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進藤榮一 吳占軍：東亞共同體與琉球

學人簡介

作者系日本筑波大學大學院名譽教授，日本國際亞洲共同體學會會長，譯者系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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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在信息革命的推動下,以亞洲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 從而促使世界經濟結構在21世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與此相伴的是國際關係的變化。 國際政治經濟中心發生從西向東的轉移,標誌著"近代歷史的終結"和"亞洲世紀"的到來。

第二次工業革命後,催生了"美國式的和平", 琉球-沖繩的歷史地位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意義,戰後日本和平憲法、象徵天皇制、舊金山對日媾和、沖繩軍事基地、 日美安保條約等一系列歷史事件都隨著當時世界局勢的變化而做出調整,這種調整的影響極為深遠,直至今天。

由於在前一歷史時代的國際關係背景下形成的琉球-沖繩的東亞軍事要塞也將隨著時代的變化特別是東亞共同體建設的推進而發生變化。

在過去的20多年東亞區域一體化取得了很大進展亞洲貿易生產共同體東亞FTA網、開發建設共同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 亞洲文化社會共同體等多個領域的共同體都取得了顯著的發展。但是近年來也出現了重大的阻礙因素 我們應該採取更多的應對戰略跨越亞洲合作的"嚴冬"、迎來共同發展的"春天

1「近代的終結」與國際關係的新變化

19 世紀工業革命即「第一次工業革命」催生了大英帝國世紀和「不列顛治下的和平」。

20 世紀的工業革命即「第二次工業革命」後被稱為強權美國世紀，催生了「美國式的和平」。如今，21 世紀迎來了信息革命，這「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浪潮將終結美國世紀，催生「亞洲世紀」及「亞洲式的和平」。

中國和印度已經實現了崛起，但作為單一國家它們尚未獲得席捲全球的力量中國、印度和日本、韓國及東盟各國相互聯動互補，增強了亞洲的「區域實力」並推進亞洲地區成為新的世界中心。在迎接新世紀到來的過程中，國際關係的中樞也持續處於變化之中。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4 年的統計， 金磚四國的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 加上土耳其、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亞，7 國的 GDP 達 37.8 萬億美元， 超過了美國、日本、歐盟等 7 個發達國家的 GDP 總和 （37.5 萬億美元）。

按照購買力平均價計算，中國的 GDP 在 2014 年已經超過美國，2019 年將達到日本的 5 倍。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度，美國為 15%，中國達到了 28%。這是一個南北逆轉和東西逆轉的運動，即大逆轉的時代。

不管我們是否願意， 世界的中心已經開始由北向南、由西向東轉移了。自 16 世紀開始人類社會進入了近代時期， 目前世界結構的變化或可以稱之為「近代的終結」吧。

「終結的近代」還可以再向前推並賦予更深刻的涵義： 宣告了自 15 世紀末哥倫布發現美洲（1492年）以來，西歐列強持續支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近代」發展時期的結束。

這一終結與美國世紀的結束相重合， 即 21 世紀「美利堅治下的和平」——美國支配力的終結。 美國傳統的保守自由主義派雜誌《外交》於 2015 年的 12 月號，刊發了「後美國時代的中東」的特集，分析了混沌的中東局勢。

被持續支配了 5 個世紀的中東和非洲 不僅要從歐洲特別是要從美國的霸權中脫離開來，這正是今天中東局勢變得混亂、混沌的根源。

近代的終結與強權美國的終結相重合， 可以說迎來了「美國式和平」時代的結束「地殼移動」的衝擊波不僅引發了中東地區的混亂，還促進東亞地區的崛起。

混沌的中東、非洲和興旺的亞洲，與美國世紀形成了互為表裡的關係，這與 16 世紀以來由歐美主宰世界的「近代的終結」相重合。為什麼今天在被大英帝國統治的蘇格蘭和被西班牙吞併的加泰羅尼亞重新加強了獨立運動呢？

只有站在時代的大背景下才能解開這些謎團。同樣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今天的琉球 - 沖繩，以「自決權」這一近代國際法理論為依據，出現了追求自立或獨立於日本的機會。沖繩考問自身同一性的原因也是如此。

歸根結底，這些都在於美國的霸權不僅僅是在中東地區而且在亞太地區均出現了動搖，而這正是「亞洲世紀」到來的一種體現。

在這種情況下，就要謀求改變支撐美國在東亞地區霸權作用的沖繩基地的性質現在的沖繩軍事基地，不僅無法保障日本本土及沖繩的和平安全，反而構成了一種持續的威脅。

確實，世界的中心已經開始由西向東，即由美國和歐洲中心的大西洋向亞洲太平洋地區持續轉移。

例如今天世界的產品總量的三分之二都由亞洲生產，商品貿易總額的七成都是通過亞洲各國完成。市場也一樣，亞洲各國日益興隆，形成了中產階級，持有旺盛消費能力的人口也持續增長。

因此中國等亞洲各國，開始由過去的憑藉大量廉價勞動力構成的「世界工廠」向具有厚實得到中產階層的「世界市場」轉變，進而向「世界銀行」邁進。過去歐洲諸國和美洲是世界生產、貿易及市場的中心，現在中心已經開始向亞洲持續轉移。這種轉移從世界物流動向的變化便一目了然。

