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能否走出二戰後最嚴峻危局

文章來源：澎湃新聞網

作者：朱凡

約翰?基恩（John Keane）現為悉尼大學及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學教授。他出生在澳大利亞，在英國生活多年，曾被《泰晤士報》列為「英國領袖政治思想家、作家」。其著作《生死民主》（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的首部民主通史。英國著名社會理論家和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推薦語中稱，「這本書將是所有關心民主過去的歷史、現在的困境和未來的前景的人的標準必備文本」。該書英文版於2009年面世，中文版本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於2016年10月推出。

《生死民主》一書提出了很多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和不同於正統敘事的觀點。約翰?基恩試圖在對民主歷史的梳理中回答為什麼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現在都在走向深淵。從英國退歐、特朗普當選到民粹主義的興起，從中東地區連綿的戰火到世界範圍內頻發的恐怖主義襲擊，2016年的世界政治進一步驗證了他所反覆強調的「民主的脆弱性和偶然性」。另一方面，他還在書中對民主誕生於古希臘這一早已成為定論的觀點發起了挑戰，宣稱「民主之燈點燃於東方」，還提出伊斯蘭世界也有著民主傳統。

作為以「民主」研究而著稱的政治學者，約翰?基恩如何看待民主在世界範圍內所遭遇的危機？特朗普的勝利是民主的悖論嗎？如何應對民粹主義？歐盟作為跨國界的民主實驗是否隨著英國退歐宣告失敗？民主歷史中的東方線索有何證據支持和現實意義？澎湃新聞就這些問題對約翰?基恩進行了專訪，以下為訪談全文。

約翰?基恩正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

澎湃新聞：《生死民主》的英文版在2009年就出版了。您在書中詳盡地描繪了民主在人類歷史中的起起落落，並且始終強調其「脆弱的偶然性」。在此前提下，您如何看待過去的2016年所見證的民主在世界範圍內遭遇的危機？

約翰?基恩：這是自從這本書2009年出版以來我一直在思考、處理和寫作的問題。事實上，這本書的第一篇書評是《倫敦時報》刊登的，那是一篇非常棒的評論。奇怪的是，這本書在歐洲和美國出版的同一時間，英國議會傳出了一則重大丑聞：一組泄露的文件顯示，英國幾乎所有的政客都涉嫌腐敗。當時，英國的一些報紙出於對可能造成的法律後果的擔憂沒有報道這一事件，但《電訊報》連續好幾個月每天都會發表其中的兩三個故事，情節之離奇如同來自小說。比如有一個政客用收受的賄賂在鄉間別墅的院子了建了一個池塘專門用來養鴨子，諸如此類。這一系列的報道連續發布了幾周後，我的書面世了，《倫敦時報》的記者在書評中說：「如果你想要理解當前的腐敗危機，就讀這本書。」諷刺的是，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並不知道這一系列腐敗事件，但出版的時間非常湊巧，英文中有一個專門形容這種情形的辭彙，即「機緣巧合之下的意外所得（serendipity）」。

2009年以來，在幾乎每一個民主國家，危機都愈演愈烈。這不僅發生在歐盟內部，也發生在全球最強大的民主國家美國，在南非和印度也同樣如此。我在寫作時沒有預見到的是，這已演變成為自19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一場危機。多種因素匯聚到一起，共同驅動了這場危機的發生。這些因素中包括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2009年以後，美國經濟增長所得的90%都流入了1%的人口手中，這1%的人口擁有的財富相當於90%的美國人所擁有的財富總和，什麼樣的民主會造成如此之大的貧富差距？這是其中的一個動因。

