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曉勤：二十世紀孟浩然、王維研究

07-17

第一節孟浩然研究

　　孟浩然在盛唐詩壇享有很高的聲譽，他的高潔的品格和精湛的詩歌藝術對當時許多詩人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故自唐代以來他一直受到詩評家的關注。本世紀的學人在孟浩然的生平、思想和詩歌藝術等方面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現擇要介紹如下。

　　一、孟浩然生平研究

　　本世紀關於孟浩然生平研究的成果很多，主要有：劉甲華《河嶽詩人孟浩然》、李光璧《整理孟浩然傳記之中心問題》、王達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詩》、陳貽焮《孟浩然事迹考辨》、譚優學《孟浩然行止考實──唐詩人行年考之一》、傅璇琮《唐代詩人考略·孟浩然》、屈光《孟浩然首次入京考》、陳鐵民《關於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幾個問題》、孫維城《孟浩然入京事迹考》、屈光《孟浩然二次入京考》、王從仁《孟浩然「年四十游京師」考辨──兼與傅璇琮先生商榷》、孫維城《孟浩然三入長安考》、王達津《孟浩然生平續考》、李景白《「李白遇明皇」事質疑》、陶敏《孟浩然交遊中的幾個問題》、李浩《孟浩然交遊補考》、王輝斌《孟浩然集中之盧明府探考》、劉文剛《兩唐書孟浩然傳辨證》、王輝斌《孟浩然年譜》（上、下）、王輝斌《孟浩然入京新考》、李浩《孟浩然事迹新考》、屈光《孟浩然開元八年前後首次入京補考》、王波《孟浩然行年新考》、陶新民《孟浩然行蹤辨異》等。

　　上述研究成果基本上圍繞著這樣幾個問題進行探討的：

　　入京的次數和時間兩《唐書》皆認為是浩然四十歲時入長安，千年以來無異辭。陳貽焮《孟浩然事迹考辨》亦認為孟浩然開元十六年冬（四十歲）入京師應進士第。傅璇琮《唐代詩人考略·孟浩然》則認為此說「大為可疑」，他認為孟浩然在開元十六年，年四十歲以前即已淹留長安。後來陳鐵民在其《關於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幾個問題》中又對傅璇琮之說表示異議，認為陳貽焮《孟浩然事迹考辨》「斷孟入京赴試的時間為開元十六年冬，似無大誤」。

　　四十年代，李光璧《整理孟浩然傳記之中心問題》首先對此說提出異議，認為四十應是約數（實際上是開元二十年，浩然年四十四），且是二次入京。首次入京，當在年三十時。文章還就其本詩所述，論其三十入京之痕迹；再由其遊蹤地理考其四十入京之詳細行程、路線。

　　三十年後譚優學的《孟浩然行止考實》也持孟浩然一生兩入長安說，但他認為兩《唐書》所說孟開元十六年入長安系第一次入京，孟浩然第二次入京「必在開元二十一年」。此後屈光相繼撰《孟浩然首次入京考》和《孟浩然二次入京考》，力主孟浩然兩入長安說，屈光認為，譚優學雖然提出了兩次入京說，但他：第一，沿襲四十入京說；第二，歷敘浩然自京返楚路線有誤；第三，二次入京的年份考證不準確。據屈光考證，浩然首次入京在三十二歲左右，時為開元八年。文章又從四個方面論證了傅璇琮《唐代詩人考略·孟浩然》中提出的孟浩然開元十三年至十五年入京的說法不能成立。屈光最後認為，開元二十年冬或開元二十一年春（年四十四或四十五歲）又應襄州刺史韓朝宗舉薦二次入長安。

　　孫維城先是著《孟浩然入京事迹考》支持二次入京說，但他對屈光文中所論兩次入京的時間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孟第二次入京正是《舊唐書》所稱的「年四十來游京師」的一次，時為開元十六年，然後通過對開元八年至十一年間任尚書左丞者的考證及根據屈文對開元十一年至開元十三年任尚書左丞者的考證，得出孟約於開元十三年――十五年間遊歷長安的結論。在此文發表後不久，孫維城又著《孟浩然三入長安考》，認為孟浩然一生實三入長安。與此同時，王達津也著《孟浩然生平續考》，提出孟浩然多次入京，其可考者有三次，第一次是開元七年（719），他三十歲後曾入京，第二次入京似在開元十一年，第三次入京當在開元二十年冬，到達可能在二十一年春。

　　游吳越的時間對於孟浩然吳越之行的時間，學界存在著分歧。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楊蔭深的《王維與孟浩然》和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五級學生編撰的《中國文學史》都認為孟浩然游吳越在其四十入京師之前，是「游吳越倦了才西入京師」的。

　　 2、李光璧《整理孟浩然傳記之中心問題》一文則認為，孟二次入京（開元二十年冬）返里後，才游吳越的。

　　 3、王達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詩》則認為孟浩然是入京返里過程中折道東向，去游吳越的，具體時間「是從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冬開始的，一直到開元二十五年才啟程還鄉。」

　　 4、陳貽焮《孟浩然事迹考辨》也認為孟浩然是在入京返里後才東遊吳越的，具體時間定在開元十八（公元730年）年夏、秋之際，這年年底抵越州，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冬赴永嘉，吳越還鄉在開元二十一年五月，且平生只有一次游吳越的經歷。

　　 5、譚優學《孟浩然行止考實》認為「此行以開元十三年自洛首途，以開元十五年冬回到荊襄，歷時三年，時間絕不可能更後。」

　　 6、陳鐵民《關於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幾個問題》認為，孟之游吳越應在久滯洛陽之後、開元十六年入京之前，也即開元十四年夏秋至十六年夏。

　　 7、陶新民《孟浩然行蹤辨異》認為陳貽焮先生《考辨》所定的開元十八年入吳越「還是較為妥當的」。

　　 8、劉文剛《兩唐書孟浩然傳辨證》及《孟浩然年譜》雖然也認為孟浩然的吳越之游是在開元十六年離京之後，但他認為，孟浩然離京之後並未直接返里，而是先前往薊門，再經洛陽，然後於開元十七年秋離開洛陽，往游吳越一直到開元二十年仲夏才歸襄陽的。

　　以上諸文均對孟浩然此次吳越之行的路線作了勾畫和探尋，結論小有出入。

　　孟浩然的交遊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郁賢皓的《李白與孟浩然交遊考》、陶敏的《孟浩然交遊中的幾個問題》、李浩《孟浩然交遊補考》、王輝斌的《孟浩然集中之盧明府探考》、劉文剛的《交遊補述》（《孟浩然年譜》本）等。

　　孟浩然遇明皇事質疑李光璧《整理孟浩然傳記之中心問題》認為《北夢瑣言》、《唐詩紀事》、《韻語陽秋》諸書所記載的孟浩然「賦詩忤玄宗」事並錯誤百出，不可信。後來李景白相繼撰《「孟浩然遇明皇」事質疑》、《「孟浩然遇明皇」事質疑兼論孟浩然的功名仕進思想》、劉文剛《兩唐書孟浩然傳辨證》等皆論及此事，且持相近觀點。

　　另外，劉文剛的《兩唐書孟浩然傳辨證》還論及孟浩然的「名與字」（認為孟浩然名浩字浩然）、「鹿門隱居」（在其二十歲至二十四歲之間，即景龍二年至先天元年）、「入張九齡幕」、「病卒」等事。

　　劉文剛的專著《孟浩然年譜》是目前較為詳盡的孟氏年譜。

　　二、孟浩然思想研究

　　自唐代以來孟浩然在人們心目中就一直是一個隱士的形象。但到本世紀上半葉，學術界的看法就有了變化。

　　聞一多在其《孟浩然》一文中認為：「孟浩然是為隱居而隱居，為著一個浪漫的理想，為著對古人的一個神聖的默契而隱居」，但是他「雖然身在江湖，他的心並沒有完全忘記魏闕。」文章還認為他的隱居是為襄陽的歷史地理環境所決定的：「從漢陰丈人到龐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風流人物」，「對於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個影響」。

　　劉甲華的《河嶽詩人孟浩然》首先對人們說孟浩然是隱逸詩人不以為然，認為這種說法忘記了孟的另一方面――他的儒家精神和仕進志趣，總計他的一生，早年學書劍，壯年遊歷，中年走京師，晚年在張九齡手下做事，所為的無非在做官，冀以實現他的志願。所以「我們應該說他是不得志的文儒，那能說他是一個』隱逸詩人『。」文章還探討了孟浩然的思想與性格之間的衝突，認為：「在思想上，他繼承了家世所重的儒風，銳意仕進；而在性格上，他卻是放蕩不羈，樂意山水。他既不能約制性格去成就思想，當然要得到相反的結果，使他的思想不能順利地實行。」

　　陳貽焮在其《談孟浩然的「隱逸」》對聞一多的觀點作了申發和辨證，他認為聞一多所說孟浩然的隱居為襄陽的歷史地理環境所決定的觀點「是不很完全的」，「這些是原因，但並非最主要的」；孟浩然前期的隱居，是「在』隱居『的名義下」，「努力在為科舉，為入世作準備」，而且，「這種』隱居『可以造成名譽，於進於退都是有利的」。至於孟浩然後期的隱居則是因為「壯志受到現實的挫折」，「政治上沒有出路」。所以文章認為，「不要以為孟浩然前前後後總是隱居，實在前後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應該了解這種差異、這個過程，應該從發展上來觀察他。」

　　此後李景白《「孟浩然遇明皇」事質疑兼論孟浩然的功名仕進思想》、李育仁的《論孟浩然的思想特徵》、丁成泉的《孟浩然「好樂望名」辨》等文也都認為「功名仕進」是孟浩然的主導思想，儒家的進取思想是其思想發展的主線，「隱逸」只是他生活的一面，甚至可以說是其表面，道、釋思想是其不得已而出現的一條副線。

　　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一書認為孟浩然是「盛世隱士的典型」，其典型意義在於他代表了盛唐大多數終生不達或官至一尉的失意文人共同的精神面貌：時代給予他們憑個人努力和才能獲得一切的幻想，而現實中的矛盾又常常粉碎他們的希望。王士源所說的「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正是融合了魏晉名流清朗瀟散的風神儀錶，盛唐拯世濟人的時代精神，以及陶淵明躬耕田園的高尚節操而形成的盛唐隱士的典型風貌。也正因為如此，他與陶淵明雖在精神上相通，卻又有很大的差別。在談及孟浩然的這種精神風貌對其詩歌的影響時，作者指出：「孟浩然在詩中常以阮籍、陶潛和東晉的名士名僧自喻或比喻友人，不只是出於用典的需要，也反映了他的審美趣尚，即有意將陶淵明田園詩和晉宋山水詩中的自然觀統一起來，尋求東晉文人在自然中領會的意趣。但因他缺乏深刻的玄理思辨，所以他的田園詩基本上沿襲了初唐以來山水田園詩已經形成的以觀賞為主的表現方式，同時融入他在終生不達的生活經歷中體會出來的陶詩真趣，因而能兼取陶、謝之長，融主觀感受於客觀觀賞，通過塑造典型的隱士形象，反映出田園中的盛世氣象，以及中下層地主文人尋求人格的獨立、內心的自由和崇尚真真摯淳樸之美的藝術理想。」

　　三、孟浩然詩歌研究

　　本世紀涉及到孟浩然詩歌藝術的研究成果較多，主要有：聞一多的《孟浩然》、劉甲華《河嶽詩人孟浩然》、劉開揚《論孟浩然和他的詩》、王達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詩》、陳貽焮《孟浩然詩選·後記》、陶文鵬《論孟浩然的詩歌美學觀》、李景白《清幽雅淡平易自然──漫評孟浩然詩歌的藝術風格》、章尚正《兩位開一代山水詩風的先驅──謝靈運與孟浩然山水詩比較》、李景白《孟浩然詩歌風格的再思考》、程發義《談孟浩然田園山水詩的「味」》、柯素莉《孟浩然詩歌魅力探尋》等。

　　聞一多《孟浩然》對蘇軾所說孟浩然「韻高而才短」觀點不太同意，認為「孟浩然不是將詩緊緊的築在一聯或一句里，而是將它沖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的孟浩然的詩」，而且，「古今並沒有第二個詩人到過這境界」。另外，他在西南聯大授課時的講義中也有一節是專論孟浩然的，他首先認為在盛唐詩壇上，「作品中具有鮮明個性的，當首推孟浩然」，而且「他的詩格絕不是因為受王維的影響而形成的」，「舊來王孟合稱，實不甚恰當」。他還認為孟浩然「對初唐的宮體詩產生了思想和文字兩重凈化作用」，「他在思想凈化方面所起的作用，當與陳子昂平分秋色，而文字的凈化，尤推盛唐第一人。」可見聞一多對孟浩然評價之高。

　　劉甲華的《河嶽詩人孟浩然》首先對人們稱孟浩然為田園或山林詩人不以為然，說他是河嶽詩人。接著認為，孟浩然一生思想與性格的衝突雖然使他作不到大官，但他那放蕩不羈瀟洒脫塵的性格表現於詩，「則為悠淡自然，別有妙境，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最後將孟浩然詩歌藝術的來源分為三期：第一期，學漢魏西晉的古詩；第二期，學東晉宋齊梁的古體而間或採取近體詩的形式；第三期，融會古詩和近體詩，一方面採取漢魏六朝古詩的精華，一方面又旁摭隋唐新興的近體詩的美點，於是成功了古體式的近體詩，其好處是：「古澹悠深，自然寄逸。」

　　劉開揚的《論孟浩然和他的詩》則認為「孟浩然的詩除了少數不滿意封建官僚制度和』權勢『，以及描寫自然風景的優美而外，有很多的詩篇都是不足取的。總的說來，他的詩的思想性是不高的，那是由於他的遠離社會生活，因而他的詩就缺乏生活的氣息。」

　　王達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詩》則認為，孟浩然雖有一部分帶有出世色彩的作品，但其主要詩篇，仍然表現出一種始終並未忘卻的積極問世的傾向，其山水詩內含的主要傾向也是在於始終不忘政治，用世、濟蒼生的願望。該文認為，孟浩然詩歌的藝術造詣同樣是有他不可磨滅之處：第一，詩人的詩有由用世心的執著和不屈於權貴的豪邁而形成的一定的風骨，起著一定的承前啟後的作用；第二，他描寫山水景物，興象宏闊、高遠、清新、豪逸，自有它藝術的魅力和影響；第三，孟浩然的詩更近於自然，佇興而發，不假雕琢，比之王維，仍有工整與不求工整的區別；第四，孟浩然詩更接近現實，比陶、阮以及陳子昂詩要更明朗化，這也是詩歌新的動向。

