譯林出版社提供

　　《愛與黑暗的故事》出版後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的英文譯本在2004年面世後，引起了東西方讀者廣泛的興趣。奧茲因此奪得2005年「歌德文化獎」，2007年入圍 「國際布克獎」。2007年中文版由鍾志清翻譯，譯林出版社出版。

　　1967年，阿摩司·奧茲作為以色列國防軍士兵參加「六日戰爭」。

　　其時，伊扎克·拉賓是以色列國防軍的總參謀長。「在我的指揮下，那些想活、想愛的青年男女卻是走向了他們的死亡。在我的指揮下，他們殺死了被派來殺害我們的敵方人員。」1994年，拉賓在奧斯陸接受諾貝爾和平獎頒獎時致辭說：「我在軍隊中服務了幾十年。在中東的我們這一方，在以色列我們的家園，有著數以百計的墓地；但是，也是同樣，在埃及，在敘利亞、約旦、黎巴嫩和伊拉克有著無數的墓地。從飛機的舷窗旁，從這些墓地的萬口尺之外，這些不計其數的墓碑一片沉默。但是它們的呼喊卻在幾十年來從中東傳遍世界。」

　　阿摩司·奧茲熟悉那些墓地，也熟悉拉賓。當年他是那些想活、想愛卻走向戰場和死亡的青年男女中的一個。「我是1971年認識拉賓的，當時他是將軍，我是剛服兵役的年輕士兵。但是我們後來成了朋友，我親眼目睹了拉賓的變化，從所謂鷹派走向鴿派的變化。他的變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他是很有魅力的一個政治家，我們經常帶著家眷互相走訪，有時候我還會為拉賓寫演講稿。」奧茲說。

　　「現在就和平」是以色列傑出作家阿摩司·奧茲在1978年發起組織的左翼組織。1992年，因對和平運動的卓越貢獻，奧茲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這是最為重要的國際和平獎之一，當時的德國總統魏茨澤克為奧茲頒獎。

　　1995年11月4日，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拉賓在發表和平演說時遇刺身亡。奧茲和成千上萬的以色列民眾一起走上街頭悼念這位中東和平的締造者。「在兩千年的流亡過程當中，猶太人一直夢想著有朝一日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他們回歸的歷史是愛與黑暗的歷史。因為在許多國家，猶太人遭到仇恨，也遭到迫害。在許多國家，他們找不到家園。現在在以色列，我們找到了家園，但是找不到和平。」

　　後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來華訪問的奧茲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

　　日常生活具有強大慣性

　　「我寫了一部關於生活在火山口下的以色列人的小說。雖然火山近在咫尺，人們仍舊墜入愛河，感覺妒嫉，夢想升遷，傳著閑話。」奧茲不無幽默地調侃著自己新近出版的書。

　　《愛與黑暗的故事》是奧茲完成於2002年的自傳體長篇小說，這部近600頁的長篇小說主要背景置於耶路撒冷，展示出一個猶太家族的百餘年歷史與民族敘事：從「我」的祖輩和父輩流亡歐洲的動蕩人生、移居巴勒斯坦地區後的艱辛生計，到英國託管時期耶路撒冷的生活習俗、以色列建國初期面臨的各種挑戰、大屠殺倖存者和移民的遭際、猶太復國主義先驅者和拓荒者的奮鬥歷程等等。

　　法國作家埃爾·里耶說：「讀一讀《愛與黑暗的故事》，因為這是一部理解中東大地動蕩之源的巨著和最好的小說。」

　　南方周末：您的《愛與黑暗的故事》，書名很動人。「愛」很容易理解，「黑暗」您指什麼？

　　奧茲：《愛與黑暗的故事》是一本關於很多「愛」和很多「黑暗」的書。寫到我對家庭的愛，對耶路撒冷的愛。我講述了這些愛的秘密，也講了愛的最終的破碎，描寫了種種黑暗：包括我母親的自殺，猶太人在歐洲的生存狀況，阿拉伯人對以色列國家的誤解、仇恨和殘殺。

