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人物)—搜狗百科

07-17

　　綜述

　　二者所異，根本為關注點、出發點不同。董仲舒致畢生之力，在於明晰天人關係，洞達天命所歸。故其構建天人感應、天道相應學說。由之推演三綱五常、天不變，道亦不變，通明三統等重要思想。以今日學科論，其所涉足，多為哲學層面。何休耗一世之功，在於古為今用，故推衍春秋，有「張三世」、「三科九旨」之說。以今日學科論，其所關注，偏重於政治、社會學。下詳分析：

　　董仲舒：天人感應說

　　董仲舒所謂天人之道，重在天與人之對應關係，認為人有作為，則天有感應。《易》所謂「天垂象、見吉凶」。斯之謂也。故其舉例曰：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飭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飾，窮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靈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為邱，以酒為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群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蒲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製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眾暴寡，富使貧，併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霣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畫晦，彗星見於東方，孛於大辰，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

　　董仲舒以為，災異之興，乃天怒，天怒必有人怨，天子有失德之處，朝政有不明之象。故其天人之「人」，首重天子。天子上承天命，下掌民情。其治天下之法統原出於天。故「天不變，道亦不變」，亦即指明天命不變，則天子之統緒不可變。然《書》云：「天命無親，惟德是輔。」若天子無道，天以災異示警，倘其怙惡不悛、我行我素，天命改弦，人世更張。故可明其所謂「道」，非指天子之統，而指天命之統。天子之統建諸天命有歸，此道萬古恆常，雖三代更替，無非「革命」而已，決非道變。所謂神道設教，蓋指此類。故其云：

　　「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大一統說：

　　其大一統之說，亦本於天道觀。漢初重視黃老，崇尚無為，以老子《道德經》為思想本源。《道德經》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認為一元之始，萬象之新。《春秋繁露》言：「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系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其思想本源，於此恐有借鑒之處。又言：「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謂王者施政，以自身論，當正心為先，漸次以正萬民，如此方可政通人和。以天道論，天以一為嚆矢，萬物由此而生，故君王當秉承天意，符合天理，自始而起。始正則本正，本正則不離天道。天道不移，天子不廢，天子不廢，漢廷永存。而其借春秋言君王應行之大道曰：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君王若能及此，為法天行道，天數在斯。由是上追三世，遠溯萬古。返璞歸真，重回直道。道家者言：天地初判之時，惟道獨存。渾然如一，未加剖判。故上古郅治，以一統為合乎天數之理。故其有：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借道興孔，乃學說有異，門派不同。不妨其匯流百川，以為己用。其思想體系之中堅，在於「天」之構建。而天人感應、大一統等順理成章、演繹而出。隨時政不同，各取所需。然其學說所重，在於哲學，可瞭然無疑義也。

　　何休：三科九旨

　　三科九旨，為何休詮釋《公羊傳》之根本法則。徐彥疏：「何氏之意，以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個科段之內，有此九種之意。故何氏作《文謚例》雲「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雲「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其三科者，所關注點各有不同。一科三旨，在於正時歷，據正朔。以今文家言，孔子身居魯國，見亂臣賊子而作春秋。魯國，西周姬姓之後，受封公爵，承周之朔。故孔子據魯、新周。宋為微子封國，乃殷之後。湯武革命，殷商已為故跡，故有「故宋」之說。而何休之世，圖讖大行，緯書倍出。今文經學家據之而言，引《春秋緯·演孔圖》，放言孔子之母，受孕黑龍，孔子其人，黑帝之後。時運不濟，不得為王，隱居著書，微言大義。其言辭足以為後世法，其德行足以為百代師。故漢儒視之，猶如天子。比之以文王，號之以「素封」。孔子「素王」之說，興起於此。何休秉承舊例，發揚學說，故一科第三旨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狂妄之說，卻見一科正朔之意。二科三旨，在於明倫理，知大義。其言本出《公羊傳》之《隱公元年》，董仲舒已有發明，云：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庄、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

　　董仲舒之說，尚止於斷代考實，微言大義，所言失之簡略，難見三者究系何別。及至何休注之，旁徵博引，細稽詳核，更易知之。其云：

　　「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庄、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將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巳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劓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古儒謂春秋大義，在於一字褒貶，故無法則，難以明晰。何休言及人倫、禮法、書法、制度，博觀約取，厚積勃發。詳分三者之別，流布後世，為公羊家不易之例。

　　三科九旨，在於夷夏防、名分具。原文見於《成公十五年》，何休注曰：

　　「內其國者，假魯以為京師也。諸夏，外士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醇，而適見於可殊之時，故獨殊吳。」今文學家既以孔子為素王，則王者之制，必不可少。孔子生而居魯，魯乃孔子之根本。外土皆為諸侯封地，除宋為殷後，其爵為公，余者皆難同日而語。楚地僻遠，殊離中土，楚子僭越，自立為王。吳地險阻，異域殊方，亦不為中原大國所認同。故何休之言，以孔子為受命於天，謂天下君王皆需師法孔子，立道率教。言行尋孔子之道者，則為諸夏所納，索隱行怪者，則為中原不齒。如此作為則名正，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

　　總此三科九旨，即為何休中心思想，其實孔子為萬世之表率，不獨道德，亦且政治。董仲舒所言，重思辨、重體系，重推演，何休所倡，重道德、重名教、重現實。董之於漢武帝，為尋求一統，破除異己之理論根據。何休之於《公羊》，為因文立意，借題發揮之現實關懷。故董仲舒所言陰陽五行、三統並存，諸般學說，學理重於施政。何休所言大一統、三科九旨，知今多於論古。以今人看來，前者頗似哲學學者，後者更類政治學家。推本溯源，在於二者旨趣大異，立身不同故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