　　陳貽焮的《孟浩然詩選·後記》對孟浩然詩歌獨特的藝術精神作出了確切的闡發。文章指出，孟浩然的田園、隱逸詩雖然沒有較廣闊的內容，但側重於寫在襄陽村居時的種種高雅行徑和閒情逸緻，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學習了陶淵明寫詩的經驗，重視清新而渾然一體的感受，通過一系列的詩歌創作，以襄陽江村和本人為原型，經過藝術概括，竟成功地創造出一個幽雅、恬靜的意境以及與此意境相協調的「風神散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從而形成了清淡的獨特藝術風格，為百花齊放的唐代詩壇增添了別有韻致的奇葩。文章還抉發出孟浩然詩歌創作的藝術精髓――「妙悟」，進行了獨到、深入的分析。認為孟浩然作詩，雖不像韓愈、孟郊詩派那樣「鉤奇抉異」，在構思和表現上慘淡經營，也不像寒山、拾得那樣信口吟哦，率而成章，而是有待於「妙悟」，即詩人在生活中觸景生情，忽有所悟，一悟之後，則詩思如泉，瀉於筆下，這樣往往能寫出好詩來。文章還對人們常常忽視的孟浩然詩歌「渾健」的一面稍加強調，但是「沖澹仍然是它的主要藝術風格」。

　　八十年代以後出現的一些專論孟浩然詩歌藝術的論文雖然角度各異，但少有進一步的深入。

　　陶文鵬的《論孟浩然的詩歌美學觀》專門探討了人們很少注意的孟浩然詩歌理論，故顯得角度新穎。文章通過對孟浩然談詩的詩句的鉤沉整理，發現孟浩然很重視詩歌著重寫心靈、抒發感情這一美學特徵，強調「情以物遷，辭以情發」；還明確表示反對當時那股內容空虛、詞藻浮艷的形式主義詩風，提倡應以《風》、《雅》式的作品積極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猛烈抨擊、掃蕩詩壇上的齊梁頹波；孟浩然詩歌創作中的美學追求是「以清真為核心，在清空、清幽、清淡、清曠的多種美感中洋溢著清新氣息」；文章最後還對孟浩然的詩歌美學觀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認為它「較早地反映了盛唐時期審美風尚的變化，並體現了當時詩人們共同的美學追求」，「是由陳子昂過渡到李白的詩歌美學觀的一座橋樑」，「對於盛唐詩風的繼續發揚，無疑地起了推動和促進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葛曉音的《山水田園詩派研究》對孟浩然的山水田園詩作了深入、細緻的探討，且頗多新意。該書首先指出，「從山水詩發展的歷程和地域來看，孟浩然可說是在神龍至開元前期吳越和荊楚兩地山水詩興起的背景下產生出來的、南方山水詩最高成就的代表。」在對孟詩具體分析時，作者認為，「孟浩然將興寄引入山水詩，尤其是近體，是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孟浩然多次在山水詩里強調興的發生，這在開元以前的山水詩里是罕見的。」他「明確指出了人對自然的會心在山水詩創作中的重要性」，「使山水清興和托喻寄諷的』興『在理論上區分開來了。」作者最後總結道：「孟浩然作為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前輩詩人，其』經緯綿密『（殷璠《河嶽英靈集》）之處仍殘存著山水詩從初唐之繁實轉向盛唐之清空的過渡痕迹。但他以比興寄託和壯逸之氣充實了南方山水詩的骨力，並從題材和精神旨趣兩方面將田園隱逸和山水行旅結合起來，使陶淵明的感受和謝靈運的觀賞融為一體，以不刻畫不雕琢的白描手法寫景抒情，直尋興會，寓情致和故實於鮮明的興象之中，繼陶淵明所開創的以意為主、由情見景的意境和平淡自然的風格之後，又形成了情景交融、意在象外的意境和沖淡清曠的風格。其強調』發興『的創作體會和淡化意象、注重傳神的表現藝術，給盛唐山水田園詩提供了重要的藝術經驗，因而在王維之前，將盛唐山水田園詩的發展推向了高潮，並代表南方山水田園詩的最高成就，與北方的王維構成了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兩座高峰。」

　　另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學術界曾經就孟浩然的《春曉》詩進行過討論，在這兩次討論中，《光明日報》都曾就討論的情況作過綜合報道。

　　孟浩然作品的整理本世紀對孟浩然作品的整理也取得了較大的成績，陳貽焮的《孟浩然詩選》是較早出現的一部孟詩選注本，該書對孟浩然的37首作品作了編年。李景白《孟浩然詩集校注》、徐鵬的《孟浩然集校注》、趙桂藩的《孟浩然集注》都對孟浩然現存詩歌作品作了校勘、注釋，雖然它們在一些作品的註解和編年方面存在著分歧，但也都各有其貢獻。

　　另外，劉文剛的《孟浩然佚詩新輯》、房日晰《孟浩然詩辨偽》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二節王維研究

一、本世紀王維研究概述

　　王維是盛唐時期傑出的詩人兼畫家，他多才多藝，在當時文壇享有很高的聲譽，身後也得到歷代詩評家的廣泛關注和高度稱賞。

　　本世紀前半葉的王維研究很有限。王維研究的專著只有日人梅澤和軒著、傅抱石譯的《王摩詰》，而且此書以介紹王維的繪畫為主。其他的著作則是將王維與陶淵明或孟浩然合論的；專題論文有兩三篇，其中只有朱湘的《王維》是專論其文學成就的。相對說來，傅東華的《王維詩·導言》對王維詩的藝術旨趣及其原因的探討較深入些。

　　本世紀較早全面、深入地研究王維，給王維以客觀、公正評價的學者，是陳貽焮。他在五十年代中後期和六十年代初，先後發表了《王維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論王維的詩》、《王維生平事迹初探》、《山水詩人王維》、《王維的山水詩》等系列論文，對王維的生平、思想和詩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同時，又編選了《王維詩選》，該書選詩一百五十二首，注釋甚詳，《後記》直接為詩人作傳，資料翔實，推斷穩妥，在很長時間裡，都是學界研治王維所可信賴的材料。

　　本世紀王維研究的高潮是在八、九十年代。隨著思想意識的解放、學術觀念的更新，人們對王維的思想和詩歌藝術也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對王維的評價也越來越高。這一時期，學界除了對王維的一些生平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對王維思想尤其是與佛教禪宗之關係也有深廣的探究，至於其詩歌藝術，更受到學界空前的關注和評論，人們從各個角度分析其詩（特別是山水詩）的意境和成就。1991年5月，全國首屆王維詩歌學術研討會在西安召開了，這次會議依據陳貽焮提出的希望成立王維詩歌研究會的建議，成立了隸屬於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的「王維研究會」，同時決定編輯出版《王維研究》。此後每隔兩年，王維研究會就召開一次全國性的王維詩歌學術研討會，出版一輯《王維研究》會刊，極大地推動了王維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提高了人們對王維在中國文化史、詩歌史上崇高地位的認識。九十年代末，王維作品新的校注本也終於面世了，這標誌著王維研究到世紀末已經欣欣向榮、全面開花了。

　　二、王維生平研究

　　本世紀上半葉的一些著作和論文雖然也涉及到王維的生平，但是都未有新的突破。陳貽焮的《王維生平事迹初探》是本世紀最早一篇對王維生平進行重新檢討的論文，該文除了對生卒年、擢進士第時間等向有歧說的舊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且抉發了王維隱居終南山之時間、隱情。六十年代也出現了兩篇研究王維生平的文章，即盧懷萱的《王維的隱居與出仕》、金丁的《王維丁憂時間質疑》。進入八十年代以後，譚優學、葛曉音、楊軍、王達津、陳鐵民、王從仁、陳允吉、張清華等學者相繼撰文對王維生平中的一些問題進行探究和討論，使得人們對王維生平行事的了解更為深入和細緻了。下面將結合學界比較關注的幾個問題，簡要地介紹一下本世紀王維生平研究所取得的進展。

　　生年問題王維的生年，兩《唐書》沒有記載，最早對王維生年進行考訂的是清人趙殿成，他在《右丞年譜》中根據《新唐書·王維傳》說王維享年六十一的說法，推斷王維當生於武后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本世紀以來，學界對王維的生年問題曾經展開過熱烈的討論，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公元701年說。這是趙殿成的舊說，在本世紀前半葉一直未有異議。陳貽焮於五十年代發表的有關王維的系列論文均沿用此說。

　　陳鐵民先是在其《王維年譜》中沿用趙殿成說，後來又針對王從仁、楊軍等人對趙說的商榷，撰寫了《王維生年新探》，維護趙說。該文在逐項辯駁王、楊等人立說的根據，又為趙說提出兩條新的證據：一，王維《與魏居士書》中有「仆年且六十」，通過考察文意，此文當作於入肅宗朝後，約在乾元元年之後，與趙說適相合；二，王維在《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秘書京兆韋公神道碑銘》中稱「維稚弱之契，曠年彌篤」，據兩《唐書》韋安石父子諸傳參考，知王維與韋斌唱和在開元二年以後，依趙說，其時王維十五歲；若按王、楊等人新說，王維年已二十三，顯然不合。

　　葛曉音在《王維前期事迹新探》注里曾經覺察到趙殿成關於王維的生年的考訂與其弟王縉生年相牴牾，提出疑問；她在後來發表的《答〈《王維前期事迹新探》質疑〉》中則為趙殿成說也提供了一個佐證：王維《燕支行》下王維自注「時年二十一」，而此詩可考知當作於開元十年，所以趙說王維生於公元701年不誤。

　　（2）約公元692年說。此說的首倡者是王從仁，他在《王維生卒年考辨》中提出：第一，王縉的生卒年是王維生年的重要旁證；二，王維在上元元年所作的《責躬薦弟表》中自稱「逼近懸車，朝暮入地」，其時年近七十；三，王維《贈從弟司庫員外絿》詩中所謂的「徒聞躍馬年」，當指開元二十二年右拾遺事，時年四十三歲；四，王維十九歲應京兆府試，據《太平廣記》引《集異記》載，曾得一位強有力公主的庇借。依趙殿成說當在開元初，而其時並無這樣一位貴公主。其人應是協助李隆基誅韋武黨的太平公主，故王維應京兆府試應在景雲元年；五，王維《終南別業》詩稱：「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詩成於天寶三年以前。依趙說僅四十左右，不當稱晚；王維天寶初與苑咸酬唱時自稱「馮唐已老」，依舊說正當中年，不當稱老；而作於濟州官舍的《贈祖三》有「結交二（一作三）十載」，依舊說亦難通。王文的結論是王維約生於武后如意元年（公元692年），享年七十左右。

　　王文發表之後，得到了張安祖、趙昌平等人的響應。他們都為王說提供了新的論據。其中張文認為，王維與祖詠結識在其十六、七歲時，《贈祖三》中的「三十」應是「十三」之誤，這樣開元九年則是三十左右。趙昌平文則指出：一，《王右丞集箋注》卷七《慕容承攜素饌見過》詩所謂「年算六身知」中的「六身」為「七十三」，正謂年近七十；二、同書卷九《春日上方即事》中「鳩形將刻杖」，為「過七望八之年」：以此二條合王從仁文提出的「逼近懸車」條觀之，維之享年當在七十上下，王文所定王維生卒年為公元692年至公元761年，較之舊說，更為合理。

　　另外，楊軍《王維事迹證補》著重論證王縉生卒年不誤，以證王維不生於公元701年，而推斷其享年不下六十六歲，與王從仁文也有暗合之處。

　　（3）公元694、695年說。此說是姜光斗、顧啟在《王維生卒年新證》中提出的，他們的論據也是王維《責躬薦弟表》中的「逼近懸車」一條。

　　（4）公元700年說。此說是張清華在《王維年譜》中提出的。他在該譜中認為王維與其弟王縉年齡應相仿，王縉與王維可能是同年生即「兩頭生」（因為此年有十三個月），王維生年可定於公元700年初，王縉應生於公元701年的1月或2月。然此說推測成分太多，至今尚未發現有響應者。

　　（5）公元699年說。譚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持此說，後來只有王達津在《王維的生平和詩》沿用此說。

　　貶謫濟州對於王維貶謫濟州的原因，近人多沿用《集異記》里的說法，謂王維手下的舞蹈演員，因不謹慎，偶爾私自表演了只能為皇帝享用的黃獅子舞，王維因而獲罪被貶。但是，王從仁在《王維和孟浩然》和《王維五考》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見，他認為王維出貶濟州，「是做了最高統治集團內部勾心鬥角的犧牲品」，因為王維與岐王關係很深，與寧王、薛王也有交往，所以導致最高統治者的猜忌而被貶，舞黃獅子事，只是借口而已。

　　關於王維離開濟州的時間，譚優學的《王維生平事迹再探》定為開元十四五年。王達津的《王維生平及其詩》則將此事定在開元十二年。

　　葛曉音的《王維前期事迹新探》則認為，王維大約到開元十六年左右才離任的。其證據有二：一是王維的《裴僕射濟州遺愛碑》中曾經記載了裴耀卿在濟州修築河堤之事，而此事經考證當發生在開元十五年，可見王維開元十五年仍在濟州；其二，王維《贈祖三詠》詩題下原注云：「濟州官舍作」，而此詩至早也應作於開元十六年。王維當於這一年的暮秋離開濟州的。

　　陳鐵民《王維年譜》和《王維生平五事考辨》均認為，王維當在開元十四年夏之前，已經離開了濟州司倉參軍任，其主要根據是王維作的《送鄭五赴新都序》一文，謂此文為開元十四年四月王維於長安所作。（葛曉音前文認為此序當作於開元二十四年之後）。

　　史雙元的《王維漫遊江南考述》和楊軍的《王維生平的若干問題――就〈王維年譜〉與陳鐵民同志商榷》一致推斷裴耀卿赴宣州在開元十四年八月以後，王維離開濟州在開元十五年暮春。他們二人的分歧在於：史文推斷王維《送鄭五赴任新都序》是開元十五年四月作於長安，楊文則斷為十四年春作於濟州。

　　王勛成《王維謫濟州司倉參軍年月及行蹤考》認為王維離濟州任赴洛陽候選的時間當在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而且王維離濟州是在裴耀卿刺宣州之前而不是之後。