　　南方周末：您現在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奧茲：我的日常生活還是很有規律。每天早晨5點起床，我住在南方的一個沙漠小鎮阿拉德，我要有45分鐘的散步時間，到沙漠中散步。散步回來之後喝一杯咖啡，然後開始工作。我每天獨自在桌旁工作幾個小時，雖然有時候只能寫出一個句子。我會工作到晚上，一般情況下，晚上都和家人在一起，有時候出去拜訪朋友，有時候是朋友來拜訪我們。再晚的時候，我就坐在那兒，讀書或者聽音樂，這就是我——一個寫作者的日常生活。

　　南方周末：您為什麼選擇靠近沙漠的城鎮生活？

　　奧茲：原因是25年前，我兒子得了哮喘病，那時他只有6歲。醫生建議他經常呼吸山間的新鮮空氣，以利於身體的恢復。於是我和家人就搬到了這個沙漠小城。25年以後，我兒子康復了，現在他住在特拉維夫，可是我和夫人還住在沙漠當中，我們非常喜歡沙漠。

　　南方周末：您居住的城市安寧嗎？我們經常從電視和報紙上看到中東地區的動蕩，加沙、拉馬拉甚至耶路撒冷，經常看到在那裡發生的武裝衝突、恐怖襲擊，看到血腥和死亡。

　　奧茲：我所居住的地方非常地安靜、平和。以色列並不是每天都發生爆炸。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還是非常地正常，大家匆忙地工作為了賺更多的錢；賺更多的錢是為了改善居住條件；改善居住條件是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這就是那兒的情況，跟世界其他地方一樣。

　　南方周末：您描述的是正常狀態，非正常的狀態呢？比如人體炸彈式的自殺襲擊，它們會影響你們的生活嗎？

　　奧茲：恐怖事件每一兩周會發生一次。人們一般情況不受這些事件的影響。所以那裡並不是說到處都有戰爭。有的時候有暴力，有衝突，有恐怖活動，但並不是隨時都有的。在以色列死於車禍的人要比死於恐怖活動的多。日常生活具有強大的慣性。以色列是這樣的國家，即使有火山爆發，人們依然可以在侍弄花草。

　　南方周末：我在柏林參觀過猶太博物館，看到猶太民族輝煌的歷史和悠久的文明；在柏林也看到「大屠殺」紀念館，看到納粹對幾百萬猶太人的屠殺。您對猶太民族的這種命運怎麼看？

　　奧茲：在20世紀初期，在歐洲的很多城市都能看到牆壁爬滿塗鴉「猶太佬，滾回巴勒斯坦」。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親母親分別從波蘭的羅夫諾和烏克蘭的敖德薩來到貧瘠荒蕪的巴勒斯坦。這種移居和遷徙，雖然不能完全排除傳統上認定的受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影響的痕迹，也不難看出，流亡者回歸故鄉的旅程有時是迫於政治、文化中的無奈。在大流散中成長起來的猶太人，沐浴過歐洲文明的洗禮，他們心中的「應許之地」也許不是《聖經》中所說的「以色列地」（即巴勒斯坦古稱），是歐洲大陸。但是歐洲並不接受他們。

　　安全的感覺就像回到母親的子宮

　　奧茲三歲時曾在一家服裝店走失，長時間困在一間漆黑的儲藏室里。

　　「我感覺相當好。我並不覺得這事情很可怕，我就平靜地坐在黑暗當中玩，在樓梯底下找到那個小房間的時候我自己感覺很安全，好像重新回到了母親的子宮裡一樣。」

　　奧茲形容自己是幸運的。因為在那樣的年齡，有很多猶太兒童被關在納粹集中營里，他們和父輩一樣在戰亂時代忍受著疾病、苦役、死亡和恐懼的折磨。那是大屠殺的時代，那時候的猶太人被認為是「人類的塵埃」。

