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奇：貨幣史筆記（下）

作者簡介：李義奇河南南陽人，金融學博士，教授。北京金融街資本運營中心副總經理。

本文承接上文《李義奇：貨幣史筆記（上）》

八、貨幣的意義（2017-01-28）

貨幣是人類自己給自己講的故事。貨幣是人類文明的產物，貨幣也成就了人類文明。沒有貨幣就沒有交換，就沒有市場，人類也無法聯成一片成為社會，只能自給自足，走不出茹毛飲血階段。

貨幣起源應當是偶然的。黃金、貝殼等物因象徵價值而進入人類社會的物質世界，因其充當人界與神界溝通的媒介（世上多存金銀獻禮的遺迹和文獻），而成為人與人之間交換物的媒介。但是，遠古互相隔絕的世界各地，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黃金和貝殼，真是奇蹟。如果人類真的是進化而來的，也應當是偶然的，因為人類進化鏈條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出問題。否則，人類就不會是現在這幅模樣。人類本身就是奇蹟，人類的奇蹟多半是人類有一個社會，群體的力量使人類成為萬物靈長。成就人類社會的，或者說把單個人牢牢地系在一起的，就是貨幣。

據考證，貨幣起初以支付工具形式進入流通領域，貨幣進入流通早於市場的形成。馬克斯·韋伯曾提起，在公元前六世紀或者更早時期，迦太基城市裡和波斯帝國中，為軍事支付的目的開始鑄造貨幣。西美爾《貨幣哲學》中提到過，馬爾他錢幣上的銘文nonaessedrides（此乃信用，非銅幣也）。早期的錢幣，應該是一個信物。中國早期錢幣上的銘文，如齊國各種"法化"也是王權作保信物的意思。早期的貨幣進入流通，有兩個信用來源，貨幣是信仰之物，或者說，貨幣是帝王之物。直接一點，貨幣之所以成為貨幣，或者是由於神權，或者是由於王權，或者二者共有之。

貨幣在流通中普遍使用後，社會（市場）將篩選適意的貨幣。因為貨幣實物存在貨幣性與商品性之間的競爭關係，理想的貨幣形式，應當是較多貨幣性（如可攜帶、耐磨損、同質、可分割等物理特性）和較少商品性（實用性）的物。只有那種除了作為貨幣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什麼用處的東西，才是最理想的貨幣。在這方面，金銀優於普通商品，紙幣優於金銀。李嘉圖早在三百年前就認為，當通貨全部都是紙幣時它就處於最完全的狀態。現在仍在高呼黃金貨幣化者，應當汗顏。

金屬為幣，以有限之物約束無限慾望，是其優勢，也是根本缺陷。優點是在王權不受約束時期，以有限的金屬來約束帝王的經濟欲求。缺陷是整個社會生產力解放後，金屬貨幣量的不足，以及貨幣彈性的不足。當前經濟體量以及經濟波動幅度，任何實物為幣，都是災難：由流動性斷裂引發的金融危機必然會時常光顧。

不過，金銀銅等錢幣長期流通，給人們留下了一個錯覺，即足值鑄幣才是可靠的錢幣。這個錯誤認識根深蒂固，深深埋進了人類文明的記憶之中。以至於到今天，認為貨幣發行量不能超過實際的商品數量。實際上，不論是在金屬錢幣流通時代還是在銀行貨幣流通時代，貨幣發行沒有也不可能瞄著所謂的商品量。因為他們所說的商品量，也是用貨幣度量通約後加總起來。用貨幣數量對應用貨幣衡量的商品量，感覺不出內在的邏輯困境嗎？

簡單地講，貨幣就是一個信物。信物的外在形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貨幣身上攜帶的承諾，是否能夠得到切實兌現。能，貨幣就在，無論金銀銅鐵紙還是一個虛擬符號。不能，貨幣就消亡，無論金銀銅鐵紙還是一個虛擬符號。所以說，貨幣是一種能夠兌現的許諾。對個體來說，擁有貨幣，就擁有了當他需要的時候能夠兌換商品和勞務的權利。這種權利帶來的個人安全感，是個體對其所處社會政治組織和秩序信任的最集中和最直接的體現。政府必須保證這種信任。如果說遠古時期人們持有金銀，就擁有了據此與神界交換的權利。那麼今天社會中的人們持有貨幣，就擁有了據此與政府（當代貨幣信任的最終來源）交換的權利。貨幣就是政府頒發給人們的信物。所以說，貨幣是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權穩定，貨幣穩定。反過來說也行，貨幣穩定，政權穩定。穩定幣值和管理貨幣流通就是政府的責任。一國貨幣流通狀況（幣值穩定狀況），事實上就是那國政府的臉面。

