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斗蟋趣事

明代宣德朝之器物有兩大謎案，一個是宣德爐，一個就是瓷質蟋蟀罐。兩者都是見諸史料，卻少見實物傳世。

經過王世襄先生《秋蟲六憶》的整理和研究，明代蟋蟀罐雖然也成為文物收藏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中重要的瓷質蟋蟀罐，卻罕見於明代瓷器遺存。就當代而言，此前也僅見於耿寶昌先生《明清瓷器鑒定》著錄，系一件殘器，缺蓋，乃青花器，罐底有雙圈「大明宣德年制」豎排兩行青花款。

直至近年，經過文物考古和發掘，這個謎，才有了一些破解的蛛絲馬跡。而要想談明代瓷質蟋蟀罐，也要先談一談分為南盆與北盆的陶制蟋蟀罐。

斗蟋活動至明代有了較大的發展，蟋蟀譜從「譜」改稱「經」大約也發生在這個時代，加之斗蟋活動至此已逾一兩百年，多少也能稱之為雅玩。

從明代的蟋蟀器物來講，可以分為瓷質蟋蟀罐與陶制蟋蟀罐，而陶制蟋蟀罐又分南盆與北盆。

陶制蟋蟀罐之南盆

明代燒造陶制蟋蟀盆之地，史料都指向宣德時期的蘇州陸墓。陸墓，因三國時吳國名將陸遜葬於此地而得名，今改名為陸慕。

《戒庵老人漫筆》載：「宣德時蘇州造促織盆，出陸墓鄒、莫二家，曾見雕鏤人物，狀彩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鄒家二女也。久藏蘇州庫中，正德時發出變易，家君親見。」

《戒庵老人漫筆》共八卷，李詡撰。李詡生於正德元年，是為公曆1506年﹐待其成年時，去宣德一朝已然百年。李詡卒於萬曆二十一年，即公曆1593年﹐享年88歲，算得上長壽之人。他一生主要生活在江陰常熟一帶，《戒庵老人漫筆》算得上是明代筆記中較為重要的一種，記載了有關明代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內容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保留了宋元和明代人物言論行事及其詩文、書信；記述了明代的社會異聞，列於國家善本書目。

陸墓燒造陶制蟋蟀盆至少自宣德以來，一直未有中斷，南盆中嘉靖款、萬曆款都有傳世品，品類很多。

清人朱琰《陶說》卷六「說器」記載：「戧金宣盆最重，亦有戧金蟋蟀盆，吳梅村有歌。又，蘇州陸鄒二姓所造極工巧，雕鏤精緻，出之大秀小秀者尤妙。大小秀，鄒氏二女也。當時重促織之戲，勝負至千百，不惜重值購盆，故精巧如此。匪獨陶器。」

朱琰，字桐川，別號笠亭,海鹽人。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年）進士。客居江西時，留心瓷業，通過參考經史子集中有關文獻與訪問老藝人，考察當代窯器燒制方法和成品，撰《陶說》一書。《陶說》分六卷，初刻本刊於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包括說今、說古、說明、說器四大部分；重點是說今和說明，敘述了明、清兩代的代表性官窯瓷器及其製造法。說古和說器部分則按陶瓷器的出現順序作了歷史性的介紹。該書算得上是我國第一部著名的陶瓷史。但景德鎮燒瓷而不燒陶，朱琰又是清代乾隆年間人士，所言宣德事，中間已隔300餘年，不免得自傳聞及史料，且將鄒莫二家記成了陸鄒二姓，可知其考證不嚴。文中所述戧金盆今已無實物流傳。

乾隆時期刊刻的《蚟孫鑒》對明盆亦有記述，其作者朱從延乃松江人士，其文曰：「唐時宮中僅以金籠貯置枕函畔，以聽其聲，聞趙宋後始有盆。余嘗聞當湖延陵氏家藏一盆，系賈平章半閑堂遺物，金飾鄭重，完好精美，足稱雅玩。時有好事者數欲鉤致之，終不能奪，後鬩牆致毀，深足惋惜。明以宣德盆為貴，其款識大小具備，無不各極精工。有一種名夾底盆，內用磨細五色磚片，間雜成紋，鑲於盆底，如鋪方磚式。外則有純素者，如古爐之精彩熠熠，光可鑒人。有細鏤花鳥錦文，嵌以珠寶，飾以金碧，絢爛奪目。維時商山巨室，多尚此盆，後人稱為商山盆，間得一二可置案頭清玩。」