今天承擔物流任務的核心是巨大型集裝箱船，而由這些集裝箱船裝載、搬運貨物量的三分之二，都是以亞洲港口為中心進行運送、卸載，並送達消費地區而且，亞洲港口卸載貨物量的一半世界總量的 40% 都在亞洲地區內部進行交易

亞洲內部的交易，再加上亞洲與北美地區、歐盟間的交易，以亞洲港口為中轉的總貿易量，佔世界總物流量的四分之三，高達 70% 以上。

物流的中心已經從歐美世界轉向了亞洲世界。對這種轉向，世界集裝箱貨物交易港口排名有著直觀的體現。

2012 年數據顯示，上海港居首位，前 12 位中有10 個， 算上迪拜有 11 個廣域亞洲的港口，歐洲僅有鹿特丹一個排名第十。已然不是歐洲的時代，也不再是美國的時代。往前推 35 年前的 1980 年的港口排名 前 12 位中亞洲僅有四個入圍，真是今非昔比。

2012 年排名中神戶居世界第 49 位，排名日本第 3 的橫濱居世界第 98 位，排名日本第 1的東京也僅居世界第 24 位。這說明隨著亞洲的興起，日本卻顯示出衰退的態勢。

當今，既不是冷戰時期的美蘇兩極體制，也不是美歐日三級體制，也不是冷戰結束後的 7 國或 8 國集團體制

也並非是美國單極支配或美中兩大國關係的時代，而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持續崛起的時代 如「金磚四國」、「展望五國」、「G20」等。但是時代最根本的變化在於世界中心由西向東的轉換，所有的變化也正是基於這一現實。

2為什麼琉球 - 沖繩會成為軍事要塞

以歐洲作為中心看世界地圖，則亞洲屬於東方，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則更是處於東亞的東部。19 世紀是英國世紀，沖繩作為遠東的一個小島 是毫無爭議的邊境地區。這也是東亞當時世界秩序下沖繩的實際處境。

同樣，20 世紀的世界地圖也差不多。20 世紀中葉開始到冷戰結束，世界中心由倫敦、巴黎向華盛頓、紐約轉換，強權美國世紀開始登場。

從美國的角度看，亞洲依然屬於邊境地區，蘇聯和中國等共產主義國家更是成為敵對的最前線地域。而這前線的最前端據點就是沖繩。由此，產生了將沖繩作為「軍事要塞」的想法。

將其作為軍事防禦的據點，以此保護西方自由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體制。這是美國政治家及戰略家們基本的沖繩認識，也是琉球 - 沖繩在 20 世紀美國式和平中所處的地位。

1.天皇聲明的衝擊

美國對沖繩認識的開始當屬日本戰敗兩年後由「象徵天皇」向盟軍總司令部遞交的「天皇聲明」。該聲明在早前發行的《天皇實錄》中有所記載。

1947 年 9 月 19 日，天皇的近臣寺崎英成訪問美國國務院駐日代表威廉·席巴德，為了防止共產主義蘇聯的對日攻擊，以及防止中國共產黨對日本的滲透威脅， 提出了由美國對沖繩長期佔領和基地化的請求，其概要如下：「如天皇所述，希望美國軍事佔領以沖繩為首的琉球諸島。

這種佔領，即符合美國的利益也有益於保護受到來自共產主義威脅的日本（中略）天皇還認為，由美國對沖繩進行軍事佔領，日本僅保留主權的形式，即以近似租借的方式時間可在 25 至 50 年甚至更長。

根據天皇的意思，這種佔領方式，必須讓日本國民接受美國並非有永久佔有琉球列島的意圖，同時防止其他國家特別是蘇聯和中國提出同樣的權利要求」。

席巴德給麥克阿瑟總司令和馬歇爾國務卿發送秘電， 並做如下解讀：「毫無疑問，此乃天皇及其側近出於私利而拋出的東西」。

天皇和他的近臣，為了避免當時遠東軍事裁判將天皇作為戰犯進行處罰，保全天皇地位的安泰，作為交易的條件向美國做出了可以對沖繩長期佔領、做永久基地的承諾。

席巴德與美國方面早已看穿了這個意圖，國務院和總統府將此聲明作為良機在對日政策上，做出了由對蘇共存體制轉向對蘇對決體制的調整。美國對日佔領政策，由佔領初期的日本非武裝政策轉變為日本武裝體制政策。

由最初的唯有日本民主化，才能確保日本和亞洲的和平與繁榮的和平共存之路向唯有將日本作為反共軍事據點，才能確保日本和亞洲通往和平與繁榮之路這種冷戰對決路線發生了 180 度大轉變。

正是在這一條件下謀求沖繩恆久基地化以及基地的要塞化，同時在具體政策上也背離了以象徵天皇製為特徵的日本民主化改革方向，轉為清洗共黨分子的反共的方向。

可是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及日本的戰後史研究者開始提出了如下的解釋：這個聲明，並非是日本喪失了對沖繩的主權的擁有，而是實現了確保主權的日本外交的勝利。