　　張清華《王維年譜》則認為王維於開元十四年春寒食節前離開濟州西歸。

　　王維離開濟州以後直至開元二十二年再度出仕之前的行止，趙殿成《王右丞年譜》付之闕如，陳貽焮《王維生平事迹新探》也認為難明。葛曉音《王維前期事迹新探》、陳鐵民《王維年譜》、譚優學《王維生平事迹再探》、王達津的《王維生平及其詩》皆試圖填補這一「空白」。

　　葛曉音文認為王維於開元十六年暮秋離開濟州後，於開元十七年寒食節時途經汜上，然後從開元十七年春開始屏居淇上。何時離開淇上，無考。王維離開淇上後，直到獻詩給張九齡被擢為右拾遺之前，主要隱居嵩山。

　　王達津文認為王維離開濟州後即還長安，自開元十四年始，隱居終南和輞川，直至開元二十一年，其間只於開元十七年曾往東都，隱嵩山。

　　譚優學文認為王維回到兩京，或曾短時間轉官吳越，入蜀也當在這幾年間，而赴榆林、新都郡，隱居淇上，「閉關」嵩山，大都只有擺在這一段時間裡，才沒有扞格。

　　陳鐵民文則認為王維離開濟州後，即到長安或洛陽等待朝廷給予新的任命，不久致官淇上，尋即棄官隱淇上，開元十七年在長安，始從大薦福寺道光禪師學頓教，後四年疑仍閑居長安，開元二十二年曾隱居嵩山，二十三年拜右拾遺，遂離嵩山至東都任職。此四文中，譚文屬於推斷；王文口氣雖然較為肯定，但未提供證據；只有葛文、陳文提供了一定的佐證。

　　張清華《王維年譜》也認為王維於開元十四年夏回到長安以後，未馬上任職，而是閑居，下年即為官淇上。

　　隱居次數及隱居地點對於王維一生隱居的次數和地點，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1）少年隱居。關於這一問題，趙殿成《王右丞年譜》、陳貽焮《王維生平事迹新探》均付闕如。

　　葛曉音《王維前期事迹新探》首先指出，王維十八歲前曾在洛陽東北一帶隱居過，作者據王維《哭祖六自虛》詩，考證出他們少年時的隱居之處當在洛陽東北的郊縣。

　　陳鐵民《王維年譜》據王維《哭祖六自虛》，認為王維於開元六年（年十八）前居長安時，曾和祖六隱居過終南。王達津《王維的生平及其詩》也據此詩認為王維曾少年隱居，並謂其居住南山，往來東洛。

　　楊軍《王維生平的若干問題》則認為王維《哭祖六自虛》詩中所云「南山俱隱逸，東洛類神仙」，當指隱居嵩山、隱居終南，這些都是王維中年以後的事。他否認王維登進士第前曾有過隱居行動。

　　（2）隱居嵩山、淇上。對於王維隱居嵩山事，趙殿成《王右丞年譜》闕如。陳貽焮《王維生平事迹新探》推測可能即在開元二十年的前幾年內。王達津的《王維的生平及其詩》則將此事定在開元十七年。譚優學《王維生平事迹再探》則認為，當在開元十四、五年至二十二年之間。葛曉音《王維前期事迹新探》認為此事當在王維離開淇上之後，被張九齡擢為右拾遺之前。陳鐵民《王維年譜》則定在開元二十二年。姚奠中《唐詩札記》在辨析「山東兄弟」時提到「一般注者都沒有深考王維當時的家，根本不在蒲州一帶，而在嵩山之陽。」張清華在《〈王維年譜〉證補》中同意姚說，並作了進一步的補考，認為「王維確實在河南登封的嵩山居住過，具體地點在太室山東側的王渡河。......王維居嵩山東溪時間應從少年十五歲以前起，至開元二十三年任右拾遺這段時間。」

　　王維隱居淇上事，趙殿成《王右丞年譜》、陳貽焮《王維生平事迹新探》均未說明。王達津《王維生平及其詩》雖然亦未明示，然據其系王維《淇上即事田園》一詩於開元十七年可知，他認為王維隱居淇上與隱於嵩山同年。譚優學《王維生平事迹再探》認為此事當在開元十四、五年至開元二十二年之間。葛曉音《王維前期事迹新探》認為王維屏居淇上在三十歲（開元十八年）左右，可能他當時在這一帶當個小官，過著半官半隱的生活。後來，她在《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中又認為王維隱居淇上主要是得到當時在黎陽任縣官的丁?的資助。陳鐵民《王維年譜》疑此事在王維官淇上後不久，即開元十六年。

　　（3）隱居終南、輞川的年代。王維的詩文中，說過自己曾隱居終南，又說自己曾在輞川隱居過。陳貽焮《王維生平事迹初探》提出王維隱居終南，在開元二十八九年之後，天寶三載之前的三四年間；而始隱輞川，則當隱終南之後，天寶七載之前，後至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長安前，曾有較長時間住在輞川，有時又較長時間離開輞川，乾元元年後遂不復在輞川。陳鐵民《王維年譜》大體從之，並有所補證，認為王維隱終南，在開元二十九年之後，天寶二載之前，隱輞川最晚始於天寶三載。儘管在具體時間上略有出入，但認為隱居終南和輞川，是王維後期的事，二人是一致的。

　　然王達津《王維生平及其詩》將王維隱居終南和輞川定在自濟州歸後到開元二十一年之間，但他未出示證據。

　　楊軍先是在《王維詩文系年》中推斷王維自濟州重返長安，本擬偶時哲以圖進取，無奈讖緯禍起，汲引路斷，又遭喪偶之不幸，遂退隱終南，並依大薦福寺道光禪師受教，時在開元十六年以後不久。後又在《王維生平的若干問題》中說王維隱居終南在開元十六年王縉中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以後不久。

　　陳允吉的看法與上述學者均不相同，他在《王維「終南別業」即「輞川別業」考――兼與陳貽焮等同志商榷》推定，王維的藍田「輞川別業」的具體位置當在終南山東緣北麓，和終南山相當靠近；同時，按照當時人對藍田一帶地方的稱名習慣，完全可以把「輞川別業」直截了當地呼為「終南別業」。文章還分析了王維《終南別業》詩和《唐詩紀事》的有關記載來證明「輞川別業」就是「終南別業」。如果此說成立的話，王維初隱終南之日，亦即始居輞川之時。唯王維任右拾遺前為全隱，後為半官半隱。

　　對於陳允吉這一新說，陳鐵民在《王維生平五事考辨》中進行了反駁，他認為陳允吉文中所論只能說明王維詩中的「終南別業」有可能即指「輞川別業」，尚不足以證明「終南別業」就是「輞川別業」，他又舉出多條材料證明王維的隱居終南和隱居輞川並不是一回事。他最後說，王維隱居終南的時間，更確切地說，應在開元二十九年春自嶺南北歸之後、天寶元年官左補闕之前，歷時約一年左右。

　　和陳鐵民一樣，張清華也在《〈王維年譜〉證補》中對陳允吉的新說予以反駁，明確表明自己同意陳貽焮和陳鐵民的說法。他在後來出版的《王維年譜》也將王維始隱終南的時間定在開元二十九年，但他認為王維居終南山的時間約兩年多，可能在這裡過了三個秋天：即開元二十九年、天寶元年、二年。

　　另，劉志雲《欲覓千古遊人處――唐代詩人王維輞川別業初探》、樊維岳《王維經營輞川別業時間初探》均涉及到王維輞川別業的營建及規模，故附記於此。

　　受偽職史實關於王維陷賊被迫受偽職之事，學界長期以來一直沿用《舊唐書·王維傳》的記載，對王維此事多持批評態度。

　　楊軍在1982年發表的《王維事迹證補》中首次引用王維集中《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秘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認為這一段文字為我們提供了陷賊官員遭遇的真相。王維自己同樣飽嘗了折磨和屈辱。本傳稱「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新舊書略同），恐系猜測之詞。

　　楊軍此文發表以後，得到了陳鐵民的認同。他在《王維生平五事考辨》中對王維集中《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秘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的有關文字作了進一步的詮釋。他認為，這段文字，提供了王維陷賊遭遇的真相，可補史傳記載之不足，並糾正其誤。如根據這段文字，可知王維的「服藥取痢，偽稱瘖疾」，是藉機逃離長安，擺脫安祿山的控制；又維是在備受折磨、侮辱之後，被叛軍捆縛、用武力強行押送到洛陽的，所謂「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並不是事實。

　　 1992年，楊軍又發表了《王維受偽職史實甄別》，繼續對王維受偽職問題進行探討。他指出，王維的扈從不及是因為玄宗倉皇出走，未讓群臣扈從，這才決定了他陷賊的命運，與陳希烈、張均之流的賣身投靠有本質的區別。從至德元載六月算起，直到至德二載四月，王維都在囚禁中；而安祿山在二載正月初六即被殺而死，可知王維並沒有向安祿山屈服。這也表明，作為一位朝官，王維在危難中是保持了應有的節操的。安祿山給王維「給事中」，和別人的頭銜一樣，都是徒有虛名而已。陷賊後王維忠君愛國的立場堅定不移，《凝碧詩》的寫作標誌著王維盡到了詩人的天職，也是他在特殊戰場為朝廷作出的貢獻。

　　拜右拾遺的時間王維第二次出仕即擢右拾遺的時間，一般都沿用趙殿成《王右丞年譜》的說法，認為在開元二十二年。葛曉音《王維前期事迹新探》首先考證出王維《上張令公》詩中之「張令公」非「張九齡」，而是張說，所以王維上張九齡詩不始於《上張令公》而始於《獻始興公》。張九齡封始興伯在開元二十三年，王維被張九齡任命為右拾遺而「解薜登天朝」也當在開元二十三年。

　　同樣，陳鐵民的《王維年譜》也據王維《京兆尹張公德政碑》文意，《上張令公》、《獻始興公》詩意，將王維任右拾遺事斷在開元二十三年。

　　楊軍的《王維生平中的若干問題》針對上述陳鐵民文中的說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陳鐵民文中「徑把』始興縣開國子『稱作』始興縣開國公『，進而簡化成』始興公『未必合宜。」他指出，「始興公」只不過是張九齡的代稱而已，與其封爵沒有直接聯繫。王維稱張九齡為始興公，是因為張九齡是韶州人。「既然』始興公『於張九齡加封始興縣子或始興縣伯沒有必然聯繫，我們便不能把王維寫《獻始興公》的時間定於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以後，因為這以前同樣可稱之為』始興公『。」

　　楊文發表後不久，陳鐵民又在《王維生平五事考辨》進行了反駁，重申了自己的觀點。陳文指出，始興同曲江一樣都是韶州的屬縣；《獻始興公》作於開元年間，當時韶州尚未改為始興郡，王維不可能以「始興」作為韶州的代稱稱呼張九齡。其實，「始興公」並不是「始興縣開國公」的簡稱，而是一種爵號之省稱加「公」的稱呼。所以，斷王維拜右拾遺在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九日之後，並非無據。

　　官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兩唐書王維傳均稱王維在太子中允後所任官為太子中庶子，因有本傳這樣明確的記載，故歷來論王維生平者都取成說，信而不疑。

　　楊軍《王維生平的若干問題》一文考證出唐代東宮不設太子中庶子之職，故有唐一代不可能有人任過此職，兩唐書王維傳所載實誤，後來諸多著述習而不察，以訛傳訛。那麼王維在太子中允以後究竟擔任什麼職務呢？楊軍推測說，「所謂』太子中庶子『或是』太子中舍人『之誤。......又』太子中舍人『可以稱為』太子中書舍人『，』書『、』庶『同音，容易誤作』太子中庶子『和』中書舍人『。《新唐書》本傳不載中書舍人或以是。」他對《舊唐書》本傳所載王維嘗為中書舍人也提出了懷疑。

　　對於楊軍這一新說，陳鐵民並不同意。他在《王維生平五事考辨》一文指出，唐代確實不曾設置太子中庶子之職，只有太子左、右庶子之職，雖然如此，但是仍不敢輕易地斷定兩唐書本傳的記載有誤，因為唐人有時以「中庶子」概指左右庶子。兩唐書王維本傳中的「中庶子」疑即此義。至於王維所任中書舍人一職，可以舉王維的《請回前任一司職田粟施貧人粥狀》和《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詩為證。

　　交遊及其他王維一生交遊甚廣，趙殿成《王右丞年譜》中已經考出一些。陳貽焮在《王維事迹初探》中述及王維在濟州時與崔錄事、成文學、鄭、霍二山人等失意之士和在輞川與裴迪的交往。

　　陳允吉《王維與華嚴宗詩僧道光》和《王維與南北禪僧關係考略》兩文中主要考察了王維與佛教中人的交往。他在前文中論證了道光是一個華嚴宗的僧侶，並考述了王維同他的密切關係，以及對於王維詩歌創作的深刻影響；在後文中，陳允吉通過尋檢王維的詩文和其他有關史料，考知王維在開元年間，與禪學北宗的僧侶有著很深的交誼，特別是與普寂、義福、《楞伽師資記》的作者凈覺、惠澄等人，都曾發生過程度不同的關係；文章還探討了王維與南宗的關係，尤其是與神會、燕子龕禪師、瑗公、璿禪師、元崇等人的交往。文章最後指出，王維與北宗僧侶的交往，「主要是在開元年間」，而天寶以後，「他的主要交遊對象，已經轉向南宗僧侶。」

　　繼陳允吉之後，陳鐵民也著《王維與僧人的交往》文探討王維與佛教中人的交往，然論點有異。陳鐵民指出，有些學者把王維結交的南宗僧人給「擴大化」了。他認為，與王維有往來的僧侶，目前可確考為南宗者，僅只神會、瑗公二人。實際上，王維與當時的各派僧侶都有廣泛的交往。開元時期，他與北宗禪僧往來頗多，但同時又與華嚴宗、密宗、律宗等僧侶有交往。特別是曾師事道光禪師十年，思想上受到過較多的影響。天寶年間，隨著南宗頓教的北傳，王維又同南宗僧人有所接觸，但他也並沒有因此而疏遠北宗僧人。終王維一生，一直與北宗禪僧有來往（如與元崇、舜闍黎的交往，即在晚年）。

