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318檔案揭秘：再探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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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10月4日，比利時古城布魯日，聖安德魯修道院為一位中國老人舉行了更衣禮。見證儀式的有比利時天主教重要神職人員，中國駐比公使、駐法公使、駐荷蘭公使的代表等，如此陣容在一般的更衣禮中實屬罕見。　　這位中國老人是陸徵祥，時年五十六歲，曾經的中國外交總長，現在的名字是修士彼德。不久前，陸徵祥的比利時籍夫人病逝。他膝下無子，百病纏身，飽受內政紛爭的折磨、弱國外交的打擊，心如死灰，遂變賣家產，將夫人安葬於布魯塞爾故里，從此了斷俗緣。　　到布魯塞爾安葬夫人的同時，陸徵祥悄然安葬了他在塵世另一個最後的、最沉重的掛牽——民國元年至民國九年的外交總長室秘電，其中詳細收納著巴黎和會期間中國代表團和北洋外交部收發電文原件。他全數交給了中國駐比利時使館。很難想像，一個遠走他鄉誓不回頭的病弱老人，是怎樣攜帶一百多箱檔案漂洋過海，輾轉歐陸的。他為什麼要把檔案帶走，而不留在國內？這批秘密檔案中究竟隱藏了多少秘密？二十一條究竟是在怎樣的形勢下籤署的？北洋政府是如何做出參加一戰的決定的？巴黎和會主要與會國為何會做出出賣中國主權的決定？五四運動是如何引爆的？中國代表究竟是如何做出拒簽決定的？這批檔案對我們重新審視北洋政府外交又有著怎樣的重大意義？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再探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上）。

　　陸徵祥彷彿等待著時過境遷有緣人到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80餘年後，有緣人終於出現。2007年，台灣歷史學者唐啟華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發現了一批新上線的檔案，正是陸徵祥交給駐比利時使館保存檔案的全部電子版。原來，這批檔案於1983年被台北外交部門轉交給「中研院」，經過整編掃描，於2007年末提供在線閱覽。唐啟華也許不是第一個看到的人，但他是第一個利用這批檔案做出研究成果的人。他完成了著作《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　　外交史研究沒有一手檔案寸步難行，而北洋外交檔案不是殘缺就是保密，因此一戰外交和巴黎和會的研究長期滯後，始終無人超越王芸生的著作《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20世紀30年代撰寫這套著作時，王芸生得到南京國民政府支持，得以查閱外交檔案，這些檔案此後不再公開。　　而在翻閱陸徵祥保存在比利時的這批檔案的時候，唐啟華感到「手真的會發抖，史實原貌怎麼可能和百年來的刻板印象差距這麼大？」他推翻的第一個成見是：北洋政府對巴黎和會準備不足。英籍華人學者張勇進、大陸學者王建朗、侯中軍都對這種看法做出過批駁，唐啟華依據檔案把結論進一步夯實：北洋政府外交部從日本與德國在青島開戰那一刻起，就認識到世界大戰結束後將召開和會，中國需要向國際社會發言，解決青島問題。最終代表團出征巴黎和會，並非倉促成行，而是經歷了四年的充足準備。　　一戰爆發後，袁世凱政府於1914年8月6日宣布嚴守中立，然而9月日本便登陸山東與德國開戰，很快取代德國佔領青島，中國政府屢次要求其撤軍均被無視。袁世凱急召在歐洲休假的陸徵祥回國，組織全國一流的外交家和國際法學者，包括曹汝霖、顧維鈞等，研究怎樣解決青島問題，至袁世凱倒台之前，他們召開了數十次研究會議。此外，政府還委派駐外使節與歐美日俄各國首腦及公法家聯繫，取得各方建議和支持。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凱拋出「二十一條」。歷來有種說法廣為傳播：袁世凱為了稱帝，親日賣國，迫不及待接受「二十一條」。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檔案顯示，袁世凱立即起用陸徵祥為外交總長，陸徵祥和曹汝霖一面與日本代表進行正面交涉，一面派人到日本尋求該國政壇元老幫助。袁世凱政府還故意散布消息，獲得國內外輿論支持。　　隨後，日本調動軍隊和艦艇，對中國威脅恫嚇，下最後通牒，聲稱不惜一戰。據曹汝霖回憶錄記述，當時段祺瑞擔任陸軍總長，秘密備戰，晚間運輸徹夜不停。袁世凱勸道：「我豈願意屈辱承認，環顧彼此國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兩國力量之比較，你應該最明白。」段祺瑞只得做罷。　　經過四個月的斡旋，1915年5月25日，《中日民四條約》簽署，中國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條中的十四條，不過對這十四條做了修改，同時拒絕了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日合辦警察署等最為嚴酷的七條，可以說，已將中國損失減小到最低程度。歷史學者王芸生的評價可謂公允：「袁世凱之果決，陸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之機變，蔡廷幹、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對外交涉所少見者。」　　《民四條約》危害最大的是第一款：「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該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　　陸徵祥向袁世凱慘然道：「三四年後，一輩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說我陸徵祥簽了喪權辱國的條約。」袁世凱苦笑，問道：「這事在外交上有何補救辦法？」陸徵祥說：「只有參戰，到和會時再提出，請各國修改，不過日本能否阻擋，現在尚不可知！」袁世凱說：「這句話如今還不可說啊！」　　不久之後，袁世凱稱帝失敗身亡，自毀一生事功，在道德上被判了全面死刑，他的一切外交行為也從此貼上「賣國」標籤。