天皇參與國事的違憲行為不僅未被問責，反而讚許了其此舉的睿智。羅伯特D埃爾德里奇（Robert D.Eldridge）（原大阪大學副教授）是該類主張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將天皇聲明電文原文中保有的一處用詞「私益」在其博士論文中轉譯為國益但是電文的要旨， 無法否認提出了由美國對沖繩長期佔領和恆久基地化的要求而「私益」無論如何翻譯， 也不可能是「國家的利益」、「國民的利益」，說到底還是「個人利益」。

天皇聲明中，一方面將沖繩作為應對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威脅的前線，另一方面提議將之永久基地化，以拒絕蘇聯或中國參加的形式來完成日美間的協定即對美片面媾和與簽訂日美安保條約。

根據日美兩國間的安保條約，為了展開反蘇、反共戰略，將保障和強化沖繩的軍事基地。在實際的談判過程中，不需要國會承認，直接由日美兩國政府間進行行政協定，駐日美軍事基地內，保障美國享有不涉及日本主權的治外法權。

於是，以片面媾和「打包」的形式，經過美國政府的最終決定，開始推進對沖繩長期佔領化和軍事基地的固定化。關於沖繩問題和天皇聲明，近年來又有了新的觀點，即沖繩基地要塞化，與所謂的天皇聲明沒有關係。

1946 年 2 月，大約是天皇聲明提出的一年半以前，麥克阿瑟提案中，將沖繩問題作為和平憲法的第九條「放棄戰爭，不保持戰力」條款一併提出。沖繩基地要塞化，與象徵天皇制——即憲法第一條作為一個「套餐」，連同日本非武裝化視為所謂的三位一體論。

這一系列的決定，是在設置於華盛頓的遠東委員會行動之前，為了進行事前阻止，由「戰略家」麥克阿瑟提出的卓越提案。

其目的是，一方面阻止將昭和天皇作為戰爭罪犯被追究戰爭責任及進行裁判從而謀求日本國家形態上的「和平國家」

另一方面，將軍國主義的戰前型君主主義制轉變為和平形式的象徵天皇制，進而躲避遠東委員會對天皇戰爭責任的追究。這樣會獲得昭和天皇的配合，達成由麥克阿瑟自己握有主動權的佔領政策。

2. 沖繩問題與戰後日本憲法

一種新觀點認為，沖繩基地成為要塞同樣是在麥克阿瑟的主導下實現的，是與和平憲法及象徵天皇制一體的。

也就是說，戰後日本的和平與民主主義，是建立在沖繩基地要塞化的犧牲之上的。因此，「不能單看和平憲法『榮耀』的地方，其背後還有強加的沖繩問題應該認識到『以標榜徹底的和平主義口號保住了天皇的地位也保留了沖繩軍事基地

如此，揭露和平憲法的背後，由憲法制定學者的高度來告誡那些憲法擁護論者這一觀點的結論是，和平憲法的誕生和維持，是以沖繩基地要塞化作為必要條件的，若沒有沖繩基地要塞化和平憲法也無法成立。

因此，如果要求裁撤沖繩基地 憲法 9 條改定也必須納入視野，這一主張在今天仍然貫穿於「新 9 條改正」論之中。但是，上述憲法制定的歷史解釋和理論是對現實和歷史事實的歪曲解讀，並且容易陷入過度的歷史追究之中，進而陷入揭發史觀的陷阱。

憲法制定當時，針對沖繩的永久基地化和領土處理，佔領軍當局、美國國務院及總統尚未做出政策決定，這一事實被舍象了。事實是，美國將沖繩作為軍事基地而「佔領」，進而達成「恆久基地化」政策，是以事先看到了天皇聲明為契機這與 1948 年以後真正開始的美蘇冷戰是同步的。

在此之前，美國在憲法制定時（1946 年），曾將沖繩戰役以來的軍事基地雖然予以保留，但其規模不僅很小也沒有做長期固定化的打算。美國還從美蘇共生路線的框架內，考慮遠東軍事戰略，在這一戰略中麥克阿瑟也仍然將沖繩和日本放到安全保障的位置。

麥克阿瑟對日安全保障構想的這個線索，完整地記錄在 1947 年 5 月 6 日第四次天皇與麥克阿瑟會談記錄中，這是天皇聲明 4 個月前的事情。2002 年解密公開的機密筆記中有著記載：

天皇提出「日本的安全保障需要盎格魯撒克遜之代表的美國對此享有主導權」謀求日美同盟路線的轉變。與此相對，元帥拒絕了這一請求，而是反覆陳述了應由聯合國主導下的和平主義的日本安全保障構想。

因此，著手開始制定憲法的佔領初期，儘管美國政府內部反共的對蘇強硬派有此意願，但並未形成主流。

對蘇對決派和對蘇共生派在美國政府內部既有鬥爭又共處一室，外交路線主要基調錶現為由聯合國主導的美蘇共生共存路線。沖繩問題也被置於這一外交路線之下。

3. 沖繩基地的發展過程與未來

如前所述，來自東京的天皇聲明，推進了基於日美安保體制的日本武裝化，其核心就是美國佔有沖繩並將其建成軍事基地。國務院駐日本代表席巴德，對天皇聲明喜出望外，感到振奮。

席巴德的前任是改革派（「中國派」）的 小喬治·埃切森（George Atcheson Jr），埃切森支持推進日本民主化改革，主張將「象徵天皇制」、「放棄戰爭」條款作為新憲法的關鍵內容