西班牙M-15反緊縮運動

其次，大多數民主國家的中產階層人數都在減少，在美國、英國都是如此，在希臘則幾乎崩盤。中產人士對很多事情感到不滿，他們中的一些人把選票投給了特朗普。由於不平等的加劇和中產階層的縮水，很多人擔心自己的下一代無法擁有同等的生活品質，沒有保障津貼，福利國家衰退。不滿情緒在民眾中間尤其是年輕人中間持續滋長。從民意調查中可以看到，年輕人對於政治、政客極為反感，他們對現狀感到憤怒，不願加入政黨，其中一些還訴諸了行動。例如西班牙2011年5月15日開始的反緊縮運動（M-15 Movement），參與者就是一群自稱「憤怒者」（Indignatos）、對現實政治不滿的年輕人。這又反過來導致了卡特爾政黨（Cartel Party）體系的崩潰。卡特爾政黨模式下，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都由兩到三個主流政黨執政，例如英國的工黨和保守黨，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2009年以後，這一體系在英國、德國、希臘、西班牙、美國都遭遇了挑戰。

最後一點是，在所有的民主國家中，不僅僅是選舉被金錢左右，民眾還日益感覺到很多重大決定的做出並未徵求議會、政黨和選民的意見。例如過去十年間爆出的有關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醜聞，國家安全局未經同意收集公民個人數據的醜聞，很多政客也都蒙在鼓裡。再比如說奧巴馬力推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儘管目前看來極有可能流產，但令人震驚的是，關於這個本可能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區的所有商談都是秘密進行的，如果不是因為朱利安·阿桑奇和「維基解密」，外界根本不可能知道在達成協議的過程中各個國家都說了些什麼。這種跨國界的權力關係在地區乃至全球範圍的發展並不受到議會、政黨和選舉的制約。

將以上所有的趨勢放在一起來看，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危機已經發生了。民粹主義是這一危機在當前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形式和修辭，它攻擊建制派、政治精英和卡特爾政黨，召喚對現實不滿的「人民」。它的特點包括反移民、種族主義傾向、仇外，這些特質都和民主價值背道而馳。當我決定以「生死民主」作為書名時，並沒有預料到全球現有的民主制度會遭遇如此深重的危機，而是因為，在過去的歷史上確實存在一些民主制度未能倖存的時期。雅典人被亞歷山大大帝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帝國軍事征服，美國在19世紀中期陷入嚴重內戰幾乎覆滅，代議制民主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幾乎滅絕，因此，這本書想要呈現的正是民主的脆弱性和偶然性。民主並不是一種天然的制度，並不存在守護民主的歷史定律。人並不是生而民主的，民主的存續是因為民眾和統治者努力地維繫這一制度。

我無法判斷目前這場危機會發展到怎樣的程度，但值得一提的是，當今世界正在見證一個兩股潮流匯聚的巧合。一方面是我上面所談到的西方民主國家正在經歷的分裂、對於民主及其未來的樂觀情緒的消散，另一方面是中國重回世界舞台。在這個意義上，當公眾不再信任議會、政黨和選舉，當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形式正在製造巨大的不平等和公眾的普遍不滿，中國模式就成為其有力競爭對手。

澎湃新聞：您剛剛提到特朗普當選為下任美國總統是民主危機的現象之一。特朗普的當選是否揭示了民主本身的一個悖論？一方面特朗普公開攻擊民主價值，但另一方面他的勝選是選民的選擇，很多西方學者都表示特朗普的當選恰恰說明美國的民主制度仍在有效運行。這是否說明民主在某種意義上帶有一定的自毀傾向？

約翰?基恩：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最近剛剛在《赫芬頓郵報》發表了一篇短文專門談這個問題。事實上，古希臘人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了民主存在製造煽動家的危險。煽動家以人民的名義發聲，從而蠱惑民心，摧毀民主。經典的希臘觀點認為，民主的危險在於製造出煽動家，他們往往與富人和貴族結盟，暴政由此產生。我在這篇短文裡面想要表達的是，古希臘人的這種觀點跟我們所生活的時代高度相關。我們在現有民主的這場危機中見證了這樣一批領袖和黨派的出現，荷蘭的基爾特·威爾德斯，法國的瑪麗·勒龐，英國的奈傑爾·法拉奇，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他們說著人民的語言，大多與富人關係緊密，對民主並不熱愛，但卻利用選舉來獲得策略性的收穫。我認為，這種民粹主義動態是一種將會帶來深刻反民主後果的民主現象。