上海畫報出版社近年所出《蟋蟀盆》一書，主要著錄南盆，書中對明代盆簡述如下：「沿襲宋元的傳統，器形高大而深，一種為淺雕盆，另一種是凈面盆。淺雕盆有各種圖式，人物、故事、花卉、蟲草等，製作工巧，雕鑲精妙。凈面盆，表面不著一物，極為素雅，線條挺拔而內斂，造型簡約而古樸，對細節尤為關注，盆壁應設計的要求有很多微妙的變化，明代的制家對名款尚未重視，所以許多明代盆是沒有名款的」；有關晚明至早清：「這個時期總體上顯現的風格是明代的特點，盆身漸漸開始有了些裝飾，這種裝飾的發展形成了清代蟋蟀盆紋飾的典型風格」。

這本書亦涉及制盆家不少，照錄如下：

明代：於叔寧、於瑞章、王同友、吳中高、鄒奕菱、鄒御臣、鄒敬橋、鄒億清、曹惠章、曹念溪、曹習章。

明晚至早清：於玉章、於成章、於九皋、於有章、於庭侯、王孫監、李公亮、李洪亮、李聖侯、李德茂、李東皋、李東旭、李聖明、鄒宏發、鄒振宗、鄒顯文、鄒顯明、鄒元隆。

陶制蟋蟀罐之北盆

南盆與北盆之差異首先在於壁之厚薄，其次在於器形的高度。這主要是南北氣候有較大差異所致。

北方不像南方那樣潮濕，但晝夜溫差較大，氣候變寒亦常常是一夜之間。南盆壁薄、扁淺而無需捶土底，皆著眼於不存濕氣，但在北方卻不適用，壁厚是為了延緩外部空氣驟熱驟寒，捶土底則為了可以儲存一定的水分，防止空氣過於乾燥而導致的罐內濕度較大的起伏，既然要捶土底，腔體自然就高，要預留出土底的厚度。種種不同皆出於因地制宜，以適蟲性。

之所以將罐體的高度列為次要指標，則在於北盆中亦有扁矮的一路，稱為磨盤罐，其目的是不需要加放過籠，有便捷之利，亦有專蓄短須蟲的功能，使之較易探知頂部，以免蹦盆而致破頭或傷殘。

北方咬鬥蟋蟀的歷史晚於南方，陶制蟋蟀罐的燒造亦晚於南方。

王世襄先生《秋蟲六憶》曾著錄宣德雙獅紋陶制蟋蟀罐一隻，為厚壁，是為北盆。產於何地不詳，是否確為宣德年間燒造亦有爭議。雖缺乏嚴格的證據，但王世襄先生的論證大致成立。

另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一龍紋罐，蓋內篆紋戳記「仿宋賈氏珍玩醉茗痴人秘制」12字，罐底龍紋圖記內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王世襄先生曾目見，但認為「戳記文字及年款式樣均非明初所能有，乃妄人偽造」。此意見較為中肯，從形制看的確似為晚清產品。

其實就社會狀況而言，北方燒造蟋蟀罐，技術上不是問題，比如唐代北方就開始燒造澄泥硯，雖說澄泥硯質地過於細密，不適合用於蟋蟀罐的燒造，但是從技術上考慮，由高密度簡化為低密度，也就是降低技術指標，應當是容易實現的；再者，明代皇宮所用城牆磚，是在臨清燒造的，據黃仁宇的研究，年產量為100萬塊，萬曆二年以後，減少到70萬塊。當日運輸漕糧的每艘船隻，要順便運輸40到48塊城磚，民船則減半。只有為宮廷建築使用的釉磚，才由蘇州燒造，運輸釉磚需專用的駁船。分用途分地燒造，這種安排考慮的雖然是運輸的成本，但說明北方燒造業已很成熟，皇家徵用的磚塊，從選土、練泥，到成型、陰乾，乃至燒制，工序繁瑣不亞於燒造蟋蟀罐。北方較晚出現蟋蟀罐的燒造，應該和此前北方斗蟲風氣未盛有關。

