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談《舊制度與大革命》之二

作者： 朱學勤

（向春/圖）

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毀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但革命不僅沒有打斷這一過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毀的方式最終完成了這一歷史過程。

一個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絕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對稱，一旦「參與爆炸」，報復性反彈，就又會造成大革命3.0的狀態。

什麼是自由派貴族

前面說過，托克維爾出身於自由派貴族，他們最可貴的不是貴族身份，而是不因自己家世被毀痛詆革命，一股腦兒「告別革命」。托克維爾幼年影響來自他的母系，尤其是他母親的祖父——馬勒·施爾博，曾出資贊助啟蒙運動、百科全書出版事業。法國走向大革命3.0恐怖，議會審判路易十六，群言洶洶，只有這位自由派老貴族挺身而出，為落難國王擔任辯護律師，他本人也因此被送上斷頭台。老貴族慷慨留言：「我在國王面前為人民辯護，我在人民面前為國王辯護！」

托克維爾曾回憶幼時家庭氛圍，合家吟唱緬懷國王從容赴死的歌曲，黯然落淚。他父母也曾雙雙下獄，被判死刑。幸虧發生「熱月政變」，熱月黨人「落實政策」，社會還俗，父母出獄，斷頭台下撿回性命。托氏家族還有一個遠親夏多布里昂，是法國文學史上以傷感著名的浪漫主義代表人物，也是自由派貴族。成年以後，托克維爾繼承了先輩內在的精神風骨，但公開拒絕繼承貴族的世襲名銜，以自由主義視角總結法國革命成敗教訓，超越家族得失，視野開闊，獨成一家，其成就超過同時代研究法國大革命、發明「階級鬥爭歷史觀」並被馬克思引用的另一位史學家——基佐。

革命後，另有一位自由派則貢獻了另一警世名言，一頭一尾，交相輝映，照亮當中那段革命1.0到3.0的幽暗隧道：1815年歐洲第七次反法同盟最終戰勝拿破崙，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在維也納召集歐洲和會，王黨歸來，彈冠相慶，舞會通宵達旦，數月不散。一位自由派貴族衝進舞廳，怒喝王黨狂歡——「你們什麼都沒有忘記，你們什麼都沒有學會！」

遍讀大革命史，我找不到能有比這兩句名言更凸顯自由派貴族內在風骨的史跡。這是真正的「穿越」，穿越二百年時空，直落當下時代。想想我們經歷的「熱月事變」，想想我們的幼稚狂歡，我們有沒有這樣的知識分子，能超越一己、一族乃至一個階級在上一時代的得失，具有如此清醒如此穿透的歷史意識？

托克維爾本人做過多年國會議員，當過卡芬雅克政府的外交部長，在政界有親身閱歷。這樣的經歷沒有局限住他的思想，反而磨礪他的歷史觀察力。《舊制度與大革命》最為精彩的章節第三編第一章，談文人為何在法國擔當社會動員，乃至直接出任議會領袖，「文學化」的領袖集團給革命造成何種後果，即因為他在政界內部曾有親力親為之閱歷，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當然，大革命的文學化政治性格首先應歸咎於路易十四時代的長期專制，禁絕知識分子的知情與參與，一旦崩盤，「參與爆炸」，這才造成不懂政治卻又具備文學煽情力的文人衝上第一線，充當「廣場政治第一提琴手」。

李慎之臨終前曾有類似觀察，曾對我說：「在中國能看得懂這種政治，能負責任地發言，非得在如此政府里當過部級幹部以上。」這話也是話糙理不糙。李慎之反民主，有精英傾向？不是的。這是因為政治生活還處於制度化程度低、信息不對稱、社會大眾包括文人知情權很不夠的初級狀態，要從根本上消解托克維爾所說的那一消極後果，首先是要根本改變這一狀態。

而在此之前，它的具體運作在外面看不清楚，至多只能模糊感覺它的「潛規則」，你要身歷其境，在裡面摸爬滾打過，才知道它的強勢在哪裡，短板在哪裡，才能夠切中肯綮，說到要害。

反過來說，具有這等經歷的人，有幾個能像托克維爾那樣正面使用這些從政經歷，公開地說，大膽地說，負責任地說？

這也是托克維爾曾看到，當下很多人最擔心的地方：一個民族的大多人若被隔絕在政治之外，信息不對稱，一旦「參與爆炸」，報復性反彈，就又會造成大革命3.0的狀態。托克維爾當年為何發憤著述？初衷就在這裡。

五十年外翻新篇——托克維爾其書

托克維爾是當過部長的人，卻是一個腦袋指揮屁股的部長，是一個真正懂得這種政治，卻又讓全民族分享他政治經驗的部長。李慎之也擔任過部級官員，他戲稱自己是「學官」——胡喬木曾提議他任某部級機關首腦，他堅辭不就，胡才改任他為社科院副院長，一個學術機關的「部長」，他自稱「學官」還能當，也願意當。但他並未因部長俸祿而局限，頗有托克維爾曾祖輩那個自由派老貴族的風範。

