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因何成了蘇共和共產國際永遠的替罪羊？

微博列印留言論壇網摘手機點評糾錯儘管中共領導高層對大革命失敗原因心知肚明，但過去公開的文件、領導人的講話、著作，都不敢捅破這一層，決不敢提蘇共、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有錯誤、有責任，更不用說要負主要責任了，尤其在共產國際解散和蘇共20大以前。陳獨秀只能長期充當蘇共和共產國際的替罪羊。

陳獨秀延伸閱讀：被歷史誤會的人：終身反對派陳獨秀國共破裂前夕，毛澤東的彷徨與陳獨秀的掙扎中共歷史上的"紅與黑"：叛徒一度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共產國際曾給各國共產黨提供珠寶、鑽石，甚至鴉片本文原載於《炎黃春秋》2011年第7期，原標題為「應正式重新評價陳獨秀」在迎接建黨90周年之際，中國共產黨人不應忘記在血雨腥風的年代敢於第一個站出來創建中國共產黨的人，更不應該忘記這個有大功於黨、於人民、於人類進步和解放事業的歷史巨人長期以來被作為「反面人物」大加撻伐，至今仍未獲得應有的公正。筆者通過本文強烈呼籲，希望我們黨利用建黨90周年的機會，重新審視和評價陳獨秀的歷史功過，糾正長期以來在蘇共中央、共產國際以及極「左」思想影響下在對待陳獨秀問題上「過嚴過苛」的政治偏向，還他以公正和公道。近幾年我閱讀了一些有關陳獨秀的文章和資料。出於對陳獨秀不幸遭遇的不平，更出於對黨的利益的考慮，我曾多次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聲音。2007年5月25日，在陳獨秀逝世紀念日前夕，我在新華網上發表了長文《歷史不會忘記陳獨秀》。2008年5月30日，同財政部、二炮、國家工商總局、新華社幾位退休黨員以及兩位年輕黨員聯名給黨中央寫信（通過中組部轉），建議「借明年『五四運動』90周年或陳獨秀誕辰130周年的機會，或大後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機會，重新評價陳獨秀的歷史功過，糾正長期對其不公正的對待」。2009年6月22日，在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我又在新華網上發表文章《重新評價陳獨秀必須突破幾點認識迷思》。今年1月20日我在新華網個人博客上發表《應正式公開重新評價陳獨秀歷史功過》。這次給《炎黃春秋》雜誌傳去此文，算是我個人做的第五次努力。我以及贊同我看法的黨員同志認為，重新評價陳獨秀，糾正長期對他的不公正對待，是必要的，對黨有利。因為：一、陳獨秀建立了舉國、舉世公認的三大不朽歷史功勛，這就是：他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發起者和主要旗手，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和黨的早期主要領導人。一個能同時立下三塊歷史豐碑的人是當之無愧的歷史巨人，一千年後講歷史仍然要講這三件深刻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當然也繞不過這三件大事的主角陳獨秀。二、綜觀陳獨秀的一生，他始終保持了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錚錚鐵骨和真正共產黨人的英雄本色。他是個對封建制度和反動派充滿恨、對勞苦大眾充滿愛的人；是個憂國憂民，有強烈使命感的人；是個勇於衝破黑暗、追求光明的人；是個性格鮮明、意志堅強、寧折不彎的人；是個能站在革命前列，振臂高呼，衝鋒陷陣的人；是個正直的人，有骨氣的人。他一生五次被捕入獄，從清朝政府到北洋軍閥、到法租界、到國民黨政府，面對反動派的軟硬兼施，他視死如歸，從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屈服妥協。三、他在感情上從來沒有離開過他親手締造的黨，他雖然被開除出黨，但沒有說過共產黨不好，對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的污衊，他總是義正詞嚴地予以駁斥；從國民黨監獄釋放出來後，他斷然拒絕國民黨封官許願的利誘，也謝絕朋友要他到國外講學的建議，他一心想到延安，回到黨和革命隊伍中去，只是由於王明、康生秉承蘇共和共產國際的旨意極力阻撓而未能如願。四、為了革命，陳獨秀無私地奉獻了一切，兩個兒子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家破人亡，自己雖壯志凌雲，滿腹經綸，最後竟在貧病交加中悲慘死去。至於陳獨秀的錯誤，要歷史地、客觀地、實事求是地看待。如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陳獨秀的責任，所謂「托派」問題，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根據等問題，都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鑒於陳獨秀的巨大功績和影響，也鑒於他的錯誤以及在當時複雜國際背景下對他的不公正處置，在大量內部材料公開、蘇共有關檔案解密的今天，難道不應該在更大的格局下、以更寬廣的視野和胸懷對他的問題重新審視和加以廓清嗎？我認為，重新評價陳獨秀歷史功過和重新審視對他的歷史結論和處理，已遠遠超越了陳獨秀本人和他問題的本身，它實際上考驗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正義和良心，考驗著我們是否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陳獨秀問題，基調不能止於「微調」，而應作「大幅度調整」。