九、貨幣競爭（2017-02-04）

大約有近十年了，國人奢談貨幣戰爭（期刊網上相關文獻就有三千多篇！）。冷靜觀察一下，那些開口閉口貨幣戰爭者，只似在戲說，他們人云亦云，故弄玄虛，挑撥國人心理上那點欲說還休見不得人的體己話。我懷疑他們既不了解貨幣，也不了解戰爭。如果了解貨幣，就應知貨幣有其自身的規律，不會似槍炮那般任憑主人擺布。如果了解戰爭，就應知你死我活的戰鬥規則不容於商業社會，偶一為之也不可能長久。貨幣戰爭之說，更多是噱頭。

但是，早期貨幣擴張，的確與戰爭聯繫在一起，是征服的歷史。「貨幣跟著或者說伴隨著刀劍而來」，希臘和羅馬軍隊的軍事行動，往往成為貨幣擴張和入侵的載體。隨著時間的推移，軍隊所攜帶的硬幣就成為被佔領土地的貨幣。公元前449年，雅典為了進一步推動貨幣統一，發布了一道法令：所有「外國」硬幣都要交給雅典鑄幣廠，迫使所有盟國都使用古希臘雅典城邦的度量衡標準和貨幣。在中國，秦始皇滅六國後，隨即統一了貨幣流通，秦半兩在全國通用。不過，如果我們將視野拉的長遠一些，可以看到，刀劍只是為貨幣進入異域流通提供了一張「入門券」，送來的貨幣進入流通後，照樣要遵循貨幣流通規律。

同一個市場或相互交叉重疊的市場中，如果同時流通兩種及以上貨幣，就會存在著貨幣競爭：只有一種貨幣主導流通。貨幣競爭有兩條規則：「劣幣驅逐良幣」和「良幣驅逐劣幣」。所謂劣幣與良幣，是貨幣名義價值與實際價值的比較，如果名義價值高於實際價值，就是劣幣；如果名義價值低於實際價值，就是良幣。

同一市場內部，如果政府管理不同貨幣之間的比價，貨幣競爭遵循的規律是「劣幣驅逐良幣」。較為準確的表述是約翰·喬恩在《貨幣史》一書中的說法：「如果政府以法律條款形式，對自身價值各不相同的兩到三種流通中介形式規定相同的名義價值，那麼只要有可能，支付將總是以那種生產成本最低的中介進行，而比較貴重的中介將從流通中消失。」舉例說明。如果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金銀比價為1:15，如果政府規定1個金幣換取重量相同的16個銀幣，金幣被高估，銀幣被低估，結果是銀幣慢慢地退出流通，金幣充斥市場。英國實行金本位前就是這種情況。

與之不同的是，在邊境或跨境貿易中，貨幣競爭遵循「良幣驅逐劣幣」。由於王權所不及，市場自發選擇接受足值的貨幣。那些劣幣不會出現在跨境貿易中。歷史上西歐小國林立，政局變動頻仍，跨境貿易是為常態。金德爾伯格說，封建領主用"鐵、皮革、木頭、鉛、紙、鹽等物製造的貨幣不能在領地以外流通"，只能提供足值的、單位價值高的金銀貨幣。

即便在國內市場上，如果政府沒有確定不同貨幣之間的比價關係，而讓市場來選擇，結果也是良幣驅逐劣幣。比如西漢文帝時期鼓勵民間自由鑄造四銖半兩錢、唐代開國後鑄開元通寶等，市場上都曾出現過良幣驅逐劣幣的情況。

所以說，劣幣驅逐良幣還是良幣驅逐劣幣，根源在政府。由於市場供求關係波動是常態，政府極難確立不同貨幣之間的準確比價關係（金銀之間兌換比率的變化無常是複本位制無法解決的痼疾）。結果就是，政府干預造成了劣幣主導流通，良幣退出市場。而政府放手或政府力量不及之處則是良幣驅逐劣幣。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結論，正是由於這些歷史現象的存在，才使貨幣非國家化、在貨幣領域引入自由競爭的理論有了一些借口。

任何一個好的治理者，都不能容忍劣幣充斥市場。在這方面，中外歷史事實是，政治或者說統治者的意志屢戰屢敗。嚴刑峻法，各種手段，都沒能扭轉「劣幣驅逐良幣」規律的作用。原因是「利之所在，法不能禁」。