民粹主義在歷史上有很多有著殘暴和煽動性特質的案例。俄國的民粹主義運動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當時一批號稱信仰人民的俄國的知識分子認為，只有暴力才能推翻沙皇體制，導致的結果卻完全是負面的。在1920年代，也就是民粹主義最近一次在世界範圍內爆發的時候，最終導致了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不是法西斯主義，但帶有法西斯主義的某些特質。美國就出現了一場關於特朗普是不是法西斯主義者的大討論，他身上確實有一些法西斯主義特質，反對體制，撒謊同時不間斷地質疑不誠實的媒體，以「人民」名義發聲，仇視某些少數族裔，諸如拉丁裔、穆斯林、黑人、女性，他攻擊建制派，他的很多支持者都帶有暴力色彩……你能否想像，美國的新任總統曾經建議說希拉里應該在沒有警察保護的情況下進行競選活動，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這讓成百上千萬的美國人感到不安。所以，民粹主義的危險在於，它帶有某種民主感，但就像古希臘人所說的那樣，它和煽動家、暴政是聯繫在一起的。

如何對抗民粹主義？19世紀末的美國發生的事情或許能帶來啟發。在19世紀的最後25年里，美國農村出現了一群民粹主義者，他們批評城市，批評大公司，他們說美國的窮人在被壓榨，要求人民要有發言權，要打破建制。在這個歷史時間點上，美國政治中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事件，那就是進步主義的誕生。作為對民粹主義的回應，政黨、政治家、立法者開始改變政策，應對問題，民粹主義運動就此平息。現在最令人不安的是，奈傑爾·法拉奇、唐納德·特朗普、瑪麗·勒龐、基爾特·威爾德斯他們在一個問題上是對的，那就是確實有很多很多人對現狀感到憤怒。他們氣憤、失望，覺得生活沒有在變好，因此打算拍案而起，投票反對建制。所以說，民粹主義帶著幾分真相，問題在於是否會有另一個選項出現，代表進步的方向，致力於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將公眾納入其中，讓他們感受到他們的生活會朝著好的方向發展。這個選項中必須包括失業應對計劃，包括對醫療、教育等在內的公共服務更新，也一定要包括增加對富人的稅收然後重新分配給中產和窮人。

每一個危機之中都蘊藏著新事物的種子。目前，一種重要的新嘗試已經出現在了歐洲和一些其他地方，那就是「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理念。這一理念認為，每一個公民，無論富有還是貧窮，無論膚色人種，都應該作為個人得到一筆由稅收支付的基本收入，這筆錢作為安全網可以讓公民安心地從事工作。瑞士不久前剛剛就這一議題進行了一次全民公投，儘管沒有通過，但有30%以上的公民投了贊成票。加拿大安大略省也出現了這樣的實驗，蘇格蘭也可能會進行。可以說，這次危機把不公正、巨大的貧富差距以及如何讓公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些問題擺上了檯面，我認為（「基本收入」這樣的回應）是解除民粹主義威脅的唯一方法。

澎湃新聞：您在《生死民主》一書的緒言中提到，歐盟是現有民主制度中的一個特殊的潮流。在英國退歐及其引發的迴響面前，是否可以認為歐盟這一民主實驗已經失敗？

約翰?基恩：六十年過去，歐洲一體化變成了歐洲分裂化。為什麼？銀行和信用機構瀕臨破產，政府對銀行的財政援助是以公民的利益為代價的，隨之而來的經濟緊縮實際上又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在這個分裂的過程中，日本式的經濟停滯成為了常態，歐洲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不足1%，一些國家甚至出現了負增長。與此同時，歐盟在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都深陷戰爭泥淖。現在，歐盟又面臨普金主義的挑戰，成千上萬的俄羅斯軍隊開入了烏克蘭的領土，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也感受到了俄羅斯入侵的風險。因此，歐盟將範圍擴大到巴爾幹國家、甚至將俄羅斯也包括進來的計劃已經宣告失敗。此外，還有大量的難民湧入，他們來自歐盟捲入的戰場。所以，歐盟面臨所有這些潮流的威脅，包括我之前提到的民眾對政黨體系的不滿和民粹主義的興起。民粹主義者們慷慨陳詞道，「歐盟把一切都搞糟了！我們要重新收回邊境！英國歸英國，法國歸法國，德國歸德國。」這種論調是要讓歐洲退回到了1920、1930年代，那個製造了大災難的時代。

