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不識李鴻章

1896年，李鴻章作為大清國全權特使，參加沙皇加冕典禮，隨即訪歐。當時李已是75歲高齡，據說此次出訪他帶了口中國式的棺材，準備如果客死他鄉就把遺體送回。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國，李鴻章見到了鐵血首相俾斯麥，並且進行了有趣的對話。

面對俾斯麥，李問：「在我們那裡，政府、國家都在給我製造困難，製造障礙，我不知該怎麼辦？」

俾斯麥答道：「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層(指皇帝)完全站在您這一方，有許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這樣，那您就無能為力。任何臣子都很難反抗統治者的意願。」

李繼續說：「如果皇帝一直受他人影響，接受他人的意見，那我怎麼辦？每天都有一些麻煩，讓做臣子的很難開展工作。」

俾斯麥忽然用了一句法文回答道：「Toutcommecheznous(跟我們這裡一樣)」。接著又用德語說：「在我當首相的時候，也常遇到這種情況，有的時候來自女人方面……」

上述數據，在國內傳統媒體被一再轉載。如果可信度足夠高的話，我想，這段話其實可以用來加深世人對李鴻章的理解。

中國古代歷來有「蓋棺定論」的說法。大意是說，只有一個人死後，別人才可以對其進行客觀的評價。其實，客觀評價一個人實在是一件並不輕鬆的事情。即使在這個人死了很多年以後。

這種例子很多。遠了，比如說秦始皇和漢武帝；近了，則比如說李鴻章。

明神宗時期，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俾斯麥似的人物，這個人叫做張居正。張居正以皇帝老師的強大威信以及手中的權力，曾經獨掌大權十多年。其間，張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國家一度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他死後，被追封為上柱國、謚號「文忠」。這對於一個文人而言，可以說是至上的榮譽。但是，他死後沒多久，其家庭就遭到抄家的待遇。就是他自己也幾乎被開棺戮屍。張居正的改革，因人亡而政息。

儘管如此，後人評價張居正：張居正的改革，使得明朝的滅亡大大推遲了。此言，想來不虛。

相對於張居正而言，李鴻章個人的遭遇也許不值一提。作為一個政治家，張居正畢竟有機會施展了個人的抱負。而李鴻章則不僅為同時代人所詬病，即使身後，也引來議論紛紛。

很久以來，在國內，提到李鴻章，基本上是有結論的：李鴻章是一個賣國賊。近期以來，隨著各類研究的深入，隨著各種資料被陸續翻印出來，人們對李鴻章的認識顯然要深入和客觀多了。

在中國歷史上，大清帝國北洋艦隊的創立、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以及《辛丑條約》的簽訂等等重大事項，李鴻章無一遺漏都曾親身經歷。尤其是，在《馬關條約》的簽訂過程中，李鴻章個人遇刺，箇中滋味，絕非外人所能一言說盡的。曾幾何時，中國的知識分子認為，西方的強大無非「船堅炮利」。於是乎，修鐵路、開礦山、辦學校、造船塢……舉國上下忙乎了數十年。在這數十年里，國人對於西方文明的學習始終不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框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李鴻章嘔心瀝血創建了北洋艦隊，卻最終因為中日甲午海戰而全軍覆沒。彼時彼刻，作為清廷重臣的李鴻章，面對國事的不堪收拾和艦隊的覆滅，其心情的悲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彼時的李中堂，是否也曾經想到過老大帝國自身體制的頑固和掣肘？如果本文開頭他與俾斯麥的對話數據屬實的話，那麼我想，作為最先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人之一，李鴻章對於政治體制的問題未嘗就沒有一定的認識。但是，即使精明能幹如俾斯麥，也口裡不忘提醒李鴻章「反朝廷是不行的」，李最後又能有多少作為呢？！

大清國最終的覆滅、甲午戰爭的失利以及《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的簽訂本身不能證明李鴻章是一個賣國賊。在政治腐敗的前提下，喪權辱國不是哪個人(尤其是一個臣子)的事情。誰來簽訂條約本身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探究事件本身內在的深刻原因。作為一個政治家，李鴻章其實是無為也沒有辦法有所作為的。他最終使自己成了朝廷內外的出氣筒和國家衰亡的替罪羊。

李鴻章的一生，其實是一個悲劇。

有了這種認識，不妨就讀一下樑啟超的《李鴻章傳》。這本書，其實堪稱是梁任公的代表作。梁啟超治學的嚴謹，似乎從來很少有什麼爭議。在這本書中，作者開篇第一句話就是「天下唯庸人無咎無譽」。翻譯成今天的話說就是：當今天下，只有平庸的人不會引起爭議了。或者說，只有平庸的人才會既不被人罵、也不被人毀譽了。——這話，說得頗有見識。

作為清末民初諸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梁啟超對於很多問題有獨特的發言權。又由於梁啟超個人本身既是文人又是政治家的緣故，個人深知政治這汪水的深淺，所以，梁啟超的評點可能更為中肯。

在這本書里，梁啟超對作為一個臣子和政治家的李鴻章是同情的，同時也是敬重和惋惜的。

梁啟超說，「西哲有恆言曰：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若李鴻章者，吾不能謂其非英雄也。」「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焉。法越中日兩役間，此論極盛矣。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梁啟超認為，李鴻章的一生，其實是個悲劇。「有才氣而無學識，有閱歷而無血性」。故而，「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了清末外交家郭嵩燾的遭遇。郭嵩燾作為清帝國的外交官到歐洲去，親身體驗了歐洲的政治文明和物質文明。他曾經專門著述，談及自己在歐洲的經歷。但是，他的言行引起了朝廷之上的恐慌，以至於回國後沒有準許進京述職就回了故鄉。晚年的郭嵩燾死在寂寞和失望之中，他死後三年，中日甲午戰爭就爆發了。

郭嵩燾的遭遇和李鴻章的悲愴，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清末一部分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大腳註呢？

馮　磊文章摘自香港《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