當前全球一體化，市場範圍的拓展，全球經濟的相互依存度提升，各國貨幣之間的競爭關係，也越來越引起重視。顯然，這是個良幣驅逐劣幣規律起作用的場合。哪國貨幣優劣如何，事實上一目了然。在這方面，一國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流通範圍和使用頻率，不是陰謀詭計可以撬動的，也不是刀兵所能左右的。和平年代，一國貨幣之優劣，主要取決於其貨幣當局管理貨幣流通的能力和經驗，根子在幣值是否穩定，二在貨幣使用範圍是否足夠（與經濟實力和經濟開放度相關）。

市場治理，好的辦法是遵從經濟規律，建立一個良好的激勵結構（機制），讓市場自發力量引導資源配置。否則，依靠行政手段，路會越走越費勁，效果會越來越差。此外，如果覺得力有不逮，開放，就可以解決大問題。因為在開放的條件下，與外國外族競爭，本國本族不得不遵循一個正向的激勵機制，使人盡其材，物盡其力，達到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果。避免關起門來窩裡斗、瞎扯淡、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中國歷史上的經驗，也支持上述說法。中國歷史上，凡是對外開放的社會，能夠與外民族平等往來，就是盛世。凡是閉關自守，就是走向積貧積弱。

三、貨幣標本：中國古代紙幣（2017-01-24）

中外貨幣史上的最大差異，是中國古代紙幣。紙幣最早在中國出現，早西方六七百年。但紙幣在古代中國的流通卻是反反覆復地不成功，到清朝時紙幣曾被視為禍事（嘉慶十九年侍講學士蔡之定奏請行用紙鈔事）。在西方，紙幣於17世紀在西歐出現後，呈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最終演化為當前世界通行的不兌現紙幣制度。以至於20世紀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從西方引進現代貨幣制度。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私交子開始流通。宋仁宗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設益州交子務，交子成為官方發行的流通紙幣。此後，南宋、金、元、明、清都曾流通國家紙幣。北宋官交子可以兌現成金、銀、錢以及度牒，流通範圍基本上仍只限於四川，陝西、河東（今山西一帶）一度流行。南宋會子基本上通行全國，金國交鈔流通範圍也較廣。宋、金紙幣分界流通，主要是大額交易使用，目的是彌補金屬貨幣之不足、不便。元代是紙幣發展的極盛時代，始終行用紙幣，元代紙幣不分界，不定期限，永久通用；不限地域，可在全國流通。在元朝最強盛的時候，北盡蒙古，西貫中亞，紙幣均通行無阻。明代錢鈔兼行，大明寶鈔不分界，不定發行限額，不分地區，沒有發行準備金，也從不提及兌現，自始至終是不兌換紙幣，政府只發不收，寶鈔信譽差，貶值速度快，到弘治、正德以後基本上退出了流通領域。清政府紙幣流通僅有兩次（清末銀行兌換券另當別論），清初順治發行的鈔貫，流通十年便退出流通。後來咸豐官票寶鈔發行流通不到十年，便幾乎成為廢紙，不得不退出流通。

從宋代交子到清代咸豐官票寶鈔800多年時間裡，歷代發行紙幣，都是國家政權強迫實施。古代中國，「從古以來，都是人隨王法草隨風，官家說了算」。統治者認為，「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耳。…兼并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歷代政府均強於內部治理和市場管控制，既使紙幣不斷貶值，大多數時間也能在市場上折價流通。

最初私交子的產生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壯舉，而是在北宋「錢荒」背景下，由市場內生自發秩序作用的表現：社會尋求創造自己的貨幣。紙幣一躍登上貨幣史舞台，推手是政府。「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相對金屬鑄幣，紙幣的製造成本更低，流動性更強，集中資源的能力更強，統治者操縱更為方便自由，故紙幣面世後，政府即行壟斷、大力推行。歷代朝廷以紙鈔無償徵收民間財物，把發鈔作為籌措軍費解決財政困難的手段。明崇禎年間，戶部曾議行鈔法的諸多好處：「…鈔法行，則民間貿易不用銀，天下之銀可盡入內庫」。清道光年間王鎏一言道破天機：紙幣是國家「操不涸之財源」。

紙幣大大強化了政府的經濟搜刮能力，也加快了王朝覆滅的步伐。政府既少（無）發行準備，又不能有效管理紙幣流通，結果紙幣終為一張廢紙。各代紙幣均是幣值穩定時間短，貶值時間長，最後都徹底失敗，大多伴隨著惡性通貨膨脹與政權存亡相始終。宋、金、元三朝的紙幣都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其滅亡都同紙幣發行有著重要的聯繫。時至清朝，紙幣在統治者眼中成為王朝覆滅的禍因，於發行鈔票一事，非常慎重，以不用為原則。

