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語境中的歷史客觀性問題

　　後現代語境中的歷史客觀性問題　　作者：董立河　　求是學刊 2008年3期　　摘要：歷史客觀性問題是批判的歷史哲學中最重要同時又是最棘手的一個主題，它更是後現代歷史哲學中的核心問題。後現代歷史哲學從語言的角度解構和顛覆傳統歷史學的客觀性概念，將歷史客觀性問題轉化成了一個語言哲學的問題。在它看來，不存在某種歷史學家可以接近的真實和實在，歷史本身不過是歷史學家虛構的、修辭的、文學的或審美的建構。實踐唯物主義語言觀是我們理解後現代語境下歷史客觀性問題的有效指南，也是我們批判後現代歷史學的有力武器。　　關鍵詞：後現代歷史哲學；傳統歷史學；歷史客觀性　　作者簡介：董立河（1966—），男，山東利津人，哲學博士，中國石油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部副教授，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和西方歷史哲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K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504（2008）03-0042-05收稿日期：2007-09-12　　沃爾什在《歷史哲學——導論》中指出，歷史客觀性問題是批判的歷史哲學中最重要同時又是最棘手的一個主題［1］（P95）。我們同樣可以說，歷史客觀性問題也是後現代歷史哲學中最核心的主題。從某種意義上說，後現代歷史哲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解構和顛覆傳統歷史學的客觀性概念。後現代主義者無論是分析歷史文本，還是極力彰顯敘事和隱喻在歷史學中的重要作用，其目的都在於此。後現代歷史哲學從語言角度解構和顛覆傳統歷史學的客觀性概念，將歷史客觀性問題轉化成了一個語言哲學的問題。我們理應在後現代語境下重新思考歷史客觀性問題。　　一　　諾維克認為：「專業歷史學冒險的真正核心是『客觀性』的觀念和理想。」客觀性的成分主要包括以下內容：客觀主義「賴以確立對過去的實在性，對與那種實在相符合的真理的承諾和假設；事實與價值之間；首先，歷史與虛構之間的……嚴格區分。歷史事實被看做優先並獨立於解釋……真理是『一』，而不是根據觀點而多樣化的。歷史中存在的無論什麼模式都是『發現的』，而不是『創造的』……客觀歷史學家的角色是中立的或無利害關係的法官；絕對不能墮落成辯護人，或更糟，成為宣傳者。人們期待歷史學家的結論顯示平衡和不偏不倚的標準評判性質……使歷史專業免受社會壓力或政治影響，以及個體歷史學家避免偏袒黨派及偏見……史學家首先要忠誠於『客觀的歷史真相』，忠誠於共同的承諾」［2］（P1—2）。諾維克這段話描述的是啟蒙運動以來大部分歷史學家追求客觀性的「崇高夢想」。它提倡的是一種中立、無主觀價值標準的科學客觀主義。根據這一夢想，所謂客觀性，就好像要讓研究者進入一種催眠狀態，將頭腦洗凈，把腦中的鏡子擦亮，把鏡子對準探索的目標。比如，以蘭克為代表的19世紀歷史學家注重檔案研究和原始資料，強調文獻的真實性和證據的可靠性，鼓勵歷史學家儘可能地客觀和公正。在他們看來，歷史學是一種以事實的重構為基礎的實踐，通過事實的重構我們可以接近過去實際發生的事件的真相。這一觀點曾被柯林伍德稱為「幼稚實在論」。　　在歷史客觀性問題上，現代歷史學家埃爾頓堅持說：「歷史學的目的是理解過去。而要理解過去，我們就必須充分尊重過去本身的是非曲直。」［3］（P229—230）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通過研究過去遺留下來的證據發現過去的真相。確立歷史事實理應成為歷史學家的主要職責。他還認為，歷史學家對有關歷史事實的分歧實際上反映的是一個歷史學家對資料的認識深度問題，而不是一個觀點和立場問題。歷史學家不應該根據自己的觀點去預先選擇證據。只要歷史學家選擇具有一般性的主題或研究領域，根據過去自身所提出的問題，廣泛地收集資料，認真地解讀資料，嚴格忠實於資料，那麼，他們就完全有可能在歷史撰寫中防止偏見和個性的滲入。總之，歷史客觀性就是不偏不倚地閱讀文獻，然後運用這些文獻、根據過去自身的情況重構過去。　　二　　後現代歷史哲學家對這種樸素的客觀主義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在他們看來，不存在某種歷史學家可以接近的真實和實在，歷史本身不過是歷史學家虛構的、修辭的、文學的或審美的建構［4］（P161）。這種對歷史學的「美學化」傾向明確體現在後現代歷史哲學家海登·懷特的著作中。對傳統歷史學家而言，懷特的歷史哲學是一個歷史學、哲學和文學的混合體，而且文學和哲學的成分要多於歷史學。安克斯密特也論證說，歷史學家總得使用隱喻來創造歷史的形象 。在凱爾納那裡，現代歷史學是對把歷史學看做一種修辭學形式的前現代歷史學觀的一種歪曲 。　　後現代主義者認為，描述歷史的語言是成問題的，因為文字缺乏照片的那種不變的確切性，因此會像變色蜥蜴一樣，隨讀者不同而改變意義。他們把歷史學逐出知識大門，寧願將它放入文學領域，和詩歌、小說並列，從而把它歸為一種文學樣式。對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者來說，歷史學與哲學之間或者歷史學與文學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所有的歷史作品都是美學的和哲學的，其意義都是由歷史學家根據自己的感受和意向賦予它們的。在他們的眼中，被傳統歷史學家視為過去實際發生的事件都不過是「文本」。歷史學家可以像文學批評家評論詩歌或小說那樣去分析、注釋和闡釋這些歷史文本。歷史文本也像文學文本一樣，充滿了不確定性、矛盾和反諷，因而歷史學家可以隨意對之進行 「文本化」、「語境化」、「再文本化」和「互文本化」［4］（P162）。在後現代主義看來，歷史都是用文字編造出來的話語或敘事，無法觸及那些存在於細密無縫的語言織綉之外的獨立事物。按海登·懷特所說，歷史學家「並不是建立其他人可以援用的知識，他們是在製造一種關於往事的話語」［5］（P184—185）。　　