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婚禮中的彩禮是如何定價的？

07-17

社會變遷雖然使得個體的流動性增強，依靠個人的人力資本獲益的可能性增大；但是正是因為這樣，由於社會變革所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使得家庭更加註重通過提高彩禮來降低未來的風險。

青年人結婚時的高額彩禮，已經成為社會熱點話題，我們頻繁看到有新聞報道說某某地方出現了高額彩禮或嫁妝。

調查方法

我們於2015年2月份選取了南方G縣城為調查地點，並通過當面訪談及互聯網渠道，利用滾雪球的方法獲取了多個案例的詳細資料。這些案例涵蓋了不同學歷、工作和居住地的個體及不同子女構成的家庭類型，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據調查結果，除去部分特殊情況，我們計算出這些案例中彩禮的平均價格為13.8萬元。這與被訪者中男女家長依照自己的觀念所給出的婚姻市場標準價格基本一致：「彩禮的話起碼十萬，再根據情況添加，一般為十四五萬。」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不斷地聽到被訪者說：「我們這裡就是賣女兒啊。」可以知曉彩禮在這個場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婚姻支付的理論模式中，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婚姻償付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彩禮的存在主要是用來償付娘家失去女兒之後所遭受的損失；另一種則是婚姻資助理論。

然而在我們對南方G縣城的調查中發現，彩禮仍歸娘家所有，並且相對於嫁妝來說，彩禮數額要多得多。這種情況下，似乎更適合於婚姻償付理論，當然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

彩禮定價的一般社會過程

1、彩禮定價過程中的信息交流

信息的交流在婚姻締結過程中必不可少，比如「慧眼識珠」和「志趣相投」，兩者其實都是建立在個體互動和信息交流的基礎之上。

首先來看第一個案例。L是Y縣城的女生，也是我們接下來敘事的主角之一，她開始有交往對象是在高中階段，她自述說：「我跟他是初高中同學，他暗戀並追求我的。2009年高二，開始相互接觸，相互促進學習，共同進步。起初雙方家長都不看好，尤其是我的父母極其反對早戀。」

L的父母之所以極力反對他們交往，是因為他們所獲得的男方信息很少，特別是男方的家庭狀況以及男方本人的品質，婚姻締結風險很大以至於女方的父母不敢冒險。

然而「高考完後的宴會上，我們都見過雙方家長。由於高中班主任的撮合，我們的家長開始接受並支持兩人交往。」顯然這個時候，班主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看作是在男方信息缺失情況下的一種信譽保障。

男方最終獲得女方父母的信任還是得益於一些關鍵性的事件。

第一件事，是女方的爺爺在2013年8月因為生病住院，男方在此期間一直都在給予照顧，這使得女方父母對男方的個人品質做出了正面肯定。第二件事則是男方於2014年順利獲得了繼續攻讀研究生學位的機會，這其中所能預期到的人力資本潛力，使得女方父母給予了男方更多的期待和信任。

正因為這樣，當男方父母向女方父母提出定親事時，女方父母欣然同意，而之後商定彩禮一事也顯得順理成章。

在這整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女方對於男方的信息掌握是較為充分的。當男方所提供的關於自身社會特徵的信息得到女方家庭的認可，亦即契合女方家庭的認知觀念的時候，男方家庭提出定親的想法時，是容易得到女方家庭同意的。

可以說，男方的信息雖然是較為重要的，但是女方的信息才是開啟彩禮商定過程的關鍵鑰匙，原因仍需歸結於供給問題。在婚姻交易中，男方實際上是居於「買者」的地位，女方則處於「出售」的一方。

男方通過交往所傳遞的社會特徵，是女方家庭意圖獲得婚姻關係「效用」最大化的依據，而女方的信息則是供給緊缺與否的信號。案例中的女方正是釋放出了供給緊缺的信號，才使得男方主動採取行動。

