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輿論獨立的超前和君權約束的制度分析（二）

07-17

二、明代輿論控制權和政治權力的分離獨立1、明代政治的主流

議論發到這裡，還是有不足。有些厭惡明朝的人會憤憤地說：你舉的這則記載能說明什麼問題？不過是拿著個別事例，無限拔高，誇大其辭，刻意美化而已！嘉靖的專制難道是這一個事例能粉飾的嗎？後來的嚴嵩、徐階等人還不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成天靠阿諛奉承，揣摩迎合聖意來鞏固自己的地位；還不是成天勾心鬥角，唯恐稍有差錯，就遭橫禍。那個時候還有人敢和林俊一樣么？就算敢，還會沒事嗎？

這種指責看來很有道理，確實嘉靖初期和嘉靖中晚期差別很大。初期的話，大禮議鬧得沸沸揚揚，文官群體氣焰高漲，嘉靖下旨屢被封駁，做小伏低求情討饒甚至向官員行賄都被拒絕，正是焦頭爛額，碰了一鼻子灰的時候。而到中後期，那就是大部分官員看嘉靖臉色了。而《耳談類增》記載的林俊這件事情，正是嘉靖初期。

如此，似乎真象有些人說的那樣，就算明代有許多官員個性張揚和皇帝叫板的例子，那也是正好碰上皇帝性格比較軟弱或勢力還沒有鞏固的時候。如果皇帝強硬一些，還是只能馴順服帖。所以歸根結蒂一切還是操縱在皇帝手裡，並沒有制度來保障官員的獨立精神。

但如果真按照這種思路去看待明代的政治，還是膚淺了。

這裡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在明代的政治中，究竟什麼才是佔據大部分時間的主流常態，什麼是非常態？

明代真正能夠稱的上君主專制，讓絕大部分大臣都小心翼翼的時期，也就是朱元璋時期，朱棣時期，再加上嘉靖中晚期，如果勉強把太監專權也算上，那就是王振的七年、汪直的四年、劉謹的四年，魏忠賢的三年。

而朱元璋和朱棣這兩個時期的專制本質上都屬於用軍事暴力奪取政權後的軍事專制的餘波，君權不君權不是關鍵！

就如西方的克倫威爾獨裁，法國大革命後的雅各賓專政，專制無比。問題只在於他們是奪取政權的軍事暴力的領導者，而並不在於這個領導者的身份頭銜是不是皇帝，這隻要多了解一下世界近代史和現代史，看看諸多不是皇帝的領導者專制情形就知道了。更何況洪武永樂時期，明代的政治制度內閣制度也沒有真正完善形成。

把嘉靖時期的四十年再加上其他時期太監專權的十八年，也就是五十八年，五十八年的時間和二百年的時間對比一下，佔據的實際比例百分之三十都不到。如果不按照時間來算，而按照皇帝人數來算的，那佔據比例就更小了。

而林俊能僅僅因為皇帝直接叫自己的名字就辭嚴色厲的向皇帝表示抗議，並非是他個人心血來潮或見皇帝年輕可欺，這和明代的政治文化深遠傳統是有關係的。

朱元璋時期是明代皇帝最強勢的時期了，可就是這個時期，還有周觀政硬讓朱元璋認錯，朱元璋不得不親自出宮認錯。有錢唐給朱元璋講課，而堅決不下跪「唐為人強直。嘗詔講《虞書》，唐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1]

朱元璋以後，官員剛勁之風更綿延不絕，皇帝向臣下認錯更是史不絕書，建文因為生病遲到被尹昌隆批評後認錯，明仁宗在楊士奇的再三要求下，下璽書向戈謙認錯。

英宗時期，岳正和皇帝說話唾沫星子都噴射到皇帝衣服上去了（「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2]）。承天門發生災禍，明英宗讓他寫篇文章，「敕諭廷臣」，結果他用皇帝第一人稱的口氣，用一連串排比設問句把明英宗的統治罵得狗血噴頭，描繪成暗無天日，把明英宗氣得不輕。