中國古代紙幣之弊，主要有二。一是紙幣流通破壞了工商業及經濟發展的市場基礎。紙幣發行與流通全由政府包辦，紙幣數量完全取決政府財政需要，貨幣供給無彈性，主要是統治者搜刮工具，支付手段功能較強而交換媒介功能較弱。特別是濫發紙幣，物價騰貴十倍百倍現象多見，價格信號失靈，市場機制頓失，導致工商業無所歸依，陷於崩潰。二是抑制了信用金融事業的發展。紙幣流通抹平了稱量貨幣、不同鑄幣之間的差別，使貨幣兌換業商機立減；紙幣流通解決了鑄幣長途運輸問題，貨幣匯兌業受到抑制。紙幣供應充裕，貨幣借貸也受抑制，實物借貸長期盛行。貨幣兌換、貨幣匯兌以及貨幣借貸這三個早期商業銀行業務活動的源頭，在中國卻因紙幣流通而式微。

讓·里瓦爾在評論18世紀紙幣在英國和法國的不同命運時，曾引用伏爾泰的評論，「紙幣在一個自由的國度里有絕好的用場，有時它們能挽救一個共和國，但幾乎可以肯定，它們又能毀滅一個君主國，因為人民很快就喪失信任。再理想的貨幣若是過分濫發，平民百姓便會收起他們的銀幣，國家機器便往往伴隨一些重大災難而使其渾渾地歸於自毀」。

概言之，古代中國紙幣流通所體現出的核心問題是：政府太強，市場太弱。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就中國古代紙幣的教訓來看，政府過多地侵佔社會經濟的空間，至少是不明智的。事實上，如何實現政治意志與貨幣經濟規律特別是國際間貨幣運行規律相協調，也是當今人民幣制度的一大難題。

四、錢荒應對（2017-03-09）

金屬貨幣流通下錢不夠用，即錢荒現象時常出現。北宋時期的錢荒，較具代表性。一是北宋政府管理銅錢比較嚴格。政府控制鑄幣權，且嚴禁所謂的「細小雜錢」流通，要求市場上通用銅錢，「每千錢須重四斤」，「仍每貫須重四斤半以上」。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好錢。二是史家公議宋代所鑄銅幣為歷代之最，宋太宗至道年間鑄錢80萬貫，宋真宗咸平三年增至125萬貫，景德中183萬貫，至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北宋時代的鑄錢達到了頂峰，元豐三年為506萬貫。（舉個參照，唐代玄宗天寶年間鑄錢僅31.7萬貫）嚴格的貨幣流通管理，大量的錢幣供應，錢仍然不夠用，社會經濟民生飽受錢荒之苦。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83較為完整的記述了沈括與宋神宗之間的一次對話。宋神宗問：錢幣匱乏的過失在哪裡？沈括回答說：原因有八個。大意是，一是經濟社會發展對錢的需求大量增加，二是流通中磨損消耗減少的錢幣。三是百姓熔化銅錢鑄造銅器。四是鈔法不穩，鹽鈔貶值，劣幣驅逐良幣，銅錢退出流通。五是金銀沒有作為貨幣進入流通。六是大量銅錢儲存（常平倉）沒能進入流通。七是銅錢外流嚴重。八是西北鐵錢太多為患。沈括認為，前兩個原因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最後一個原因是不用理會的。針對餘下的五個原因，他提出五個對策。一是實施銅禁。二是穩固鈔法，取信於民，減少銅錢退藏。三是金銀為幣，進入流通。四是加快錢幣流通速度，「遷而不已，錢不可勝計」。五是禁止走私貿易，防止銅錢外流。

需要交待的是，當時錢荒情況下，銅錢的購買力沒有相應提高，說明他們所說的錢荒只是流通中的銅錢少，而非通貨缺乏（多種通貨並行流通）。

千年之前，古人管理貨幣流通，就有如此高的智慧與成就，令人感嘆。現在來看，當時錢荒的原因，主要是銅錢流通的激勵結構扭曲了。主要表現有三。

一是相比鹽鈔及鐵錢等，銅錢為良幣（實打實的貨幣）。劣幣充斥市場，良幣退藏（窖藏），符合經濟規律。

二是銅錢外流。邊境或跨國貿易中，貨幣流通遵循良幣驅逐劣幣規律。優質的宋朝銅錢，符合邊貿交易各方需要。《日本史》所述鎌倉幕府時代日本國內流通的主要貨幣是宋銅錢。

三是銅錢銷熔為銅器。金屬為幣，有個內在缺陷，金屬是做商品消費使用，還是用做貨幣去交換別的東西，二者之間會產生競爭關係（套利）。與沈括同時期的張方平曾說，「銷熔十枚銅錢，能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利可達五倍」。利之所在，法不能禁，政府鑄造再多的銅錢也無濟於事。