積極支援對憲法制定握有發言權的 凱德斯（L Kades）等人 , 這些人屬於佔領軍 CS（民生局）。埃切森在天皇聲明發出一個月前的 8 月 19 日歸國途中飛機失事遇難。

有人指出是佔領軍內 G2（參謀部）策划了這次事件。在這種現實下，以天皇聲明為契機，啟動了沖繩軍事基地要塞化的政策決定。

接受來自東京的聲明後，政策企劃局（PPS） 局長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與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CatlettMarshall）及軍部開始協商。

日本國內分為對美從屬派和對美對立派，保守反動派和民主中間派，佔領軍內的軍部鷹派和民主改革派也是錯綜複雜，又與美蘇冷戰的展開有著關聯。席巴德把天皇聲明直接彙報給麥克阿瑟，並進言華盛頓。於是華盛頓開始動作，開啟了沖繩恆久基地化構想的傳動裝置。

1948 年 2 月 26 日，寺崎再此訪問席巴德， 進言將琉球自日本本土剝離，構建 「南朝鮮、日本、琉球、菲律賓，如果可能納入台灣地區，作為美國的防衛線」，打造軍事基地網路。

此被視為「第二個天皇聲明」。這與美國改革派推進的憲法體制截然相反，並且自此開始鋪設了日美安保體制的路線

其關鍵就是將沖繩恆久基地要塞寫入了腳本。此後，政策企劃室將之編入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地位得到了進一步提升，這也是 70 年後安倍內閣完全模仿美國新設「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原版。

1948 年 3 月，凱南和陸軍次官威廉（William HenryDraper Jr）訪日，同年 9 月 SWNNCC（國務院、陸軍、海軍三省政策調整委員會） 決定拋出了 SWNCC1483 文件，到 1949 年 2 月 28 日，經由統合參謀本部（JSC）決定，於 1949 年 5 月以NSC13/3 號文件最終承認。

文件中正式決定美國「長期保有北緯 29°以南的琉球列島，對沖繩的軍事基地進行擴大強化」，至此，沖繩基地要塞化正式開啟。

所謂沖繩軍事基地的要塞化和大規模固定化，是在美蘇冷戰真正開始的 1949 年下半年之後。1950 年財年預算， 以沖繩「軍民設施復興費」的名義列入預算 5800 萬美元，著手修建對沖繩基地的要塞工事。

這一階段（1950 年）沖繩基地駐守美軍士兵人數有 21249 人，占本土美國士兵人數 110306 人的 17%。日本獨立 3 年後的 1954 年，駐沖繩美軍士兵 24530 人，佔在日士兵 185705 人的 12.5%。

日本本土，包括橫須賀、砂川、橫田、岩國、三澤、千歲等地，建造了堅固的美軍基地。沖繩基地美軍士兵數的進一步增加，是在越南戰爭激化的 1964 年以後（1964 年初，與在日士兵人數 38923 人相比，在沖繩士兵數反超至 45760人）。

春秋筆法可以做出如下敘述： 「和平憲法 9 條和象徵天皇制之所以可以實現其前提是在日本本土內大範圍設置數量眾多的基地」，「若沒有本土基地，別說九條，一條也不復存在」吧。總之， 與制定憲法時美國改革派最初推進的憲法體制截然相反的日美安保體制路線，是以天皇聲明為起點的。

其核心是將沖繩恆久基地要塞化寫入了方案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延續至今的美國的沖繩定位，是存在於天皇聲明的影子和共產主義威脅論的延長線上的這是美國強權治下的和平框架下沖繩實態的原型。

因此，沖繩事實上的永久佔領和基地要塞化，並非是日本憲法體制的方案，而是日美安保體制的方案，是不健全的和平主義民主主義的憲法機能的結果，同時也是安保體制上存在矛盾的節點。

這種矛盾，如今逐漸達到了臨界點。在美帝國統治下成為軍事塞化的琉球 - 沖繩形象，抑或可以看成是明治維新以來謀求「脫亞入歐」的結果。

不論是大英帝國還是強權美國，「日本大陸」都要與「亞洲之惡友」決裂，採用與歐美各國一樣的「富國強兵」政策，侵略亞洲、擴大領土，加入到歐美世界，這就是「脫亞入歐論」。

雖說屬於亞洲，但並沒有生存於亞洲的一種實態。以沖繩為首， 將之作為「劣等亞洲」的墊腳石去擴大領土，展現的是一種殖民地主義的實態。

這種世界實態的開始，是自 1872 年至 1879年， 進行了兩次琉球處分，即侵略、吞併琉球王國的歷史。這種世界實態的延續就是甲午戰爭， 1895 年戰爭期間將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併入鹿兒島縣。

戰爭結束後，通過締結馬關條約，連同台灣及其周邊島嶼一併吞食。繼而在日俄戰爭過程中，將獨島（韓國稱竹島）併入島根縣，戰後剝奪朝鮮王朝的外交權，繼而在 1910 年吞併韓國。

1945 年 8 月，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領土被限定為四個島嶼和「由聯合國決定所限定的諸小島」，從此開始了新國家建設的歷史 其關鍵的節點就是新憲法的制定。其要點就是以三個 D作為基軸，即民主主義化、去軍事化和去殖民地化，以民主政治、和平外交及不對外擴張作為三大原則。