在整個信息傳遞過程中，我們看到，由於女方的父母看重男方所提供的優勢信息，所以在彩禮的商定中表現得更為「寬容」。女方的父母了解男方家庭的具體情況，所以即便自己的女兒學歷為研究生，具備要價的資本，但仍提出相對於平均價格的彩禮數額，這便是信息對於價格的影響。

因此，在我們看來，價格雖是一種市場場域中物品交換和買賣的參照標準，但是放到婚姻市場當中，價格又不是唯一和固定不變的。

2、社會變遷與家庭觀念的變革

女方家庭所看重的男方社會財產隨著社會變遷，可能會變得不同，因而對於男方社會特徵所看重的方面也會有所不同，而這樣的一種變化對於彩禮價格也可能存在影響。對於上述案例，概括起來便是女生家庭條件優於男生的狀況。

由於當今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提高，特別是教育所造就的人力資本使得個體能夠跨越制度體制的束縛，城鄉的區別對於男女婚姻締結的影響在不斷降低。因而，城鄉的區別對於男女婚姻締結的影響在不斷降低，女方家庭觀念里地域問題已經變得次要。

在另外一個案例（案例二）中，男生家住在農村，其職務為某一線城市建設集團有限公司項目部技術副經理（常年在外出差），學歷是大學本科。女生家住縣城，工作地點也在縣城。相比於男生的父母都是農民，女方父母均為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的退休職工。

這樣的情況下，女方父母開始是反對這樁婚事的，他們認為「男方家境不好，沒有蓋新房，沒有車，父母親是農民，沒有穩定退休金」，但是「女婿學歷樣貌都還好，只是工程類行業常年不著家，但工資高。」因此最後婚姻締結成功。

在這裡，女方家庭真正在意的是男方的人力資本狀況也即未來的發展潛力。當然，這只是就同一個地區的情況而言，更多的家長還是會要求女兒的對象不要是外省份的。

這當然有文化衝突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養老問題，跨地域所牽扯的養老問題往往會使彩禮價格上升因此，雖然社會變革使得人們的認知觀念發生了改變，但是觀念的最終落腳點仍是在價格的商定。

根據我們之前建構的婚姻市場分析框架，即便男方傳遞的信息契合了女方家庭的期待，社會關係網路、地方文化以及女方家庭內部的子女構成等，也都會對彩禮定價產生重要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決定著婚姻締結能否成功。

社會結構因素對彩禮定價的影響

1、家族網路及其維繫觀念的影響

對於婚姻主體所處的社會網路，可以根據利益和親緣關係的不同劃分為家庭和家族網路兩個圈層。家庭力量不容置疑，家族網路的控制力量在案例一中也顯現了出來。

在案例一中，據L的講述，由於男女雙方父母都未主持過訂婚事宜，雙方父母便向家族長輩詢問相關禮節與程序問題。

始得知，家長見面談彩禮價錢必須「簽紅單」（紅紙上標明彩禮價錢與相應的實物等，實質上就是一張婚嫁憑證；同時，紅單必須由長輩起草並雙方簽字方為有效），雙方家長都同意簽紅單。

2015年2月25日，女方家長會見家族長輩，商討彩禮事宜並準備起草紅單。女方家長提出的13.9萬遭到家族長輩的強烈反對。家族長輩參照婚姻市場中的標準價格並根據該女生的學歷資本，提出了20萬元的彩禮定價。

可以看出，在家庭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家族網路在發揮作用。這一過程印證了市場價格作為參照標準以及外部的評價，對於單個婚姻締結仍存在著很關鍵的影響。

即便是女方家庭對於男方的個人信息了解較為充分，對他的發展潛力的期待所存在的風險並不大，但是由家族網路及其造就的輿論力量所維持的標準價格，還是會促使女方家庭保存一個彩禮的定價底線。維持一個價格是一種展示，即向外部世界展示其自身的家庭地位。