在後現代主義看來，現代歷史學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因為在它的表面的學術註腳和事實的偽裝後面隱藏著意識形態結構。為了消除傳統史學的神秘性，後現代主義不僅要暴露它的意識形態內涵，而且還要揭露那賦予歷史學以虛假可信性的方法論。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肩負著雙重使命：它一方面要把歷史學從專制意識形態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還要將它從虛妄的方法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這還不是後現代主義的最終目標，它的最高使命是將我們從根深蒂固的實在和真實性的觀念中解放出來。　　三　　歷史哲學的「語言學的轉向」對歷史學的理論研究是有意義的。這種轉向把重點轉到歷史學家表述了什麼和怎樣表述的問題上，揭示了歷史語言的非透明性和意識形態性，從而拓展了歷史學研究的視野。這種研究擊中了樸素客觀主義或抽象經驗主義的要害。的確，抽象經驗主義把歷史文本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係以及歷史認識的性質簡單化了，想當然地認為歷史語言能夠像鏡子那樣再現歷史實在，沒有認識到歷史認識過程的複雜性。實際上，正像後現代主義者所指出的那樣，歷史寫作的風格、文本語言、語境等再現歷史的形式不應該僅僅被看做一種解釋的形式，它們本身也的確具有某種意義和內容。　　我們同意伊格爾斯給予後現代歷史理論的肯定。他認為，後結構主義者「很正確地提出了這一論點，即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說並不包含任何內在的統一性或一貫性，每一種歷史概念都是通過語言而構成的一項建構，人作為主體並不具有任何脫離矛盾與模稜兩可之外的完整的人格，而且每一種文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閱讀和解說，因為它並不表示任何毫不含混的意圖。福柯和德里達有著很好的理由指出了語言的政治含義和其中所固有的權力的等級關係。這些滲透在全部人生之中的矛盾，就迫使觀察者去『解構』每一種文本，以便揭示出其意識形態的成分。每一種現實都不僅僅是通過言談的話語去與人交流，並且也以一種極其根本的方式就由它們所構成」［6］（P152—153）。因而，我們認為，歷史學家應該認真地對待這種後現代主義語言理論。他們完全可以把最新的語言理論成果應用到自己的歷史思想和寫作中去，這有助於他們突破陳舊的思維定式和僵化的研究路數。另外，我們認為，後現代主義還迫使歷史學家反思他們工作的性質，開闢閱讀文本的新方式。它也提醒歷史學家，在歷史實踐中要慎重考慮自己的寫作風格，促使他們更仔細地考察文獻，更認真地對待表面現象，重新思考文本和話語等問題。　　後現代語言理論對哲學和歷史學都提出了挑戰，接受這一挑戰必定使學術研究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歷史學和哲學問題都有話語和語言的層面，對語言的深入研究，必將從深度和廣度上把學術研究推向一個更高的境界。但是，我們認為，後現代歷史學的立論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使研究僅僅停留在話語和語言的範圍內，那麼我們得到的就只能是話語和語言，這勢必會妨礙人們對歷史學的理解。後現代主義是建立在對語言本質和功能的錯誤觀念之上的，它與歷史學家的職業直覺和信仰明顯相悖，也不能夠對歷史學的性質作出適當的說明。我們決不能落腳在後現代主義的結論上。　　儘管在後現代主義的批判和解構下，基礎主義認識論已呈衰落之勢，但這並不能成為我們拋棄真理和知識觀念、擁抱相對主義的理由或借口。雖然知識具有一種笛卡爾式基礎的觀念已成明日黃花，但是大部分哲學家仍然以追求真實知識為己任，依然堅持對邏輯、證據、客觀性和理性的信念。像幾乎所有的物理學和生物學家一樣，歷史學家基本都是自然的實在論者，幾乎都是真理符合論的信奉者。這是他們多年研究歷史的必然結果。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相信，自然界中事物存在的方式獨立於人類的心靈和語言，而且，只要科學程序是合理的，他們就可以基本了解自然界的真實面目。同樣，大部分歷史學家也想當然地認為，過去事件並不依賴於人類思考和研究它們的方式而存在，他們所研究、分析、敘述和解釋的行為、事件、思想、結構和過程都是人類經歷過的過去實在的組成部分。很少有人接受「現實並不存在，唯有語言才存在」這種極端的立場。現實不可能是一種任意的假定，也不是一種語言的幻象。歷史學家的首要目的就是努力獲得一種對過去人類生活和變遷的理解，並將這種理解傳達給現在和以後所有的人們。在這一方面，我們贊同卡洛爾·史密斯-羅森堡（Carroll Smith-Rosenberg）的觀點：「語言學的分歧建構了社會，社會的分歧也建構了語言。」［7］（P101）　　樸素的客觀主義已經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史學指導，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也決不應該成為人類心靈的最終寓所。人類心智應該重新尋找新的家園。對於歷史學家經過千百年史學實踐所總結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原則和方法，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對於那些不利於學術發展或理論創新的陳舊模式，我們理應改進甚至拋棄。後現代主義的出現為我們揚棄傳統歷史學、構建新的歷史學理論提供了契機。融合傳統經驗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視界，構建一種新型的歷史客觀性概念，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們所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　　四　　西方某些歷史學家也的確在做一些超越經驗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探索性工作。