沈括的對策，實施銅禁與禁止走私，可在短期收一定之效。穩固鈔法，有助於改善「劣幣驅逐良幣」狀況。金銀為幣不足取，因為解決流通中某種貨幣過少，再增加一種貨幣進入流通，徒增貨幣流通之紊亂外，無法解決銅錢被驅逐的問題。

沈括對策的閃光點是「遷而不已，錢不可勝計」。他認為貨幣流通次數越多，貨幣發揮的作用越大，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可以彌補流通中貨幣數量之不足。足見他對貨幣流通速度同貨幣數量的關係有十分明確的認識。這是世界貨幣思想史上最早明確表述的貨幣流通速度的思想，比英國威廉·配弟（1667年）或者洛克（1691年）的早600年，是古代中國貨幣思想史上寶貴的財富。可惜的是，沈括貨幣流通理論雖表述明確，其後似有應用，但多是星星點點，斷斷續續，沒有形成理論上的系統化和操作上的經驗化。

再說幾句。中國貨幣史上有多次實行禁蓄錢政策。唐元和十二年頒布《禁蓄錢令》，規定私貯現錢不得超過5000貫，超過的限一月內買物收貯，如錢數過多，則不得超過兩個月。違犯的按不同身份定罪，平民要痛杖處死。文宗大和四年又規定蓄錢以7000貫為限，超過1萬-10萬貫的限一年內，10-20萬貫限兩年內處置完畢。五代時（如公元924年後唐）也多有禁蓄錢的規定。南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戶部奏准民戶積錢不得超過1萬貫，官戶不得超過2萬貫；超過兩年不用來買物的拘捕入官，告發的有賞。

歷代也有禁止私鑄銅器的規定。唐代多有禁止民間私鑄銅器的規定，反覆宣布禁令。比如，玄宗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代宗大曆七年（公元772年）、德宗貞元九年（公元793年）、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的大規模的銅禁。宋代就不用多說了。明代也是如此，明皇室對銅的使用嚴加限制，成祖初，「有銷新舊錢及以銅造像制器者，罪比盜鑄」，但少有成效。清朝也是如此，雍正時曾下旨禁止民間鑄造銅製器皿，但收效甚微。

禁是禁不住的。禁蓄錢和禁止私鑄銅器，都沒有改變銅錢不足用之事實。法律和行政措施的作用，可以在短時期緩解問題，不能長時期與經濟運行規律相抗衡。解決經濟問題，還是從經濟規律著手，關鍵是矯正激勵結構，讓市場的力量引導經濟行為指向正確的方向。而不是任憑主觀熱情蠻幹。

換個角度看，北宋錢荒，或許就是對銅錢質量要求過好之故。若放民私鑄，銅錢退藏與外流就不會發生。至於鑄幣足值不足值，市場上說了算。歷史上也有不少不足值鑄幣流通但物價穩定的例子，如漢文帝時期的「榆莢半兩」，北魏時期的「風飄」「水浮」。

再回味一下，兩宋時期，應當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成就的一個高峰，除武事略有不濟外，兩宋皇朝，在經濟社會管理上，不論理念和做法，都是極高明的。就錢荒而言，他們大抵不會不知鑄造不足值銅錢可以解決錢荒問題，沒有這樣去做去想，說明當時人們的操守，也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個高峰。