2、地方文化作為一種權力

在L的訂婚過程當中，我們也看到了非正式制度觀念即地方文化的力量。當L家與男方的訂婚事宜宣告失敗的時候，男方依然遵循了地方文化的一些規定，以防止關係破裂並為未來再次提及訂婚事宜做鋪墊。

據L敘述，2015年2月26日，儘管不談訂婚事宜，男方父母仍然如約到女方家做客。

按規矩，男方家長初次到女方家，需要給女孩包一個大紅包，此外還需給女方家裡每個人一個紅包，叫「觀面錢」，每一個紅包都需要回禮。儘管訂婚事宜已經作罷，但男方還是送上鑽戒，給女生包2100元，另給家4人每人分別包了210元。

案例二的彩禮情況：男方給女方的彩禮總額：紅單憑證與定親結婚花費共13萬左右（包括現金以及實物）。

定親所簽紅單：共116700元

現金9.89萬元，一次性付清。

銀元6個，共5000元。

女方父母各一套衣服（禮節是衣服，但給的是現金），摺合為人民幣3600元。

「孝敬肉」：專給女方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禮節上是肉，給的是現金，摺合為人民幣每人660元，共2640元。

「孝心肉」：專給女方爸爸媽媽的，禮節上是肉，給的是現金，摺合為人民幣1320元。

定親紅包，共5240元。

女方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父親母親每人360，共2160元。

女方叔叔伯伯舅舅姑姑妹妹、家族長輩共14人，每人220元，共3080元。

三金（給未婚妻）：金項鏈、金耳環、金戒指、金手鐲，前三項是禮節必須，金手鐲是額外給的。

二、訂婚結婚的禮節步驟花費：共計8230元

「觀面錢」：1660元。

提親的「見面錢」。同意訂婚，3999元。

提親送禮：6瓶郎酒（有寓意）300元；茶葉100元、十斤魚十斤肉共360元；共760元。

結婚送禮：雞鴨魚肉，孝敬祖宗、祠堂，共320元。

結婚宴席：本應分別辦2場，男方請男方親戚朋友，女方請女方親戚朋友，男方女方各自承擔宴席開銷，並各自收取紅包。但由於女方家親戚朋友不多，女方提出一起辦婚宴，餐費由男方出，共1500元，紅包還是各收各的。

通過這份禮單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首先，傳統的孝道觀念融入了彩禮價格的建構當中，我們看到尤其是肉類均具有特殊的名稱；至於定親紅包，則明確是分發給女方親屬的，這顯示出彩禮的高低與女方家族成員的利益息息相關；最為關鍵的是，訂婚的步驟頗為複雜，每一個步驟都涉及花費。

所謂的這些步驟，也都可以看成是一種對傳統秩序的繼承。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把地方文化看作是一種權力，這種權力滲透到價格的生成當中。

在價格的生成過程當中，每一個文化的細節都會得到表現，價格也由此變得可觀。同時通過這種方式，家庭社會網路凝聚在一起。

家庭人口結構如何影響彩禮價格

除去家族網路與地方文化，從我們的調查案例中可以看出，家庭內部的子女構成對彩禮價格的確定也存在影響。

1、獨生女家庭

在獨生子女家庭中，子女是資源的獨享者，而非獨生子女家庭不同，所有的資源都存在分配。在不考慮各個家庭資源佔有量差別的情況下，如果將家庭總資源看成一個常量M，那麼，獨生女收穫到的家庭資源即為M，而非獨生女收穫到的資源為M/n。

從高額彩禮的「付出一回報」公式出發，獨生女的彩禮該為非獨生女的n倍。恰恰相反，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獨生女的彩禮價格並不高。我們從接下來的第三個案例中可以看出：男方H，女方W，兩人皆為獨生子女，女方比男方年齡小一歲。男方現在在北京建築行業工作，兩人相戀五年，於2015年定親。