　　南方周末：您的書里寫了母親的自殺，這件事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奧茲：母親的自殺使我成為了作家。我對母親的死充滿了一種神秘感。作為作家，我的一生就是在探尋這種神秘感。

　　南方周末：您的母親生於波蘭，早年在波蘭生活過，您對波蘭有記憶嗎？

　　奧茲：我只有通過母親的故事熟悉波蘭。我不會講俄文和波蘭文，我一點也不了解這兩個國家。我只是到波蘭和俄羅斯作過短暫的旅行。但是我植根于波蘭也植根於俄羅斯，因為在那裡有我的家庭所經歷的故事。我們每個人，不論是我自己，是你，還是他，都是伴著小時候聽的故事長大的，這些故事構成了我們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在波蘭有一個歷史遺迹是無論如何不能被遺忘的，就是奧斯威辛集中營，您去過嗎？在集中營里成長起來很多猶太思想家、作家、歷史學家。

　　奧茲：奧斯威辛我沒去過。但是猶太人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受到過迫害，奧斯威辛是猶太人所遭遇到的殘酷迫害的極致。在二戰的時候，奧斯威辛代表著整個歐洲對猶太人的態度。奧斯威辛只是一個象徵，在世界有許許多多像奧斯威辛一樣的地方，它們沒有奧斯威辛有名，但是這樣的事情在歐洲比比皆是。猶太人熱愛歐洲，歐洲並沒有報以愛的回報，這是一種失落的愛。

　　南方周末：作為一個作家，這些被屠殺、被迫害的民族記憶、歷史記憶會影響您的文學表達嗎？

　　奧茲：是的，我的父母也曾經給我講過他們受屈辱和受迫害的經歷，但是講得很少。他們不想讓我在這方面受更多的影響。但是在內心深處，我銘記著父母的經歷和遭遇。任何人都是這樣，當長輩死去，我們彎下腰會把父母安葬到墳墓里，但是也會放到自己的內心裡，和我們結為一體。所以任何的男人和女人都負載著他們死去的父母或先輩的記憶。我自己不是大屠殺倖存者，但我是歐洲難民的後裔，雖然我的父母非常幸運，因為他們在大屠殺之前就被驅逐出了歐洲。但是我的人生中布滿了死去猶太人的陰影。我希望這樣的事情永遠不再發生。

　　南方周末：在大流散中成長起來的猶太人，沐浴過歐洲文明的洗禮，歐洲是猶太人的烏托邦嗎?

　　奧茲：對歐洲我們充滿失望的愛，如果要我們評判希伯來文學，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以色列全然充滿了渴望、創傷、屈辱、夢魘，歷史性的希望和單戀——單戀歐洲，或單戀東方，單戀聖經時代的烏托邦，或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我父母和全部家人都是歐洲人，他們是熱忱的親歐人士，可以使用多種語言，倡導歐洲文化和遺產，推崇歐洲風光、歐洲藝術、文學和音樂。許多年過去，我理解了在他們的熱愛背後，隱藏著多少悲哀、痛苦、傷心和單戀。

　　不和平的「現在就和平」

　　1978年，第二次戰爭爆發的時候，阿摩司·奧茲和他的同道組織了「現在就和平」（Peace Now！）運動，由348名以軍預備役軍官和現役士兵組成的這一帶有左翼傾向的組織，強烈反對戰爭，呼籲以色列執政當局承認巴勒斯坦人的自決權和建國權，要求以色列政府通過和平談判以及相互妥協的方法解決曠日持久的巴以衝突。

　　25年後的今天，「現在就和平」運動贏得了許多以色列人的支持。

　　2002年，在「現在就和平」的運動中，以軍預備役軍官發起了拒絕到加沙和西岸服役的簽名活動，後來有450人冒著被拘留15天處罰的風險勇敢地簽上自己的名字。2007年又有十多名以軍飛行員不忍心傷害無辜巴勒斯坦平民，拒絕參與轟炸哈馬斯成員的軍事行動。