　　另外，陳鐵民還著有《從王維的交遊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態度》，分別考察了王維與當時執政者、王公大臣、中下級官吏、懷才不遇的士人、隱者、和尚、居士、道士等人的交遊，並從中看出王維的人生志趣和政治態度。

　　還有一些成果涉及到王維有否吳越之行及入蜀等問題。

　　趙殿成認為王維無吳越之行，陳貽焮《王維生平事迹初探》也忽略了王維這一行蹤。譚優學《王維生平事迹再探》論證了王維曾到過越州、京口、廬山等地，時間約在開元十四五年至二十二年之間。陳鐵民《王維年譜》也認定王維曾到過九江、潤州（州治即京口），但時間是在開元二十九年王維自嶺南北歸之時。史雙元《王維漫遊江南考述》則斷定王維在開元十五年到十七年之間有過一次南遊，歷時兩三年之久，文章還詳細論列了王維此次南遊的行蹤。

　　另外，陳貽焮《王維生平事迹初探》認為王維曾到過巴峽，時間可能在開元二十八九年。譚優學《王維生平事迹再探》考訂王維曾經入蜀，到過渝州，時間則約在開元十四五年至二十二年之間。

　　三、王維思想研究

　　王維的思想比較複雜，而且一生中的前後期也是有所變化的。所以，學界對其思想的研究比較深入而廣泛。早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學界就對王維一生思想之發展及詩歌中所表現的性情和生活態度作了較為細緻的分析。五六十年代，學界又對王維的政治立場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態度進行過討論。八九十年代，學界則對王維與宗教尤其是禪宗的關係格外關注，產生了許多論述王維禪宗思想的成果。

　　（一）、八十年代以前

　　本世紀上半葉傅東華的《王維詩·導言》是本世紀較早涉及到王維性情和思想的文章，該文認為，王維的奉佛造成了他「無可無不可」主義，主張「以不動為出世」，而視「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這雖不是純粹的釋教精神，卻不能不說是由釋教出發的。小尹在其《唐朝以來一個最大的藝術家――王維》中就有一節是專論王維的性情的。他認為，王維「有這樣一個大方的家庭，他又這樣的慧敏，修養又如此深，自然他不會是個極端性情的人。他該屬於平庸，沉著，天真一流的。」「他愛他的弟弟和妹妹，也敬愛著母親，更忠貞於他和妻之間的情感。」「他不像他人一樣說哭便哭，說笑便笑；但他的確有著銳敏的感覺，同時也有輕風一樣的樂與哀。正像書法上的藏鋒一樣，那麼渾厚，有力，修圓的外表。」

　　五六十年代學界偏重於對王維的政治態度和思想的發展過程進行探討。陳貽焮在其《王維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中認為，「王維中年以前接近當時比較進步的政治力量，思想感情中也的確存在著進步的和積極的因素，而這些因素卻又是他許多詩歌帶有人民性與積極意義的根據，但並不能就此過分地對他晚年給以誇大的評價。後期王維是消極的，是妥協的。他不滿意不良的政治傾向、不滿意李林甫，但也不能不去歌功頌德。我們不認為他甘願背叛朝廷，去作安祿山的官，但他畢竟不敢明顯地表現出自己的反抗。他不願巧諂以自進，但又不幹脆離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極力避免政治上的實際衝突，把自己裝點成不官不隱、亦官亦隱的』高人『，保持與統治者不即不離的關係，始終為統治者所不忍棄。這些，我們不應只看作為佛學對他所產生的壞影響，相反，他的學佛，也應看作為他思想意識中妥協一面發展的必然結果。」

　　稍後發表的署名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的《傑出的詩人王維》也探討了王維的政治傾向、對待政治的態度以及他後來為什麼由熱衷政治而轉向退隱田園的問題。該文認為，王維的政治傾向首先表現在對張九齡的支持上，他的政治傾向「和唐初以來的開明政治是一脈相承的」，

　　又是和當時的「腐敗政治勢力」明顯對立的，「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就不能不承認他的政治傾向的進步價值」，「王維本不是一個主張歸隱的人，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那時代的政治比較清明」。「政治的惡濁，這就是王維歸隱的根本原因。」「王維歸隱後既不是清一色的積極，也不是清一色的消極。積極的與消極的兩種東西並存著。而且有著一個消長的變化過程，一般說來，越到後來消極的東西越加發展，越加佔了主導的地位。」

　　當時類似的文章還有周通旦的《從王維的思想分期論王維的思想》、盧懷萱的《王維的隱居與出仕》等。另外，當時新出版的幾部文學史如游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等，對王維思想的分析和評價也和上述陳貽焮、北大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研室所撰寫的文章觀點相近。

　　（二）、八九十年代

　　從六十年代中期直到七十年代末，學界對王維思想的研究沒有任何進展。從八十年代初開始，人們又開始對王維的思想比較關注，不過此時人們注意的焦點是王維與宗教（尤其和佛教禪宗）之關係。

　　王維與佛教之關係王維一生奉佛，故學界對其與佛教之關係格外關注，但是這一方面真正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是到八十年代才出現的。

　　陳允吉是本世紀較早對王維與禪宗之關係進行深入探討的學者。他在八十年代初相繼發表了《論王維山水詩中的禪宗思想》、《王維與華嚴宗詩僧道光》、《王維與南北禪僧關係考略》等。其中《論王維山水詩中的禪宗思想》一文認為，雖然王維早期受過佛教其他宗派的影響，特別是明顯地受過禪學北宗的影響，但是隨著禪宗日益廣泛的傳播，尤其是在中年同神會在南陽相遇以後，他終於完全接受了禪宗那一套主觀唯心主義的教義。

　　在陳允吉之後，研究王維與佛教之關係的文章越來越多了，主要有馬欣來的《試論王維的佛教思想》、賈晉華的《試論王維對禪宗的反影響》、姜光斗的《論王維的佛教思想》、洪丕謨的《王維、白居易與佛教》、嚴國榮的《居士信仰：王維文化心態的動態分析》等。

　　其中馬文對學界一直認為王維學佛已是「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唐王朝對文人的態度是優禮有加，但不予以重任，這對那些抱負遠大，盡欲一鳴驚人的文士們是極其沉重的打擊。文人慕道、奉佛、歸隱首先是為了忘卻那條想走而走不成的路。王維就是如此，他對佛教、禪宗的接受、信奉是有限度的。他雖嘗真心學法，但並未「解悟」、「解脫」。他又學佛，又背佛。學佛因為他寂寞空虛，背佛又說明他學佛是自我排遣，而不是人生信仰。文章認為，由於嚴羽、胡應麟、王漁洋等人的評論，遂使王維成為超然物外、高不可攀的神秘的禪宗代表，這是不合王維實際的。賈文則指出：王維的思想和詩作深受佛教特別是禪宗的影響，但有的學者把王維之後才出現的講求直覺、暗示、象徵的公案禪法，也用來印證王維的詩歌藝術，似有違禪宗發展實際歷史。王維在「平常心是道」的洪州禪興起之前，已採取了自然任運、觸處即真的悟道態度；在凝練雋永、富於詩意的機鋒、公案出現之前，已寫出了眾多飽含禪意、含蓄沖淡的山水寫景詩。而且兩京收復後，肅宗召神會進京入內供奉，南宗禪大盛，與王維在天寶初年寫《能禪師碑》盛讚南宗禪，為其張揚分不開。文章指出，王維與洪州禪的種種相合當非偶然，洪州禪的開宗立派在王維之後，因此應該是王維影響洪州禪而非相反。王維對於洪州禪的中國化、老莊化和詩化，應該說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的。姜光鬥文認為，王維不僅傾心於如來禪的漸修理論，更傾心於祖師禪的頓悟學說，當然王維宣傳得最多的，還是南宗禪的「中道觀」。由於王維是在家居士而非出家僧人，再加上當時佛教宗派都極活躍，所以王維並無嚴格的宗派觀念，他在信仰禪宗的同時，既可超越慧能、神會的某些思想，又可信仰凈土宗等其他佛教宗派。另外，王維的禪宗思想常常和道家的虛無觀念交融在一起。嚴國榮文則專門探討了佛教居士信仰對王維心態的影響，文章通過王維一生愛佛、求佛、信佛的變化過程，看出居士信仰在王維一生中所起的關鍵作用，認為超越「我執」與「法執」的居士信仰是王維在入世與出世之間艱難選擇的結果，後來王維由懺悔到「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強調實踐、方便的「菩薩行」，更徹底地體現了居士信仰。

　　另外，張清華的《詩佛王摩詰傳》中有一節《任運自然得禪趣》也專門在對比中講了禪宗對王維詩歌思想及藝術風格的影響，講了禪宗與王維詩的關係。

　　王維與道教、道家思想的關係學界對王維與道教關係的探討遠遠落後於對王維與佛教關係之研究，其中探討得較為深入的文章有史雙元的《論道家思想對王維生活和創作的影響》、陳鐵民的《王維與道教》等。史文指出，在服藥、行氣、保精幾個方面，王維都有所實踐，其生活態度確實有著濃厚的道家色彩。在王維的政治觀、人生觀特別是藝術觀中道家思想的烙印十分鮮明而突出，如其詩文中常傳佈道家「無為而治」、「毀聖棄智」、「委身自然」等思想情緒。王維首創純以墨色寫形的水墨山水畫，詩風以清淡為主，也與老子尊尚樸素陰柔的美學觀有關，王維的藝術觀最得道家精髓，是藝術化地發揚光大了道家思想。陳文則指出，王維不僅受到道教求長生、好神仙風氣的影響，還有過一段學道求仙的經歷。由於王維並修佛、道，兩教又具有一些可以互相調合的基本觀點，再加上他所接受的道教思想、理論，多具有與佛教思想、理論接近或可以相通的特點，所以王維的詩文中常常表現出融合佛、道的思想傾向。

　　王維的美學思想和藝術審美觀雖然傳為王維所作的《山水訣》和《山水論》決非王維所作，但在《王右丞集》中，仍有不少談美和藝術創作的言論，包含著相當的美學見解。

　　陶文鵬的《論王維的美學思想》是本世紀較早對王維美學思想進行鉤稽論列、系統整理的文章。該文共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王維對美和美的本質的認識，發現王維積極提倡並在藝術創作中努力追求一種真實自然、樸素清新、娟潔蓬勃的美；第二部分論述了王維對於審美活動中主客體關係的見解，指出王維提出了「審象於凈心」，必須把審美當作悠然閑適的「不急之務」來進行的思想；第三部分則論述了王維欣賞山水自然美的趣味；第四部分論述王維對於創造藝術美的規律的見解：王維提出了「凝情取象」，以「暗識」去「審象求形」，創造藝術要「取捨惟精」，力求「傳神寫照」等精闢的論點；第五部分指出，王維能夠融畫意入詩，使「詩中有畫」，是他在理論上明確認識到詩畫有共同性所致。

　　此外，還有一些文章論及王維的藝術審美觀，如陶林的《王維的禪宗審美觀及其山水詩的空靈風格》、張清華的《禪宗藝術觀與王維詩的風格》、的《王維的詩學觀與盛唐詩的繁榮》等。其中，張清華後文指出，王維在《別綦毋潛》詩里提出「盛得江左風，彌工建安體」，把「江左風」與「建安體」結合起來，體現在詩歌創作的有機整體里。這一理論是王維同時代的詩論家與詩人都未明確提出的，王維率先提出，說明了他的藝術實踐經驗、他的詩學觀和盛唐的近體詩一樣，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是盛唐美學思想的高峰。而盛唐好詩迭出，形成我國文學史上空前絕後的藝術高峰，與這一詩歌理論和美學追求有直接關係。

　　四、王維詩歌藝術風格及成就總論

　　學界對王維詩文創作成就和藝術風格的研究，方法多樣，角度不一，所以也是比較深入和細緻的。總的看來，在本世紀上半葉，學界多籠統地評價和分析王維詩歌的風格特點和藝術技巧；五六十年代，學界曾經展開過一次關於王維詩歌如何評價的討論，所以較偏重於王維詩歌思想意義和其山水詩社會意義的分析；從七十年代末以後，學界對王維詩歌藝術特色的探討趨於細緻和深入了，出現了一大批從禪意、繪畫、音樂等角度研究王維詩歌藝術性的文章，而且此時還有人分析王維各體詩歌的不同特點和創作成就，更將王維與古今中外詩人進行比較研究，使得王維詩歌研究到世紀末形成較大的規模，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相對說來，人們對王維文賦的研究則稍嫌單薄，取得的成績很有限。

　　本世紀上半葉此時學界對王維詩歌風格和藝術成就的評價，主要體現在一些專著和少量的單篇論文中，而且側重於王維詩中清淡的韻味。

　　傅東華在《王維詩·前言》中認為，「王維詩中並不寓什麼深奧的哲理，也不含什麼濃烈的感情；他的好處只在一種清淡而深長的趣味。」楊蔭深的《王維與孟浩然》也指出王維的詩，「可以稱得』淡而有味『四字」，「他在詩中愛用靜一方面的詞句」，「只是低聲吟詠，令人如聞溪流之聲，淙淙有韻。」他還將王維的詩歌創作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他三十歲左右，此時他「是一個純粹的隱居詩人」；第二個時期，是他三十歲之後，此時的詩「多含有一種不平之氣」，「這在他作品上表現的，便是』愁『、』憂『、』憐『，便是傷感氣味很重的時期。」第三時期，此時王維痛定思痛，詩中又表現出他的「古澹悠遠」的趣味了。

　　同樣，當時的一些單篇文章也多作如斯觀。如小尹在《唐朝以來一個最大的藝術家》中就指出，王維「是善用胸臆的，利用了詩人的感覺來寫出大自然的美妙，不加修飾的建范著瀟洒藝術的園亭；自是出塵妙品。」承名世在《王孟的優劣》中也認為「王的長處是清遠雋逸」。方管的《王維散論》更以詩人的生活過程，以及這過程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來說明王維詩歌「靜」的風格之所以產生的必然原因。文章認為王維的成熟的作品大抵都是輞川時期的作品，因為他這時是功成名就身退，於現實社會已毫無不滿，對現實社會已毫無要求。於是歌頌安閑幽靜的自然景色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但是王維詩中自然景色雖是安靜，可也並不極端，並不至於寂寞。總之，寂絕之中稍綴以實有，眼前不見而遠處卻在，這就是兩個妙法，為王維所經常運用，直接的以鎮靜那其實也並不安靜的自然，間接的以調和自然與社會，而真正目的則在於撫慰人們的感情，使之安靜而不至於極端。文章最後還說，「王維在中國文學史上，恐怕要算最完全最高妙的實現了』溫柔敦厚『的詩教的唯一的詩人，他的詩作乃是中庸注意的最美的花朵。」

