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非正義絕不可能用正義的觀念來摧毀

來源: 倍可親網訊趙磊　　2005年9月13日，在「重慶市進城務工農民服務工作會議」上，重慶市長王鴻舉發出了「征名啟事」，號召市民們要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他說：「棒棒」的稱呼也是對農民工的一種歧視。為了改變這種歧視，他希望能給「棒棒」另取一個名字，讓他們既能體現對農民工的尊重，又能通俗地反映這種工種的特點。（《華西都市報》2005-9-15）無獨有偶，2005年9月7日《新京報》發表社論，主張：「要糾正現實中的不公，先從改正稱謂作起」，呼籲「廢除 『農民工』、『民工』等這一類帶有歧視性的稱呼」。最近，一些專家也開始用「性工作者」的新辭彙來代替「妓女」的稱謂。此舉引起了社會的積極響應，認為這對於消除歧視「是很有意義的」，「是出於一種對人性的基本尊重」。（歐木華：《打造無歧視城市就應從『棒棒』改名開始》，《中國經濟時報》2005-9- 16）總之，不論在學術界，還是在社會公共治理層面，目前出現了一種樂觀的聲音，主張通過「改名」或「正名」來改變不合理、不公平的現狀。　　響應王市長的號召，按「征名啟事」的要求（既能體現對農民工的尊重，又能通俗地反映這種工種的特點），我十分認真地想了想，覺得以下稱謂也許符合王市長的期望：是否可以把「棒棒」稱為「搬運工作者」或「搬運師」，把農民稱為「地球修理師」，把妓女稱為「精神撫慰師」（竊以為這比「性工作者」更有尊嚴），把東奔西突到處尋找工作的農民工統稱為「行者」或「旅行工作者」，以此類推，等等。　　可是，讀著這些美崙美奐的名稱，我的心情很不是滋味，很苦澀。我倒不是覺得這些備受歧視、備受欺壓的底層普通勞動者不配享有這些稱謂（我始終相信毛澤東的名言：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而是在我看來，如果妓女、農民工、棒棒們低下的經濟地位不改變，也就是說，如果他們在社會食物鏈中所處的層級和環節始終居於底層和末端，那麼僅僅是改變稱謂，又有多大意義？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曾幾何時，小姐是一個時尚而又高雅的尊稱（記得9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在餐館吃飯，叫服務員時，我很正規地稱她「同志」，立刻遭到該服務員極為自豪的高聲糾正：「叫我小姐！」），可是僅僅過去十幾年，小姐就已經成了侮辱性的稱呼，現在不得不改稱服務員了。　　因此，我對王市長「征名啟事」的深遠意義並不樂觀。即使你把妓女叫做「貴妃」、「貴婦人」、「烈女」、「賢妻良母」，除了徒增笑料，又有什麼實質上的意義？恐怕就連那些美好的稱謂也會跟著一塊倒霉。我敢打賭，果真如此，要不了多久，「賢妻良母」也會落到今天小姐稱呼的地步，讓良家婦女們惟恐避之不及！　　我不懷疑王市長的美好初衷，我的意思也不是說不能改稱謂，不是說改用文雅一點的稱呼就不好，而是說，與其花那麼多的精力在稱謂上折騰，不如切實地做一些能提高普通勞動人民經濟地位的事情。我始終認為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是正確的，他認為任何一個階級的社會地位都要靠經濟地位來支撐。其實，人們的社會地位就如同經濟上不能獨立的女人，離開了一定的物質基礎的支撐，就註定會成為無家可歸的娜拉，一旦離家出走，必然面臨「娜拉走後怎麼辦」的困惑。正因為如此，與那些高喊公平正義的正人君子不同，馬克思「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際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 馬克思清醒地看到，「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公平、不正義的社會現象決不可能用公平和正義的觀念來摧毀。這也正是馬克思對空談「公平」、「正義」始終不以為然的原因所在。　　對於弱勢群體來說，他們當然也需要美好的稱謂，但他們更需要的是：提高哪怕是一丁點的最低工資，提供哪怕是最起碼的生存希望，給予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物質保障。如果我們的市長們與王斌余們對換一下身份而不僅僅是稱謂，想必對這樣「形而下」的「需要」應該是不難理解的。如果我們的市長們能在「進城務工農民服務工作會議」上關注一下這些「形而下」的需要，我想，我們國家離消除歧視的希望，大概也就不會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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