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管理思想

孔子的管理思想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它的基礎是仁，核心是道德教化，手段是德治、法治和禮治的結合，特點是重視人才，原則是中庸，最高的標準是無為而治,目的是創造和諧的社會。

　　孔子管理思想的基礎

　　孔子管理思想的基礎就是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按照孔子的解釋就是愛人。孔子主張仁者愛人，在管理中重視人的作用，以人為本，以人為核心，進行人性化管理。

　　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強加於他人。處理任何事情，首先以自己的感受從他人的角度來考慮，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孔子又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想自立於世也要幫助別人自立，自己想通達榮耀也要幫助別人通達榮耀。孔子的這種觀點體現了對他人的尊重，對他人的關懷，替他人著想，為他人謀利，不論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都應該具有這種情懷，不論是管理還是經營都應該遵守這樣的原則。

　　孔子管理思想的主要內容

　　孔子管理思想的內容很豐富，包括國家管理、行政管理、經濟管理、人才管理、教育管理、軍事管理等很多方面。

　　國家管理

　　孔子愛人的思想表現在政治上也就是在國家管理上就是要進行德治，推行仁政，實行以德治國、以法治國和以禮治國三結合。

　　孔子提倡以德治國，主張依據道德來處理政事，進而形成了系統的以德治國的思想。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這段話最能反映孔子的德治思想和行政管理思想。管理國家如果只用政令來引導，用刑罰來整頓，老百姓即使能免於犯罪但不會有羞恥之心；如果用道德來引導，用禮教來整頓，老百姓不僅有羞恥之心而且能夠誠心歸服。用道德引導，用禮教整頓，這既是孔子行政管理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整個管理思想的核心。孔子的管理思想是為他的政治思想服務的，所以孔子非常重視用道德進行管理，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

　　孔子主張德治，提倡進行教化，反對嚴刑峻法，但他並不否定刑罰，德治與刑罰是治國的兩手，兩手都要用，要交替使用。

　　鄭國的子產在臨死前對子大叔交代後事說：「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大叔執政後不忍心用嚴厲的辦法治理國家，「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雈苻之澤」。子大叔後悔自己沒有聽從子產的建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雈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孔子對這件事評論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

　　孔子雖然贊同用嚴厲作為寬大的補救，但孔子反對不進行教育就嚴厲處罰，他說「不教而殺謂之虐」。《孔子家語》記載：孔子擔任魯國大司寇的時候，有個父親和兒子打官司，孔子把他父子二人關在監獄裡，三個月都不判決。他的父親請求撤訴，孔子就釋放了他們父子。魯國司徒季桓子聽說後很不高興，認為孔子欺騙了他。孔子曾經告訴他治理國家首先要用孝道，現在殺掉一個不孝的兒子就可以教育人民孝敬長輩，孔子卻釋放了那個不孝之子。孔子聽說後說：「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孔子家語·始誅》]管理者失去了正確治理國家的方法卻殺害人民是不合乎道理的，不進行孝道教育就進行處罰就是殺害無辜的人。管理者不對人們進行教育，人民犯了罪，責任不在人民而在管理者。在對人民進行處罰前，要首先進行教育。

　　孔子雖然主張法治，但他主張省刑罰。他說「『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論語·子路》]善人治理國家連續一百年就可以克服殘暴，免除虐殺了。季康子問孔子「如殺無道以就有道」怎麼樣時，孔子就明確反對，「子為政，焉用殺」？[《論語·顏淵》]執政哪裡用得著殺人呢？

　　孔子認為法治的最高標準是：「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孔子家語·始誅》]，國家需要制定嚴格的法律，但要通過教化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使人民不去犯罪，法律備而不用。

　　孔子提倡以禮治國，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按照禮儀規範去治理國家，國家就很容易治理，「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禮，則民易使也」，管理者崇尚禮儀規範，老百姓就不敢不尊敬，就容易使用。即使是國君，也要按照禮儀規範使用臣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所以孔子主張以禮治理國家，「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論語·里仁》]「齊之以禮」就是用禮儀來規範人們的行為，通過教育使人民自覺地使自己的行動符合社會規範。孔子主張以禮治國，所以孔子一再教育弟子要「約之以禮」，嚴格用禮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要「克己復禮」，努力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為合乎禮的規定。

　　對於禮的作用，孔子的弟子曾參說得很明白，「禮之用，和為貴」，禮的使用就在於創造和諧的環境。和諧是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不僅國家需要和諧的環境，一個單位、一個企業、一個家庭也都需要和諧，只有在和諧的環境下才能更好地發展。