　　五六十年代此時，由於整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較之本世紀上半葉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學界開始改變過去較文學作品藝術價值的批評習慣，漸漸重視文學作品的現實意義和社會價值。

　　這一轉變體現在王維詩歌研究方面，就是有一些人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簡單地拿王維的田園詩和安史之亂後的杜甫反映社會現實階級矛盾的作品相比，說他的田園詩是粉飾生活歪曲現實的，甚至說王維的詩歌不但毫無價值反而具有反動的作用，把王維說成是反現實主義詩人。但是更多的學者還是能夠結合王維詩歌創作的實際情況，對王維詩歌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作出比較客觀公允的評價。

　　在五六十年代的王維詩歌研究方面，陳貽焮發表的《論王維的詩》、《王維的山水詩》、《山水詩人王維》等系列論文，較為學界所關注。他在《論王維的詩》一文中首先分階段地探討了王維詩歌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如他認為，王維的早期詩歌「採取了各種不同的方式，通過各種不同的題材的描寫」，「義正辭嚴、直截了當地抨擊權貴，為懷才不遇的人們叫屈」；王維後期，雖然在政治上並未和上層統治集團脫離，但是，「從他的一些詩作中，可見他的愛憎並未完全因學佛而泯滅，他的積鬱不平，也並未完全為輞川風月所銷磨。」對於王維後期的山水田園詩，他的看法是，其中「許多作品的確是消極的，充滿了佛老思想和灰色的人生情調」，但是因為「詩人投身到大自然中，從當時污濁的政治空氣中蘇醒過來，認識到了大自然的美，平添了生命的活力和向上的精神，從而使他後期的詩歌得以從玄言禪意、奄奄一息的低調中一振而起，寫出了一些具有獨特藝術特色的作品。」他認為王維這方面的成就「不僅在於描寫了安適的隱居環境和生活，還在於表現了田家風景與農民生活的可愛」，此外，「他能以開闊的胸襟，勁健的手腕，塗抹出祖國雄偉的崇山峻岭」，「又能用清新的情致、勻潤的色調渲染出溪山一角的幽境。」該文最後對王維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評價是很高的，並分析了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成就的種種原因，以及近來得不到重視的一些緣故。其《論王維的山水詩》則認為王維山水詩的總的藝術特點和優點是：「注意把握並描寫客觀景物作用於審美主體所產生的渾然一體的整個印象。在具體的藝術表現上，既渲染、烘托總的印象和情緒，又形象地生動地描繪具體景物；既看到全體，又看到局部和個別，以後者為主，以前者為輔，層次分明；既有虛敘，又有實景；既有白描，又有彩繪。作者是畫家，又精通音樂，在取景設色、調度詩歌音律上，也有其獨到之處。他的山水詩不象謝靈運的那樣僅從實處繪聲繪色、堆砌景物，而能從虛處素樸地陪襯以全景、渲染以情緒、烘托以情事，作到情景交融而免除了板滯繁蕪的毛病，也不象儲光羲的那樣，僅有景物情事的粗略描寫。」其《山水詩人王維》也對王維的詩歌成就作了比較全面的探討，認為王維「真不愧為山水詩典範作家和藝術大師。」

　　在陳貽焮《論王維的詩》文發表後不久，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教研室在他們撰寫的《傑出的詩人王維》中也對王維作出了高度的評價。他們對當時有些人全盤否定王維詩歌成就的做法提出異議，認為王維詩歌的內容相當複雜，有積極的成分，也有消極的成分，但仍以積極的成分為主。王維在自己的詩作里寫出了對進步的政治傾向的歌頌，表現了追求實現這種政治的激情和豪邁的氣魄，並歌頌了追求真理實現進步理想的人物和行為。王維是逐漸認識到那個社會的污濁而歸隱的，所以在他的某些山水田園詩里不能不打上現實鬥爭的烙印。在這些詩歌里，充滿著對自然美好景物的描寫，就寓含著對現實社會的否定的意義。作為王維的山水詩來說，更多的意義是他用出色的藝術才能，形象地感人地描繪出了大自然的美。該文最後評價道：「王維的詩歌有對生活情趣和對美好願望的描寫，有對現實的不滿和揭露，有山水的描寫，有生活的題材，這些都給我們留下了多方面優美的詩歌，他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

　　同樣，王運熙在《王維和他的詩》中也對王維及其詩歌成就給予了較為全面公正的評價。他認為，王維以他的寫景詩在當時詩壇放射出閃耀的光芒，成為田園山水詩派的領袖。這個流派中的其他優秀詩人孟浩然、儲光羲等人的成績都趕不上他，偉大的詩人李白、杜甫在展示自然界的豐富多采和表現作家對自然的深入細緻的感受上面，較王維也不免有所遜色。他不愧為詩國中首屈一指的風景畫大師。盛唐詩壇的繁榮局面是由各種風格的作品組成的。其中王維的許多寫景詩對自然美作了精緻動人的表現，也是重要的貢獻。文章還分析了王維的邊塞詩、社會詩、送別詩，認為這些詩篇在藝術描寫上也比較優秀，一部分尤為傑出，形式都和內容取得和諧的統一，產生了相當強大的感染力。

　　當時對王維詩歌藝術成就和風格特徵進行探討的文章還有：鄧魁英的《王維詩簡論》、北京大學中文系文4（2）王維研究小組的《對王維詩歌的評價》、彭立勛等《關於王維及其詩歌評價的幾點意見》、王葆生的《王維不是反現實主義詩人》、羊春秋的《略論王維抒情小詩的藝術特色》等。

　　八九十年代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學界對王維詩歌風格特徵和藝術成就的探討更為深入，角度更為多樣，評價更為公允。但相關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結合王維的山水詩或者其他題材的作品來談的，所以，下面僅縷述一些總論性的、評價性的成果，結合特定題材、體裁的具體性的探討則放在後文有關小節中介紹。

　　劉禹昌的《王維詩賞析》雖然是一篇以王維詩歌作品賞析為主的文章，但作者在文章的開頭提出了對王維詩歌成就的一些新看法，他認為不能囿於成見，習焉不察，僅目王維為山水田園詩人，而使我們不能見詩人的「大全」，王維的詩歌創作是豐富多彩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藝術風格同具「陰柔之美」和「陽剛之美」，他不是「偏精獨詣」的「名家」，而是「具范兼熔」的「大家」。

　　許永璋的《王維詩品新議》也從王維的時代遭際、哲學思想來探索其詩歌之卓絕成就，以平亭諸家之論，冀復其在詩壇上應有之地位。文章對王維的作品按題材進行了分析和評價，不但對其中的山水田園類作出了較高的評價，而且對朝省應制類、朝市林泉類、禪定禪悅類、詩畫渾成類的評價也不低。

　　史雙元的《王維詩歌與盛唐氣象》試圖拋棄成說，獨闢蹊徑，從整體上給王維詩歌以全新的評價。他認為，對於王維的作品僅僅從消極者否定，積極者肯定這一模式出發是不夠的，我們有必要調整角度，重新認識它的價值，認識其詩作整體上表現出的時代精神――作為中國文化驕傲的「盛唐氣象」。王維的作品主要記錄了那一時代人們的普遍希冀和追求，對盛世功業的自信和滿足，對美好平靜生活的渴望和享受，對各種思想的寬容和吸收，對文化藝術開拓創造的熱誠追求。他的詩主要傳達出明徹而平靜的印象――一個凈化了的時代的印象。盛唐的煌煌巨業及其由盛轉衰的變化使得詩人對崇高美的景仰中混著傷感，缺乏力量和氣魄，但並不單乏，具有盛唐時代特有的渾厚和深沉。文章還從五個方面論證王維詩歌反映盛唐氣象所取得的成就：首先是表現了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其中既有對建功立業的讚頌，也有對不合理現象的批判；其次，在王維筆下，盛唐氣象被描寫得更充分，更富詩意；大量山水詩，真正表現出盛唐特有的安恬、富足的神態，寧靜、和諧的氣氛；再次，王維其人其詩是充盈豐實、並行不悖的盛唐文化精神的縮影；複次，王維和李杜一起，在創造精神的啟動下，各自開闢了一塊嶄新的詩歌天地，三位大詩人風格各異，共同組成了盛唐詩歌的頂峰；最後，王維詩歌藝術上的傑出成就，本身也構成了後代難以企及的盛唐文化的一個部分。

　　陳鐵民的《論王維詩歌的多樣風格》也是一篇對王維詩歌藝術風格進行較為全面探討的文章，該文認為，王維的最具自家面目、最獨樹一幟的風格，是清淡、簡遠、自然。這種詩風，使他能夠在百花爭艷的盛唐詩壇上卓然特立。但是，王維的其他許多作品，或雄健，或渾厚，或奇峭，或壯麗，或婉曲，或平實，或俊爽，或秀雅，也都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這些作品多數作於王維生活的早期，更富有盛唐的時代氣息。而且，這些詩歌的創作，對於開元詩壇革除齊梁遺風的歷史任務的最終完成，無疑產生了促進的作用。

　　和上述論文一樣，九十年代新出版的一些文學史著作也對王維的創作成就作出了新的的評價。如林庚在其《中國文學簡史》中說：「王維在整個盛唐的文藝中，可以說是發展得最全面的。」「王維在文藝上的全面發展，也就使得他在詩歌里成為一個全面的人才。我們很難指出王維詩歌的特點，因為他發展得如此全面，如果一定要指出，那就是代表整個盛唐詩歌的特點：深入淺出，爽朗不盡，融匯著歷代詩歌的精華。」「在盛唐解放的高潮中，王維主要的成就，正是那些少年心情的、富有生命力的、對於新鮮事物敏感的多方面的歌唱，那也就是當時詩歌的主流。」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上冊）》也指出，「王維和李杜一起，在盛唐時代創造精神的鼓舞下，各自開闢了風貌不同的嶄新的詩歌天地，成為盛唐詩壇上的大家。」「王維的詩歌，題材豐富，體裁多樣，思想洒脫，情趣橫溢，兼具陽剛美和陰柔美。他是盛唐邊塞詩的先驅，更是盛唐山水田園詩的代表人物。他的詩把寫景與抒情、自然和工麗完美地統一起來，標誌著對自然美的藝術表現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由於他的豐碩創作成果，中國山水詩的藝術達到了高峰。」他們還認為，王維的山水田園詩「以一種高度凈化的美的意境，以及曠逸恬淡寧靜和諧的情調，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反映了盛唐氣象。」

　　總之，八十年代以後的學者多強調王維詩歌中所表現的盛唐氣象，將王維與李杜並論，大大提高了王維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五、王維山水詩研究

　　在王維的詩歌創作中，山水詩成就最著，也倍受後世批評家關注。本世紀以來，王維山水詩研究方面的成果尤為豐碩。

　　本世紀前五十年，未見對王維山水詩進行專門探討的成果。六十年代初，陳貽焮首先發表了《王維的山水詩》，對王維的山水詩作專門研究，此後，蕭滌非的《關於王維的山水詩》和張志岳的《詩中有畫――試論王維的藝術特點》也對王維的山水詩發表了很好的看法。文革十年中，王維山水詩的研究處於停滯狀態。

　　七十年代末，葉式生《王維山水詩的藝術特色》的發表，標誌著王維山水詩研究的復甦。此後二十年間，學界對王維山水詩研究的興趣越來越濃，有關的佳作也不斷湧現，較具代表性者如：袁行霈的《王維詩歌的禪意和畫意》，較早對王維山水詩與禪宗及繪畫之關係進行了深入的探究，同時亦預示著此後二十年間王維山水詩研究的大勢所趨；陳允吉的《論王維山水詩中的禪宗思想》則較早地將王維山水詩的意象與禪宗理念結合起來研究；葛曉音的《王維·神韻說·南宗畫――兼論唐代以後中國詩畫藝術標準的演變》，則較早將王維放在中國古代繪畫史、審美觀念發展史上進行縱橫考察；陶文鵬的《傳天籟清音，繪有聲圖畫――論王維詩歌表現自然音響的藝術》，可說是國內較早對王維山水詩中的音樂美進行深入探討的專論；而趙昌平的《從王維到皎然》、《王維與山水詩由主玄趣向主禪趣的轉化》兩篇長文，則有意踵武上引陳允吉文，通過對玄禪之辨及王維禪宗思想的時代與個性特點的討論，進一步闡發禪宗意識轉化為王維詩內質的必然性與具體形態。

　　綜觀本世紀關於王維山水詩研究的諸多成果，可以發現它們又主要是圍繞「詩中有畫」、「山水詩中的禪意」等問題展開討論的。

　　詩中有畫八十年代以前，人們在述及王維山水詩的藝術特色時，也常在引用蘇軾的「詩中有畫」這一評語後稍加闡釋。如蘇雪林的《唐詩概論》就認為，王維「本是一個畫家，所以能以恬靜而鮮明的筆調攝取自然真相」，「而且他的小詩善能捉住一瞬間的印象而清澈生動的表現出來」，如《鹿柴》、《木蘭柴》、《北垞》，「寫光線變動與西洋畫之印象主義相似」，「我們竟可以說他是中國詩里的印象派」。陳貽焮在《論王維的詩》一文中也說：「的確，王維的許多山水田園詩寫得很美。絢麗的色彩，幽美的境界，真象圖畫一樣，能喚起人們新鮮生動的視官感受。」

　　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學界對蘇軾這一論斷的探討更趨細緻和深入，且人言言殊，理解各異。

　　有一些學者認為，「詩中有畫」不足以概括王維詩歌中最重要的藝術成就和特色。如葉適生的《淺談王維山水詩的藝術特色》就認為，王維山水詩除了「詩中有畫」和「有聲畫」之外，還有更高一級的獨到成就，特點就是其「詩如電影」，是畫面、音響、動作的有機結合，這是「詩中畫」的最高境界。姜光斗、顧啟的《王維山水詩藝術初探》也認為，蘇軾的評論，只是認識到了王維山水詩融化繪畫藝術的一面，從而就濃淡相配、隨類賦采，動靜相襯、宮商跌奏，應物象形、景與境諧，經營位置、虛實相生，概括集中、氣韻生動，精工自然、風清骨峻等六個方面對王維山水詩的藝術進行了分析。