1969 年，歸還後的沖繩應根據憲法作為地方自治體尊重沖繩的民意；根據憲法 9 條，應縮減美軍基地；根據憲法前言， 意味著要緩和包括琉球列島在內的東中國海緊張和不改變領土。這是日本國憲法本來賦予沖繩的定位。

然而，沖繩問題的惡化，是因為作為和平民主憲法的機能不健全，並且這一缺點逐漸顯現出來的結果，這也是軍事安保的矛盾節點。隨著「亞洲世紀」的到來這些矛盾的持續達到了無法承受的臨界點。這個矛盾，也使沖繩基地問題尖銳化。

在「美國世紀」終結的時候，重新謀求沖繩的自我認同，就如同蘇格蘭島、加泰羅尼亞在「近代的終結」中不斷謀求自我認同是一樣的。這樣的沖繩，不僅要從安保體制中脫離，還要從憲法體制中脫離， 即實現自決權的現實化——謀求沖繩的獨立。

目前沖繩的現狀，可以說連憲法體制都是對事實的歪曲，是對沖繩人和平生存權的持續侵奪。於是在衰退的「強權美國治下的和平」與崛起的「亞洲式和平」的 21 世紀，才可能開始謀求沖繩的自決權。

3東亞共同體的建立

1.「亞洲世紀」與琉球 - 沖繩地位的改變

如果世界中心由西向東持續移動，會如何呢？世界的中心，不是歐洲也不是美國，若是亞洲，會怎樣呢？隨著亞洲經濟一體化現實推進，區域合作持續發展

共產主義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中國也進行了重大的改革，成為世界的市場經濟大國。2012 年，日本對中國（包括香港）貿易依存度，高達 23.5%。日本對亞洲貿易依存度超過5 成，開始向 6 成發展。

與此對比，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 約 13% 左右。美國經濟「復甦」該比率大概接近 18%，這僅占對亞洲貿易的 1/3。

日本和中國、韓國、東盟各國之間的貿易及人員來往、物流的興盛，相互依存持續加強。中國人的「爆買」和來自亞洲的遊客，對於日本的不景氣，特別是地方經濟的救濟作用持續發揮著影響。

如果世界的市場或交易、生產、金融中心持續向東亞轉移，沖繩的地位會怎樣呢？如果亞洲成為世界的中心，並且將這個中心置於沖繩又將如何？

毋庸諱言，琉球 - 沖繩，不得不被置於將誕生的亞洲地域共同體的中心位置歷史和地理的終結，描繪了新世界的地圖，琉球 - 沖繩正處於新地圖的中心。

在琉球 - 沖繩的北面，是日本列島、朝鮮半島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琉球列島的東面，橫跨關島、菲律賓和夏威夷，向廣大的太平洋延展，直接達美國西海岸

南面，從台灣向東南亞、大洋洲延展；西面由中國向中亞、印度、西亞、歐亞大陸拓展。

無疑沖繩在 21 世紀的世界版圖中，特別是作為崛起亞洲潛在的「貿易中樞」「和平要地」，其作用將不斷地顯現出來。

從這個意義上，琉球王國建制的恢復或琉球共和國獨立論等說法，並非空穴來風，而是「近代的終結」或者是結束「美國世紀」的結果，是日美安保條約走向臨界點的結果。

上述結局為琉球獨立的主張賦予了現實的意義。儘管如此，如今為何要建立東亞共同體呢？為何要提出東亞共同體構想，並必須推進這一構想？在這一個構想中，怎樣解決沖繩的定位問題？

2. 區域一體化的進展應該構築東亞共同體的議論，已經結束了。

最近十幾年，從所謂的 1.5 軌道外交、半官半民外交等現場很清楚地觀察到了東亞共同體的發展動向。20 世紀初期， 我們就開始議論東亞共同體是否應該建立，是否有必要建立。時至今日，必要性和可能性這樣的詞語，幾乎已經不用來描述東亞共同體構想。

如今討論的焦點已經變成這種制度化可以達到什麼地步，妨礙共同體構築進展的是什麼？怎樣才能加以解決？等等。雖然有人說東亞共同體已經「死了」，但事實上與東亞共同體形成有關的動向實際上仍然在持續推進， 「還在發出強壯的吶喊」。

人們在面對共同的風險或者威脅、利益，並且掌握著共同的文化時，就開始產生建立共同體的願望和追求。21 世紀的信息革命， 帶動了新興亞洲的成長和崛起，但由此也滋生了對美國式和平的威脅和風險。首先，是金融賭場資本主義帶來的超越國境的金融全球主義的風險。

1997 年 7 月 2 日，美國的對沖基金以香港回歸日為目標，以從泰銖開始拋售亞洲貨幣，賺取了巨額財富，引發了亞洲貨幣危機。 特別是泰國、印度尼西亞、韓國，由於美元在全球的橫行而招致巨大的苦難。

遭受這次金融危機的東盟諸國， 邀請中日韓三國，召開東盟 +3 的 13 國首腦會議。2000 年 5 月在泰國的清邁共同簽署了《清邁協議》，達成亞洲貨幣互換的一個舉措，這也是朝著區域一體化推進的金融共同體的起步。

