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起源：通往奴役之路

在長遠，我們是自己命運的主宰；在短期，我們就是自己所創造觀念的俘虜。——奧古斯特·馮·哈耶克

時間對於我們大部分普通人來說，似乎並沒有太大差別。今天和昨天也好像只是時間坐標軸上不同的兩個點而已。節氣剛過立夏，天氣就變得燥熱起來，周末的午後打開一罐啤酒，看著泡沫慢慢堆滿杯口，一杯入肚，泡沫便攜帶著涼爽和快意鑽進了全身的血管。

可見泡沫可以給人帶來快樂。

但是不要忘記，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這讓我聯想到21年前的那個夏天，一場經濟泡沫的破碎給亞洲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痛苦。1997年7月2日，也就是香港回歸的第二天，一場波及整個亞洲的金融危機自泰國開始蔓延開來，究其原因，在一片聲討聲中，人們將這場危機的始作俑者直指量子基金的創始人——金融投機大鱷索羅斯。

在這場危機中，由於以索羅斯為首的量子基金等國際投機資本聯合做空泰國貨幣泰銖，導致了泰銖大幅貶值，股市匯市雙雙暴跌，泰國政府也在一番掙扎之後，放棄了執行了13年的固定匯率制度。以泰國為起點，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東盟國家在匯市先後失守，霎時間，整個亞洲經濟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在這一過程中亞洲經濟中曾經顯赫一時的「四小龍」和「四小虎」幾乎無一倖免地遇難。金融危機所到之處，貨幣大幅貶值，企業破產，物價飛漲，人民失業，每一個受災國公民都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並且整個國家面臨著數額巨大的外債。在危機時期的泰國跳蚤市場上，一些曾經的商人開著豪華轎車滿載著在家裡搜羅出來的各種消費品去市場上出賣，以換取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

以泰國為例，這個國家的經濟泡沫是怎麼越吹越大的呢，我在上一篇文章《擾動中國芯之三隻看不見的手》中有過簡單論述，泡沫的形成就是資產價格和價值的嚴重偏離，並且當泡沫越來越大時，資產價格會遠遠高於資產價值。為了推動本國經濟發展，引進國際資本，泰國不惜完全開放本國金融市場，但是這樣問題就來了，資本都有逐利性，引進資本的過程中可以說是泥沙俱下，只有一少部分進入生產製造和貿易等實業領域，但是更多的資本進入投資回報快的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以這樣的情形為起點，泡沫越吹越大，由於絕大部分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所以國內的通貨膨脹不能被覺察出來或是被低估，物價水平也沒有過快增長。

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投機資本不能得到有效監管，漸漸經濟發展出現空殼化，那麼問題也就隨之而來了，並且愈發嚴重。這樣才給了投資資本以做空的機會，當對資本管制的閥門完全打開的那一刻，也就成了經濟泡沫的起源。

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後，全球經濟學家各抒己見，分析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其實所謂「東亞模式」有著典型的中央計劃經濟的基因，即通過政府的組織，調動了大量的財務資本、人力資本等社會資源為經濟服務，從而使經濟快速增長的發展模式。在美國曾經一度將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寫進了商學院的教科書，他們認為是「東亞模式」創造了東亞經濟增長的奇蹟。

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一片陶醉之聲中，只有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發出了不一樣的聲音，矛頭直指東亞模式中存在的粗放投入和過度依賴外部自由流動資本的問題。並提出這種發展路徑存在很高的風險性，但是這位教授的聲音在當時顯得與主流觀點格格不入，一石激起千層浪，引來無數批評之聲。