男方到女方家商量彩禮事宜，女方家長提出10萬元，男方與女方家長商討並承諾：「將來掙錢後，賺得多就多給一點，賺得少就少給一點。以後女方父母我們來養。」最後支付2萬元給女方家長，定親完成。雙方沒有按照傳統規矩邀請家族長輩簽定紅單等，僅雙方的核心家庭成員參與訂婚事宜。

我們的調查案例中可以看到，彩禮價格普遍維持在10萬元以上，然而男方的承諾成功將彩禮價格從10萬元降低到2萬元。可見，在中國這樣一個「家庭養老」模式普遍的社會，獨生女家庭中的父母沒有兒子可以作為養老保障與依靠，女婿的養老承諾是很有吸引力的。

獨生女家庭固然希望能在女兒出嫁時收回部分經濟回報，但是男方家庭的經濟條件有限，通過彩禮一次性給予財務回報顯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短期的「付出—回報」當中，獨生女父母對女兒的付出與回報成反比，然而在長期的「付出一回報」當中，父母的付出與回報卻成正比，因為這個年輕家庭必須承擔女方父母的贍養義務。

同時我們發現，獨生女家庭的家族長輩並沒有參與到訂婚事宜當中，僅僅是家庭核心成員參與其中。我們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認為，家族網路對家庭的影響程度極為輕微，所以核心家庭擁有自主權，獨生女的彩禮價格只需核心家庭成員擬定。

2、非獨生女家庭

南方G縣作為人口大縣，在計劃生育政策調整以前超生情況比較普遍，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要遠遠少於非獨生子女家庭。

一男一女的子女構成家庭在G縣十分普遍，這也是多數家庭最青睞的子女結構。就彩禮而言，通過女孩收取的彩禮錢大致等於男孩在娶妻時所支付的彩禮錢。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多有發現。

我們了解到，當女方家庭中的男孩交往的女朋友彩禮要價均較高時，女孩收取的彩禮價格高出平均水平。當女方家庭中男孩都還未到婚配年齡，無彩禮準備的需要，且男方家庭中都有男孩時，男方家庭中也存在籌備彩禮的壓力，因此彩禮價格適中。

而一女二男的子女構成則使得家庭籌備彩禮的壓力頗大，此時，唯一女孩的「招商引資」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若該女孩的彩禮額度能儘可能高一些，就意味著女方家庭中兩個男孩的彩禮籌備壓力小一些。

至於二女一男的子女構成家庭，父母只需要為男孩籌集一份彩禮，卻可以收取兩份彩禮，男孩結婚的成本不會成為父母的負擔。然而，非獨生子女家庭還存在這樣的情況，即家中僅有女兒，且數目不止一個，這樣的子女構成有其特殊性。

對於父母而言，女兒要嫁到別人家去，又沒有兒子作養老保障，因此便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子女構成。缺乏養老保障的情況下，女兒的彩禮算作養老的經濟補償，參考標準的彩禮價格，此時的彩禮價格並不會降低多少。

結論

彩禮的定價過程起始於男女雙方的互動與信息交流。

首先，男方的社會特徵是女方家庭實現婚姻締結效用最大化的依據。同時，隨著社會變遷，女方家庭所看重的男方信息類型也在悄然變化，逐漸由男方的家庭所在地以及工作單位轉變為男方的人力資本即經濟發展潛力。

另外，附帶權力的家族網路對彩禮價格的確定存在影響。至於地方文化的作用，我們將其概括為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塑造了彩禮內容，最終使得彩禮變得可觀，它也具備維護社會網路團結的作用。

最後，從調查中可以看出，由於婚姻市場中對於彩禮的強調，特別是彩禮價格的確定過程涉及觀念、傳統、社會關係等多重社會因素，使得作為婚姻締結主體的男女雙方顯得多少有些「不自由」。很可能因為彩禮協定難以達成而使得本來志趣相投的男女雙方無法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