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論「柴窯」從千峰翠色,走向雨過天晴! 孫海芳 探索「柴窯」,需要一些勇氣。千百年來,這一千古之謎由於缺少詳實的記述和流傳有序的實物,一直成為探索者望而卻步卻步的雷區,使許多頗有建樹的古陶瓷專家和學者,不敢輕易染指。但隨著法門寺準確無誤記述的唐「秘色瓷」的出現和河南清涼寺汝窯窯址的考古發掘,使人們幾乎看到了破解這一千古之謎的曙光。探索「柴窯」又成了許多古陶瓷研究者和愛好者的共同課題。探索、破解中國古陶瓷鳴上最大的迷案,亦成為古陶瓷研究者的共同目標。以相互切磋、相互補充、去偽存真的科學態度,共同完成這一中國古陶瓷鳴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使命。 一、「柴窯」的基本定義 (一)、「柴窯」產於五代周世宗柴榮時期,即顯德元年至顯德六年之間(公無955年—959年)的六年間(極有可能產於顯德四年至顯德六年的三年之間。因此,地上、地下遺存極少)。 (二)、「柴窯」是五代周世宗時期,包括整個五代十國時期,能獨步瓷業最精美的青瓷。 (三)、「柴窯」胎體瑩薄,釉色鮮碧,工藝精美,是五代青瓷中最具藝術成就的代表作品。 (四)、「柴窯」是繼唐「秘色」以後,在釉色和器形上更具藝術特色,獨貢周室的貢瓷。尤其是釉的化學萬分,基本接近「汝官「。 (五)、「柴窯」是唐五代越窯「秘色」走向「汝窯」必然歷史過渡的青瓷貢器,具有「秘色」和「汝窯」共同藝術特徵,符合五代至北宋時期的統治者以及主流社會的審美情趣和藝術要求。 二、周世宗其人其事與「雨過天青」 周世宗,史稱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諱榮。生於唐天祜18年,即公元920年,幼年家境貧寒,由其姨夫郭威收為養子,改名郭榮(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鑒記述「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從小跟隨郭威,由於柴榮生性謹厚,辦事勤勉幹練,深得郭威喜歡,曉事後,即替郭威管理家業。郭威一生從戎,跟隨後漢嵩劉多年,公元947年劉嵩戰擄汴梁自立為帝,史稱後漢高祖。郭威更是後漢高祖劉嵩的得力戰將,年僅27歲的柴榮,也隨郭威南征北戰,並顯露出卓越才能。後被提升為「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公元949年,後漢隱帝劉承佑即位,此時的郭威,已是後漢軍中的實權人物,基本控制了後漢的軍政大權。至公元951年,後漢隱帝無能,「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郭威)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郭威)自皋門入宮,即位於榮元殿「(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90卷)。郭威稱帝後,」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司馬光資治通鑒第290卷)。因此將國號改為「後周」史稱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郭威稱帝的當年,即將柴榮提升不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太原郡候。在澶州柴榮為政清肅,盜不犯境,廣其街肆,增其廨宇,深得民心。文順三年,即公元953年,授開封尹,兼功德使,封為晉王。廣順四年二月,即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寢疾病故,宣柴榮「樞前即位」,這樣年僅34歲的柴榮,成為五代後周的第二個君皇,史稱,世宗睿武孝文皇帝。 