所謂「大幅度調整」應表現為幾點：一、對陳獨秀功過有明確結論，肯定功勞是第一位的，對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犯的錯誤作實事求是的分析；二、還陳獨秀以政治清白，洗雪王明、康生秉承蘇共和共產國際旨意加在陳獨秀頭上「漢奸」、「間諜」、「特務」、「叛徒」等莫須有罪名；三、恢復陳獨秀黨籍，黨內稱「同志」。陳獨秀的一生表現無愧於共產黨員稱號。「中東路事件」作為開除陳獨秀黨籍的直接借口，是顛倒黑白的，站不住腳的，也違背黨內政治生活準則的。四、承認陳獨秀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的歷史地位；五、以上諸點要通過黨的正式決議和文件公告全黨和全國人民，因為對陳獨秀的處理、強加在他頭上的種種罪名，都是或經過正式會議、做出正式決定，或寫進幾十年來的政治、歷史教科書，或出於黨的領袖人物的講話，不做出正式、公開的重新評價，不足以澄清事實、消除長期的錯誤影響。要重新評價陳獨秀功過，糾正對陳獨秀過「左」、過嚴的歷史結論和處理，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突破一些思想障礙和認識窠臼。一、認為陳獨秀的問題已成為歷史，距今久遠，當事人都已作古，我們後人何必找那樣的麻煩呢。陳獨秀的問題確實距今超過80年了，但他的問題既是歷史，又不完全是歷史，它仍影響現實和未來，他的問題是繞不過去的，對他不公正的處理和評價不做糾正，黨內和學術界永遠不會服氣和平靜，多數共產黨員在感情上難以接受。糾正歷史冤案、錯案或政治偏差，無論中國歷史和外國歷史上都不罕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按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精神，不僅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量冤假錯案，還糾正了建國後幾十年中的冤假錯案，甚至糾正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路線鬥爭中造成的冤假錯案。有錯必糾，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時間久遠不應成為問題。二、大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究竟應該由誰來負？過去歷次正式文件、黨的領導人講話、著作和黨史教科書，都把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說成是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放棄了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特別是黨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其實，這種說法並不全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調子說話，有悖歷史真實。從根本上說，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我力量懸殊，失敗帶有不可避免性。哪有革命一次就成功的？陳獨秀之後還不是失敗了許多次？從黨的領導角度來說，大革命失敗了，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當然難辭其咎。但問題是陳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來自哪裡？大量的歷史資料表明，錯誤正是來自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中央的錯誤路線。如讓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陳獨秀從一開始就反對，認為只能搞「外部合作」，不能搞「內部合作」，搞「內部合作」，在國民黨強、共產黨弱的情況下只能束縛共產黨手腳。而且在「中山艦事件」後，陳獨秀本人不顧違犯「組織原則」，毅然單獨退出了國民黨。但蘇共出於國家利益考慮，為了與執政的國民黨搞好關係，硬是要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當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對共產黨人舉起屠刀時，蘇共為了維繫與國民黨的關係，通過共產國際一再讓中共忍讓。陳獨秀不過是執行共產國際的錯誤路線而已。過去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著作，總是以內因外因論來解釋，認為陳獨秀必須對大革命失敗負主要責任。其實中國共產黨當時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必須服從和聽命於蘇共和共產國際，誰敢有不同意見誰就會遭殃。而且共產國際代表是參加中共高層會議的，一切重要決定都必須得到他們的點頭。從這種關係看，大革命失敗，共產國際不止是外因，同時也是內因。儘管中共領導高層對大革命失敗原因心知肚明，但過去公開的文件、領導人的講話、著作，都不敢捅破這一層，決不敢提蘇共、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有錯誤、有責任，更不用說要負主要責任了，尤其在共產國際解散和蘇共20大以前。