　　張明非的《王維山水詩的藝術特色》從另外的角度對之加以討論：自晉宋到唐，三百年間，有成就的山水詩人不獨王維一家。他們的詩各具特色，但大都鮮明如畫。然而，本來可以用來概括他們共性的「詩中有畫」，卻成了王維山水詩的特徵。這是為什麼呢？她認為這是因為王維在這方面有高人一籌的獨到之處：即在於追求一種含蓄、淡雅、空靈、形神俱似的最高境界，充分發揮詩歌表情達意的特長，以表現畫面難於表現的內容，將詩歌和繪畫藝術融匯貫通，使詩情畫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不只是「以畫入詩」。而在意境創造方面，不只力求每一首詩寫得有意境，而且以他的許多詩創造了一個共同的意境，即幽美怡靜的境界。

　　葛曉音在《王維·神韻說·南宗畫》一文中探討王維山水詩與繪畫之關係時，更是提出了一些十分獨到的觀點。她認為，王維的詩畫堪稱盛唐藝術的代表，但他的造詣和成就並不限於明清人所標榜的虛和、蕭散、簡約、淡遠的風格和意境。從現存唐宋人觀王維圖的記載看，王維的畫是非常注意寫實的。同樣，他在山水田園詩中，「既注重對景物的精確描繪，又善於融入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創造優美的意境，其中一部分風格近似於北宗畫的精工和雄偉。」「王維詩的意境正是憑著一個詩人兼畫家對自然美的特殊敏感，通過辯證地處理形的虛實、主次、繁簡等關係構成的，而不是舍形求意的結果。」「王維詩常藉助精心結構的畫面表現深長的含意，並不如明清人所說來自天籟，不用人巧。」所以，此文不但是對明清人關於王維詩畫評論的綜合檢討，也是對近現代學者多強調王維山水詩淡遠、空靈的意境的一個糾偏。

　　更多的論者則是在贊同蘇軾此評的前提下，結合王維詩歌創作的實際，或從總體上探討王維「詩中有畫」的具體表現形式，或從某一方面深入剖析王維「詩中有畫」的突出特徵。

　　如袁行霈在《王維的禪意和畫意》一文中就認為，王維的「詩中有畫」是因為他雖用語言為媒介，卻突破了這種媒介的局限，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語言的啟示性，在讀者頭腦中喚起了對於光、色、態的豐富聯想和想像，組成一幅幅生動的圖畫。具體地說，他善於從紛繁變幻的景物中，略去次要部分，抓住其主要特徵，攝取最鮮明的一段和最引人入勝的一剎那，加以突出表現，並且總是突出自己最鮮明的印象和感受，以喚起讀者類似的體驗，使他產生身臨其境之感，同時，還把繪畫「經營位置」的技巧，運用到詩歌中來，特別注意所描寫的景物之間的關聯，善於處理畫面虛實的布置，以達到「詩中有畫」。

　　還有些學者對王維「詩中有畫」的一些具體表現形式作了比較細緻的分析，如佘慶華的《王維詩中的色彩》、文達三的《試論王維詩歌的繪畫形式美》、陶文鵬的《傳天籟清音，繪有聲圖畫》、《談王維創作感覺意象的藝術》、金學智的《王維詩中的繪畫美》、寇養厚的《詩中有畫與畫中有詩――論王維詩歌的繪畫美和音樂美》、益軍的《詩家妙思

　　畫師巧構――王維詩歌的結構藝術》、畢寶魁的《論王維詩中的「畫境」》、張浩遜的《關於王維詩歌「繪畫美」的三個問題》、趙玉楨的《試論王維詩「詩中有畫」的主體內涵》、翟振業的《王維山水詩與電影表現藝術》等。

　　其中，佘慶華文認為，王維在詩中描寫客觀世界的時候，常以畫家的眼光觀察事物，發現和研究在不同的時間、環境、條件下，客觀對象的某種色彩與人的某種情緒的聯繫，並利用色彩能刺激人，人對色彩有心理反映的特點，在詩中把客觀物象的色彩人性化，情感化，通過恰當的描繪物象的色彩來渲染情緒，抒發情感，烘托意境，產生以景動情的藝術效果。用動化、多樣化、整體化的色彩來表達人物的感情，把色彩同聲、態組合進行描寫，便是王維詩中運用色彩的特點。

　　文達三不同意前此有關「詩中有畫」的某些界說，認為王維詩歌的特色主要表現在：一、他的詩同他的畫一樣，常常表現出一種清幽靜穆、縹緲空靈的境界，就思想情感的基本表達方式而言，他善於發現和捕捉客觀外物與主觀情感的契合點，從而托物以寓情，立象以盡意，以再現為表現；二、他善於將色彩、線條、構圖等本來屬於繪畫藝術的表現形式全面地融匯入詩，在讀者的頭腦中喚起生動逼真的生活畫面；三、他的「詩中畫」的色彩、線條、構圖，具有相對獨立於描繪對象的形式美，這些形式本身能夠引起特定的心理反應、審美體驗，具有表情的功能，不僅僅是忠實再現客觀對象的手段而已。

　　陶文鵬前文著重探討了王維詩歌表現自然音響的藝術，他指出王維在山水詩創作中，是同時以詩人的靈心、畫家的慧眼和音樂家的銳耳來捕捉、表現自然美的。他把音響的描寫當作為自然山水傳神寫照的一個重要手段，使聲音成為構成形神逼肖、氣韻生動、具有立體感的自然景物形象的要素，他對自然音響的素材能嚴格地選擇、提煉，能融情入聲，並運用多樣化的手法使音響和景色和諧交流，使他的「有聲畫」顯出鮮明特色。其後文則指出，王維在表現姿態萬千的自然美時，詩人既能在總體上收攝和概括雄偉壯闊的山水景色，又能細緻入微地刻劃各種自然事物，筆下的自然意象，有雄壯之美，也有精微之趣。以廣攝與細取互相滲透、補充而構成的意象，粗中有細，小中見大，方之於繪畫，可以說是融寫意的疏體與工筆的密體於一幅之中。在王維詩中，自然界的美麗景色和神奇音響往往是有機配合、水乳交融的。一個個有聲有色的意象、一幅幅配著音響的圖畫使讀者耳目一新。

　　金學智文用繪畫中的「條件色」這一原理來分析「空翠濕人衣」、「客舍青青柳色新」、「月色冷青松」等詩句的藝術效果，新穎而有說服力。此外，作者還著重論證了「王維把中西繪畫共有的線型透視和空氣透視的規律運用於其中，表現了受透視規律制約的空間層次」。同時指出王維運用中國畫所特有的透視法，用詩的語言來表現「三遠」（

　　即高遠、深遠、平遠）。最後作者分析了王維表現詩中畫的構圖美、意境美所運用的「以虛帶實」、「以人點景」等藝術手法。

　　益軍文則從詩歌本身的文字結構、謀篇布局，探討王維山水詩「以畫法為詩法」的結構藝術。他指出，王維的山水詩常常是以畫法和詩法相結合來結構的，有的詩可以明顯地看出畫筆與詩筆明暗兩條線索；有的詩則運用「雙體結構」映襯、反襯之法，對比強烈，賓主有序；有的詩格老味長，從容不迫。

　　畢寶魁文指出，王維詩中確實有畫，主要表現是他將一種兼工（工筆）帶寫（寫意）的畫風融進詩中，而創立了一種把刻意求工和渾然天成、熔為一爐的詩風。

　　最後，再介紹一下本世紀有關王維繪畫研究的一些成果，專著主要有傅抱石譯、日人梅澤和軒著《王摩詰》、何樂之的《王維》，專題論文則主要有童書業的《王維畫法的特點――中國美術史札記之一》、陳允吉的《王維〈雪中芭蕉〉寓意蠡測》、楊軍的《「雪中芭蕉」命意辨》、陳傳席的《王維和水墨山水畫研究》等。

　　禪意禪宗的王維山水詩的影響，也是學界研究的焦點。袁行霈的《王維詩歌的禪意和畫意》和陳允吉的《論王維山水詩中的禪宗思想》可以說是本世紀較早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的文章。

　　其中袁文認為，在佛教思想的影響下，王維有些詩是禪學的枯燥說教，有些詩則在自然山水和田園生活的描寫中蘊含著禪意，而王維詩中的禪意，集中地表現為空與寂的境界，還表現為無我的境界。有必要區別看待。他後期詩歌意象空靈，境界清幽，呈現出一種閑淡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顯然與禪學的浸潤有關。其中自有消極的因素在，若辯證地看，禪宗常使用形象的表達方式和詩的語言，當詩人投身大自然並進行創作時，「頓悟」的方式往往能引導他迸發出智慧的火花，在剎那突破一點，進入富於哲理意味和藝術趣味的世界。這種意外的收穫，恐怕王維自己也未曾明確意識到。

　　陳文則認為，王維在描繪山水風景的過程中，時常把自身進行的理念思維和審美體驗結合在一起，在自然美的藝術形象中寄託著唯心主義的哲學思辨，塑造那種虛空不實和變幻無常的境界，從而把禪理有機地「組合」到「詩情畫意」中去。詩人特別喜愛刻畫清寂空靈的山林，表現光景明滅的薄暮，這些從他的詩中反映出來的特有現象，都是同他力圖在作品形象中表現禪宗色空思想分不開的。另外，陳文還對王維山水詩中表現「動」與「靜」的關係、「禪悟」的認識論、「任性逍遙，隨緣曠放」的生活理想進行了探討。

　　此後，有關王維詩歌與佛教禪宗之關係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來，較具代表性者有：曲世川的《王維的佞佛和他的山水詩》、孫昌武的《王維的佛教信仰與詩歌創作》、史雙元的《禪境畫意入詩情》、《王維詩中的禪趣》、賀新居的《王維的奉佛與詩歌初探》、陶林的《王維的禪宗審美觀及其山水詩的空靈風格》、李育仁《對王維詩中虛幻境界的思考》、張清華的《禪宗藝術觀與王維詩的風格》、邱瑞祥的《禪宗的「凈心」思想與王維山水詩的藝術風格》、《禪學理念與王維山水詩創作手法》、畢寶魁的《王維佛教思想對其詩歌藝術的影響》、趙玉楨的《王維山水詩源於禪宗嗎？》、姜光斗的《輞川詩與南宗禪》、〖日〗內田誠一《王維「安禪制毒龍」考辨兼其佛教詩的實踐性》、趙昌平的《王維與山水詩由主玄趣向主禪趣的轉化》、陳允吉的《王維〈輞川集〉之〈孟城坳〉佛理髮微》等。

　　曲世川文認為，王維在禪宗思想的影響下，並在長期的優美靜謐的山水園林生活中，形成了具有佛教特徵的任運自在的美學觀念，表現在他中晚年的山水詩中，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以靜寂為任運自在之美，寫了一些靜寂、肅穆的山水詩，二是以清麗為任運自在之美，寫了一些優美、幽深的山水詩，三是以自然為任運自在之美，寫了一些物事的自生自滅、自動自息的山水詩。他中晚年山水詩的清遠的風格，正是他任運自在的美學觀念的體現。

　　孫昌武文認為，禪宗思想對於形成王維山水田園詩那種「澄淡精緻」、「渾厚閑雅」的獨特風格，起了積極作用。其影響於王維的詩歌藝術，可以從三個方面分析：以禪悟入詩、以禪趣入詩，以禪法入詩。具體地說，以禪悟入詩，違背了詩歌重主觀抒情和形象描繪的原則，損害了詩的內容，也破壞了藝術上的完整；以禪趣入詩，在內容上往往是消極的，卻有助於突出自然界清幽、靜謐、肅穆的詩情，有助於形成他的詩高簡閑淡、凝神靜慮的境界；以禪法入詩，大大豐富了詩歌的構思方法和表現方法，使他的詩歌在意境創造上不重跡象重傳神，主客觀渾融一體，在意蘊的表現上，言有盡而意無窮，語短情濃，更值得重視。

　　史雙元前文認為，王維的一些詩作，往往把自己心領神會的禪悟包含在具有美學意義的象徵性圖景里，在具有象徵意義的圖景中再現空靈清靜的禪悟之境，「以假造之景象」，「顯示人生、宗教或道德、哲學某種深邃義理」，這使他的詩既含蓄雋永，又平淡自然。後文則指出，王維將他所理解的禪理，所感受的禪境融入詩情畫意之中，這類詩大都具有「俗」、「真」，明、暗，顯、隱二相，既可以從世俗的角度得到美感，又可以從「勝義諦」感悟生慧。文章進而分析了王維一些作品中的禪理、禪趣、禪境。

　　陶林文指出，王維禪宗美學觀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空寂之美的追求與讚頌」，但這種空寂「是根植於現實和人世以心靈體悟到的空寂，是內含著萬物的實有和靈動的空寂」，並由此導致空靈美學風格的產生。王維詩中出現最多而且最能代表詩人風格的是「山、明月、白雲、清泉、松、竹等意象」，「形成了以』空山『為中心，再向上下左右四方伸延的多層次的立體空間結構，而不是單向演進的結構」，因而王維的山水詩有「一種空朦曠寂而又靈動之至的美學效果」。

　　李育仁文則認為王維「是有選擇地接受了大乘般若學的』中觀『學說的某些影響」，同時也受《莊子》的「逍遙」、「齊物」，特別是「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的「物化」思想的影響。這不僅使王維有著消極的人生態度，而且使其詩中產生虛幻的境界。作者不同意有的文章把王維優秀的山水詩說成是「寄託禪理」之作，更不同意「用佛經、王詩互相對照、注釋」，從而「完全抹煞王維詩的客觀性、真實性和社會功能，即美感作用」的做法和論斷。

　　趙玉楨文對學界普遍認為王維山水田園詩受禪宗思想影響提出了不同意見，作者首先從王維山水田園詩創作的過程和幾次隱居的心態著手，分析王維中前期所作的山水田園詩並未受禪宗多大影響。作者指出，王維的山水田園詩，除個別專談佛理禪機之外，都不能說他們滲透著禪宗思想充斥著禪宗生活情趣。王維山水詩中藝術風格的形成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幼年時生活環境的熏陶，是王維對大自然幽美環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依戀之情，二是前代田園山水詩尤其是陶、二謝詩對王維山水田園詩有著深刻的影響，三是他高妙的山水畫藝術與山水詩藝術的互相影響，相輔相成，這是三者之中的關鍵。文章最後說王維山水田園詩中洋溢著生活美和藝術美，王維把自己充沛的感情和充實的思想通過自然界的蓬勃生機和美妙情趣在詩中藝術地表現出來了。