柴榮即位後,一心圖治,決心實現做一個英主的宏圖大志,當年將年號改為顯德元年,並外拓疆土,使後周迅速成為五代十國中的威猛之國。即位當年,世宗即西征太原北漢,擊敗北漢劉旻,取其州土,填定了後周威猛之基石,至顯德六年,世宗從北漢、南唐等國年拓展的疆土和州縣,有一百十八州之多。使後周成為當時五代十國中,州縣最多,疆土最大(比南漢大一倍,比南唐大二位)的強盛之國。 周世宗不僅是一位驍勇善戰,睿智多謀的五代霸主,更是一位胸懷大志、勤奮理政、雄才韜略的英主,他在馳騁疆場,拓疆擴州的同時,十分注重政權建設。頒詔設貢舉、定《刑統》、建稅課、立鹽法、監鑄錢、廢寺役、制禮樂。尤其是禮樂,周世宗把他看作是一種國家威嚴的象徵,是一種威儀,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教化。過去不少學者認為,周世宗身為一代英主,不會勞民傷財去燒造御用之器。從周世宗要實現宏圖大業,建立後周大朝延的戰略思想看,燒造御用器是必然的,是一種大朝延威儀的需要,並不是享樂的需要。這一點可從宋司馬光所著的《資治通鑒》和宋薛居正所著錄的《舊五代史》中,得到例證。顯德四年,九月,中書舍人竇儼上疏清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鐘律,作《大周正樂》(司馬光資治通鑒293卷)。 顯德五年「十一月,…從(竇)儼之奏也,辛亥,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即儀仗、衛隊,如『大周通禮』所規定的模式。)(宋薛居正《舊五代史》118卷);「古之五者,理定製禮,功成作樂,所以昭事天地,統和人神,歷代已來,舊章斯在,……顯德五年冬,……世宗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又命樞密使王朴,考正其聲,……世宗善之,申命百官議而行之「(舊五代史114卷);薛居正還在《舊五代史》中記述:「世宗覽奏,善之。乃下詔曰:『禮樂之重,國家所先。所朝以來,雅音廢墜,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討尋舊典,撰集拳聲,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世,……』」可見周世宗對禮樂的認識,完全出於建後周大朝延,殿宏圖大業的考慮,如果認為制禮樂,燒御器,是周世宗貪圖享樂之作,那就缺乏對周世宗這位英主的全面考研。從周世宗這些意識形態的實踐中可以肯定,周世宗對御用瓷器,必然會有所要求,「柴窯」的產生是肯定的。這是周世宗為實現宏圖大業,建立強盛的後周五朝,經過深思熟慮後所形成的建國思想體系,在具體行動上的必然反映。 「御瓷雖小,威儀事大」這正是周世宗燒「御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在周世宗即位後的六年中,我們還可以從宋代史料記載中了解到,周世宗,崇尚天神,「顯德二年,……命(王)朴考而正之,朴奉詔歲余,撰成《欽天曆》十五卷,上之。」「世宗覽之,產為制序,仍付司天監行用。」(《舊五代史》140卷)顯德四年,夏四月,禮官博士等詔,議祭器,祭玉制度以聞。」(《舊五代史》143卷)顯德三年「冬十月丙辰,賜京城內新修四寺額,以天清、天壽、顯靜、顯寧為名」(《舊五代史》117卷)從這些周世宗的思想活動中,可以看出,周世宗從崇尚天神,宇宙到御用器追求「雨過天青」的鮮碧之色,有著必然的聯繫,要是說,唐朝君主所喜愛的是「千峰翠色」的青山綠水之大地,而後周君王則更崇尚「雨過天青」的蒼穹之美和無垠天際。這包容著周世宗更遠大的志向和建立強盛帝國的意願。可見,明謝肇制在《五雜俎》中所記述的「御批支『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的記載是可信的,這也是周世宗的思想意識在燒造御器中的反映。