剩下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正在見證歐盟的晚期衰落，歐盟目前的分裂一旦深化是否會將其帶回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 很多歐洲學者都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一種可能的情形是，分裂的勢頭持續下去，導致國家間競爭加劇，不平等加深，排外情緒滋長，種族主義，這是一種非常醜陋的前景。這種情況下，現有的監督式民主不一定能夠倖免，很可能會出現專制、暴虐、煽動性的政府。而另一種可能的情形是，英國離開之後，剩下的歐盟27國意識到現在亟需新一輪的聯合，這將意味著清理銀行系統，結束緊縮轉而採取擴展性經濟政策，例如大力投入基礎設施、通訊、新能源系統。然後是在歐盟範圍內重新分配財富，德國和斯堪的那維亞國家非常富裕，而希臘、義大利、西班牙非常貧窮，重新分配財富無疑將讓歐盟變得更受歡迎。

在這個重新分配和更新歐洲的過程中，必須以某種方式加強歐盟政府機構的力量。歐洲是一個兩層的體系，第一層是國家，第二層是歐洲委員會、歐洲議會等歐盟機構，而歸後者支配的財政權只佔歐洲經濟增長的1%。這意味著歐盟層面的統治力量非常薄弱，因此它在和普金的角力、難民問題、處理銀行和信用系統、經濟振興等領域紛紛失利，也就自然沒能說服成百上千萬的歐洲人相信歐盟能夠帶來好處。只有當布魯塞爾變得更堅決，餘下的成員國意識到重新達成聯合共識的重要性，這場危機才可能化解。我不知道這種情況發生的概率有多大，但我想這是歐盟當前面臨的最重要的抉擇。

支持退歐的民粹主義者是在懷念昔日的大英帝國

需要補充的一點是，英國退歐的經歷傳達了很多東西。這是一次全民公投，但真正投票表示支持退歐的成年公民的實際人數是總人口的37.5%，也就是說實際上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公民把票投給了退歐。結果公布的第二天，在一項新的民意調查中，7%投了退歐票的人說他們後悔了，第二天他們就意識到這是錯誤的。蘇格蘭的大部分公民並沒有選擇退歐，北愛爾蘭也是。這是一個帶有某種荒誕意味的民粹主義劇本。現在，在如何進行退歐程序以及何時進行等問題上，英國政府陷入了巨大的困惑。過幾天，英國最高法院就將針對英國能否開啟退歐程序進行裁決，最高法院面臨的困局是，有權決定是否退歐的是議會而不是人民，這是巨大的制度困惑。與此同時，大公司表示如果退歐發生將撤離英國，經濟在衰退，貧富差距在拉大。

我的觀點是，那些支持退歐的民粹主義者是在懷念昔日的大英帝國，他們認為英國能夠在世界上重新變得強大，這是後帝國主義的思維方式，我認為這不會帶來任何好處，相反在英國有很多人會因為這個決定受到懲罰。如果英國真的退出歐盟，布魯塞爾和餘下的成員國很可能對英國進行制裁。對於歐盟而言，它需要警示其他成員國，因為一旦其他成員國也決定退歐或者僅僅表達退歐意願，歐盟危機將進一步升級。法國大選正在進行，這個問題將成為接下來幾個月大選的中心議題，「我們是歐洲人嗎？我們要不要留在歐盟忍受這些保障歐洲和平的複雜安排，還是選擇一個法國人自己的法國？」我們拭目以待。2017年是個大年，很多歐洲國家多將進行總統大選。在不久前的奧地利大選中，一度民意領先的極右翼民粹主義候選人諾伯特·霍費爾落敗了，儘管從選票上來看這是一次很小的勝利，但對歐洲計劃的繼續而言這是一次意義重大的勝利。

（總而言之），歐盟實驗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是對主權領土國家的弱化，它試圖將民主的意義擴展到國境之外，這是一次偉大的歷史性實驗，但現在遇到了問題。