　　趙昌平文認為，王維的《終南山》、《初入終南》等詩，「雖然氣調仍較明朗寬大，而體格亦仍較多對前代的借鑒，然而在山水詩中表達禪趣的意向是明確的，因而在詩歌意象上表現出雖仍不廢刻畫，但卻力圖擺落對象的具體形相，多通過化實為虛的手法來使對象虛化的傾向。這類詩作可以視為由主玄的山水詩至主禪的山水詩之接合部。」

　　文章又指出，「《輞川集》的意義在於，它本身並非有意證道之作，而是一組遊覽詩，但它又是一組含蘊了詩人深刻的心理積澱、文化積澱，因而將業已轉化為詩人才性的禪的講究剎那體驗的思維形態，融入了即時即地心境的遊覽詩。也就是說，在詩人心物相緣的創作過程中，禪的意識，已不再是詩歌的外圍成分，而成為詩心的內含成分，並熔煉了詩人的種種藝術素質，隨時隨地地表現出來。這種表現又引起了對山水詩詩體形式的新要求，從而又促進了五絕體勢的發展。」

　　另外，葛曉音在《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一書中對王維山水詩與禪宗之關係的分析也頗為獨到，作者首先指出，「南宗的頓悟性空之說對於王維觀照自然的方式是有影響的」，「有助於詩人在欣賞自然時摒除煩慮和雜音」，「在虛靜之中可以聽到平時聽不見的聲音，感覺到平時難以覺察的動靜」，寫出了諸如《鳥鳴澗》這樣的好詩；其次，王維還善於用豐滿的色相渲染禪寺，如《游感化寺》「所有意象的選擇都格調一致，色彩鮮明，富有宗教壁畫的裝飾趣味，從而構成了一幅金碧輝煌的梵天仙境圖，生動地展現了佛經中描繪的極樂世界。」作者還指出，「將禪境化入多種風格的記游詩，以豐富山水詩的內容和表現藝術，正是王維對山水詩的重要貢獻之一。」作者最後認為，「王維的空靜之境固然是吸收了禪家滌清煩慮、自悟性空之說的產物，但也是他追求真淳高潔的審美理想融合在高度提純的自然美之中的結晶。當他晚年在長安』唯以禪誦為事『，喪失了生活情趣之後，即無好詩，亦可足證對禪境的體會並不是王維取得高度成就的主要原因。」

　　六、其他題材的詩歌、詩歌體式和文賦研究

　　邊塞詩和其他題材詩歌在山水田園詩之外，王維還創作了大量的邊塞詩、送別詩和應制詩，但是學界對王維這些題材的詩歌的研究無論從質量和數量上遠遜於對王維山水田園詩的研究。

　　就邊塞詩的研究而言，主要有張清華的《論王維的邊塞詩》、王從仁的《論王維的邊塞詩》、馬秀娟的《論王維的邊塞詩》、王志清的《王維邊塞詩雄悍慷壯的人格塑型――兼論鮑照的影響》等。

　　其中張清華文首先從內容上分析王維的邊塞詩，將其分為五種類型，同時指出其藝術上最突出的藝術特點是：意境新穎，皆出常境，詩中有畫，畫中寓情。

　　王文認為，王維的邊塞詩反映了遊俠少年豪情和邊塞將士的英勇奮戰，表現出作者開闊的胸襟、熾熱的情感；唱出了高昂、奮發的時代強音；抒寫了壯士有志難酬、將軍有功不賞的情懷；比較深刻地揭露了軍中錯綜複雜的矛盾；也寄託了寒士階級的憤懣不平。王文還以開元二十五年王維赴涼州為界將其邊塞詩創作分為前後期，認為後期創作主要表現了邊地人民的生活，刻畫邊塞風光，開出了新的路子。在藝術形式與表現方法上，王維曾嘗試從各種體裁寫邊塞詩，他較多地運用七古寫邊塞題材，是由四傑走向高岑的一個環節；以七絕寫遊俠、邊塞生活，也是王維的創舉。其七律亦有雄闊一路，還在邊塞詩中表現出描繪人物的特長。

　　馬文對王維邊塞詩思想內容的分析和張文、王文大同小異，對藝術特點的論述著眼點則不同，主要從寫景與狀人兩個方面分析。在寫景方面，該文認為，王維前期創作的邊塞詩中就已具有「詩中有畫」的特點，只是與山水詩不同，表現的是陽剛美：「體現在境界的闊大雄渾，氣魄的宏偉奔放，筆力的剛健蒼勁，讀之令人感奮，催人向上，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在狀人方面，其邊塞詩不少是「以描寫人物活動為主體的，景物描寫是這些活生生的人物活動的場景而處於從屬地位」，王維寫人物的方法是「常常用最省凈的語言，抓住人物的某一典型活動，寥寥數字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又「側重表現人物的精神世界」，「還側重表現人物的精神世界」，「藉助於典故刻畫人物」。

　　有關王維送別詩的專論目前似乎只有師長泰的《虛實變換情味俱深》。該文著重探討了王維送別詩的藝術特色：一，抒情與寫景的融合，王維繼承並發展了魏晉南北朝送別詩借景烘情的傳統手法，創立了融山水描寫與抒發別情於一體的送別詩的新格局；二，實境與虛境的變換，唐以前的送別詩側重於實境的描繪，而圍繞著送別時的所見所聞來抒寫別情。王維打破了這種傳統的寫法，把送別詩的境界拓展到別後的山程水驛之中，造成了送別實景與別後虛境的變換；三，借地形以敘行色。

　　對王維應制詩進行專門探究的文章也只有維治譯的日本學者入谷仙介的《王維的應制詩》一文。該文主要以應制詩為中心就王維宮廷中詩進行探索，作者認為王維應制詩大體上也是充滿了祝福皇帝的昌盛榮華的文字，與其他詩人情況沒什麼兩樣，但他仍能試著在某種程度上利用它實現自己政治主張的手段。

　　王維詩歌體式研究朱湘的《王維》是本世紀較早對王維詩歌創作進行較為全面探討的文章。該文對王維的各種詩體一一進行了分析和研究，認為王維在古體中五古長似七古，絕句中五絕長似七絕，律詩中五律長似七律。這種工短句而不很工長句的事實並非偶然的，它與作者的文體間是有一種密切的關係。因為作者的文體是一種重神韻的文體，講究暗示而不講究直敘，著重弦外之音而不著重於言盡於辭，所以短句成了他的得意的工具，短句再加短篇，所以王維的五絕獨擅今古。文章又指出，王維的五律詩中寫一種清超的風景，與五言絕句中所寫的充滿禪性的幽景不同，而王維的七言古詩可以當得「平穩」二字。

　　在朱湘文發表之後將近六十年時間內，未見有人對王維的詩歌作專門的分體研究。從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學界又出現了一些分體裁研究王維詩歌的專論，如王志的《試論王維五言山水詩的意境美》、韓憲臣、畢寶魁的《王維樂府詩初探》、張明非、陳列的《從王維五古看唐代五古詩的嬗變》、張傳峰的《論王維的七律》、邱瑞祥的《論王維五言律詩的情感傾向》、《王維的古體詩與盛唐氣象》、《論王維的七言律詩》、〖日〗入谷仙介的《關於王維早期的樂府詩》等。

　　其中，韓憲臣、畢寶魁文認為，王維早期的樂府詩首先具有很強的娛樂性，足以顯示出他是位文字巨匠；另一方面也充分地反映了他青春時期的精神風貌；其樂府組詩在結構上還有一個特點，即第一首歌詠實景，第二首以下則為適合座中客人的要求而展開想像進行虛構，不象一般組詩那樣，僅把大體上相同情趣的幾首作品並列起來。王維就是在易懂的樂府詩篇中尖銳地揭示出華美的外衣中裹藏著的精神世界，委婉地抒發自己的情懷。

　　張明非、陳列文則認為，在盛唐詩人中王維是較早對五古進行探索並取得顯著成績的一個，概括起來說大約有以下特點：一，建安江左，兼容並取；二，熔鑄陶謝，益以風神；三，借鑒近體，運律於古；四、因為王維處於五古的轉折階段並促進了五古的轉變。所以，王維在唐代五古轉折階段起了很大的作用。

　　邱瑞祥前文認為，王維古體詩中積極入世情懷顯露出雄渾博大的詩境和剛健流暢的風格，這些正是盛唐氣象的積極產物和代表風格；中文認為王維的五律呈現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情感傾向，表露出儒家的中和之美；後文則認為，王維在七律的發展過程中，是一位既有繼承，又有創新與拓展的過渡性人物，是通向杜甫七律的橋樑，具體表現為：表現領域的擴大；極力塑造高遠的詩歌意象；追求章法的變化。

　　入谷仙介文則提出了他在對王維詩歌日譯過程中發現的有關早期樂府詩的一些用典的問題，目的是要探討王維究竟是以什麼作為典故的，進而重新看待青年時期的王維。

　　王維文賦的研究王維不但創作了大量的詩歌，同時也寫了相當數量的文賦。但學界對王維文賦的研究一直比較薄弱，專題論文主要有陶文鵬的《論王維的文賦創作》、張清華的《王維的文賦》等。其中陶文鵬文指出，王維的文章中，有少數是思想內容積極健康、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在形式上，絕大多數是唐代風行的「時文」即駢文，但他能駢中見散，既保持駢文對偶齊整、音韻協調的特色，又具有語言流暢、氣勢充沛的散文美，顯示了由駢文向散文轉化的跡象。他的不少以送行為題材的作品，都在篇末生動地描寫送別時的環境或別後行人旅途中的自然景色，寓情於景或景中含情，使文章搖曳生姿，富於詩的深遠意境。這是王維文章一個鮮明的藝術特色。

　　七、王維與孟浩然和其他詩人之比較

　　王維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藝術成就，和他對前代、同代詩人的廣采博取是分不開的，所以本世紀也產生了一些將王維與前代、同時詩人進行比較的研究成果。

　　與孟浩然之比較就王孟並論的專著而言，主要有楊蔭深的《王維與孟浩然》、王從仁的《王維和孟浩然》等。

　　楊著主要說明了王維和孟浩然的種種相異之處，如他指出，兩人雖然同是描寫田園的，但情調卻截然不同，「浩然有時畢竟還要高呼直喊起來」，而王維「只是低聲吟詠，令人入聞溪流之聲，淙淙有韻」；王維的詩「與孟浩然一同讀起來的時候，真會覺得一個是怎樣愛靜，一個在靜中總是帶著一些動的」，至少孟浩然「心中一些不平之氣，常常會在字裡行間發吐出來的」；「王維的寫景詩大多是靜的，是客觀的，浩然卻是動的，是主觀的。一個是竭力避免自己的影子放到詩里去，一個卻喜把自己的影子和詩篇去混合。」

　　和楊著不同，王著則在肯定王孟並稱、王孟地位相當的前提下，探討了王孟各自的生平和文學成就。王從仁在引言中認為，王孟並稱有著豐富的涵義。首先，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是情趣相投的莫逆之交；更重要的是，他們共同開創了盛唐詩壇上一個主要的創作流派――山水田園詩派；在思想作風上，他們都以「高人」、「隱士」著稱；在詩歌體裁上也有共同的好尚，都擅長五言詩。當然，王、孟也有所不同，如王維歌詠的題材就不止山水田園，他的風格也有雄闊的一面；即使是兩人的山水詩也有一定的區別。作者又具體論述了王孟山水田園詩的區別：首先，王維詩中，詩人的自我形象與外界景物融成一體，作者的個性與自然達到了完美的契合，他善於通過景物的描寫，表現個人的感情。孟浩然詩中，詩人的形象是獨立的，並不斷地在所描寫的自然環境中活動著，作者的感情是直抒出來的。其次，王維的詩，靜中有動，往往以靜寫動。孟詩中，首先使人感覺到的，是詩人情感的波動，他所描繪的景物卻往往是靜美的，萬籟俱寂的。再次，王維詩以清秀精工著稱，語言錘鍊，時有警策之句、醒人耳目的「詩眼」；對景物的描摹，則善於彩繪。孟詩清新自然，篇幅大多短小，語言平淡，擅長白描手法。另外，王維的詩受佛教思想影響較大，孟詩則不明顯。總之，王維的詩豐潤而富有生趣，孟浩然的詩清淡而韻味悠長。

　　除了上述專著，本世紀還產生了相當數量的專題論文。承名世的《王孟的優劣》可以說是較早探討這一問題的文章。該文認為，王孟雖然並稱，「其實孟詩遠不及王」：「王詩的長處是清遠雋逸，孟詩雖也清遠，雋逸卻不及王，其長處在比較矜煉而已」；「王維早年得志，胸襟開闊，所以他的詩沒有寒酸的氣息。孟浩然一生潦倒，胸襟因窮愁而狹小，加以才情較差，所以他的詩不能脫寒酸的氣息。」

　　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未見有人將王孟作專門之比較。八十年代以後，學界才又出現了一些相關的文章，如丁成泉的《論王、孟山水詩的藝術經驗》、賀新居的《王、孟詩歌之比較》、李浩的《王維與孟浩然山水田園詩之比較》、胡遂《論陶謝王孟田園山水詩審美意趣之異同――兼論山水詩從六朝到盛唐意境演進過程》、冀勤的《孟浩然王維詩風格瑣談》、朱起予的《王、孟詩歌差異論》、趙玉楨的《王維·孟浩然齊名質疑――論王維為高孟一等的大詩人》、趙玉楨的《論王維、孟浩然思想境界的差異》等。