總之一句話,燒造『雨過天青』的御用瓷,是建立強盛的後周大朝延的需要,是周世宗整個建立大周王朝思路中的一個環節。 三、歷史記載的真偽考析 對「柴窯」史料記載不少,但內容單一,有的更是抄襲之作,毫無新意,有的添述,使「柴窯」更加雲墜霧裡南轅北轍。如對史料記述,不加認真、科學地考析勢必鬧出按圖索驥的笑話。只有對這些記述加以認真的分析、考究,去偽存真,才能對今天我們去科學地認識「柴窯」有所幫助。 「柴窯」史料,最早見於明早期,天順本(公元1328年)曹昭的《格古要論》,距周世宗王朝361年,《格古要論》記述「柴窯出北地,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故謂之柴窯,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多足粗黃土,近世少見。」在這裡曹昭真正對歷史的貢獻是在於開史記述了即將被人們淡忘的「柴窯」。引起了此後至今近600餘年人們對柴窯的探究。但要注意的是曹昭並不是一個陶瓷學者,對「柴窯」的記述,除缺乏前人史料之外,只從作為一個歷史學者的角度,將傳說與人們對柴窯的轉述,並記於史,不能不有所偏失。其「柴窯出北地」只能來源於傳說。史料肯定無法考證,事實可靠性就不高。其「多足粗黃土」誤將器足的粘附物,混記於「行話」「胎足」之上,造成記述上的自相矛盾。倒是其「近世少見」這一記述,突出了「柴窯」的存在。「其意十分明確」不是沒有。而是少見。可見曹昭著書的時代,還能見到「柴窯」,只是少見,這對「柴窯」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同樣晚曹昭近百年的明宣德張應文,在著清秘藏》中記述「論窯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行矣。聞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此必親見,故論之如是其真。余向見殘器一片,製為絛環者,色光則同,但差厚耳。」在這裡張應文認同了柴窯的存在,但其時代已無法得到柴窯(整器),更重要的是,張應文在柴窯殘器與以前記述柴窯的比較中,除認同了「青如天,明如鏡,聲如馨」這三點外,唯獨發現,「柴窯」的殘片,不是「薄如紙」,而是「但差厚耳」。同時,明代的謝肇制在《五雜俎》中記述「陶瓷,柴窯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矣,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裝飾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在這個記述中,謝肇制以「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表明「柴窯」的存在。並進一步,根據柴器的殘片,記實「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從那種「青如天、明如鏡、聲如磬」形容性的記述轉向、記實性的記述。筆者認為「蓋色鮮碧,質復瑩薄」才是「柴窯」的真諦。可見,張應文與謝肇制對「柴窯」殘器的記述,基本一致。「質復瑩薄」與比「薄如紙,但差厚耳」的看法基本一致。縱觀明曹昭以後諸家對「柴窯」的記述。隨著時間的推移,「柴窯」也從「近世少見」到「柴不可得」,直至「余向見殘器一片」,最後連殘器不得復見。困此以後諸家的論述,除了照搬曹、張、謝三說外,均無新意,如明谷應泰的《博物要覽》、高廉的《燕宋清賞箋》和黃一正的《事物紺珠》、張謙德的《瓶花譜》、清代朱琰的《陶說》等等,都無法給後人以新的確鑿的考論。所以後人除了在上面的史論中探求外,要揭示「柴窯」的歷史面目,最根本的只能從發現「柴窯」實物這一根基入手,結合史實,找出一種「蓋色鮮碧,而質復瑩薄」的五代極品貢瓷。在這裡,筆者認為「薄如紙」,肯定不是「柴窯」的基本牲,一是世宗無此要求,二是器物的厚薄,當適合藝術的需要,並非越薄越好,而是要厚薄恰到好處,符合人們的審美情越,尤其是貢瓷,瑩薄或比較薄為上乘,太薄反而不好,「汝官」之厚薄就是例證。「柴窯」胎壁之厚薄應與「汝官」類同,「瑩薄」而不失穩重。