澎湃新聞：《生死民主》這部書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您在書中嘗試建構起一條民主歷史中的東方線索。您最初為何會從這個方向進行探索？

約翰?基恩：關於民主起源的標準敘事實際上起源於十九世紀早期，也就是說，民主起源於古希臘，雅典是民主的故鄉，民主是西方文明送給全世界的偉大禮物。對我來說接受這種觀點的困難來自上一代的考古學家的發現，例如我在書中提到的雅各布森（Thorkild Peter Rudolph Jacobsen，1904-1993），他是丹麥人，曾經在今天的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地區開展田野調查。他對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的古代城市尤其感興趣，例如巴比倫、尼泊爾。1930年代，他在田野調查中首次發現了「民眾大會」（assembly）的證據，比雅典早了大約2000年。我們今天已經知道，這種集會傳統是從腓尼基世界傳入希臘世界的。而民主的早期形式大會式民主的涵義即是一群（男）人在公共場合聚集共同決定事務，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的基本機制「民眾大會」其實是一個東方的發明。另一個例證來自語言學，民主的希臘語單詞是「Dēmokratia」，它的詞根分別是「Dēmos（人民）」和「Kratos（統治）」，很多學者認為民主這個字眼本身就是一個希臘辭彙，但實際上，這個辭彙的產生要早於希臘語。在一種直到1950年代才被破譯的古文字B類線性文字（linear B）中就有「Dāmos」，意為一群要求統治權利的窮人，這比雅典早了500到1000年。這部書是第一部民主的全球史，所以我嘗試把這一觀點寫進民主的歷史敘事，在證據的支持下打破西方民主信條。我想說的是，在考古和語言學證據面前，我們應該質疑雅典是民主誕生地、希臘是唯一誕生了民主的地方等諸如此類的觀念。民主之燈是在東方點燃的，而不是西方。

約翰?基恩認為，清真寺在歷史上曾是「民眾大會」的一種形式

澎湃新聞：您還在書中寫到了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傳統，這也是一種極具顛覆性的觀點。

約翰?基恩：這很不尋常。這其實是長期在倫敦生活的產物，我有很多的穆斯林朋友，與很多穆斯林學者會面，是他們鼓勵我往這個方向思考。例如，清真寺是宗教崇拜場所，但在歷史上，清真寺這個詞誕生於伊斯蘭作為一個偉大帝國的時期。在當時，清真寺是「民眾大會」的一種形式，是人們聚集的公共場所。人們在清真寺出售蔬菜水果甚至酒水，天氣熱的時候人們也會聚集在清真寺，那裡有給動物飲水的地方，有人去世了人們也會聚集在清真寺進行哀悼，也有人在這裡發表政治演說。關鍵在於，伊斯蘭世界保留了關於民眾大會的記憶和實踐，保留了有關人民自我治理能力的理念。這當然不是正統觀點，正統的西方觀點認為伊斯蘭永遠是民主的敵人，但事實上伊斯蘭的歷史要複雜得多。