孝宗則是有名的對大臣尊敬無比，當成老師供奉起來了，「所奏請無不納，呼為『先生』而不名」[3]。

而正德時期，明武宗要去江南，大臣一波又一波阻攔，廷杖都無法壓服，讓正德毫無辦法，最後還是寧王叛亂才找到正當理由出去，這是眾所周知了。

了解這些背景，你大概也就不會覺得林俊的表現有多稀奇了。

有些人喜歡以偏概全，他們覺得制度應該是萬能的，如果嘉靖中後期是皇帝跋扈，閣臣軟媚，那就代表明代的政治制度就仍舊是維護君主專制。

這樣的思維方式顯然不合理。我們衡量一個制度，要看在這個制度下，大部分的情況是如何，而不是看特例看少數。如果要說特例的話，那西方的所謂選舉制度，不照樣能選出希特勒這樣公認的獨裁專制政權?那是不是就能說選舉制是產生獨裁的制度？至於現代史上掛著總統名號的獨裁者更不在少數了，其權力往往比古代的君主還大，那是否能籠統地說總統制就是獨裁製，顯然不能這麼說。

事實可能和有些人慣常的思維恰好相反，明代對君權的約束是已經上升到制度保證的層面，上升到文化的層面，皇帝遵守這種約束是常態，打破這種約束才是非常態。這才能解釋在明代的大部分時間裡，文官群體能保持強硬姿態，前仆後繼制約皇帝行為的獨立精神。

我們應該問的是為什麼在明代除開國二祖之後的所有皇帝中，只有嘉靖能夠在當政的大部分時間，樹立起對文官壓倒性的權威（而實際上，即便是嘉靖，他在後期還被海瑞痛罵了一頓）？是什麼樣的制度保證了在大部分時間裡，文官團體保持自己獨立人格精神佔據上風？真的是因為其他皇帝都性格軟弱或無能么？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對明代的權力結構作一下簡單的分析。

2、明代輿論控制權的獨立及其重大意義

明代政治一個最核心的特點就是輿論控制權和政治權力的分離獨立，

孟森說「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之美俗。清君之處臣，必令天下頌為至聖，必令天下視被處者為至辱，此則氣節之所以日卑也」[4]

這段話說明一個最簡單的事實！那就是在明代，輿論的控制權不在皇帝的手裡！

應該說廷杖的目的本身不僅僅是給官員肉體的懲罰，更重要的應該是給以精神上的羞辱，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個目的顯然沒有達到，甚至適得其反，許多官員反而以被廷杖為榮。

在明代的輿論看來，一個官員被廷杖就意味著他敢於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敢于堅持原則，敢於對抗皇帝的意願，即便因此受到懲處也在所不惜。這種為民請命，不畏強權，人格獨立的精神當然就是值得讚賞和鼓勵的行為，當然就是「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了。而皇帝廷杖大臣呢，輿論的評價自然就很不好聽了，正德和嘉靖都被輿論醜化和此不無關係。

有人會說了，就算輿論控制權不在皇帝手裡，那又怎麼樣，皇帝只要願意，不照樣可以用錦衣衛用東廠來懲處他想懲處的人？那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權力，才是真正實質性的制度構架，至於輿論那不過是虛無飄渺的耳邊風罷了。

這種說法的錯誤在於兩點：其一，對輿論控制權的重要意義，甚至決定性的意義認識不足；其二，把輿論的控制權和政治權利結構的安排割裂開來看，沒有看到錦衣衛東廠本身恰恰是皇權萎縮後不得已的辦法。

就輿論的控制權重要意義來說，這是無論多強調都不過分的。對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是一個關鍵性的權力。掌握在誰的手中，往往可以決定政治力量消長的根本趨勢，這個權力比任何權力都大！