針對後現代主義對傳統經驗論的攻擊，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和瑪格麗特·雅各布等歷史學家提倡一種與傳統實在論不同的「分別較細微的、比較不絕對的實在論，即所謂務實的實在論（practical realism）」［8］（P231）。根據這種務實的實在論，語言的意義既非僅僅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中，也不會完全依附於外在世界的客體；具有想像力和理解力的人類通過語言來回應外界實在，從而導致了語言慣例的形成；語言的文法結構是在與客觀世界互動的過程中，在人類試圖給事物命名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與後現代主義不同的是，務實的實在論強調語言的作用在於能夠表述主體與客體之間多種多樣的關係。語言具有溝通、回應的性質，它不是唯我論者的主觀武斷工具，因而能服務於求知的目的。語言結構可能是人類心靈中潛存的東西，但語言卻是由於主體與客體的接觸而產生的。務實的實在論並不奢求主觀概念與外在事物全然相符，它接納歷史學家對過去的試探性而不完美的記敘。務實的實在論者提醒後現代主義者，有些文字和語言慣例即便是從社會角度建構的，卻可以觸及外在世界，並且對其中事物作出相當真實的描述。務實的實在論者並不反對科學，他同研究自然界的科學家一樣認為：「腦中擁有關於某事物的知識，並不就此否認該事物在人的頭腦外如預料地那樣運作著。」［8］（P233）　　阿普爾比等人曾借用美國的實用主義者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的話說，實在論者「會區別事物的真實概念和事物本身……以便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同一件事物；因為在一個真正的判斷過程中，思考的最直接對象就是實在」［8］（P234）。在她們看來，某個存在的事物成為思維中的概念，絲毫不損害其有形的存在，也不妨礙通過語言中介來認識該事物。一個事物可以同時處於外在客觀世界與內在的語言領域。可知的、可用的事物與用來描述它們的語言是兩回事，但是它們能夠被文字「捕捉」而存在於思維之內。　　阿普爾比等歷史學家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們不滿足於語言與外在實在完全對應的經驗主義論斷，也反對語言全然是一種主觀建構的後現代語言決定論，而是強調語言是主體和客體之間互動的產物。在此基礎上，她們既捍衛了外在世界的真實性，又肯定了語言再現世界的可能性。但是，她們的語言理論僅僅是在語言的主觀性和客觀性之間所作的一種便利的調和或折中。由於其實用主義的狹隘立場，她們不能夠正確地把握語言的實質和功能，她們的理論仍然沒有脫離經驗的直觀。在語言問題上，能夠真正引領我們走出抽象經驗主義和相對主義理論困境的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語言觀。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明確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從這種嶄新的世界觀出發，他們對傳統的形而上學認識論和語言論進行了清算。他們指出：　　[「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裡表現為振動著的空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9］（P81）]　　就在同一個文獻中，他們還指出：　　[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哲學家們已經使思維獨立化，同樣，他們也一定要使語言獨立化而成為一個特殊的王國。這就是哲學語言的秘密，在哲學語言里，思想作為言語具有自己本身的內容。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的問題，變成了從語言降到生活的問題……哲學家們只要把自己的語言還原為它從中抽象出來的普通語言，就可以認清他們的語言是現實世界的被歪曲了的語言，就可以懂得，無論思想或者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10］（P121—122）]　　在我們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兩段話強調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意識和語言須臾不可分離，「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是「思想的直接現實」。而語言具有物質性，它是一種「振動著的空氣層、聲音」。後來斯大林進一步闡發了這一思想，他指出：「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11］（P38）在思維與語言的關係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認為思維不能離開物質基礎而獨立存在，從而堅持了唯物主義的前提。　　第二，語言和意識一樣，都不可能離開實踐的基礎而獨立存在。語言和意識都產生於實踐。「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的為我性恰恰是建立在其為他性的基礎上的，在交往中為我與為他的同一構成了語言的現實性。語言本身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它是人類交往實踐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交往實踐的需要才產生的。另外，恩格斯說：「語言是從勞動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這個解釋是唯一正確的。」