　　南方周末：您說以色列人經常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即使一邊是火山爆發，人們也會一邊澆花。您的生活中經歷過這種爆炸和衝突嗎？戰爭經歷對您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奧茲：我參加過兩次戰爭，1967年對埃及的「六日戰爭」，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這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經歷。這樣的經歷對我參加和平運動有影響，使我的創作更加富有人道主義精神。

　　南方周末：您理解的人道主義精神是什麼樣的？

　　奧茲：人道主義是一種能夠為他人著想的能力。能夠為他人著想的人比不能為他人著想的人更寬容、更慷慨、更和藹。我甚至想，能夠為他人著想的人比不能為他人著想的人更懂得愛。

　　南方周末：您很早就開始領導和平運動，比如「現在就和平」，您為什麼會發起和領導和平運動？

　　奧茲：我是和平運動的發起人之一，我一直主張巴以要和平共處。最早這個運動當中有一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他們想到的解決方式就是說建造兩個國家。四五十年以前，以色列想把這塊土地獨佔為自己的領土，巴勒斯坦人也想把這塊土地獨佔為自己的領土。所以四五十年以前不可能有兩個民族和平共處的情形。但是現在大多數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接受了和平解決兩個國家衝突的方式。我清楚地認為將來一定能夠實現和平解決巴以問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會喜歡這樣解決問題的方式，否則他們不會在街上歡呼雀躍，雙方都知道如果不這樣做就沒有任何調停的餘地。

　　南方周末：數十年過去，您牽掛著阿拉伯人的命運，不知他們是流亡異鄉，還是身陷某個破敗的難民營。現在更多的阿拉伯人身陷難民營，您怎麼看？

　　奧茲：我認為要給每一個阿拉伯難民營造一個家園，這是迫在眉睫要解決的人道主義問題。很多年來，很多人得不到應有的安置，許多年來阿拉伯政府不允許安置這些難民，許多年來阿拉伯國家沒有治癒難民的傷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簽署和平協議時必須涉及到難民問題，就是應該讓他們重新在巴勒斯坦得到安置。難民不應該到以色列來，而應該安置在巴勒斯坦。要是以色列接受所有的難民，以色列就不能稱為以色列了。

　　南方周末：您說在以色列有新猶太人和舊猶太人的區別。在您看來，以色列實現了塑造新猶太人的願望嗎？

　　奧茲：我依然在努力中。這是一個過程。塑造新的猶太人需要成百上千年的漫長時間。我不相信一代人就可以做到這一點，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你看《愛與黑暗的故事》中，我所描寫的這個家庭，到最後就回到以色列，回到猶太人的家園，我寫的是夢想和夢想付諸實踐的故事，因為在夢想與現實之間總是有一段非常難以逾越的鴻溝，所以我的書里就是在悲劇和喜劇之間徘徊不定。你要是讀這本書的話，你就可以感覺到有些地方非常令人悲痛，有些地方讓人感到非常的滑稽可笑，就像各地的人類生活一樣。

　　南方周末：您喜歡中文版的《愛與黑暗的故事》嗎？您對中國有什麼樣的印象?

　　奧茲：我的作品到現在為止已經譯了37次，但是中文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這個中文譯本就像在兩個古老的文明之間架設了一座橋樑，我們兩個古老的文明現在都面臨一些類似的問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而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小的國家之一，但是以色列和中國都擁有偉大的歷史傳承，我們這兩個國家都試圖在創造現代文明的同時而不失去古老的文化傳統，我到中國已經一個星期了，北京和上海走過了許多地方，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個國家有一個方面，令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國家以色列，這兩個國家的人都是全力以赴、滿懷精力地去工作。我有一個良好的願望，就是希望我的這個《愛與黑暗的故事》能夠讓大家領會到中國和以色列之間的相似性。（文/夏榆 周麗鵬 ）

　　（本文採訪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鍾志清女士擔任翻譯，在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