　　袁世凱死後，軍事強人段祺瑞組閣掌權。1917年2月3日，美國對德國絕交，邀請中立國一致行動。段祺瑞認為：「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參加，日本對青島勢必染指掠奪」，而「將來協約國取得勝利，中國將成局外之人，而我國參加，那將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時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和會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將提高中國之國際聲譽。」　　政府內部意見不一，反對者擔心內亂爆發。經過反覆權衡，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對德奧宣戰。果然，幾乎在北京宣戰的同時，孫中山南下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陸榮廷、唐繼堯等軍閥擁兵自重，中國呈南北分裂之勢。段祺瑞內戰不暇，所謂「參戰」最終沒能以派軍隊出征的方式進行，而是源源不斷的向歐

洲輸出華工。整個一戰，中國先後派出30萬華工，他們在歐洲做出了巨大犧牲。

唐啟華認為：「過去學界多強調參戰帶來的內部動亂，近年來研究成果，則多肯定參戰在外交上的正面作用。」表面上看，中國是因為參戰才參加和會，參加和會才提出山東問題。實際上邏輯順序是正好相反的，獲得和會入場券是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　　日本意識到，中國勢必在戰後提出山東問題，於是抓緊進行秘密外交，尋求霸佔山東的法理依據。英法希望日本向地中海派遣艦隊護航，日本趁機要求英法保證，在將來的媾和會議上，支持日本獲得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以及佔領南洋德屬諸島；英國提出，日本應以同樣精神支持英國對赤道以南德國各島嶼的領土要求，兩國一拍即合，達成密約。隨後，日本以類似手段，與法、俄、意簽訂了有關山東問題的密約。

　　巴黎和會英法美意四巨頭，日本在1917年初就已經搞定了三個，下一步則是與中國簽約，將山東特權坐實。1918年8月，日本提出中日合辦濟南至順德鐵路和高密至徐州鐵路，由日本提供貸款2000萬日元。中方表示合辦可以，但日本應該從膠濟鐵路沿線撤兵，作為交換條件。9月28日，中日雙方在北京簽訂了高徐、濟順兩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同時還秘密簽署《山東問題換文》。日本軍隊原已深入山東腹地，擅設民政署，欺壓百姓，民怨沸騰，換文規定日軍撤出膠濟鐵路沿線，除濟南留一部隊，全部撤至青島；撤廢民政署；膠濟鐵路原為日本佔據，現可由中日合辦經營等。駐日公使章宗祥答覆：「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特此奉復。」

　　中國實際上掉入了日本的陷阱。《山東問題換文》表面看對中國有利，但等於承認日軍可以駐紮在濟南青島，所謂中日合辦膠濟鐵路，日本以後也可憑經濟實力實現獨辦。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視角，大可指責段祺瑞、章宗祥等人，戰爭即將停火，山東問題為什麼不拿到和會上算總賬，為什麼與日本單獨簽訂密約？

然而在1918年9月，中國對於和會談判的前景尚無把握，美國能給中國多少支持還不明確。沒有強大後盾，中國單方面和日本硬碰硬不可能取得成果，必須和日本保持友好溝通關係。從1914年向德國挑戰時，日本就聲稱奪取山東是「以備將來交還中國」。唐啟華在外交檔案中發現，直至1918年底，中國對戰後和會的主要期待仍是促使日本依照多次宣言，將山東權利歸還中國。如今看來，這個想法過於幼稚了。

