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 ： 清史上懲貪最嚴厲的皇帝是誰

一般提起清代懲貪最堅決的皇帝，大家通常認為是雍正。其實乾隆前期比起他的父親來，在這一點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說，乾隆皇帝是清代懲貪手段最嚴密、手腕最強硬的皇帝，也是清代歷史上最嚴酷刻薄的一位皇帝。

這個斷語也許與許多人的印象不符。不錯，乾隆皇帝風流儒雅，情商極高，極會做人。為政之初，又曾一度宣稱要效法皇祖「寬仁為治」。當初的「寬仁」時期，還真是陽光燦爛，曾經讓大清王朝所有官員都如坐春風。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他畢竟是雍正皇帝的兒子。雖然他曾經那麼討厭乃父的性格，但雍正身上的苛刻、敏感、殘忍、陰狠，其實一絲不少地儲存在了他的骨子裡。

綜乾隆一生，可以說他的統治前期，懲貪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幾條：

第一、注意防微杜漸。有了雍正打下的良好基礎，乾隆即位之時，官場風紀較好。但是乾隆並不滿足。他為人心思細密，萬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因此，他的整頓吏治，是從抓請客送禮之類的小事開始。腐敗如同細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腳點，就會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禮物如果不加防範，必然發展成大額賄賂。小吃小喝不處理，最後就會吃掉大清江山。所以，他明確規定，各級官員之間，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產」之類的名義贈送禮物。他說，「持廉之道莫先于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貲」。（《清會典事例》）

針對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實，乾隆皇帝還規定，督撫大員們的酬酢宴會一切費用，「應出資自辦」，派委屬員負擔筵席費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縣等「藉端要結，甚且賠累」（《清會典事例》），擾亂民間。

官場上，收受門包一直是一個小小的痼疾。說起來似乎為害不大，但實際上卻極損政體之尊嚴，啟腐敗之先聲。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規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員，凡到州縣地方，有敢藉機收受門包的，「與者照鑽營請託例治罪，受者照婪贓納賄例治罪。」

第二，懲貪立法從嚴。乾隆朝對貪官的懲處嚴厲於雍正朝，主要體現在彌補虧空的措施上。乾隆以前，大臣侵蝕國庫，通常可因賠補上窟窿而免死。因為雍正懲貪實行「完贓減等條例」。該條例規定，凡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內將所貪的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減罪發落。如果一年之內沒有全部補上，還可以再寬限一年，讓官員自己在監外繼續籌款賠補。第二年應沒能全部補賠的，犯官進監，而其妻子仍可幫他補賠。直到家產盡絕，才被處死。這樣拖來拖去，貪官污吏沒有幾個被明正典刑的。

乾隆對侵蝕愛新覺羅家產者恨之入骨，經過長時期的醞釀，乾隆二十三年，他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廢除了「完贓減等之例」。代之以「完贓不準減等」的新例。不管你家裡多有錢，貪污白銀只要滿了一千兩即判處斬首，絕不寬貸。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懲貪力度上了一個極大的台階，使無數貪官人頭落地，家破人亡。凡貪污或索受賄案件，承辦大員一旦查有實據，立即請旨將犯官革職、查抄，籍沒家產異常迅速、嚴密而徹底，貪官污吏的下場不僅身首異處，而且家產無論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在中國歷史上，懲貪之嚴厲者，除朱元璋外，乾隆可排第二名。

除了立法上做到的這兩點外，乾隆在執法上，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廣布耳目，充分監察大臣們的一舉一動。對同一個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聽偏信。這樣就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比如乾隆十一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撫開泰秘密考察湖廣總督鄂彌達的官品操守，開泰回稟說，鄂氏年老體衰，不過尚能正常辦公。其家人聞有收受門包之事，不過數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後批示，鄂氏的問題不僅如此，你反映的並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彌達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屬員，亦間有收受禮物者，操兵全不閱看……」通過這種方式，所有高級官員時刻感覺自己處於四周同僚的監察之中，時時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謹慎。

二是不避皇親國戚。

慧賢皇貴妃是大學士高斌的女兒，雍正年間即成為寶親王的側福晉。乾隆登基後冊立為貴妃，乾隆十年去世後追晉為皇貴妃。她生前受寵程度僅在孝賢皇后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宮的后妃之一。

慧賢皇貴妃的親弟弟高恆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頗為順利，乾隆二十二年出任兩淮鹽政這個肥缺。然而此人操守不佳，就任不久，就大肆貪腐，總計「收受商人所繳銀兩至十三萬之多」。案發之後，皇帝毫不寬貸，以其「辜負聖恩，罪無可逭」，將這位小舅子立即處死。

不過畢竟是自己的至親，殺掉高恆之後，皇帝於心頗為不忍，對高恆的後人相當照顧。十年之後，高恆之子高朴得以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不料此人頗紹祖風，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開採玉石，轉往內地私賣，把錢裝入自己的腰包。事發之後，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朴「貪婪無忌，罔顧法紀，較其父高恆尤甚，不能念為慧賢皇貴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將高朴即於當地正法。

後世評論乾隆，幾乎一致肯定其懲貪執法之嚴。晚清薛福成說過：「高宗(乾隆)英明，執法未嘗不嚴。當時督撫如國泰、王直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之倫，贓款累累，屢興大獄。侵虧公帑，抄沒家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為他代所罕睹。」「高宗遣諸貪吏，身大辟，家籍沒，僇及子孫。凡所連染，窮治不稍貸，可謂嚴矣！」

總結乾隆年間，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級軍政大員因侵貪或徇庇侵貪而正法，這是前代所罕見的，也是有清一代所僅見。據曹松林以《清實錄》和《清史稿》為據，統計所得：乾隆朝官員本人犯貪贓罪者有尚書和侍郎5人，皆降職或革職；將軍4人都處斬；總督5人被處死，6人降職或革職；巡撫10人被處決，7人革職或降職；布政使8人被處死，另1人革職；按察使2人被處決；學政2人判死刑；參贊大臣1人；辦事大臣1人；鹽政2人被處決。道府、州縣犯贓者太多，無法統計。（曹松林：《乾隆朝的貪污腐敗》）海外學者曾統計，整個乾隆朝較重大的彈劾案共計四千六百餘件，其中涉貪案就有五百八十九件，佔全部彈劾案的百分之十二強。（馬起華：《清高宗朝之彈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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