托克維爾與李慎之這樣的「部長」，不是屁股指揮腦袋，而是反過來，一旦提筆寫歷史，就可能超越我們這些以歷史學為職業的人，成為教授的教授，歷史學家的歷史學家。他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是對自己生身之民族敢負責任、能擔大任的人。

中國有史家斷言，五十年的歷史不能寫，不可寫。這一說自有其無奈，有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而托克維爾恰恰認為，五十年內外的歷史最值得寫，也最應該寫：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離大革命已經相當遠，使我們只是輕微地感受那種令革命參與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了我們這一代基本褪完，同時又相當近，使我們能夠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

後代人寫歷史，史料佔有比我們強，冷靜客觀也比我們強，但有一條致命短肋：離這個時代過遠，已感覺不到這個時代的精神氛圍，沒有現場感。只根據書面史料寫出來的東西，哪怕再豐富，「紙上得來終覺淺」，首先就是「隔」，會發生另一種主觀，另一種扭曲。

其實中國的史學傳統並不排斥當代人寫當代史，甚至，中國史學的偉大傳統就是從司馬遷寫當代史開始。為此，司馬遷個人身受「腐刑」，付出慘烈代價。千年之後，我們才可能讀到《史記》——「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

司馬遷和托克維爾的著述成功，都證明歷史寫作的最佳時間，可能就是在距離那一時代五十年左右的間隔？近了不行，激情與利害得失尚未過濾；遠了也不行，沒有「在場感」，即使寫成一部《哈姆雷特》，也可能是「有哈姆雷特，卻沒有丹麥王子」。

放到當下，離我們50年最重大的歷史事件是什麼？「文革」。為什麼會發生「文革」？制度性原因是什麼？又怎麼逼出一個180度的掉頭大轉彎——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歷史單元，它們之間有沒有聯繫？

歷史以否定的形式焊接在一起——「托克維爾線」

這就說到托克維爾此書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歷史是以否定的方式，將前後兩個貌似相反的時代焊接在一起。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毀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維爾看來，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經開始，革命不僅沒有打斷這一過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毀的方式最終完成了這一歷史過程。托克維爾在這本書的序言里特別交代：

我不僅看到了大革命最早的努力這一秘密，也看到了它對最終結果的期望。——幾年過後，在1789年消失的、舊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慣例又出現了，就像一條河變成暗河沒多遠，水流就又出現，然後用老水沖刷新鞋一樣。

這是一條奇怪的歷史曲線，在其他國家其他時代曾多次發生，我們或可稱之為「托克維爾線」？回首中國人自己經歷的「文革」、改革，可以檢驗「托克維爾線」是否存在。

托克維爾的思想貢獻當然也不限於這一「曲線」。他也有可以商量可以討論的盲點，但他確實佔有近代思想史上很多個第一：

第一次揭示如巴黎那樣將一國首都建成三中心重疊之超大模式，是自掘墳墓；第一次揭示專制制度要麼造成公眾冷漠，要麼造成文學化廣場政治；他第一次警示改革與革命的不解之緣，改革一旦啟動，萬不能中途停頓；

甚至第一次正面論述共和與民主的緊張，民主與自由的衝突，以至史家評述他雖然是近代人物，卻具有現代思想性格。

所有這些，對我們走好前面的歷史行程不無裨益。時間所限，最後只能說一說托克維爾與中國的緣分。

法國大革命在中國引起關注，康樑上書即已形成熱點。從晚清到民國，每一次社會危機出現，有識、有憂之士即會想起大革命3.0，激進者為之辯護，自稱為「革命派」，保守者為之警示，被稱為「保皇派」，兩種對立的歷史敘述都是很早進入中國，如盧梭學說進入中國是在一個世紀之前，而嚴復1903年立刻做出反應，對之抨擊，也有百年之久。直至2011年網路上的韓寒三篇博文引起軒然大波，也能看到大革命史的不同論述。

如此極端的大革命引進史、複述史，從一個側面反映百年中國，始終處於兩極擺盪，找不到一個長治久安的中點。無論是歷史爭議還是現實辯論，兩造之間，獨獨缺少托克維爾這一節：維護小革命1.0，批判大革命3.0，既不能簡單歸之於「革命派」，也不能簡單歸之於「保皇派」。

「文革」中，也曾以法國革命前後的極端事件比附當時的群眾運動，如稱「第一張馬克思主義大字報」為「新北京公社宣言」，稱上海「一月革命」為「巴黎公社」。流風所及，以致1966年群眾運動分裂，也出現「保皇派」這一大革命史特有的法國貶稱。但那些對大革命史的理解，僅限於五四時期的片面頌揚。

其實，在革命與保皇兩極之間，還有托克維爾這樣的獨立思想。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是潤之昔日豪情，撫今思昔，後一句似應改為：「想改革、憂革命，還看今朝」？無論如何，2012年一開始大家能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就算是「盛世危言」，也比此前只讀各種麻醉品好。這本身就是好消息，令人驚覺，也令人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