其次，美國倡導的金融一體化的風險，與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強獨霸主義風險和威脅相重合 1997 年 5 月美軍「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和 2003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就是這一風險的體現。

再次，信息技術革命，可以建立使人、物、貨幣等瞬間移動的一體化世界，同時在這個世界中，也會陷入跨越國境的傳染病、由污染引發的糧食危機、海盜頻發等災難中。小國聯合的東盟 10 國和東北亞大國的中日韓 3 國，為了應對這一系列的威脅和風險，積極謀求構建傳染病預防、緊急大米支援系統和共同防禦海盜對策。

我們將迎來東亞區域一體化即東亞共同體形成的春天。與歐洲一體化不同的是東亞一體化是 1955 年萬隆會議以來由小國主導的一體化進程。由小國組成的聯盟——東盟佔據駕駛員的席位，推動東亞一體化的進展。

而且，東亞共同體形成的動向與歐盟的形成歷史有所不同，並非是法律制度框架下的形成過程。而是通過貿易或者生產、開發、文化等各個領域中的機能主義聯繫下展開的，可以說是一種既成事實上的形成過程。其擴展促進了各個領域的地區合作和機能主義的地區一體化。

3. 推進多個領域中的共同體亞洲貿易生產共同體

當今「一台車在一國國內生產」的時代已告結束，而是進入了由各國生產零部件進而組裝完成的時代，進入了被稱為模塊化的零部件生產分工的新型生產工藝時代。從電腦到汽車，都像搭積木一樣，組合各部分零件 最終完成製品的「生產大工程時代」。

跨越國境的附加價值鏈，這種供應鏈實際上是謀求構築國際零件生產工藝。生產大工藝，不僅僅是零部件，也包括金錢、人才、物品和科學技術，儘可能的降低跨國境移動壁壘。

這就要求各國和企業 推進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為此建立 FTA（自由貿易協定），並將其擴展。不斷深化相互依存和相互連鎖的關係，進而構築地區和平和安全保障機制。

東亞 FTA 網的形成2001 年以來，以東盟為中心，輻射到中日韓澳新印的東盟 +6, 形成了東亞 FTA 網路，視為東亞貿易共同體的形成 是繼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後，朝著亞洲區域一體化方向的又一個動向。

這也是亞洲生產共同體的形成和聯動，形成了亞洲廣域的供應鏈。這也促進了區域安全保障共同體的形成。

在東亞地區，擁有 30 億人以上的廉價勤勉的勞動力，以此為基礎藉助信息革命深化的契機，亞洲向「世界工廠」躍進。人才、金錢、物品、技術的跨國境相互交流和相互補充，緊密了供應鏈網路，實現了地區經濟的加速發展。

正是在資本移動和技術轉移的作用下，使得像中國、東盟各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縮小了與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如今，東亞地區正形成著龐大的中產階級。推算這部分人口在 2015 年已經達到了 20 億。

東亞地區已成為擁有巨大消費人口的「世界市場」。以往過剩的人口，多屬於貧困和低開發人群，即所說的人口負債。

以信息革命深化為契機，上述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條件，即人口紅利。這種人口紅利促進了東亞貿易共同體和生產共同體的形成。開發建設共同體從東京到曼谷距離 4500 公里，與紐約到洛杉磯的距離相同。

在這廣域的空間里的亞洲各國相互補充、相互聯繫、相互依存，推動相互之間的聯繫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擴展。各國一起應對共通的風險，並在謀求共同利益最大化上協同作業。

在這種協同作業中，已經播下了開發共同體和建設共同體的種子。在東亞地區分布著基礎設施滯後的廣大海域和地域空間，包括了從大湄公河流域共同開發計劃（GMDP）到亞洲一攬子綜合開發（ACDP）的計劃。

由金融共同體、經過貿易共同體、到建設共同體，東亞共同體的形成逐漸展開在這個延長線上，印度和澳大利亞又加入進來，由東盟 +6 到東亞地區一攬子經濟合作（RCEP），於 2012 年達成了實現合作的原則意向。可以說迎來了東亞共同體的「夏天」。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倫敦大學森島通夫教授曾指出，挽救日本沒落的唯一道路就是構築東亞共同體，並認為其核心在於建設共同體。森島教授地域共同體政策構想的核心是，在中國西部廣闊的低開發地區，引進日本的資本和技術投資構建雙方良好的合作關係。

森島教授還主張，將沖繩的那霸作為誕生伊始的東亞共同體的首都。如同歐共體的首都，設在近代以來因大國間戰爭而蒙受犧牲的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歐洲會議設在以往大國間軍事踏腳石的德法邊境阿爾薩斯地區的斯特拉斯堡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選擇由中國主導建立的 AIIB，可視為今天東亞建設共同體實踐的擴展與深化。

建立 AIIB 的指導思想， 以亞洲區域一體化為基本戰略，旨在強化東亞共同體與琉球 - 沖繩的未來「連通性」的基礎性。截止目前，亞洲地區由於被大海、河流、沙漠和大山等事實上的分割，導致了很多的貧困和低開發區域，視為空間負債。

但是在信息技術革命下，隨著先進的土建技術的發展，依靠區域內大量閑置的資金，把被地理上分割的廣大空間連成一體，促使低開發空間向開發空間轉變使得原來的空間負債轉向空間紅利。