目前所知，北方民間燒造陶制蟋蟀罐要遲至萬曆年間才出現，是為「萬禮張」。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北盆。

萬禮張盆經王世襄《秋蟲六憶》整理和研究，以款識分為八種：萬禮張造、白山、秋蟲大吉、永戰三秋、永站三秋、怡情雅玩、永遠長勝、春遊秋樂；另有光素無款識者一，大約為九種。暢安先生文中附有款識拓片六種，唯「秋蟲大吉」「永遠長勝」兩種沒有拓片。

萬禮張盆的特點在於外皮雖細，但內里卻泥質較粗，故而罐體分量較輕，蛩家總結為「糠胎大瓮刀削底」。糠胎，因此透氣性極佳，當系行家所為。王世襄就說，要論觀賞性，萬禮張不及子玉罐，但養蟲卻勝過子玉。這也是晚清至民國時期行家們一致的看法。

之所以敢說萬禮張盆是北方最早的蟋蟀罐，主要還是因為萬禮張盆明顯帶有從南盆演化為北盆的痕迹，八種之間細微的差異，可以明顯看出其發展的脈絡。早期，其基本形製為平底無圈足，盆壁較薄，器形較矮。較典型的有「怡情雅玩」，壁厚介於常見之南盆與北盆之間，但是高度卻是南盆的尺碼，也比宣德瓷質盆要矮。但是部分盆的盆底已有圈足，比如「永站三秋」。但腔體依然較矮，不及後世盆高大。

萬禮張之後，有一款「青年張二」，為天津某藏家所藏，泥質、器形皆與萬禮張相類，有人認為是萬禮張早期產品，也有人認為是萬禮張的子侄輩所制，目前尚無定論，但大致上可以認為系同時期的產品。

自萬禮張的過渡，北方蟋蟀盆基本定型於厚壁、腔體較高，下設圈足等規範，基本採用平落蓋而非南盆常見的天落蓋。也正是由於腔體的高深，北方器物開始稱為「罐」，而南方依然稱為「盆」。雖然這也不是嚴格的界定，北方也常常盆、罐混稱，但大致上約定俗成，沿襲至今。及至清代趙子玉在京畿一帶燒造蟋蟀罐，北方玩家稱「盆」的就不太多了。

明代蟋蟀罐當時的價格，各類文獻皆未載。但是從袁中郎、劉侗的記述中可以看到，每到秋時，家家皆養蟋蟀，可知一般蟋蟀罐並非貴重之物。唯《戒庵老人漫筆》所載宣德時蘇州大秀、小秀所造者，久藏蘇州庫中，正德時發出變易。既然值得一記，估計價格不菲。但具體數值闕如而不得知。

瓷質蟋蟀罐

此前，宣德朝之器物有兩大謎案，一個是宣德爐，一個就是蟋蟀罐。兩者都是見諸史料，卻少見實物傳世。傳世的宣德爐，沒有能夠坐實為宣德時期製作的；而瓷質蟋蟀罐，不見於故宮明代瓷器遺存，整個清朝，都很少有人能得緣一見。

就當代而言，此前也僅見於耿寶昌《明清瓷器鑒定》之著錄，系一件殘器，缺蓋，乃青花器，外壁飾青花牡丹紋，寬圈足近於平足，罐底有雙圈「大明宣德年制」豎排兩行青花款。

直至近年，才有香港佳士得於1989年拍賣過一隻黃地青花瓜葉紋蟋蟀罐，紋飾與宣德器一致，但無款。

直至1982年、1993年，景德鎮在城市建設過程中，於珠山路、中華路分別出土了瓷器殘片，從而揭示出明代早期御窯廠的遺存，發現一大宗被人為砸碎的蟋蟀罐遺物。有關情況，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新園先生，在其《明宣德官窯蟋蟀罐》一書中作了詳細報道，證實了民間以及野史記錄的明代賞玩蟋蟀的史實。

