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理離不開價值原則·南方周末數字報·南方報業網

文化解碼

美國作家克勒奇（Joseph Wood Krutch）說，「每一種新價值的誕生，都使人類的存在獲得一種新的意義。每一種價值死去的時候，那一部分的存在意義也就跟隨著消亡。」一個沒有價值觀的群體是不能說真正存在的。

說理是以價值觀念為基礎的。人們形成價值觀念，需要先有一些價值概念（一個名詞），如公正、正義、自由、平等、尊嚴、寬容、人道、誠信，反面的有暴力、傷害、羞辱、殘害、殺害等等。然後需要有一個關於價值概念的看法陳述（一個句子），也就是關於這個價值觀念的原則。對同一個價值概念，如「自由」，人們可以作出不同的陳述，例如，「人生而自由」，或者「反對自由主義」。在不同的陳述中，同一個價值概念的實際含義是不同的。

很少有人會直接否定一個被普遍認同的價值概念本身。例如，很少有人會說公正、正義、自由、平等、尊嚴是不對的，是應該拋棄的價值。如果要否定這些價值，需要先把它們與某種「壞」或「惡」的東西捆綁到一起，再予以否定，這叫「傾向性解釋」（spin），也就是先扭曲，再否定。

有人認為，倫理價值是相對而言的，個人對倫理的認識就如同穿衣吃飯的喜好和口味，本來就各不相同，所以在公共說理中討論或涉及倫理道德是沒有意義的。在一個憑說理而不是強權解決問題的社會裡，這樣的看法是不對的，因為我們總是會有談及倫理價值的需要和理由。

首先，我們不管做什麼、說什麼，總是會試圖用某種倫理理由去說服別人。儘管有許多人認為，「對」與「不對」這樣的倫理觀點僅僅是一種個人的看法。但事實上，在跟他人相處或需要說服對方時，他們並不只是把倫理當作個人的看法。例如，我說，「安樂死是錯誤的。」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可能會說，「你的看法既不對，也沒錯，你是正好不喜歡安樂死而已，而我則沒有什麼不喜歡。」但是，如果你對安樂死不是完全無動於衷，而是有一個與我不同的立場，你就可能告訴我說，安樂死對減輕病患痛苦其實是有好處的，是一種人道行為。你說這些不一定是為了要改變我的想法，但至少可以表明，你對別人的痛苦並非無動於衷，你也不是一個對問題沒有思考便信口胡說的人。

其次，價值判斷並不都是「非事實」的。有人說，價值判斷是看法，看法不同於事實，認定事實可以用一個客觀陳述，而價值判斷則無法運用這樣的陳述。但是，事實並非總是如此。例如，網上曾經流傳一個視頻，「一位少女用玻璃板壓住一隻小白兔，然後坐在玻璃板上。」我作這樣的陳述，所有看過這個視頻的人都會同意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如果我說，「這位少女正在虐待動物，這是不道德的。」有人可能認為我所作的不是一個事實陳述，而是一種主觀看法，因為我用了「虐待」和「不道德」的倫理判斷詞。

然而，這位女生行為的後果——那隻被壓在玻璃板下的兔子，由於她的重壓而非正常死亡——是一個事實。而且，這位女生不會希望有人用對待那隻兔子的方式來對待她，這也是一個事實。因此，說她在「傷害」兔子與說她「坐」在兔子身上，同樣是在陳述事實。由此可見，價值判斷並不一定只是在非事實意義上的那種主觀看法。

涉及倫理的公共說理需要有一個適當的社會環境。當多數人在是非、對錯面前，要麼是無動於衷，要麼是採取絕對相對論和犬儒主義的時候，涉及倫理的說理也就會因為失去了群體的環境，而變得沒有意義。然而，儘管當下社會受到絕對相對論和犬儒主義的影響，但畢竟沒有達到倫理和價值的公共說理已經完全沒有意義的程度。在這個時刻，討論與公共價值有關的問題，需要在說理時做到兩點：第一是清楚地道出價值概念，第二是明確說出與此相關的價值原則。任何含糊其辭、曖昧不清和語義含混，都會成為一種實際上的逃避和矯飾，助長道德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

（作者為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