澎湃新聞：這種觀點在當今世界有何現實意義？

約翰?基恩：這本書中貫穿始終的一個觀點是，那些無視歷史的人一定會誤解當下。特朗普無疑是其中之一，他宣稱伊斯蘭本質上就是暴力的，男人毆打他們的女人，充斥著不寬容，將把人類帶回黑暗時代，潛台詞是所有穆斯林都是潛在的恐怖分子，這是關於伊斯蘭歷史的一種敘述方式。而我在書中想要展現的是，伊斯蘭文明承載著對強權的偉大的敏感性，其中包含有民主的可能性，並曾經將平等和寬容理念付諸實踐，這種思想傳統與今天的穆斯林仍然是相關的。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是全球性的穆斯林內戰：一邊是「伊斯蘭國」、基地組織、極端教派代表的獨裁的、煽動性的、暴力的伊斯蘭世界，另一邊是住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突尼西亞和其他很多地方的成百上千萬穆斯林，他們認為並且覺得身為一個穆斯林本身就意味著寬容、尊嚴、平等，因此需要民主。印度是一個現實例證，印度是擁有穆斯林人口最多的民主制國家，印度的穆斯林一直堅持擁護民主、反對恐怖主義和暴力，這是事實。這本書對伊斯蘭的重新解讀想要揭示的是，伊斯蘭可以有很多重涵義，它曾經是一個帝國，在建立帝國的過程中確實使用了暴力，但它也包含著對權力的敏感度，和對於分享權力的重要性的體認。應該記住的一點是，伊斯蘭從來不歡迎君主制，它一直採用共和制，而在伊斯蘭傳統之下由誰來統治的問題始終存在爭議。現在全球範圍內正在展開的這場巨大掙扎，就是關於誰來統治穆斯林以及如何統治的問題，這是一樁尚未完結的公案。而關於伊斯蘭的東方主義觀點只會給這場內戰幫倒忙，這種宣稱穆斯林就是暴力、危險、恐怖主義的論調在非穆斯林世界被重複得越多，暴力的反噬就會越嚴重，發生在柏林、尼斯、倫敦、悉尼、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土耳其的襲擊是內戰的一部分，東方主義使之加劇。

從某種意義上說，歐洲正在進行一場大規模的實驗，有超過兩千萬的穆斯林居住在歐洲，這是一個很大的社群。現在民粹主義使得穆斯林的處境更加艱難，這滋生了暴力。恐怖襲擊的模式已經逐漸顯現，暴力並非來自外部，而是本國製造的，暴徒往往是歐洲的穆斯林居民。不是遙遠的伊斯蘭國在摧毀西方文明，是歐美自己在製造恐怖主義者。

澎湃新聞：就像您所說的，對於伊斯蘭文明中包含的民主傳統或者說民主精神的認知，對於人們理解恐怖主義很有啟發性。那西方學界對於這一理論的接受情況是怎樣的？

約翰?基恩：大學裡的穆斯林學者都非常高興，他們對這一試圖改變固有敘事的嘗試十分感謝。也有一些帶有敵意的反饋，「這不可能，伊斯蘭不可能被納入民主歷史」。但大多數的讀者是感到驚訝，感到有些困惑，這個改變敘事的嘗試讓很多人深思。

澎湃新聞：在其中一個章節，您採用了一個想像中的未來的女性歷史學家的口吻來描述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為什麼會採用這一手法？

約翰?基恩：德謨克拉西亞（Dēmokratia）本來就是一位希臘神話中的女神。關於民主為什麼是女性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多年，我想是因為女性給予生命，因此被敬重、被畏懼。而很重要的一點是，民主一直有著精神性的組成部分，世俗性的民主是一個例外。認為可以消滅宗教而後建立民主是法國大革命的一個核心觀點，這是一個特例，並且失敗了。歷史上記載的每一個民主案例中，民主的精神、語言、機構都和靈性與虔誠有一定關聯。在古希臘，當男性公民舉手或把小石子投入一個罐子投票，他們相信男神女神們正在看著他們，這些男神女神們可能會被惹惱，所以他們必須小心翼翼地盡量作出明智的決定。

這當然是某種玄學，一種非常有力量的玄學。舉例而言，今天的印度是一個能夠運轉但問題頗多的民主政體，是一個對宗教和宗教少數群體有憲法保障的民主制度。它也被叫做世俗主義（secularism），但涵義卻完全不同，它的意思是，無論你是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還是無信仰者，作為一名印度公民都有踐行自己的信仰的平等權利。

之所以採用一位女性歷史學家的口吻，是因為我想用文學性的手法做一個試驗，這是建立在文學機制上的想像性跳躍。她是一個繆斯，古希臘人認為繆斯能夠和神交流，他們會前去向她詢問是否應該開戰，她的評語會被帶到民眾大會上，人們會討論根據繆斯的評語討論決定要不要打仗。這可以算是一種古老的民主技藝，我覺得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講述正在發生的不好的事情，從而讓讀者正視民主可能再次消亡的可能性。當然，如果換作是在2017年出版這本書，她的語氣會強硬得多，整個敘述也會更加悲觀。

《生死民主》書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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