這種逆轉，與大工藝生產相結合，將進一步推進亞洲生產共同體的發展。並且現在的空間紅利區域，從狹義的東亞延伸至東南亞諸島、印度半島、蒙古及中亞，再到中東，經過土耳其，一直到歐洲大陸。

因此，AIIB 的融資對象，不僅局限於東亞，通過兩條絲綢之路一直貫通到歐洲具有使歐亞大陸作為一體的發展戰略。這就是所謂的「連通性」的宗旨。

亞洲文化社會共同體今天，嵐、AKB、村上春樹、高倉健等，其影響跨越國境在亞洲的年輕人中頗受歡迎。 21 世紀的信息革命，在東亞地區生活富裕的城市中產階級中創造著共通的文化。城市中產階級的文化，

與儒教、佛教等在亞洲悠久歷史中根植於民眾的基層文化相結合。這種亞洲共通的文化以如下的形式，促成著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形成。

2010 年發起的「亞洲文化城市」構想、「亞洲校園」計劃 以及在首爾開設的國際機構——中日韓三國協作事務局（TCS）交流活動 這些都是由鳩山原首相執政期間與中韓首腦達成合作意向而得以開展的。

今天亞洲的海外旅遊人數每年超過 2 億人 其中大約 7 成將東亞域內作為旅遊的目的地。打造東亞區域內的旅遊產業也是廣義上的「東亞社會文化共同體」已經開始形成的重要標誌。

4東亞共同體的未來—跨越「嚴冬」

儘管在社會經濟等方面已經開始建立文化性的地區合作制度，但是也出現了阻止區域一體化的行動。這就是美國奧巴馬政權從阿富汗撤軍後，開始逆襲亞洲推行亞洲再平衡戰略。

一方面，美國主導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取得進展，這被視為美國進入亞洲日本市場的舉動；另一方面，美國將推進針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圈來牽制中國的發展。

中國在南海開始了積極謀求權益的動向，這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能源需求量增大以及中國「軍產複合體」的發展相伴出現。由釣魚島國有化和慰安婦問題引發的東北亞區域內領土問題、歷史問題的激化也促進了「軍事 - 經濟複合體」的發展。

美國式的全球主義作為亞洲區域之外的「共同風險」，因亞洲區域內合作的逐步制度化被降低。但是亞洲區域內的分裂風險隨之上升，並開始阻止東亞共同體的發展，使得亞洲合作發生了從「暖冬」到「嚴冬」的逆轉。

亞洲分裂的風險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區域內民族主義爆發風險。具體表現在中日間圍繞領土、歷史問題產生的爆發衝突的風險和日韓之間的相互不信任深化的風險。

關於從軍慰安婦問題，2015 年 12 月， 日韓兩國就慰安婦問題達成了協議協議的達成降低了日韓間有關此問題的風險，成為日韓外交中的成功事例。但釣魚島、獨 ( 竹 ) 島問題仍然是引發衝突的潛在火種。

第二，朝鮮核導彈風險。針對朝鮮核問題，日美韓三國採取了強化對朝制裁的對應方式，同時謀求深化三國間軍事同盟路線。

這使得謀求朝鮮體制變遷「軟著路」的中國外交與持強硬態度的日韓外交出現了重大的分歧。這一分歧不僅會成為東北亞三國對立的重要潛在因素，更將給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產生持續的消極影響。

第三，中國與東盟諸國間圍繞南海填海造島和領海權問題的衝突風險。英國曾在以爭奪中東到中亞地區控制權為目的的俄法戰爭中以「正直仲裁者」形象自居為了應對這個風險，如今美國也要效仿英國，以「正直仲裁者」角色介入中國與東盟之間。2016 年 2 月，美國與東盟間就軍事合作締結協定。

這一連串的動作，使得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裂痕趨於拉大，亞洲地區合作的基礎持續削弱。東亞共同體的建設進程進入到「嚴寒的冬季」，針對上述問題，我們至少可以提出三種解決方法。

第一，不管是東海還是南海，涉及海洋和領土問題，需要多國歷史學家進行徹底的歷史實證研究。這一點可以借鑒先前歐洲進行「歐洲通史」項目研究的經驗

但凡歐洲能夠做到的事，亞洲也同樣可以做成，至少我們已經有超過兩千年的交流史。這個項目的中心就在於從琉球國到沖繩海軍基地轉變的這一歷史史實

可以編寫中日韓三國通用歷史教科書，動員並聯合民間歷史學家的力量，將之轉換成為構建東亞知識共同體的基礎。要擺脫各國國家御用學者的歷史描述形成共同的歷史基礎。

在南海問題上也是如此。完全不理會中國所主張的「固有領土論」，對於問題的解決和降低風險都是無意的。

正如軍事記者和歷史學家所指出那樣，中國也應有相應的話語權。從 2000 年初開始，中國就一直提出與越南和菲律賓共同開發的方案。當時各國曾經嘗試借鑒歐洲經驗，在東亞建立管控危機、形成和平體制的區域內和平安全保障會議。

今後應將上述一系列的嘗試轉移到已經中斷的中日兩國聯合開發東海油氣田的項目上，該項目的基本框架於 2006 年福田政府時期兩國達成意向 2010 年鳩山政權又再次確認。