趨榮避辱是正常人都具備的心理，這種心理對人行為的驅動作用非常強烈，有時候甚至大於求生和避免肉體痛苦的本能。一般人往往寧願肉體上一些痛苦，也不原因落入被大多數人羞辱鄙視看不起的境地。最簡單說，如果一個普通人被輿論徹底醜化，說得一文不值，唾棄鄙視，那他精神崩潰，甚至自殺，這樣的事例應該屢見不鮮吧。中國古代光是形容輿論威力之大的成語就就有「人言可畏」，「積毀銷骨」等等。

可以說受到輿論評價是好是壞，是個人利益相當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皇帝，本質上與任何人一樣，他的行為也要衡量利益得失，有利可圖他去做的可能性就大，如果得不償失他去做的概率就小。

為了貫徹自己的意志，把輿論拋在一邊，被醜化也在所不惜，這樣的人確實有，那也只能是少數。大部分人是不可能這樣毫無顧忌的。就如同不怕殺頭，不怕坐牢在任何社會中，都只能是少數，是一樣的道理。被輿論醜化的痛苦，有時候並不會比殺頭坐牢小。正因為此，在整個明代，大部分的皇帝還是會選擇盡量和文官合作，即便有時候文官表現的非常張揚，非常咄咄逼人，非常過分，皇帝最後還是會退讓。

而從官員的角度上說，既然輿論控制權不是在皇帝和少數官員手裡，那他們的行為就算純粹從個人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大部分人也不會選擇完全順從迎合皇帝或少數官員的意志。他們寧願選擇趨合民間和大部分知識分子輿論的要求，這是更為合算的做法。否則一旦被輿論醜化，就是滅頂之災了，輕則永無出頭之日，重則是雖然自己在相當長的時間保全富貴，但連累子孫，家破人亡。嚴嵩和張居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王錫爵是萬曆二十一年的首輔，只是因為對萬曆三王並封的要求採取比較溫和的態度，就被輿論罵得走投無路，以至他的兩個學生對他說「『此事外廷皆欲甘心於老師，恐有滅族之禍，貽穢青史。』邊說邊痛哭流涕」。他自己也向萬曆訴苦「天下必紛起責難」「臣即粉身碎骨，全家族滅，猶有餘辜」「一向頗有清名，獨為今春冊立一事未定，而遭外廷唾罵」[5]

輿論是一切社會一切制度下和平時期的最大權力，可以牽著成千上萬人的鼻子。有了輿論的支持，一件事情就很容易被執行貫徹，沒有輿論的支持，無論短期如何，一件事情終究會失敗，甚至當時成功，不多久也會被清算。

正因為如此，所有打著民主的旗號，為了制衡不同力量而進行的分權的制度設計，不管吹噓得如何美妙，什麼三權分立之類把戲玩弄的如何嫻熟，但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看輿論的控制權是否和政治權力之間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如果沒有這種獨立性。誰控制了政府，就是誰控制了輿論的力量，那這樣的制度無論說得再天花亂墜，實際也必然是專制的。相反，如果輿論的控制權獨立於政治權力，那這樣的制度，無論用什麼形式出現，也專制不到哪裡去。

或許又有人會說了了，就算輿論控制權很重要，但那也沒有什麼稀罕的，一般情況下總是能不受政府完全控制的。把這說成是一種制度上的分權，豈非可笑？

這種說法還是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現代西方國家，表面上說有多民主，輿論有多獨立，實際仍舊是糊弄的成分居多，資本利益集團對媒體輿論的控制其實是相當高效的。想想美國對伊拉克的態度，兩伊戰爭時候，炮製的輿論自然是伊朗極權惡魔，而薩達姆則是和伊朗對抗的勇士，所以應該資助薩達姆。到海灣戰爭後，美國的輿論又變成薩達姆是如何專制的暴君，為了戰爭的需要，又炮製出薩達姆的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輿論，於是群情洶洶，美國的民眾也紛紛支持政府再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了。等戰爭結束之後，才真相大白，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過是一場騙局，是美國政府為了發動戰爭找的借口，牽著輿論的鼻子走而已。