　　現在人們一般都認為中國歷史上是以德治國與以法治國治國相結合，其實中國歷史上是以德治國、以法治國和以禮治國三者相結合。

　　用道德治理國家主要是對人民進行思想教化，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進行思想教育，它沒有強制性，是軟的；用法律治理國家，法律是強制性的，人民必須執行，否則就會受到懲罰，是硬的；而禮介於兩者之間，禮儀規範不像法律那樣具有很強的強制性，一般的違背禮儀不會受到法律的嚴懲，但會受到社會輿論的監督，所以禮是約束人們行為的外在規範。在奴隸社會早期，法律並不健全，禮儀是在某些方面承擔了法律的作用。即使到了封建社會，禮仍然作為法律的補充承擔了重要的社會作用。所以每當新的王朝建立後，首要的任務就是定正朔，易服色，制定本朝的禮儀制度，其實有些禮儀制度就是法律的補充。

　　中國傳統的德治、法治、禮治三結合的治理方式是非常科學的，它比西方現代的以法治國要高明得多。

　　行政管理

　　在行政管理方面，孔子主張要政令統一，要講誠信，要名正言順。

　　管理要政令統一，不能政出多門。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發布政令者的地位越低滅亡得就越快。

　　春秋時期，社會失序，社會動亂，孔子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周天子失去了管理國家的權力，諸侯擅權，不尊王室，各自為政，互相攻伐，給人們帶來無窮的災難。要使社會有序，必須尊崇周天子，維護周天子的絕對權威，恢復大一統的局面。孔子自知人微言輕，難以扭轉這種混亂局面，只能以筆代刀，將自己的觀點寄托在著述中。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在《春秋》中，孔子開始就書「王正月」。《公羊傳》解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謂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周文王改定的周曆正月，首書「王正月」，是表明天下統一，各地都實行周天子的政令。為了維護周天子的權威，周天子被晉國很不禮貌地召到踐土，孔子不能秉筆直書，改寫為「天王狩於河陽」，周天子到河陽去打獵，以此維護周天子的尊嚴。孔子在《春秋》中維護大一統，尊崇周天子，筆誅亂臣賊子，所以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主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尊崇周天子，尊崇周天子實際上就是維護大一統，孔子大一統的思想對中華民族的鞏固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

　　管理者要講誠信。孔子的弟子子貢問怎樣管理國家，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說「去兵。」子貢再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說：「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誠信比軍備、糧食都重要。

　　管理要名正言順。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名不正，管理者發布的政令就不順暢，政令不順暢事情就不能成功，政事不能成功就不能推行禮樂制度，禮樂制度不能推行法律就不能正確執行，法律不能正確執行老百姓就不知所措。管理者一定名正，名正才可以發布政令，政令才能推行。

　　經濟管理

　　在經濟管理方面，孔子主張要節省財力、減少賦稅、多給人民好處、減少人民的無償勞動、使人民富裕起來，財富分配要均衡。

　　要節省財力，愛護人民。孔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治理國家要嚴肅認真，講究誠信，節省費用，愛護人民，安排工程建設要躲開農忙季節。孔子這一段話比較集中的體現了孔子的經濟管理思想。管理者要節約財力，齊景公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時，孔子回答說「政在節財」[《史記·孔子世家》]，治理國家要節省財力。

　　要薄賦斂，減少賦稅，「斂從其薄」，徵稅要少。魯哀公問孔子的弟子有若：「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回答「曷不徹乎」，為什麼不將稅收標準由十分之二改為十分之一呢，魯哀公認為「二，吾猶不足」，有若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這種以民為本的思想是非常可貴的，雖然它是出自孔子弟子有若之口，但它無疑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

　　孔子反對增加稅收。魯哀公十一年，季康子要改徵田賦，派冉求徵求孔子的意見。這時季康子剛剛派人從國外接回孔子，也許孔子對季康子有所期待，不便於公開反對，就對冉求說「丘不識也」。冉求多次詢問，孔子仍然不發表意見。冉求就說：「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仍然不發表自己的意見，私下對冉求說：「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沒有聽從孔子的意見，照常改徵田賦，這使孔子很惱火，就把一腔怒火傾泄在冉求身上。因為冉求正擔任季康子的管家，孔子就公開宣布冉求不是自己的弟子，鼓動弟子們敲著鼓去攻擊他，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要厚施與，多給人民好處，孔子主張「養民也惠」，「施取其厚」，「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孔子也明白，要統治者拿出自己的財富給人民無疑是與虎謀皮，所以孔子主張「惠而不費」，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要輕徭役，少派人民去從事國家建設，「省力役，少賦斂，則民富矣」，節省勞役，減少賦稅，人們就會富裕了。