筆者認為，此類瓷質蟋蟀罐並不是斗盆，亦非養盆，而是用於運輸蟋蟀的容器。

蟋蟀在運輸的過程中，難點在於保潮和餵養。瓷質盆不透氣，作養盆是極大的弱點，但於運蟲卻是優點。當日養蟲亦為陶盆，從今日傳世的明代陸墓所產陶盆看，與今日的南盆區別不大，多為薄壁，這種盆因其壁薄，透氣性較好，很適合南方較為潮濕的氣候特點，但不好處也在其壁薄，保濕、保溫性都較差，如果以此盆運蟲進京，一路向北、漸入北地，則濕度不斷降低、而溫差日復加大，蟋蟀的死亡率會變得很高。即便今日，南方蟲友來北方收蟲，也很少有人將瓦盆用作帶蟲器具，所使用的仍為瓷質小甏。瓷質盆罐下層要填土，要有一定濕度，瓷製品不透氣的特性可使小甏數日不幹，即便不喂水，蟋蟀也不至於乾死。南方蟲友盤桓山東十數日乃至更長，所使用的也都是瓷罐，今日亦然。南盆盆底基本不捶土底，這是南盆定形之初就已經設定的。從養蟲的角度看，捕歸直接入陶盆是不利的，蓋因蟋蟀乃土蟲，出土日短，得土氣未全，一般養家也會故意在土底盆罐中豢養數日，再洗澡，移入陶盆飼養。土養也是應有的程序之一。

再則，瓷質罐較薄壁陶盆質地堅緻，不易破損。運輸過程總不免要搬動，運程倘為數日，則不免要投食。但每次揭蓋，都是一次巨大的風險。明代筆記、小說中就有因為蟋蟀逃逸而導致家庭悲劇的記述，引發了後世蒲松齡寫出了著名的小說《促織》。

景德鎮出土的蟋蟀罐，高9厘米，這個高度較之清代北方蟋蟀罐要低矮。之所以如此，可能也和運蟲的需求有關。此罐一經填加土底，內部空間縮短，蟋蟀立於盆中雙須可以碰到蓋子，這樣蟋蟀就不會因為不知深淺胡亂蹦盆而導致碰破頭或其他傷殘。

再說過籠。正常情況下，一般養家是不會使用瓷質過籠的，其涼且滑，於蟲不利，尤其到中秋後，是萬萬不會使用瓷質過籠的。通常情形下使用過籠，在早秋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相對於較深的蟲盆而言，蟋蟀爬到過籠上，有了這個高度就可以感知到上面有頂，則不至於亂蹦；對於捕歸就已經斷須的蟲一般則採用較矮的盆，加上過籠，即便須短，亦能觸頂，目的是一樣的。

使用瓷質過籠有明顯的優點，一則質重，平放或是略微嵌於土底，則不宜滑動，不至於擠傷或是擾動蟋蟀；再則，長途運輸，如果提前投好水食封盆裝運，濕氣不散，陶制過籠會吸潮，反而於蟲不利，這時瓷質過籠的缺點反而成為了優點。但不是每個都需要，只有斷須的蟋蟀需要這個設備，長須蟲則無需安置過籠即可探知頂部。

從瓷器燒造的角度講，過籠這類琢器，燒造難度要大於拉坯成型的圓器，但是從景德鎮出土情況看，過籠僅一例。這批瓷器之所以被毀，主要的原因是質量有瑕疵，按說，過籠出質量問題的概率要大於蟋蟀罐，至少不小於蟋蟀罐，但過籠出土很少，說明過籠的燒造量本身就少，與蟋蟀罐的產量不匹配。這也間接說明，這類蟋蟀罐與過籠不像常規所用器物，必得一一配齊。

長江與大運河相通，景德鎮燒造的瓷器運抵蘇州，裝入蟋蟀後再入京，可以視為一種統籌，是可行的。黃仁宇據《大明會典》所載數據統計，有明一代，燒造瓷器最多的一年為1433年，即宣德五年，共燒造443500件，這中間，很可能就有蟋蟀罐數千件。而宣德帝對皇家定製管理極嚴，余繼登《典故紀聞》載，宣德時期曾有負責瓷器燒造的宦官，就因為將皇家產品分給親密朋友而被處死。故今日民間所見傳世「大明宣德年制」瓷質官款蟋蟀罐基本可以斷定是仿造的。

（本文節選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斗蟋小史》，作者系濟南市蟋蟀協會副會長、杭州市蟋蟀協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