四、吳越錢氏與周世寬敞的淵源 錢氏吳越,從公元907年錢戮起,至太平興國三年取消國號,近70餘年的時期里,依靠軟性外交和依附強國兩大法寶,賴以生存成,時而也經營得光彩奪目。在公元947年後漢高祖時期,吳越錢佐、錢宗、錢叔三代吳越國王,都與同侍於後漢高祖的郭威、柴榮有著密切的關係,當時的郭威已是後漢軍政的主要將領。吳越王錢宗也是後漢東南面兵馬都大元帥{乾佑二年春(公元949年)——三月,漢敕授王東南面兵馬大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欽定四庫一書,卷八十)}。到公元951年,郭威接後漢李太后之詔,入宮稱帝。當年三月,稱帝後的郭威,以後周太祖皇帝,加封錢叔為「諸家兵馬都元帥」。廣順二年(公元954年)春二月,又授錢叔為「天下兵馬元帥」(欽定四庫全書)廣順三年三月,周太祖又授錢叔為「鎮東大將軍」。顯德元年,周世宗柴榮即位後,當年七月,周世宗遣使加授錢叔為「天下兵馬都大元帥」。顯德二年十二月,吳越王錢叔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周世宗,周世宗口諭調吳越國兵馬「會擊金陵」,顯德三年正月,周世宗東征,詔吳越王錢叔分水、陸兩路。隨世宗東征,會擊淮南。先後攻克常州、宣州。從史料的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後漢起,吳越王已經歸附後漢及周太祖郭威,周世宗即位後,吳越王為周世宗宏圖大業的實現征戰南北立下了汗馬功勞,為後周王朝的強盛,作出了貢獻,同周世宗時期關係最為密切的附屬國。當顯德三年冬,周世宗過生辰「天清節」和「天清寺」落成典禮時,吳越王錢叔又貢周「白金五千兩、綾一萬匹,又進天清節金花銀器一千五百兩。」(宋《嘉泰會稽志》)這時周世宗大業初定,又逢生辰,並獨創將生辰取名為「天清節」,造寺院,賜名為「天清寺」,出於後周王朝威儀之需,極有可能,就在這次看到吳越王所貢禮單上的「秘色瓷」和請求御批的請示,引出周世宗「雨過天晴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的御批,造就了中國古陶瓷史上一代天驕的「柴窯」。從周世宗時期的貢器交往看,這個「御批」也只能是准對吳越國所貢「秘色」瓷的「御批」,別無其他選擇。此後顯德五年四月,吳越王貢周世宗,「綾娟各兩萬匹,白金一萬兩。」七月又貢周「白金五千兩,絹二萬匹,細衣緞二千連。」八月又貢周「白金五千兩,絹一萬匹」。《四庫全書》 顯德五年,四月、七月、十一月和顯德六年六月,吳越王錢叔先後四次進貢周世宗,在這四次的進奉中,除金、銀絹緞外,應有周世宗欽點的「雨過天青雲破處」的貢瓷,且深得周世宗歡心,於是周世宗在顯德六年六月癸末,「賜兩浙(錢叔)進奉使吳延福,錢三千貫、絹五千疋、銀器三十兩」(宋薛居正《舊五代史》119卷)。賜進奉使以厚禮,足見當時周世宗對吳越王所進奉貢器的高度滿意。而這個「高度滿意」不可能來自金銀綢緞,極有可能,吳越王這次的進奉,燒成了周世宗欽定的「雨過天青」的御用瓷器,圓了周世宗之夢。陶瓷界泰斗陳萬里先生曾在《中國青瓷史略》中寫道「周世宗在位僅有六年,這六年是群雄割據,逐鹿中原的混戰時期,在鄭州創建御窯是大成問題。所謂柴窯,『雨過天青』是錢氏稱霸東南時,在越州所燒造的看法,顯然是可能的。」由於當時陳老未曾見到越窯中「蓋色鮮碧,質復瑩薄」,可稱作「柴窯」的實物,哪怕是殘器、殘片,陳老也會斷然深究,揭示謎安,這種歷史的遺憾才使我輩有幸,能參議「柴窯」,並賞讀於案幾。可謂盛世之福。 