　　要讓人民富裕起來。孔子進入衛國看到人口眾多，不僅稱讚說「庶矣哉！」冉有問人多了以後怎麼辦，孔子說：「富之」，冉有又問富了以後怎麼辦，孔子說：「教之」，教育他們。這段對話反映了孔子富民教民的重要觀點，他首先考慮改善人民的生活，主張先讓人民富裕起來，在人民富裕起來後，對人民進行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這也體現了孔子愛人的思想，孔子是一位具有民本思想的政治家。

　　財富分配要均衡。孔子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財富分配均衡，國家才會安定。

　　人才管理

　　在人才管理方面，孔子主張舉賢才。孔子深知，政治的好壞取決於執政者，他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禮記·中庸》]（《中庸》），魯哀公問政，孔子一次回答說「尊賢為大」，一次回答說「政在選臣」，治理國家選擇賢人最重要，治理好國家的關鍵是選拔人才。孔子特彆強調賢人的重要，他說：「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顏淵》），選用了賢才，連壞人都沒有了存身之地。

　　賢才如此重要，所以孔子提出要「舉賢才」。弟子冉雍擔任季孫氏的總管，向孔子請教如何進行管理，孔子告訴他「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冉雍又問怎樣識別選拔人才，孔子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選拔自己所了解的優秀人才，自己不了解的人才別人也會推薦的。弟子子游任武城宰，孔子便問他你得到人才沒有，「女得人焉耳乎」。

　　魯哀公問怎樣才能使人民服從，孔子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提拔正直的人使之在不正直的人之上人民就服從，提拔不正直的人使之在正直的人之上人民就不服從。要選拔重用正直的人，「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提拔重用正直的人，使之位在不正直的人之上，連不正直的人也會正直起來。

　　孔子主張舉賢才，但深知人才難得，「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有五位幹練的大臣就能天下大治，孔子感嘆地說「才難，不其然乎」？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所以樊遲問什麼是明智時，孔子深有感觸地說「知人」，善於識別人才才能算得上是明智。對於如何識別人才，孔子提出了一套有效的原則和辦法。

　　孔子選拔人才的第一個原則是「無求備於一人」，對人才不要求全責備。他說：「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沒有缺點的人是沒有的，用人要看他的長處。看人要向前看，「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孔子是看重年輕人的。看人要看大節，弟子子夏說「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人的大節不能越出界限，小節有點出入是可以的，對人不能苛求。第二個原則是「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不能因一個人一句好話而提拔他，也不能因一個人有錯誤而廢棄他好的建議。但對那些花言巧語、面容偽善的人要警惕，「巧言令色，鮮矣仁」，這種人是很少有好的品德的。

　　選拔人才首先要進行考察，考察的方法一是「聽其言觀其行」。他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考察一個人不僅要聽他如何說還要看他如何做，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第二個方法是進行認真仔細的考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第三個方法是考察要從大處進行。孔子說：「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第四個方法是不要被社會輿論所左右。弟子子貢問一個人被滿鄉的人都喜歡怎麼樣，孔子認為不行，被滿鄉的人都厭惡怎麼樣，孔子認為也不行，「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孔子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一定要仔細考察，只有這樣才能發現真正的人才。

　　孔子知道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需要大量的人才，他創辦私學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能夠推行自己主張的德才兼備的賢才，所以當季康子問弟子是否可以從政時，孔子極力推薦，「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與從政乎何有」？仲由果敢決斷，端木賜通情達理，冉求多才多藝，都是從政的高手，從政對他們還有什麼困難嗎。

　　軍事管理

　　在軍事管理方面，孔子主張加強戰備，足兵足食，教育人民習武備戰；軍事權力高度集中，由天子決定出兵作戰；作戰要講究戰略戰術；反對侵略戰爭，用禮樂教化吸引他人來投奔。

　　孔子不僅懂得軍事戰術，而且懂得軍政大計。子貢問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將糧食充足、軍備充足當作國家大計。孔子注重文武兩手結合，主張「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齊魯夾谷相會，正是孔子預先安排了軍隊，才挫敗了齊國的一個又一個陰謀，取得了外交上的勝利。孔子主張加強戰備，教民習武備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孔子反對不進行戰爭訓練就讓人民去作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孔子主張軍權集中，「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孔子提倡講究謀略戰術，子路問孔子：「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說：「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一定去找面臨任務便謹慎恐懼，善於運用謀略去成功的人。孔子對戰爭持謹慎的態度，「子之所慎：齋，戰，疾」。孔子反對戰爭，季氏準備攻打顓臾，孔子強烈反對，不能「謀動干戈於邦內」，「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方的人沒有歸服，要用禮樂教化招徠他們，不能用戰爭來征服。