陳獨秀只能長期充當蘇共和共產國際的替罪羊。對陳獨秀的處理，黨內一直有不少人公開地或背地裡為之鳴不平，王若飛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位。毛澤東雖然後來對陳獨秀有批評甚至某些情緒化的說法，但總體而言，他對陳獨秀持比較公正的態度，在多個場合的談話流露了對陳獨秀的敬意和對陳功績的肯定。其中以1936年同埃德加·斯諾的談話和1942年在中央一次學習會上的發言、1945年在「七大」預備會上的講話談得最完整、最客觀，並表示將來修黨史和中國歷史時，要講一講陳的功勞。可惜，建國後毛澤東的諾言沒有兌現。胡耀邦同志1984年在修改一篇關於陳獨秀的文章時說：「第一次大革命，在那種條件下，陳獨秀是很難不犯錯誤的」，「寫陳獨秀這種對革命有過很大貢獻的歷史人物，要像魯迅寫章太炎那樣，有一種深邃的歷史眼光，採取厚道公正的寫法，這樣才能正確評價前賢，深刻吸取歷史教訓，使後人受到教益」。這些年來，對陳獨秀的評價雖然在發生某種悄悄的變化，但尚不能使人們感到「厚道公正」。但我們應該沿著毛澤東幾次完整客觀評價陳獨秀的談話和胡耀邦談話的思路把重新評價陳獨秀功過的工作做到底。三、是誰開除陳獨秀出黨？主要是中國共產黨，還是蘇共和共產國際？不錯，開除陳獨秀出黨的決議是中共中央做的。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決議只不過是按照蘇共中央、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旨意、由蘇共在中共的代理人「國際派」們的推動而作出的。開除陳獨秀的原因主要有三條，沒有一條不和蘇共、斯大林、共產國際相關。一是大革命失敗主要該由誰來負責。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是陳獨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一點陳獨秀承認，但同時陳獨秀對把全部責任推到他身上不服氣，認為蘇共中央（特別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和共產國際也有重大責任。這一點蘇共和斯大林決不能容忍。當時的中共中央也不敢正視。把陳獨秀開除出中國共產黨，做永遠的替罪羊，是蘇共、斯大林洗刷他們在中國大革命失敗問題上的責任的最好辦法。二是開除陳獨秀是蘇共黨內斯大林反托洛茨基鬥爭的需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鬥爭的焦點之一，是對中國大革命失敗責任的看法上。托洛茨基指責斯大林和布哈林要對中國大革命失敗負責。陳獨秀得知托洛茨基的觀點後受到了鼓舞，於是更堅信了他自己的看法。蘇共和斯大林不願受到托洛茨基和陳獨秀兩面夾擊，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蘇共的黨內鬥爭之火引燃到中共內部，蘇共把托洛茨基開除出黨，中共把陳獨秀開除出黨。三是陳獨秀在「中東路事件」問題上的立場觸犯了蘇聯的國家利益，從而為執行蘇共旨意的國際派們開除陳獨秀找到了直接借口。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曾宣布沙俄對華的一切條約和特權廢除，明確表示中東鐵路歸還中國。但1924年簽定「中蘇協定」時，蘇聯提出該鐵路暫時「中蘇共管」。1926年蘇聯又決定，為了中東鐵路不為帝國主義所奪，「必須將鐵路的管理權保留在蘇維埃政權之手」。大革命失敗後，中蘇關係破裂，蔣介石1929年指示張學良包圍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幾個西方國家提出「國際共管中東鐵路」方案。共產國際此時做出決定，指示中國共產黨組織群眾「保衛蘇聯」。為了響應共產國際號召，中共中央在機關報上發表一系列宣言、決議以及包括主要領導人李立三等撰寫的文章，提出「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國民党進攻蘇聯」、「以廣大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當時已沒有任何領導職務的陳獨秀髮現這種情況後，於1929年7月8日致函黨中央，指出中東路問題的宣傳要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應該把矛頭對準國民黨的害國政策，說明若中東路引起戰爭，戰場都在中國，戰爭中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他批評中央拿「擁護蘇聯」、「保衛蘇聯」、「反對進攻蘇聯」作為動員群眾的中心口號「太教條了，太超群眾了」，「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認為這樣的宣傳「於我們不利」。應該說陳獨秀的意見是難能可貴的。他在國家民族利益與信仰發生矛盾的時候該如何對待頭腦是清醒的。他意見的出發點，是為黨著想，提醒中央注意宣傳策略，而且是黨內寫信，完全合乎組織原則。但當時的中央卻不能容忍陳獨秀的意見，複信指出，陳獨秀與中央的分歧「不會只是部分策略問題的討論，而是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問題」，指責陳提「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錯誤政策的口號，是資產階級左派（如改組派、第三黨）的口號，走上了資產階級觀點，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國際派」的代表人物王明更是發表文章指出陳的信的七大錯誤，上綱為「反共產國際」、「反蘇」、是「機會主義」。