五、「秘色瓷」與「柴窯」 任何事物的出現,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只有當中國的陶瓷業經過唐「秘色瓷」進入一更高的發展時期,才會誕生藝術成就極高的「柴窯」,要是在兩晉南北朝,哪怕千百個周世宗,也呼喚不出「蓋色鮮碧,質復瑩薄」的「柴窯」,所以只有把「柴窯」重新放回到他發展的基礎和發展的方向,這個時空中去研討,才能揭示出正確的定論。從「千峰翠色」到「雨過天青」直至北宋「汝官」的誕生是中國古陶瓷史上一段輝煌而燦爛的歷史。從這一段中國陶瓷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唐到宋,「重色」是主要的藝術追求。無論是君主帝皇、還是達官顯貴、文人雅士,無一例外。「重色」也不光是唐五代時期對「御瓷」的審美觀,不管多少年,多少代都將不會改變。因此,簡單地講,這條發展歷史的紋脈,就是「秘色」—「柴窯」—「汝官」。這是一段相互依存,逐步提高的發展史,其藝術牲是和諧、統一的,藝術成就一浪高於一浪,形成階梯式發展。如果我們現在把一個還不能與唐五代「秘色瓷」相比的瓷種,稱作是「柴窯」,只能說是對陶瓷史的不敬的嘲弄。「柴窯」也就不再是我們陶瓷史上的明珠了。 葉吉民和葉佩蘭先生,在2002年版《汝窯聚珍》一書中,在論述「汝窯青瓷的胎釉和工藝牲及其與各窯的關係」時指出「北宋以前的浙江諸窯生產的青瓷,釉中硅的含量最低,約為55%—63%。根據目前化驗的結果看來,北方青瓷中只有汝窯(天青釉)與封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釉的含硅量最低,屬高鋁低硅釉。它們與北方多數的高硅低鋁釉截然不同,而和南方的越窯為代表的青瓷釉比較接近。由此可見,汝窯典型的天青釉同越窯青瓷的關係相當密切,可能是當時曾有過制瓷技術上的溝通。例如越窯精品中也有裹足支燒的工藝特徵。對其五代製品釉中氣泡頒狀態,筆者曾用30倍放大鏡仔細觀察。同樣存在」寥如晨星「的現象。至於這兩處名窯,歷史上先後曾作為『官窯』性質而深受皇家寵愛,更是不可言喻的。尤其是汝窯地近汴京得天獨厚,可以說是在越窯青瓷基礎上進一步的提高和發展,這不僅在今後的科學數據中足以說明,而且對徐兢所謂「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一語的理解,似又增添一新的科學論據。」 講到這裡,有必要對「柴窯」一詞的同來,作一些探討。在周世宗時期,吳越王按世宗御批所燒制的御器,只能仍以「秘色瓷」的名稱奉貢,只是這一種特殊的秘色中的秘色,獨供周朝王室。所以直到北宋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北宋王朝派殿前承旨趙仁濟,要監理的仍是「越州窯務」,而不是別的其他窯務。顯而易見,從唐中期產生秘色瓷以後,直到北宋中期「汝官」的出現,「御瓷」就是秘色瓷。要到人們發現周世宗所「御用」的「秘色」與眾不同,「蓋色鮮碧,而質復瑩薄,」才使後人追溯到周世宗的御批,而冠之以「柴窯」之名。才有北宋宣和年間的徐兢,作出「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關」的評述。很顯然,北宋的徐兢除最接近五代時期以外,還對陶瓷也頗有研究,說明那時仍沒有分「秘色」和「柴窯」,這更說明「柴窯」就是秘色,而且質量已與汝州新瓷器的「汝窯」相類,但仍稱作「秘色瓷」。從徐兢的記述中,可以肯定,徐兢所說的「秘色」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柴窯」。否則,徐兢的記述就會變成「××古柴窯,汝州新窯器」了。因此「柴窯」之名應是在五代消亡的若干年以後,人們在發現了周世宗所御用秘色的特別之處,根據周世宗的御批才冠名為「柴窯」。這也是史料中缺少「柴窯」官記資料的原因之一。 