附：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83（節選）

上嘗問：公私錢幣皆虛，錢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

括對曰：「錢之所以耗者八，而其不可救者兩事而已；其可救者五，無足患者一。

今天下生齒歲蕃，公私之用日蔓。以日蔓之費，奉歲蕃之民，錢幣不足，此無足怪；又水火淪敗、刓缺者莫知其幾何。此不可救者二也。銅禁既開，銷錢以為器者利至於十倍，則錢之在者幾何其不為器也？臣以謂銅不禁，錢且盡，不獨耗而已。異日，富家備寇、攘水火之敗，惟蓄鹽鈔，而以藏鏹為不利。鈔之在民以千萬計。今鈔法數易，民不堅信，不得已而售鈔者，朝得則夕貿之，故鈔不留而錢益不出。臣以謂鈔法不可不堅，使民不疑於鈔，則鈔可以為幣，而錢不待益而自輕矣。古為幣之物，金、銀、珠、玉、龜、貝皆是也，而不專賴於錢。今通貴於天下者金銀，獨以為器而不為幣，民貧而為器者寡，故價為之日輕。今若使應輸錢者輸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也亦如之，則為幣之路益廣，而錢之利稍分矣。錢利於流。借十室之邑有錢十萬，而聚於一人之家，雖百歲，故十萬也；貿而遷之，使人饗十萬之利，遍於十室，則利百萬矣。遷而不已，錢不可勝計。今至小之邑，常平之蓄不減萬緡，使流轉於天下，何患錢之不多也？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議者欲榷河北之鹽，鹽重則外鹽日至，而中國之錢日北。京師百官之饔餼，他日取羊牛於私市者，惟以百貨易之。近歲，以疥疾乾沒之為蠹，一切募民入餼牽於京師，雖革芻牧之勞，而牛羊之來於外國，皆私易以中國之實錢。如此之比，洩中國之錢於北者，歲不知其幾何。此皆作法以驅之，私易如此者，首當禁也。此可以救者五也。

河、隍之間，孤絕一隅，歲運中都之幣以實塞下者，無慮歲數十萬緡，而洮、岷間冶鐵為幣者，又四十萬緡，歲積於三州之境。物出於三州者有窮，異時粟斗百錢，今則四五倍矣，此錢多之為禍也。若不以術洩之，數十歲之後，芻粟何止率鍾而致石。今莫若洩之羌中，聽其私易，貫率征錢數十，歲已得數萬緡。以吾之滯積，而得戰馬、餼羊有用之物，歲入之芻粟遂減數倍之價，一術而數利。中都歲送之錢，但以券鈔當之，不徒省山運之勞，而外之所洩，無過岷山之鐵耳，此不足為害者一也。

五、少則重多則輕（2017-03-27）

公元1183年10月，鎮江府請求用新會子兌換舊會子。宋孝宗說：「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

南宋孝宗時期，紙幣流通穩定。宋孝宗是一位勵精圖治的皇帝。在紙幣問題上，他曾說過「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著。」（《容齋三筆·卷一四·官會折閱》）話雖誇張，足見他對紙幣問題的重視。他在位期間（1163-1189），通過限制紙幣發行的數量，用白銀兌現、用度牒、助教帖收兌會子，規定輸納時「錢會中半」等措施提升原本貶值的紙幣幣值，同時，三令五申不許增加紙幣發行量。經過數年之努力，取得良好效果，出現了「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宋史·卷二十六上·宋孝宗五》）景象，淳熙年間的會子流通，曾被朝臣們譽為「楮幣重於黃金」（《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四淳熙二年四月）、會子「重於見錢」。（《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十多年後，市場現「軍民不要見錢，卻要會子」（《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三淳熙十三年七月）的情況。孝宗在總結經驗時明確表示，上述局面是他嚴格控制紙幣發行量的結果：「朕若不愛惜會子，散出過多，豈能如今日之重耶」（《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

宋孝宗將紙幣管理經驗總結為「少則重，多則輕」，對紙幣發行量和幣值之間的關係第一次作出明確表述：會子發行量越少，幣值就越大，即「少則重」；會子發行量越多，幣值就越小，即「多則輕」。「少則重，多則輕」客觀地反映了紙幣流通規律，成為古代中國紙幣管理思想上的名言，常為後人所提起，並為以後諸王朝的紙幣發行和管理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和借鑒。

認為貨幣價值（商品價格）取決於流通中貨幣量的貨幣數量論，在古代中國貨幣思想史上最早見於《管子》。《管子·國蓄》說到「夫物多由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明確的表達了幣多則萬物賤，幣少則萬物貴的貨幣數量價格論。西漢時期的賈誼提出「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漢書·食貨志下》），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所言「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等都是貨幣數量論思想的反映。東漢章帝時期的張林，在分析當時物價高漲的原因時，常人認為是連年遭受自然災害的結果，他卻說「今非但谷貴也，百物皆貴，此錢殘故爾。宜令天下悉取布帛之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晉書·食貨志》）這種用貨幣數量來解釋物價的見解，在當時是超乎常人的。南朝齊高帝時孔覬提出《鑄錢均貨議》，認為糧食歉收，糧食本應漲價，但未上漲，這是由於貨幣數量少，而不是糧食不值錢。孔覬從南齊當時通貨短缺來說明糧價不高，與東漢張林錢多而物價昂的說法相映成輝。唐代劉秩說「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錢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舊唐書·食貨志上》)將貨幣價值的大小與貨幣數量的多寡直接聯繫起來。陸贄認為，「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陸宣公奏議·卷十二·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明確地將貨幣數量與商品價格結合在一起，認為物價貴賤的原因完全在於「錢之多少」，這是中國歷史上表述最為清楚、最為精鍊的貨幣數量論。在西歐，貨幣數量論的首創人是法國政治思想家J·博丹(1530～1596)。這方面，古代中國也比西方早了至少700年。

