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士死後照例都有謚號，但最高的「文正」，朝廷有一個硬性指標

07-17

清代統治者為了表彰那些為國家做出過特殊貢獻的官員，往往會在死後給予哀榮，這種哀榮便是國家授予的謚號，能夠獲得謚號，就意味著其一生的作為得到了承認，將來也能以此流芳百世。

不過，國家對謚號一直從嚴把控，不輕易賜予，一般來說只有位及一品才有可能獲得謚號，並且還非人人都有。文官們所得到的謚號一般都是兩個字，每個字都有不同的解釋，如「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闢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等」。

雖然這些描述仍然是一些模糊的套話，但經過數千年的積澱，官場中人都已經充分了解了一字之差所蘊含的微言大義，從而能夠將謚號與各人所應得的評價與榮譽相聯繫。而謚號之間，也就分出了三六九等。

在清代以前，官員不分文武，大多以「忠武」為最高謚號，獲此謚號者包括諸葛亮、尉遲敬德、郭子儀、韓世忠、常遇春等人。而到了清朝，重文抑武也反映在謚號當中，雖然制度規定群臣謚號前五字依序是：忠、孝、純、誠、文，但事實上「文」字開頭的謚號居於最高地位。

只有官至大學士或是翰林出身者，方能享有「文」字謚號，而因為滿人翰林人數較少，為了表示平衡，曾經以內閣學士身份出任經筵講官者也可謚為「文」。而死於王事者，則以「忠」字開頭。

在「文」字謚號中，又以「文正」為首，「文忠」、「文襄」次之。而「文恭」、「文定」、「文端」、「文勤」則屬於中游，比較容易得到，所以才會說「無災無難到三公，不謚文忠，便謚文恭」了。至於「文簡」、「文穆」之類就算是比較差的謚號了。

除了地位排名之外，朝廷也會適當地考慮所得謚號的官員的平時為官特點，例如左宗棠率大軍出陽關，抵定新疆，自然可謂「闢地有德曰襄」，因而謚號「文襄」。而東閣大學士、戶部尚書閻敬銘最大的特點是性格倔強，剛直不阿，因而以「執一不遷曰介」謚號「文介」，他是唯一獲得此謚號的清朝大臣。

依大清制，符合獲得謚號標準的大臣死後，由禮部請旨是否給謚，只有皇帝有權決定官員是否可以得到謚號。而沒有達到可以獲得謚號品級的官員，皇帝也可特旨決定賜予謚號。

在得到皇帝的旨意之後，由內閣侍讀根據皇帝對該官員的嘉獎，揣摩聖意擬定初步謚號。如果可以以文為謚，那麼另外再選八字與文相配，如果不能被謚為文，則擬定十六個字作為選擇。在初步擬定的範圍內，由大學士再八選四、十六選八，作為最終選擇的範圍，由皇帝定奪。

不過「文正」這個謚號，內閣侍讀或是大學士都是無權放在選項之中的，只由皇帝本人決定。「惟文正則不敢擬，悉出特旨，自非品學德業無愧完人者為未足當此。」正因為有了「無愧完人」這樣一個苛刻的標準，有清一代只有湯斌、劉統勛、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八人得以享受此殊榮。

另外，皇帝還可以在內閣和大學士選定的範圍之外另闢蹊徑，決定一個不在名單之內的謚號。道光朝吏部尚書朱士彥曾經對家人說：「餘生平行事過人者，惟見得定，守得定，此六字不敢不勉。異日蓋棺，得謚為定足矣。」

遺憾的是，朱士彥這話也就在家說說而沒有流傳出去，那些在他身後擬定謚號的內閣侍讀和大學士上報皇帝備選的謚號中並沒有「文定」。可到了道光那裡，不知道是從那個小道消息聽說朱士彥的這點小心愿，還是自以為是認為比內閣侍讀和大學士更加了解朱士彥，不顧他們所呈擬謚，特旨給予「文定」的謚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