陳獨秀同中央關於中東路問題的分歧，加劇了陳獨秀及擁護他的一批人與中央的對抗。這時共產國際執委發來指示，要中國共產黨「應當實行無情的鬥爭，來反對陳獨秀取消主義的主張」，「黨應當剷除自己隊伍內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這樣在蘇共和共產國際的嚴令之下，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開除陳獨秀出黨。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開除陳獨秀在很大程度上是奉命行事。從此以後，陳獨秀就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死敵」了，「叛徒」、「漢奸」、「日本間諜」、「殺人犯」等廉價政治帽子竟可以隨便往陳獨秀頭上扣，只要能博得蘇共和共產國際高興。甚至1932年陳獨秀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和投入監獄時，我們黨的根據地機關報也幸災樂禍地歡呼叫好。四、怎樣看待中國的托派組織？怎樣看陳獨秀與托派組織關係？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定性為十惡不赦的敵人，開除出黨並驅逐出蘇聯。這是蘇聯共產黨內的事情，對錯我們不必評論。但與托洛茨基觀點有共鳴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反對派，被定性為「托派」的那些人是不是就是敵人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和商榷的問題。從中國托派的主張和鬥爭矛頭來看，始終是反對資產階級反動派的，應該說它是無產階級政黨的一個派別，至於他們的主張不可能成功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陳獨秀本人與托洛茨基毫無個人接觸。他與從蘇聯回來的那批支持托洛茨基的留學生搞在一起，主要是因為他贊同托洛茨基對中國大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即認為斯大林和布哈林也有責任。陳獨秀雖然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即「中國托派組織」）的總書記，主要是那些人利用他的影響力。陳本人在政治主張上與那些極「左」派並不一致，不久他被托派開除就是證明。陳獨秀等人在黨內另立派別，當然為黨的紀律所不容。但他之所以走到那一步，與蘇共、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領導在大革命失敗後對陳獨秀沒有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有直接關係。那種把一切錯誤都歸咎於陳獨秀，採取孤立、批判、打擊、剝奪他在黨內言論權利的方針，只能把犯錯誤的人往對立的方向推。五、怎樣看待黨的領袖人物們關於陳獨秀問題的言論和態度。要大幅度調整對陳獨秀的功過評價和糾正對其不公正的對待，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如何歷史地看待黨的領袖人物們對陳獨秀問題的言論和態度。大革命失敗後到陳獨秀被開除黨　要大幅度調整對陳獨秀的功過評價和糾正對其不公正的對待，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如何歷史地看待黨的領袖人物們對陳獨秀問題的言論和態度。大革命失敗後到陳獨秀被開除黨籍期間，黨內批判陳獨秀調門最高、最無情的當然是王明，其次是李立三、博古，連陳獨秀的學生蔡和森、瞿秋白也罵陳獨秀是「機會主義」、甚至是「法西斯」。當時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的周恩來，是開除陳獨秀出黨決議的起草人，當然也是支持開除陳獨秀出黨的。毛澤東當時不在黨的最高層，直接批判陳獨秀的言論比較少見。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意見不可能得到聲張。當時黨內高層似乎在對待陳獨秀問題上態度很一致。但這種「一致」能不能證明當時中央的決定和領導人們的態度就完全正確、不容置疑呢？領導層的「一致」，主要是由當時的歷史大背景註定的。批判和開除陳獨秀並不是中共中央獨立自主進行的，而是按照蘇共中央、斯大林和他們的代理人共產國際的旨意進行的。當時黨的高層領導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是盲信、緊跟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國際派」，他們只能順從，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敢堅持，因為他們的政治命運掌握在蘇共和共產國際手裡。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陳獨秀問題時，不能以當時領導人們的是非為是非，那是不可能重新評價陳獨秀的。試想，如果以領導人們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的言論作為判別是非的標準，那麼歷史上的許多冤假錯案，包括建國後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重大冤假錯案能夠平反昭雪嗎？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