現代貨幣數量論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一個著名論點：「通貨膨脹是一個貨幣現象」。他認為，通貨膨脹現象只能有一個責任人，那就是中央銀行。如果這個機構能適當控制貨幣供給量，通貨膨脹便不會發生。弗里德曼在《貨幣的禍害：貨幣史片段》英文版封底有一小段話：「Money is much too serious a matter to be left to central bankers．」意指「貨幣太嚴肅了，不能僅僅交給中央銀行家們。」搞笑的是，商務印書館的譯本譯成：「貨幣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所以要交給中央銀行。」完全把作者的意思弄顛倒了。

的確不能將貨幣問題僅僅交給中央銀行。3月26日，央行小川行長在博鰲亞洲論壇發言時表示，貨幣政策將不再寬鬆，變成比較審慎的貨幣政策。周小川2002年任央行行長，至今已有16年。在他任上，M1從70882.19億元增加到476527.60億元（2017年2月數據），增長6.72倍。史上少有。不論什麼原因，守土有責。

「少則重，多則輕」。現在還是這樣。美國勞工部有個統計，美國CPI以1983年1月為100，2015年4月為236.599，30多年翻了一倍多點。官方統計數據，中國的CPI，2013年底為572.6（累加值，以1979年為100）。我覺得，如果說近30年來，我國物價上漲10倍，肯定是低估了；如果說上漲了20倍，部分商品可能高估了。

貨幣發行太多了。新一輪的物價上漲，呼之欲出。

如果管理不好通貨，多年貨幣超發的惡果，在可以預期的將來，可能會綁架貨幣決策，以發行更多的貨幣為必要手段，維持經濟穩定運行。寧願相信這是危言聳聽。

壓力山大。

六、詠錢賞析（2017-02-03）

文學作品中，凡涉及到錢的，古今中外毫無例外地貶多褒少。如西晉魯褒的《錢神論》，唐代張說的《錢本草》，元末流傳的《烏寶傳》等。國外的有莎士比亞在《雅典的泰門》中對金錢的刻畫等。史料中關於錢的評述較為常見，如西漢貢禹認為錢是一切罪惡的根源，「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千金買顏色，萬金買肺腑。見人口朴吶，黃金自能語。」文學作品是社會生活的集中反映，文人們對錢誤解之深、之久遠，的確不是輕易就能講清楚的。事實上，廚師用刀切菜，罪犯用刀砍人，關刀何事？

古代詩文里，對錢的認識，最為客觀的，應是清朝袁枚的《詠錢》詩：

人生薪水尋常事，動輒煩君我亦愁。

解用何嘗非俊物，不談未必定清流。

空勞奼女千回數，屢見銅山一夕休。

擬把婆心向天奏，九州添設富民侯。

這首詩表達了前人未有的思想。人生在世，柴米油鹽，與錢打交道既是令人煩惱又是不可避免的，常需使用之錢往往不夠用。「孔兄正羞澀,趑趄色氤氳」。英雄也有氣短窘迫之時。所以說，對於金錢，人們大可不必諱莫如深，自命清高，關鍵在於使用得當。詩文富有意味：

「不談」典故出自《世說新語·規篇》，西晉王衍是所謂的「品行高尚」的清談人士，他口裡從不提到「錢」。他老婆想試探虛實，趁王衍熟睡之時，叫僕人繞著床邊鋪上一大圈錢。王衍早晨醒來見到床邊的錢，便叫來僕人說「舉卻（拿開）阿堵物」。王衍曾任尚書令等要職，官至太尉。被石勒俘虜後，「唯求自全之計」，勸石勒稱帝，以圖苟活，卻被石勒處死。這類毫無氣節的人，終非為清流雅望的君子。不談錢者，多是作偽之人，不可不防。