［12］（P376—377）交往和勞動的實踐活動決定了產生語言的需要，也創造了產生語言的主客觀條件。　　第三，在語言、意識和實在的關係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持語言和意識具有在實踐基礎上反映實在的可能性。人們通過語言交往活動交流思想、相互理解，並在實踐基礎上獲得對現實世界的客觀認識和描述，這種客觀的認識和描述反過來指導人們的對象化實踐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實踐。「思想作為言語具有自己本身的內容。」思想和語言都具有指涉性，它們是對現實世界的歪曲反映。一句話，「無論思想或者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　　五　　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觀是一種實踐的語言觀，它主張語言是建立在整個社會實踐基礎上的一種現實的交往活動。這種語言觀反對將語言作為一個抽象的符號王國來看待，認為語言和意識一樣，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並能夠在實踐中獲得對實在的有效再現。讓語言回到現實生活中，回到實踐中，這是實踐唯物主義語言觀的根本出發點。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西方哲學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再到語言哲學的發展進程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但是其最終的語言本體論、語言決定論和語言不可知論的結果則是不能成立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語言和認識一樣，都不可能離開實踐的基礎而獨立存在。無論是把事物本身歸結為思維或意識活動的認識論的形而上學，還是把事物和認識歸結為語言符號的語言論的形而上學，都是試圖把認識和語言變成脫離人的實踐活動的「獨立王國」，這是與實踐唯物主義觀點格格不入的。　　當現代西方哲學從對認識的思考轉向對認識的表述形式——語言——的思考時，馬克思主義則從對認識的思考轉向了對認識的基礎——社會實踐——的思考，同時在實踐的基礎上考察認識和語言現象。事實上，認識論和語言論的哲學思考都是唯物主義實踐觀的有機組成部分，只有建立在實踐論基礎上的認識論和語言論才能科學地解釋人類的認識活動和語言活動。也只有從這一觀點出發，才能說明語言意義的可理解性和客觀性的統一性問題。　　實踐唯物主義語言觀的確立，為當代語言哲學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對當代語言學的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它是我們理解歷史語言的有效指南，也是我們反對後現代歷史學的有力武器。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歷史文本和話語是歷史學家認識歷史的媒介或手段，亦即歷史意識的直接現實。歷史語言無論體現為日常語言還是專業術語，它們本身就是一種符號形態的物質存在。歷史語言和歷史意識一樣，都不能離開活生生的歷史現實而獨立存在，它們歸根結底來自於普通群眾和歷史學家的交往實踐。歷史語言雖然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非透明性，但它絕對不是一個獨立的特殊王國，它是對歷史實在的一種歪曲反映，是對過去的真實表現或再現。一句話，歷史語言具有真實性和客觀性。　　參考文獻　　［1］沃爾什． 歷史哲學——導論， 何兆武， 張文傑譯［M］．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2］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M］. Cambridge, 1988.　　［3］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M］． London: Branta Books, 1997.　　［4］GERTRUDE HIMMELFARB． 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 Flight from Fact［A］．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C］． London, 1997.　　［5］SANDE COHEN． Structur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Intellectual History［J］． History and Theory, 1978．　　［6］伊格爾斯． 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 何兆武譯［M］． 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3．　　［7］CARROLL SMITH ROSENBERG． The Body Politics［A］． Feminism /Theory /Politics［C］． New York, 1989．　　［8］喬伊斯·阿普爾比， 林恩·亨特，瑪格麗特·雅各布． 歷史的真相， 劉北成， 薛絢譯［M］．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0］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識形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11］斯大林.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