　　其中，丁成泉文從景物形象的塑造、表現手法和詩與畫的結合三個方面，探討了王維以及孟浩然的山水詩的藝術經驗。賀新居文從四個方面概括了王孟詩歌的內容，指出王詩在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上比孟詩略勝一籌。就山水詩而言，王維受佛教思想影響較深，處處可見受繪畫影響的痕迹，這些在孟詩中都很難找到；就田園詩而言，王維善於寫靜，以有聲寫無聲，是幽靜；而孟詩中的靜往往是「寂靜」，是直寫其靜；王詩中的景色是一幅幅靜美的田園畫，孟詩則如一個個蒙太奇鏡頭；王詩「物我一體」，是「無我之境」，孟詩往往有詩人活動的影子，是「有我之境」，孟詩喜直接抒情、議論，王詩多以景見情，情景交融。二人各有成就，不宜軒輊。李浩文從思想、創作時間、觀照自然的角度、抒情方式和體裁等方面，對王孟山水田園詩作了比較，著重於同中有異，分析其特點及其成因，指出孟浩然是由於晉宋山水田園詩過渡到王維山水田園詩的橋樑和重要轉折點，熔陶謝於共冶，和山水田園於一體，基本上為盛唐山水田園詩定下了基調；王維則以其天才之資將詩、畫、音樂和山水、田園結合得天衣無縫，更臻完美，把盛唐山水田園詩推到了頂峰。胡遂文對王孟詩歌進行了比較：孟詩個性鮮明，詩人自我形象特別活躍，呈現「淡美」的意趣；王詩則泯滅個性，消盡意氣，從而達到一種「思與境諧」的境界。冀勤文從王、孟的不同經歷入手分析了二人退隱的不同原因，認為王維在遭受到人生的挫折、正視了社會的諸多矛盾之後自甘退隱的，因此，他的內心趨於平靜，是充實的，反映在詩中便呈現出一種真正恬淡美好的風格。孟浩然的退隱則是失意者尋求的一種解脫，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因此，他在描寫山水的心境里，很明顯地流露出一份抑鬱和對社會冷淡的情調，這在王維詩中是找不到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孟浩然完全不受時代氛圍的影響，在其秀麗淡雅、寧靜清冷的詩風中，也帶有盛唐時期的特色。朱起予文指出，孟浩然詩總的特點是「冷」，其意境是清遠的；而王維詩意境是清秀的，富有人情味的。孟浩然是疏野的，其詩表現的是一種既有別于田父野老、又不同於隱逸官僚的具有鄉紳特徵的思想；王維則是一位文人，一位正統的、有著高度文化修養的詩人兼畫家。孟詩總是存在於相對封閉的空間中，視境不免局促；王詩的視境往往是闊大的，無限的。趙玉楨後文認為：在中國文學史上，王維、孟浩然向來齊名並稱，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片面的結論。因為兩位詩人除都創作了不少優美的山水田園詩這一點相似外，再也沒有共同之處。僅就詩作來說，從宏觀方面來看，兩位詩人成就、對詩史的貢獻有大小之分，藝術風格有豐厚與單弱之異，思想境界有高下之別，這些巨大的差異決定了王、孟詩作從總體上根本不能劃分到同一層次。

　　另外，葛曉音在《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一書中也對王維與孟浩然在山水田園詩創作上的異同進行了細緻、深入的比較，作者認為，「如果說孟浩然以

　　比興寄託和壯逸之氣充實了南方山水詩的骨力，那麼王維就是在充分吸取南方山水詩表現一書的基礎上，開闢了北方山水田園詩的新境界，以雄渾壯麗與清新自然相結合的風格，實現了漢魏風骨與齊梁詞彩相交融的藝術理想。」再如，作者指出，「如果說孟浩然的山水詩是以感受為主，而較少刻畫，以淡化意象取勝的話；那麼王維則更擅長於精確刻畫形貌特徵，用精心結構的畫面表現豐富的感受，因此他筆下的山水無論色彩或構圖都比孟浩然鮮明。」

　　王維與其他詩人之比較學界除了喜歡將王維和孟浩然進行比較研究，還將王維與陶淵明、謝靈運等前代詩人進行比較，以期探討其山水田園詩的藝術淵源，將王維與其同時代的其他詩人如李白、杜甫、儲光羲、裴迪等人進行比較，以探討他們詩歌創作之異同；更有人把王維與外國詩人如華滋華斯、泰戈爾等人的詩歌進行比較，探究人類共同的文學審美趣味，也有人研究王維詩歌對日本等國文學創作的影響。

　　在八十年代之前，雖然沒有人將王維與這些詩人進行比較的專題論文，但是在一些論著和論文中，實際上已經對他們進行了比較。如陳貽焮《論王維的詩》在探討王維詩歌風格形成原因時指出，他的一些詩蘊藉、素樸，深受《國風》藝術風格的影響。他累用《史記》中的題材（如《夷門歌》等），不失原作慷慨悲壯之情。而其中給他影響最大的，又莫如《楚辭》和陶淵明。王維不僅採用了《楚辭》的形式，發展了它的意境，創作了許多騷體詩；就是他的一些近體詩，境界精美，且一往情深，頗有哀怨之思，所受《楚辭》（尤其是《九歌》）的影響，也莫不隱約可辨。王維是陶淵明之後成功的田園山水詩人。他們都熱愛自然，都具有平和恬靜的心情。他們的風格都是渾成的，格調也都是高雅的，但他們的詩歌，也有所不同。其中最顯著的是：陶詩著重白描，王詩長於彩繪；陶詩雖善寫風景，而表現生活感受居多，王詩雖情景交融，卻仍以景物描寫為重。再如，王運熙的《王維和他的詩》也論及王維與陶淵明的異同，他認為王維一些山水詩如《竹里館》等的藝術描寫都比較生動，情景交融，語言自然，跟陶潛的名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頗為類似。「但這裡所刻劃的人，對社會現實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超塵絕世，陶醉於自然的美景中，它也不象陶詩那樣在表面的恬淡中包藏著對現實的消極反抗，表現了中下層知識分子的憤慨，這裡所有的只是官僚地主賦閑生活中的優遊自在，因此在思想內容上就談不到有什麼社會意義。」

　　葛曉音的《王維·神韻說·南宗畫》是較早將王維放到中國山水詩史上探討其藝術淵源和影響的專題論文。該文在論及謝靈運對王維的影響時說：「大謝狀物的精緻使王維懂得形象確定性的重要」，「同時大謝的堆砌和繁瑣又使王維明白形象的過分確定也會限制人的想像空間，使詩歌失去回味的餘地。因而他善於用清麗去沖淡大謝的華靡，用簡約壓縮大謝的繁縟。」

　　此後，產生了許多探討王維與陶、謝、李、杜等人之異同的文章，如任嘉禾的《陶潛與王維――詩史上儒道結合與佛道結合之比較》、馬秀娟的《山水詩的一大飛躍――王維與謝靈運山水詩之比較》、胡遂的《論陶謝王孟田園山水詩審美意趣之異同》、萬亞峰的《試論李白、王維創作傾向的分化》、王竟時的《試論「二謝」與王維山水詩的藝術風格和特色》、王友懷的《追楚辭逸步而自見新意》、王志清的《山水詩中物的心態化試論――王維杜甫山水詩比較研究》、李金坤《儲光羲、王維詩歌之異同》、師長泰的《〈輞川集〉王、裴五絕詩比較》等。

　　其中，任嘉禾文認為，陶潛的思想以先秦「儒家八派」中的「顏氏之儒」為主體，陶詩中所表現的典型情緒、典型性格都出自「顏氏之儒」，王維屬於「孟氏之儒」，王詩中體現了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典型情緒，體現了「兼濟」與「獨善」相統一的孟子式的典型性格。作者還論證了王維以孟子思想為主導與當時現實的矛盾，因而走上了「儒佛（禪）結合」的道路，這也對王維詩歌風格產生影響。胡遂文指出，王維詩中的「物我一體」不同於陶淵明的「物我交流」。謝靈運和王維在通過對自然山水的觀照來體悟哲理這一點上品共同之處，但這種體悟反映在謝靈運的山水詩中，往往是一種與景物基本脫節的說教；體現在王維山水詩中卻是一種苞含於大自然的物態無趣之中的宇宙人生的至理。王維採取的這種摒除知性邏輯干擾的直觀頓悟方式，最符合創造意境的審美規律。胡文還把山水詩從六朝到盛唐意境演進過程描述為：從謝靈運的客觀狀物到謝朓的融情入景，到孟浩然的「期以放性」，再到王維的「思與境偕」，這就是中國山水詩從產生到盛唐階段意境演進的一般過程。萬亞峰文指出：安史之亂，成為唐代社會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此時的每個作家通過對時代氣候的不同感受，從各自不同的利益出發，重新選擇了自己的創作道路，體現在他們出世與入世的分化上，王維和李白就是這兩種傾向各有代表性的作家。在客觀條件與主觀因素的衝突中，李白表現出了更強烈的理想主義世界觀，毫不顧忌客觀現實的壓力，大膽創作；而王維進步的政治理想在險惡的政治風浪中被吞噬了，性格的弱點則有了進一步的顯現。王友懷文的角度比較新穎，先從王維騷體詩融匯《楚辭》詞語而出新意和受《楚辭》駭目譎怪的風格影響兩個方面分析後，認為王維眾多的騷體詩「不只是對騷體形式的簡單模仿，而更能讓內容和形式統一起來，表達詩人的情志，表現詩人的寫作技巧，顯示著詩的意境美。」至於《楚辭》對王維詩歌藝術的整體影響，王文拈出王維幽靜的意趣與屈原詩句中幽靜一面的投合，二人對芳草香花的特殊興味，和善於通過色彩表現詩人明快朗麗的感覺等的紹承中表現出王維詩的藝術個性。李金坤文指出，在山水詩方面，儲光羲、王維皆體現出一種闊大開朗、意境雄渾的氣象。但王維在創作上力求追一種超塵脫俗而虛幻空寂的禪悟之境；而儲光羲描寫山水，多以世人手眼客觀而真切地加以描寫，力求寫出它的真趣，給人以美的享受。在田園詩方面，儲、王都表現出一種安適自得、樂在其中的情趣。但王維詩多是從第三者的角度來描寫的，只能是一種「無我之境」；而儲光羲卻不同，他完全是以當事者的身份置之於農家之列，完全是一種「有我之境」。如果以秀靜恬淡、情境高爽來概括王維山水田園詩風格的話，那麼儲光羲則表現為真朴自然、淡遠醇厚的風格。師長泰文則指出，由於思想感情相合，生活情趣相投，加之深受王維的影響，裴迪的詩也同王維的詩一樣，具有平淡自然的風格。但二人畢竟生活經歷、思想境界與藝術修養不同，因此他們同詠輞川之作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從總體上看，裴詩的藝術水平不及王詩高，但也有少數篇章寫得情景交融，意境悠遠。具體地說，王維《輞川集》二十首絕句中，除了少數幾篇偏重實寫，其餘絕大多數詩都重在虛實結合，顯得構思多變，形神兼備。這與裴迪大多數詩偏重實寫形成對比。二者在藝術構思、表現手法上有明顯差別，因而也造成不同的藝術效果。

　　另外，葛曉音的《山水田園詩派研究》在論述王維的山水田園詩時也經常將王維與陶謝進行比較，且時見精闢之論。如作者指出，「王維學習大謝，並不像沈宋和二張那樣熱衷於章法和格調的模仿，而是超出一格，對大謝的古體山水詩平鋪直敘、面面俱到、不分主次、寓目輒書的基本表現方式進行了徹底的改造，形成了突出主線、詳略得宜、曲折有致的多種結構方式，並在一向以意象密實為特色的古體中創造出空靈的意境。」作者又指出，王維和陶淵明的相合之處，主要是在安貧樂道這一點，因此他「最容易接受的還是陶詩所提供的現成的田園模式，即雞鳴狗吠、桑麻榆柳、村墟煙火、菊花壺酒、窮巷柴扉這些安貧樂道之意的特定意象」，但是，王維「善於將陶詩的典型意象吸收到自己的田園生活中去，沒有滿足於對陶詩意象的綜合和模仿。」

　　還有一些文章將王維與域外詩人進行比較，如金丹元的《試比較王維與華滋華斯山水詩的近似審美意識》、孫振華《兩位集進取與高蹈於一身的「大自然歌手」――試比較王維與華滋華斯》、朱曉亞的《王維與泰戈爾詩歌比較》等。也有學者探討了王維詩歌在域外的流傳和影響，如雪田的《王維的詩有俄譯本》、〖美〗於寶玲著、周發祥摘譯的《王維研究與翻譯近況》、周發祥、洪庭木的《王維研究在國外》、王麗娜的《王維研究在海外》、馬歌東的《試論日本漢詩對王維五言絕句幽玄風格之受容》、〖韓〗柳晟俊的《王維詩對李朝詩人之影響考》等，都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八、作品考辨及文集整理

　　詩文的考辨本世紀學界對王維詩文作品的考訂和整理同樣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陳貽焮的《王維詩選》是本世紀關於王維詩歌考訂方面第一個具有較大規模的成果，該書對王維的許多詩作的作年進行了考訂，並為之作了編年。

　　本世紀專事王維詩文考訂的文章主要有：程會昌的《王摩詰「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詩」》、曹濟平的《關於王維寫作〈輞川集〉的年代問題》、陳貽焮的《〈關於王維寫作《輞川集》的年代問題〉讀後》、韓維鈞的《王維現存詩歌質疑》、楊軍《王維詩文系年》、陳鐵民的《王維詩真偽考》、畢寶魁的《王維詩二考》、李浩的《王維孟浩然詩地名考辨》、楊軍的《王維文校理札記》等。

　　而譚優學的《王維生平事迹再探》、王達津的《王維生平及其詩》、陳鐵民的《王維年譜》、楊軍的《〈王維的生平和詩〉質疑》、張清華的《〈王維年譜〉證補》、《王維年譜》、陳鐵民的《讀張著〈王維年譜〉札記》等，在探討王維生平事迹的同時，也做了不少王維詩文的考訂工作。

　　作品集的整理和版本研究對王維作品集進行重新整理的的成果，主要有傅東華的《王維詩》、陳貽焮的《王維詩選》、陳鐵民的《王維集校注》等。前面兩書是選本，其中陳貽焮著因為考訂精審、注釋簡明，從五十年代末開始在學術界一直具有很大的影響。陳鐵民著是對王維現存作品重新進行校理、箋注、編年的成果，比較全面地體現了八、九十年代王維生平和詩文考訂等方面所取得的實績。清人趙殿成的《王右丞集箋注》也曾經過葉蔥奇的勘校，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後在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三次排印出版，滿足了王維研究界的需要。另外，陳杭編製的《全唐詩索引·王維卷》、陳鐵民整理的《王維事迹資料匯錄》、《（王維）畫評》、《（王維）詩評》（均為《王維集校注》附錄），對王維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也有一定的幫助。

　　對王維作品集的版本和流傳情況的研究成果，則主要有萬曼的《唐集敘錄·王維文集》、陳耀東的《王維集知見錄》、陳鐵民的《王維集版本考》等。

　　本文是《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第七章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