「空勞奼女千回數，屢見銅山一夕休。」說明積聚錢財無用，反以自害的道理。奼女，指靈帝母后，《後漢書·五行志》載，靈帝母永樂太后好斂財，京城有童謠云：「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奼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未久，漢柞即終。「銅山」源自《史記·佞幸列傳》，漢文帝寵愛鄧通，有人給鄧通相面，說鄧通將來會窮餓而死，漢文帝就把蜀郡嚴道銅山賞賜給鄧通，許其自鑄錢，鄧氏錢滿天下。景帝時，鄧通家財被抄沒，寄食人家，窮困而死。正所謂「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

這方面中外不同。在西方，特別是市場經濟逐漸成熟之後，由於產權清晰，產權保護到位，私人對財富的擁有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個人的社會貢獻度。按照交易的邏輯（也是市場的邏輯），個人擁有財富越多，說明其創造的價值增殖越多，對社會的貢獻越大。西方發達市場經濟社會，人們並不避諱談錢。中國在這方面有所不同。錢穆在《如何研究中國經濟史》中提到，中國歷史傳統對經濟問題所抱一項主要的觀點，經濟對於人生自屬必需，但此項必需亦有一限度。低水準的必需經濟，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超水準經濟，卻對人生並無積極價值。他的意思是，對於人生，貨幣少了不夠用，努力掙錢養家糊口，有積極意義；貨幣多了則徒增無益，反而招致危害。宋太祖曾經公然說到，富者田連阡陌，為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歷史上，富商大賈因財致禍的例子（關鍵是連皇帝都眼紅），比比皆是。

詩的末尾寄託了共同富裕、人人有錢用的美好願望。「富民侯」典出《漢書·卷六十六》，漢武帝晩年，悔以江充譖殺衛太子據，會車（本姓田）千秋上書為衛太子鳴冤，因擢升為大鴻臚，數月後為丞相，封富民侯。《漢書·食貨志》記載，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後世以「富民侯」稱安天下﹑富百姓的高官。

貨幣是連通人與人之間物質交流的渠道。人在社會上生存，不可避免地要與他人進行物資交換，這種交換以貨幣為媒介完成。人類社會組織化的手段有三種，一是思想控制，二是武力脅迫，三是利益連接。靠思想控制和武力脅迫去維持的組織必不能長久，只有利益，才能將鬆散的人群緊密的連接在一起。因此，使社會整合為一個統一體的，是貨幣。

錢是人類社會最偉大的發明。凡是錢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都是比較公平的領域。歷史也證明了，經濟貨幣化推動了社會等級觀念的消除與平等觀念的確立。貨幣化進程使一個由擁有不同貨幣量的平等人所組成的平民社會，取代了那種靠著血統等先天稟賦差異支撐的等級社會。這一變化是人類的解放，是生產力的解放，是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

心理學研究中，大概有以下三種金錢行為：一是權力與控制。通過控制金錢，人擁有了對他人的權力。人渴望權力，渴望控制，想方沒法擁有金錢就是一個捷徑。二是自尊與價值。有錢會得到別人的尊敬。人們往往把金錢與權力、地位、威望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往往根據他人身上體現出來的金錢符號：服飾、汽車、住房、職業等，來決定與其交往的方式。以個人擁有金錢多寡作為判斷其社會地位的標準。這刺激著人們去尋覓更多的金錢，哪怕事實上他們是不需要金錢的。三是獨立、選擇與自由。擁有金錢可以幫助我們擺脫食物、住房和健康等物質方面的煩惱，從而使人生擁有更多的獨立、選擇與自由。

講一個猶太故事。一個吝嗇鬼去他的拉比那兒乞求祝福。拉比讓他站在窗前，看外面的大街，問他看到了什麼，他說：「人來人往」。拉比給他一面鏡子，問他看到了什麼，他說：「我自己」。拉比解釋道，窗戶和鏡子都是玻璃做的，但鏡子後面塗了一層銀子…鍍上銀子的玻璃，使我們只能看到自己。這就是錢的危險之處。當眼睛被豬油蒙上以後，人們便不易辨別是非了。

錢是重要的人生坐標。在《塔木德》經中，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最長的路，是從心靈通往錢包的那條路。」人類某些最好的品質就取決於能否正確地使用金錢---比如慷慨大方、公正、誠實和高瞻遠矚；人類的許多惡劣品質也起源於對金錢的濫用---比如貪婪、吝嗇、不義、揮霍浪費和只顧眼前不顧將來的短視行為。

錢是芸芸眾生的生計。按照公平交易的原則，你的每一分錢，都應該來自你親手創造價值增殖的一部分。口袋中除此之外的錢財，都帶著不祥的印記。切記。

理解金錢，就是要讓它服務於你的人生，而不是相反。

文章出處：李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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