　　孔子管理思想的原則

　　孔子管理思想的原則就是中庸之道。

　　孔子中庸之道的本意是執兩用中，反對過與不及，提倡和而不同，這是孔子在研究歷史和實際觀察中以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相結合經過多方面對事物發展變化基本原因的分析、綜合得出的方法論。

　　中庸是孔子哲學中的重要範疇，「中」就是中正、中和，「庸」就是常，「用中為常道也」[《禮記·中庸》]，朱熹解釋說「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二程解釋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恰當地處理問題的正確的、不能變易的原則。從文獻看，孔子以前就有「中」的概念，但將「中庸」作為道德提出來的卻是孔子，「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把中庸當成最高的道德。

　　中庸要求「允執其中」，既不支持矛盾的肯定方面實行殘酷鬥爭，也不站在矛盾的否定方面促成矛盾轉化，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使矛盾統一體協調地保持下去。在方法論上，強調矛盾的統一、調和，反對過頭和不及，「過猶不及」。治理國家要執兩用中，「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掌握過頭和不足，取其中施行於民眾。管理方法要中庸：要「君子和而不同」，追求允許保留不同意見之上的共識與和諧；要一張一弛，「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家語·觀鄉射》]，讓被管理者勞逸結合。

　　孔子的中庸方法論特點是承認矛盾，調和矛盾，使矛盾的兩方面統一和諧，在具體的使用上是不論處理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個合適的度，要把矛盾的諸方面處理得恰到好處。毛澤東對此稱讚說：「孔子的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毛澤東書信集》]。

　　在管理工作中，確實需要把握一個度，這個度就是中，超過了這個度就是過，達不到這個度就是不及。過與不及都是不可以的，必須「執兩用中」，不能超過也不要達不到。

　　對管理者的要求

　　孔子認為管理者承擔著重要的責任，所以他對管理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管理者要忠於職守。弟子子張問如何從政，孔子告訴他「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做官不要懈怠，執行政令要忠心耿耿。

　　管理者對人民的事情要嚴肅認真。魯國執政大夫季康子問孔子「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孔子對他說「臨之以庄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你對人民的事情嚴肅認真，人民對待你的政令就會嚴肅認真。

　　管理者處理政事要莊嚴恭敬。孔子讚揚鄭國著名的賢良大夫子產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

　　管理者要敬事而信，對人民講信用；「信則人任焉」，只有對人民誠信無欺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信以成之」，講究信用才能成功；「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管理者講誠信，人民才會竭心儘力；管理者要切記「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管理者要崇尚禮儀規範，按照禮儀規範去治理。孔子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禮，則民易使也」，管理者崇尚禮儀規範，人民就不敢不尊敬，就容易使用。

　　管理者要尊五美，屏四惡。弟子子張問孔子如何才能從政，孔子說「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又問「何謂五美？」孔子說「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並進一步解釋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又問什麼叫四惡，孔子說「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論語·堯曰》]

　　管理者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貪圖小利。子夏擔任了莒父宰，問孔子如何去管理，孔子告訴他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不要急於求成，不要貪圖小利。急於求成反而達不到目的，貪圖小利就辦不成大事。

　　管理者要以身作則。季康子問政，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政治就是端正，管理者帶頭行為端正，誰敢行為不端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管理者行為端正，即使不發布命令老百姓也會去做，管理者行為不端正，即使發布政令老百姓也不會服從。對於管理者來說，以身作則是非常重要的，「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自身端正，治理國家還有什麼困難嗎？連自身都不能端正怎麼去端正他人呢？管理者要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管理者要崇尚道義，「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管理者崇尚道義，被管理者就不敢不敬服。

　　管理者要公平廉潔。孔子弟子子貢出任信陽宰，上任前向孔子辭行。孔子教育他說：「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民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做官公平最重要，處理財務廉潔最重要。

　　管理者不要把個人待遇放在第一位，要首先做好自己的工作。孔子說「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論語·衛靈公》]。

　　從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孔子思想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孔子的管理思想也就成為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歷代封建王朝無不標榜實行仁政，提倡以德治國，舉凡國家的治國方略，政治、思想、文化、經濟等方面的政策，無不受到孔子管理思想的影響。由於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中國的近鄰朝鮮、越南、日本等國家歷史上也都以孔子管理思想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孔子管理思想對這些國家的發展也都發揮了重大作用。（責任編輯：墨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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