同時,周世宗時期,「御瓷」雖經周世宗欽點,但把這種「御瓷」直呼為「柴窯」的可能性極小,從周世宗對禮儀極為嚴格這一點看,極不可能允許把「御瓷」稱為「柴窯」,按一般的常理講,對器物的定名,一是設計者,二是製造者,這裡周世宗就是設計得,只定「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並沒有給「御瓷」定名,而作為製造者的吳越王錢叔,沒有世宗的「御批」,何敢擅起名稱,直呼「柴窯」,只能繼續作「秘色」進貢。這是世宗在世時,沒有確定「御瓷」名稱的根本原因,也是後人在發現世宗御用的特殊「秘色」時,冠名為「柴窯」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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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發表於 2012-6-26 16:11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後由 方蘋果 於 2012-6-26 16:12 編輯 我們肯定了「柴窯」為五代的越窯「官窯」產品,從歷史意義上講,也平反了「五大名窯無秘色的」的「冤案」,過去我們在對古陶瓷的排列中,要麼是「柴、汝、官、哥、定」,要麼是「汝、官、哥、均、定」。都看不到「秘色」的蹤影,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從事實看不要說五代,就是唐宋的秘色瓷貢器,其質量和藝術成就,都在定窯以上,但卻排不上座位,難道是我們兩宋的陶瓷研究者,忘記或忽視了「越窯」和「秘色」這一中華民族、乃至全世界的「瓷母」的存在?現在我們明白了「柴窯」就是越窯五代的「官窯」,這個不是「冤案」的「冤案」也就隨之平反昭雪了。其實,「柴窯」是越窯「秘色」,明代的謝肇制指出,「陶瓷,柴窯最古」,這句話中,包含著兩個概念,一是「柴窯」是中國古代陶瓷中最古、最具悠久歷史的瓷種;二是作為貢瓷的「柴、汝、官、哥、定」中,以「柴」最古。在這兩個概念中,非常明了,「柴窯」只能是屬於「越窯」,其他任何窯口都無法替代。 六、五代越窯「秘色瓷」新品種的發現 我從事越窯青瓷收藏二十餘年,從一九八三起,過目欣賞過各品種的越窯和其他古陶瓷有三、五萬件之多,從中挑選了近二千件越窯予以收藏,在一九九七年冬,本人發現一件五代時期海棠形高足耳杯(殘缺一小口)的釉色,特別嬌嫩鮮碧,形制精緻,釉質完全好於同時期的越窯「秘色」,可與「汝窯」媲美。由於當時對「柴窯」「薄如紙、明如鏡、青如天、聲如磐」觀念很深,根本沒有往「柴窯」上想,只是想到「汝窯」的形成與「越窯」一定有某種特別的聯繫。困此近十年來,非常注重這一種有特殊性質的越窯包括殘年的發現與收藏,但實在非常稀少。到目前止,只收到四件,其中三件有殘。另外發現錦綸藝術館一件小盞,屬同一窯口,其餘連殘片都沒有看到,包括杭州市出土的殘片。可以肯定現存在公私博物館和藏家手上的這一類越窯不會超過二、三十件。隨著對這一種窯口的不斷研賞,深入分析,越加覺得這一種五代時期稱之秘色,又勝於秘色的瓷種,就是我們苦苦尋找的「柴窯」。真正是一種「蓋色鮮碧,而質復瑩薄」古瓷極品。在這裡要再重析一下,關於「柴窯」蓋色「鮮碧」記述的含義。鮮:即嬌嫩、鮮艷、嬌翠欲滴;碧:即青綠、碧綠之意。近四年來,本人無數次觀察過「雨過天晴雲破」後天空出現的色彩,就是一種可用「鮮碧」來記述的顏色。鮮綠中帶青,從濃到淡,尤其是夏秋兩季的雨後,以藍天白云為背景的這種顏色尤為明顯,極為艷麗。真正感嘆,我們古代的君主,周世宗能在日理萬機之暇,仔細地觀察天體,竟然想到用這種「雨過天青雲破處」鮮碧而玄妙的色彩來燒造御瓷,不能不使人由衷敬佩,真不愧為一代英主。直到北宋早期和中期,「汝窯」和「汝官」的出現,就是柴窯發展的必然結果。 由於實物不多,也沒有同樣的殘片,供作科學的檢測,但可以肯定這種青瓷,也是一種高鋁低硅釉,更與「汝官」相接近。在這裡,對這種器物優美的型制已無需多加論述,在五代晚期已屬頂級的品種。