這與原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所提出的東海和平倡議相關，也與琉球群島海域的和平、沖繩地區武裝體制的削減項目相關。

第二對於朝鮮應解除制裁轉為擴大交流。我們應該銘記「制裁不能解決問題」這一歷史法則。應該從美國分別於 1951 年和 1979 年開始對古巴和伊朗進行的長達數十年的無效制裁這段歷史中得到教訓。同樣的結論也可以從制裁緬甸的歷史過程中得出。

美國聯合日本曾持續對緬甸軍人政權進行制裁， 但東盟國家堅持維護緬甸「東盟成員」的身份， 加強與緬甸經濟交流，積極助力其發展經濟，最終推動緬甸成功實現了民主化轉型。

這是東盟國家外交智慧的體現。這種外交智慧或許也可以應用到處理朝鮮問題的戰略上。朝鮮對於來自美國的空襲以及動用無人機等戰爭工具殺害金正恩顛覆金氏王朝十分恐懼。

為擺脫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垮台的恐怖陰影，金正恩政權反覆進行核試驗、散布核威懾信息。

對此，我們要做的並非是以暴制暴，而是應解除對朝鮮的經濟制裁，提高朝鮮的社會化、市場化程度，提高人員、物資的流動性，推動朝鮮社會向開放化和現代化轉變，以此實現朝鮮社會的軟著陸。

即使這一過程註定漫長，也應如此進行。這是謀求亞洲區域內風險最小化的外交智慧。金大中總統曾經實踐的「陽光政策」就是如此。將亞洲擴軍的漩渦轉換為裁軍及削減危機的機制。沖繩基地問題的削減也可以以此為鑒。

第三，推進亞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深化。 前述的 TPP，經過五年的艱難談判，於 2015年 10 月達成了基本意向， 2016 年 2 月 12 個參加國正式簽署協議，只需等待各簽署國立法機構的批准。

但 TPP 協定在中心國美國引起了許多爭議，批評的聲音認為 TPP 是「背著國民進行的秘密外交」， 民主黨與共和黨兩大黨派的總統候選人也對此持反對論調，不由得讓人擔心 TPP 接下來的命運。

與此相對，作為另一個亞洲區域合作機制的RCEP，其成立工作自 2012 年談判開始至今正在緩慢紮實地推進。

清邁協議構建的以貨幣金融合作為核心的「東盟 +3」合作機制， RCEP 作為其擴展型，將合作範圍擴展到開發、糧食、教育等領域，澳大利亞、印度和紐西蘭加入進來，成為「10+6」機制，其目標是實現更高程度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與美國主導建立 TPP 不同，東亞共同體是由發展中小國聯合主導，初衷是逐步降低關稅以促進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漸進式地區整合機制，計划到 2020 年最終建立。

2016 年 1 月， 東盟經濟共同體作為其第一步正式成立。而且，RCEP並不局限與貿易經濟共同體，而是把農業、環境、文化教育等多領域的合作關係制度化等內容納入政策議程。

而且，AIIB（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強化了連接性，也加強了RCEP 推進的互補機能。

在亞洲區域合作從綜合性的經濟貿易共同體到資源、能源及文化共同體的發展過程中，可以制定將琉球 - 沖繩作為東亞地區合作中心的政策方案。

根據歐洲區域一體化理論，即使有關國家在安全保障領域存在分歧和對立，只要在經貿領域有整合進程，這一整合過程就能對安保領域產生影響，使分歧和對立走向緩和。這種經濟社會領域的雙贏效果會對安保領域產生溢出效應，變對立為合作。

但根據這一理論實現區域一體化的支柱性要素是由專家組成的「知識共同體」這種專門性知識共同體超越越了國界和一國私利，在將區域合作帶來的雙贏關係制度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圍繞環境問題和裁軍問題召開的東西方專家會議最終以歐洲安全合作會議（CSCE）的形式促進了東西方關係的融合，直至後來柏林牆倒塌、冷戰終結 一個歐洲最終形成。

歐洲的歷史對東亞共同體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最關鍵的工作是要以 RCEP 為基礎和中心向前推進。另外，建立跨國知識共同體也是重要的助推因素

2015 年 8 月，經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提議，東亞和平國際會議召開，建立了由高級學者和知識分子組成的超越狹義國家利益的跨國知識共同體。由此跨越「嚴冬」成為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

作為日本憲法第九條的出發點， 1928年《非戰公約》與1945年聯合國憲章中體現的人道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合作主義需要21世紀版本。

這一版本追求的絕非放棄武裝的中立的絕對和平，而是旨在實現亞洲裁軍、軍備管理和安全保障的亞洲共生藍圖。而這一藍圖，將在構築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中得到彰顯。

只有如此，日本才能真正擺脫「永續戰敗」的陰影，真正回到富強的發展道路上是從「脫亞人歐」步人「脫美入亞」或「聯歐聯亞」之路。

那時，琉球一衝繩將開啟其全新身份，由曾經的美國軍事要地轉變為集經貿文化物資等多種交流於一體的「和平重鎮」發揮東亞共同體首府的作用（注釋略）

小編：lt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台觀點

文章來源：《日本研究》2016年01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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