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明的四個關鍵詞

本文看點

1.古代人並沒有個人自由的概念，人僅僅是機器，它的齒輪與傳動裝置由法律來規制。

2.商業發展必然以私有財產制度為基礎，而商業發展的動力，必然是每一個獨立的人。

3.從以「權力」為核心到以「權利」為核心，是現代法治區別於古代法最重要的標誌。

梅因，19世紀英國著名的法律史學家

現代文明的四個關鍵詞

策劃：先知書店

文：那蘭丨編輯：千字君

我們常說現代文明這個概念，它和古代文明的區別是什麼？英國著名歷史法學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將此概括為：「從身份到契約」。6個字的概括看似簡單，卻內涵豐富，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解讀。

在現代語境下，自由意味著個人只受法律約束，而無需擔心因某個人或一群人的專斷，而使得個人的自由受限制。

現代人的個人自由具體體現為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選擇以及從事某一職業的權利，不必經過許可、不必說明動機而遷徙的權利，以及最重要的自由支配財產的權利。

法學有句諺語：一人自由的終點，是他人自由的起點。這是個人自由之限度的經典表達，在此限度之內，個人對自己的權利擁有充分自主權。

但同樣是「自由」這個詞，古代人的理解大不相同。法國政治思想家貢斯在考察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時發現，即便在雅典那樣的文明城邦，自由也僅僅意味政治上的自由，要以私人領域的自由被剝奪為代價。

貢斯當這樣總結：

「作為公民，他可以決定戰爭與和平；作為個人，他的所有行動都受到限制、監視與壓制；作為集體組織的成員，他可以對執政官或上司進行審問、解職、譴責、剝奪財產、流放或處以死刑；作為集體組織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屬的整體的專斷意志褫奪身份、剝奪特權、放逐乃至處死。

換言之，古代人其實並沒有個人自由的概念，人僅僅是機器，它的齒輪與傳動裝置由法律來規制。個人被國家所吞沒，公民被城市所吞沒。

貢斯當的觀點與梅因遙相呼應。古代社會都是身份社會，個人不享有獨立的權利，那些貌似「權利」的東西，實際上是集體的某種外延，在古代文明中，個人只是工具性的存在。

現代自由主義奠基之作，閻克文經典譯本

現代社會，獨立的財產權不僅是個人獨立與自由的基礎，也是現代民主的保障。只有財產權不受侵犯，社會利益才能趨於多元和分散，制約權力的力量才能獲得其賴以生存的土壤。

古代社會雖然也有財產權，但往往不屬於個人而屬於集體。這種集體有時表現為家庭，有時表現為宗族，有時表現為村落，但共同特徵都是財產共有，不可分割。

《古代法》作者梅因教授，考察原始印度村落傳統發現，儘管古代社會存在財產交易，但不是以個人，而是以個人所屬的團體為主體。集體共同財產的轉移，往往需經過全部成員認可，因此財產讓與往往伴隨多種多樣的象徵性儀式，為的就是使整個交易，能夠深刻印在每個集體成員腦海中。

事實上，在古代社會，即便集體或宗族的財產，也隨時面臨被抄沒的風險。

古代君主專制之下，國王以外的每個人，都要面對巨大的不確定。個人命運浮沉，系與專制君主一念之間，一世功名，極有可能給因皇帝一句話，而化為烏有。

另一方面，國家的財產越多，個人的財產就越少，自由就越難以得到保障，個人自由因此陷入一個無解的死循環。

梅因《古代法》——從身份到契約（點擊圖片購買）

商 業

古代文明幾乎是農業文明的同義詞。在農業文明背景下，生產技術相對落後，生產效率相對較低，擴大規模是增產的最主要手段，因而土地爭奪十分激烈。這就必然導致尚武精神和好戰主張的流行，每個民族無休止地攻擊鄰國或被鄰國攻擊。所有國家都不得不以戰爭為代價來換取安全、獨立及存在本身。

但這一局面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協作的擴展逐漸被打破，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的進步，讓交易費用變得越來越低，一個文明有機會與遙遠的另一個文明進行貿易交換。大家逐漸發現，商業所帶來的收益要遠大於戰爭。這為現代文明奠定了物質基礎。

商業發展必然以私有財產制度為基礎，而商業發展的動力，必然是每一個獨立的人。因為從本質上說，商業的價值就是對個人需求的滿足，沒有個人自由的拓展，也就不可能有商業的繁榮。

商業在沒有權威干預的情況下，最大限度滿足了人們的慾望，也激發了人們對個人獨立的摯愛。

在滿足個人需求方面，權威的干預總是陷入一種窘境：每一次集體權力希望代替個人思考時，它便侵擾思考者。每一次政府聲稱為我們做事情，都比我們自己做更無能、更昂貴。

商業足夠繁榮的文明讓權威沒有插足個人領域的縫隙，這是商業保障個人自由的另一種體現。

澄清中國人對商業的誤解，回到商業文明

（點擊圖片購買）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大國還是小國，文明發展的歷史都在解決這樣一個難題：如何將血緣為紐帶的小共同體，拼湊成一個更大的、陌生人大規模協作的大共同體。與其說這是歷史的使命，不如說是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而這種趨勢，既是商業發展的原因，也是商業發展的結果。

商鞅變法，開啟中央集權之路

在解決上述難題的過程中，中國是第一個拿出完整解決方案的古代文明。辦法是，以宗法結構為基礎，發展出一套中央集權系統，讓皇帝凌駕於一切，掌握生殺予奪大權，所有人對皇帝效忠。

這套系統的好處，是建立起超穩定的社會機構，為中國帶來幾個「盛世」，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除了皇帝本人，沒有人能把握自己的命運，獲得真正的安定和有尊嚴的生活，最終結果，是整個國家和民族喪失了創造性，民間也未能生長出有活力的商業制度。

西方人比起我們來說要「後知後覺」得多，在中國稱雄東方時，西方在混亂中摸索了千年之久。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西方雖未能發展出高度發達的中央集權體系，卻無意中觸及了另一種文明模式。

這種新式文明在身份關係解體的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來，它假定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互相之間通過一套確定的規則體系、契約體系進行協作和交往，逐漸將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拉進同一個協作網路。

西方模式不僅帶來了商業繁榮，生長出了個人權利，也生長出了制約王權的力量。以商業繁榮帶來的物質財富為基礎，個人權利與制約王權的力量相生相伴，逐漸成長為我們所熟悉的法治。

1215年6月15日，英國國王與貴族們簽訂了《大憲章》，開創法律限制王權的先例

「法治」兩個字看起來很平常，卻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標識。古代社會也有法，但往往是國王之下的法，更直白說，是管老百姓的法。百姓有服從的義務，卻沒有受保障的權利。從以「權力」為核心到以「權利」為核心，是現代法治區別於古代法最重要的標誌。

「權力」僅僅讓出核心的地位還不夠，現代法治的另一重要議題，是將「權力」限制在契約的籠子里。「法無禁止即可為」在這裡就變成了「法無授權不可為」，兩者合起來，才是現代法治完整的內涵。

現代文明在「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中一路走來，財產權、個人自由、商業以及法治結伴而行，環環相扣，越發彰顯其競爭力。而在這一歷史大潮之下，我們的國家究竟就近將何去何從？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不僅關乎國運，更關乎每一個個人最基本的自由。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