但她的釉料,已使我們看到,遠遠好於同期的「秘色」。同時也基本可以肯定,這一種越窯「秘色」中的「秘色」,在釉中已經使用了瑪瑙,開了陶瓷中使用瑪瑙的先河,這一工藝的成功,才使吳越王得以完成周世宗「雨過天青雲破處」「柴窯」的燒造成功。同時也為「汝官」的形成、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其實對越窯的考古發掘,還有一處十分重要的窯址,並沒有引起政府和考古界的足夠重視,這就是目前,浙江上虞市的「窯寺前」窯址。 上虞市窯寺前窯址,早在南宋,由著名詩人陸遊作序,成書於南宋嘉泰元年(公元1201)的《嘉泰會稽志》中記述:「廣教院在縣西四十里,開寶四年(公元971年)有僧築庵山下。鎮國軍節度使事治因建為寺,易名保安。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賜今額,國初當置官窯三十六所,於此有官院址尚存。「再從《萬曆志·廣教寺條》所論:「廣教寺,在縣西南三十里,昔置官窯三十六所,有官院址。宋開寶辛末(公元971年)有僧築庵山下,為陶人所禱。吳越領華州節?錢惟治創建為寺,名保安。治平丙午(公元1066年)改為今額,俗仍呼窯寺。」這兩次記述,尤其是由南宋陸遊所序的《嘉泰會稽志》可信度已得廣大史學者的肯定。《嘉泰會稽志》是由陸遊組織當時相關地域的官員和退位官員及學者,包括龍圖閣沈作賓、通判府放宿、瑞安撫司李兼、韓茂卿、會稽郡士馮景中、陸子慮等幾十人用十餘年時間的考證,所撰成的紀實史料。因此,上於市窯寺前官窯是肯定存在的。她存在的時間,正好是五代吳截止國的中晚期,直到北宋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撤銷吳越國號,歸順宋朝為止。如記實中「國初,當置官窯三十六年」,這裡所指的「國初」,即是宋太祖趙匡胤的建國初期,也就是公元960年,而這時的會稽上於等地,還在吳越國的統治之下,這個三十六所官窯,就是吳越國在五代中的中晚期所設立的專門燒造「秘色」貢瓷的吳越國「官窯」。這裡所指的「官院故址尚存」也是指吳越國在歸順大宋前,曾在這裡設監理窯務的「官院」,因此,在大宋興國七年(公元982年)。也就是吳越歸順大宋的第四年,宋皇朝派殿前承旨趙仁濟,接管監理越州的窯務。從這些史料的記實中,我們可以肯定,吳越王錢叔,就是用在上於窯寺前所建的吳越國「官窯」來完成燒制,周世宗所欽定的「雨過天晴雲破處」的「柴窯」,而且專貢世宗柴榮「御用」。難怪明萬曆的徐應秋在《玉芝堂淡薈》中指出:「越窯,至吳越有國時愈精,臣庶不得用,謂之秘色,即謂柴窯也。」由於這種「柴窯」燒制的成本肯定遠遠高於其他「秘色瓷」(技術不十分成熟,正品率肯定很低),所以在世宗故世後,即停燒。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吳越王錢叔,對在周世宗屍骨未寒的顯德七年正月,就發動「陳橋兵變」而稱帝的原後周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的不滿,有意停燒已燒製成功的「柴窯」,以示不滿。有理由相信,吳越王錢叔與周世宗深厚的情感,會導致吳越王錢叔有此舉動,直接導致了「柴窯」的十分稀少,被後人視為「古瓷奇珍」。筆者深信,隨著上於市「窯寺前」窯址的考古發掘,「柴窯」包括越窯「秘色瓷」中,許多還未清晰的問題,都將會大白於天下。 目前,我們急需要努力的是,盡量多收集多發現一些同類的器物和殘片。儘快對這一種瓷種,作科學的檢測,提供更硬更精確的科學證據。初論中許多問題還未按學術要求加以論述,盼得到師友的指正和指導,以度共同推動民間對古陶瓷這一燦爛文化的研討,宏揚我們的民族文化。 二OO六年五月十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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