然而真理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就在時間過去僅僅不到兩年，保羅·克魯格曼的預見變成現實，金融風暴席捲東亞、東南亞。就在泰銖失守的短短數天內，量子基金的賬戶增加了20億美元。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懷著悲憤的心情將矛頭直指索羅斯，並稱其為「小偷」。這位被歐洲人譽為「金融界壞孩子」的喬治·索羅斯也義正言辭的為自己辯解道：「問題不是出在我們這些投資者身上，我們只是在法律規定範圍內尋找一切賺錢機會，真正的責任應該在監管政府身上，是一些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存在漏洞才給了投資者機會，投資者的存在反而能敦促該國對自身經濟結構的優化。」

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東南亞國家經濟結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但是泰國對於本國資本市場的自由開放政策給了國際投機資本機會，大量的國際投資資本彙集在一起快速出入該國資本市場，為該國匯率市場埋下了巨大的風險。

後來保羅·克魯格曼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建議亞洲國家重新考慮資本管制，說明白些就是買賣外匯需要以實際貿易單據為依據，防止大量的投機資本自由出入本國資本市場，降低熱錢的流動性。從這個問題上我們看到，在經濟發展的一定時期，對資本市場進行有效管制對於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安全來說尤為重要。

經濟學家哈耶克早作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擁護者，曾在自己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一直堅持認為，中央計劃經濟會限制個人自由、摧毀人們的責任感和社會道德基礎；會阻礙財富的生產，造成社會貧困；亦會導致極權主義政府的興起。

哈耶克當時就尖銳和深刻地指出，放棄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用中央和政府行政手段干預經濟過程和進行資源配置，必定會在政治上走向一條通向奴役之路。

但是通過亞洲金融危機我們看到，如果政府不能控制這些資本，獲得充分自由的投機資本就成了資本市場的侵略者。在市場名義的掩護下，掠奪一個弱勢貨幣國家的財富，這種損失的結果就會由這個國家的全體公民承擔，一國公民辛辛苦苦創造的勞動成果就這樣被竊取了。另一方面，當這個國家面臨巨額負債並要破產時，就不得不向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那麼IMF並非紅十字基金會那樣的慈善機構，必然會開除各種硬性條件讓你接受，比如讓你取消貿易壁壘，控股你的企業和銀行，這樣的話，你在公眾面前就沒有任何隱私可言了，一切都在救助國的監督之下。

試想一下，這跟百年前大清王朝被迫開放五口通商口岸有什麼區別？也許我們並沒有看到槍林彈雨，這是這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從某種角度講，這是一個強國對一個弱國全體公民的奴役。那麼哈耶克所反對的，用中央和政府行政手段干預經濟過程和進行資源配置，在這裡看，反而更有利於一些弱勢國家。這就是說，哈耶克所倡導的完全自由經濟更有利於經濟強國。看似平等的條件下，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平等。

米爾頓·弗里德曼在《自由選擇》中說：「一個把平等置於自由之上的社會兩者都得不到，一個把自由置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二者兼得。」同時我們不能忘記，任何不加限制的自由都不能稱之為自由。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泡沫的形成往往是一個民族通往奴役之路的開始，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避免的會出現泡沫，那麼及時的優化經濟機構，促進位度創新和科技創新才是根本，另一方面，在現階段，合理地對外部資本進行有效管制，防止投機資本泛濫也是關鍵。

當然我們並不排斥自由市場，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證明了自由經濟市場的巨大活力，市場中那隻看不見的手也在時刻起著調節作用，但是由於國際間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我們也要適當地採取措施來防止開放過快帶來的高風險，這個過程是循序漸進的，並且節奏要跟自身的經濟結構和模式相適應，過快或過慢對我們來說都不是好事。

所以，一個國家要合理控制泡沫，進行政策的有效干預，擺脫奴役，就要進行有效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企業作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細胞來說，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企業家精神這是這個時代最需要的精神。我們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相對凱恩斯來說，我們更需要熊彼特。

最後我們用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的一段話作為結尾：創新應當是企業家的主要特徵，企業家不是投機商，也不是只知道賺錢、存錢的守財奴，而應該是一個大膽創新敢於冒險，善於開拓的創造型人才。

對此，你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