至於中國，文革時期，那最高領袖的一句指示，就代表輿論走向了。現在的話，傳統媒體的輿論基本上還是要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但因為網路的存在，許多問題上的輿論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獨立性，也有限。

而在明代，政府尤其是皇帝如果想要炮製支持某個政策的輿論簡直難比登天，輿論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獨立邏輯來發揮作用。甚至象張居正這樣的強勢鐵腕人物，推行的政策又是這麼小心翼翼，按部就班，但仍舊是被輿論醜化得不堪，以至焦頭爛額，張居正也沒有辦法，因為即便他和皇帝結成聯盟也無法控制輿論的走向。

而嘉靖和嚴嵩這一對搭檔也同樣是如此，從政治權力上說，可以很大，生殺予奪操之於手。但是在輿論上，基本上沒有辦法控制，嚴嵩被醜化成大奸臣，嘉靖被醜化成大昏君。最後海瑞甚至公然給嘉靖上疏說「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6]，也就是天下的輿論不待見你很久了。

這就是明代的政治現實！

當然這拿現代社會和明代比，究竟有些不倫。畢竟雖然現在的制度下輿論獨立性差一些，但在對人進行懲罰上，要比明代規範得多，人道得多，有章程得多，隨意性大大減少。

最合適的比較，還是拿是清朝的情形和明代對比一下，清朝就是對輿論控制達到登峰造極的一個社會。正如孟森說的，清朝的皇帝如果處置官員臣民，那就不僅僅是肉體遭受痛苦了，而是要把他們置於人格被羞辱的境地。他們本身的尊嚴徹底掃地，被全國上下聲討成狗彘不若。文革十年的許多做法，把被批鬥者羞辱到極致，剝奪一切尊嚴，其實是模仿這個的。

清朝的統治下，你對皇帝是只能頌聖。所以儘管從具體的事迹來看，兇殘程度大得多，道德水準和人格素質遠遠比明代的永樂、正德、嘉靖要低劣得多的康熙，乾隆之類，在清代的輿論下，卻是英明無比，仁慈寬厚的聖君了。

康熙沿海遷界，平定三藩屠殺平民百萬級別；乾隆文字獄上百多起，對準格爾實行種族滅絕性質屠殺，論殺戮程度，兇殘程度，朱元璋和朱棣真是給這兩位提鞋都不配。

然而康熙乾隆在輿論中都是所謂仁慈寬厚的明君。這隻要看看現在的電視劇里康熙王朝里的康熙，還珠格格，鐵嘴銅牙紀曉嵐里的乾隆，就知道這種清朝輿論控制的後遺症甚至還能影響到現在大部分人的看法。

此外如永樂七下西洋在明代的輿論中是勞民傷財；正德下江南，修建豹房在明代的輿論中是荒淫奢糜；嘉靖愛好修道，重用嚴嵩在明代輿論中是昏庸無道。

而康熙，乾隆蝗蟲過境般七下江南遊玩作樂在清代的輿論中是佳話美談，修建承德避暑山莊、圓明園在清代的輿論中是發展園林藝術；至於在康熙乾隆統治下，饑荒連年，賣妻鬻兒，人民在糊口貧困中掙扎；康熙吹噓自己每天打六百個兔子；乾隆蒼蠅拉屎一般到處留詩甚至剽竊臣下詩文，和坤之類巨貪貫穿統治始終等等，不消說，仍舊無妨於在清代輿論中康熙乾隆的英明聖武，康乾盛世的偉大繁榮。

在明代可以被輿論猛烈抨擊，極度醜化的皇帝行為，而在清朝，同樣性質，程度更甚的行為卻可以毫無例外成為歌功頌德極度美化的對象。如果對照明代和清代，輿論獨立程度的差別，還是相當鮮明的，就如兩個不同星球上的國家。

[1] 《明史》卷139列傳第27

[2] 《明史》卷176列傳第64

[3] 《明史》卷181列傳第69

[4]孟森《明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一版

[5]樊樹志《晚明史》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版,第509到512頁

[6] 《明史》卷226，列傳第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