　　1918年11月20日，駐美公使顧維鈞向北京發電，告知美國方面突然明確表明：和會上必將支持中國，但中國不能同時聯日，否則美國無法幫忙。美國要鉗制日本在東亞擴張，不許中國腳踏兩隻船。　　當時陸徵祥正準備啟程赴巴黎參加和會，計劃順路在日本和美國各做停留，以便和兩方都見面溝通。他已請章宗祥安排好在日本的一系列約會，這時卻接到美國的「通牒」。自威爾遜1918年初提出和平解決世界問題的「十四點原則」，美國就被中國朝野寄予厚望，顧維鈞等國際法專家一年來傾力研究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等「新外交」原則，更增談判信心。現在美國既然表態，陸徵祥於是傾向聯美，把日本作為備胎。雖然是備胎，但面子上也得敷衍過去。一到日本，陸徵祥就聲稱途中受風寒生病，取消了大多數原定的應酬和集會。唐啟華在各方記述的字裡行間中，「玩味出幾許裝病的味道」。　　1918年12月9日，陸徵祥不得不與內田外相會談，會談中兩人到底說了什麼，近一個世紀都是懸案。日本學者堅持這樣一種說法：內田告知陸徵祥，戰後日本先從德國手中取得膠州灣，然後再歸還中國，希望中國與日本保持一致，不要在和會上受到他國「挑撥」；陸徵祥贊成日本意見，表示將與日本合作，中國在和會上只想修改《辛丑條約》廢除庚子賠款，不提《民四條約》和山東密約；內田表示只要不提山東，日本會在《辛丑條約》的事上幫助中國。唐啟華考察陸徵祥保存在比利時的若干電文，基本確定，陸徵祥確實語氣含混地口頭答應了內田，當時還沒和美國人見面談妥，他不能和日本撕破臉。到達美國之後，陸徵祥才最終做出聯美製日的抉擇。　　聯美製日的決策過程是外交機密，陸徵祥始終沒有透露，到巴黎後他堅稱和內田的會談只是「禮節周旋」，即使顧維鈞請求他托底，問他政府到底有沒有和日本私下約定，陸徵祥也一口咬定「未必有」。所以，當中國在巴黎和會上聯手美國，突然強勢拋出山東問題時，不僅日本被殺得狼狽不堪，一直負責聯繫日本的章宗祥、曹汝霖等也措手不及。隨著局勢發展，「親日派」註定成為外交策略和國家利益的犧牲品。唐啟華推斷，這就是陸徵祥將《陸總長和會專電》帶到比利時、而不留在北京外交部的主因之一，專電將暴露他與日本曾有私下約定，不僅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他個人也「憂讒畏譏」。　　　　1919年1月27日的討論會上，日本代表牧野伸顯公然要求將德國在山東各種權利交予日本，絲毫不提歸還中國。威爾遜對顧維鈞說，牧野如此坦白的要求令他感到驚訝和心痛，建議中國用同樣坦白的話表達自己的願望，他將儘力協助中國。　　日本以為中國必無力反抗。其實中國代表團成竹在胸，顧維鈞通宵準備發言稿，整理外交界1914年以來的各項研究，彈藥充足。1919年1月28日，素有美男子之稱的顧維鈞，身著外交禮服，風度翩翩登上巴黎和會講壇，做出中國近現代外交史上最傳奇、最振奮人心的演說。百年來，人們對顧維鈞的才華和機智津津樂道，其實他的發言是中國外交家四年合力磨一劍的成果。

　　「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這句極具情感煽動力的台詞廣為傳誦數十年，唐啟華查遍檔案史料，得出一個令人「失望」的結論：顧維鈞沒有說過這句話。身為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學博士，顧維鈞使中國翻盤佔據山東問題上風，靠的是法理論辯，而非文學修辭。　　在演說中，他分七個層次直斥日本，指出日本提到的「二十一條」等中日成約，是中國在武力通牒的情況下被迫簽署的；即使不談「武力脅迫原則」，這些條約也是戰事引起之臨時問題；即使條約有效，根據「情勢變遷原則」，中國參戰後，戰前條約也不應再執行；中國對德宣戰時已聲明，中德一切約章因開戰而失效，所以山東各項權利法律上早已不再屬於德國，又談何由德國交予日本；即使中德條約不失效，根據1898年中德簽訂的《膠澳租借條約》，德國向中國所租之地，德國永遠不轉租與別國，因此不能給日本。

那麼，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大戰中，中國代表究竟表現如何？「五四「運動究竟是如何引爆的？中國代表是如何做出拒簽決定的？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戰真的失敗了嗎？檔案揭秘，明天，李涵繼續為您講述：再探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