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機如何泄露：中國占卜的江湖與道義｜文化縱橫

? 李耕 / 中國社科院民族所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占卜雖然在近代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愚昧迷信，但在現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卻始終頑固存在。本文作者認為，占卜除了對事實的判斷外，還有大量的道德判定和道德說教。其道德話語不但是傳統宇宙觀、思維方式和知識社會學的顯現，也是占卜師在實踐中自然生髮的自我保護和草根職業倫理。道德話語不僅對占卜起到了合理化的功能，也重塑著占卜者與顧客的倫理自我。占卜為現代性的個體倫理提供了替代性的卻又不全然顛覆的解釋方案，這或許是占卜在現代社會流行的一個緣由。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占卜是中國人精神世界中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它以陰陽五行為公理，涵蓋算命、風水、相術、起名、測字等多種推斷未知、預測未來的技術方法，起轉婚喪嫁娶等人生禮儀，見證世事人情。

近代以來占卜處在迷信愚昧等暗角，缺少合法地位，也不見容於主流，卻是中國文化中一直頑強存在的現象。筆者田野調查發現很多佔卜從業者的工作語言里經常出現道德說教的成份。預測運氣好壞，往往摻雜著勸導與教誨，其道德言語則擴展至社會關係，道德評斷以要求當事人履行社會角色為出發點。

人類學家已經意識到占卜語言里會有大量的道德話語和道德立場。占卜師不但告訴顧客發生了什麼、未來會發生什麼，他們也經常在諮詢中對顧客的言行做出公開的價值判斷。通過做出並公布價值判定，占卜師不但揭露未知，也把事實整合進一個連貫的意義體系里。換句話說，他們理解闡述當地世界，重建社會互惠。在缺少政治集約治理的社會，占卜師的社會整合作用尤其重要，占卜師甚至被維克多·特納比作部落道德的守衛者，失常社會關係的恢復者 。

然而當代中國的占卜與部落社會的占卜不同，中國的占卜在被廣泛實踐的同時又被污名化。社會地位尷尬的占卜自身需要從政治和道德上進行合理化，在公眾活動中策略性地謀求發展的空間。所以當人類學家指出占卜師的種種社會作用時，中國的占卜從業者或占卜師往往需要「自覺地」把這些分析呈現在公眾面前，積極地與孝道、報應、善緣等倫理話語靠攏，以提升自己職業的社會價值和公眾形像。另外，中國的占卜有豐富的文本積累和哲學體系支撐。借著近年文化民族主義的東風，占卜甚至依附「國學」登堂入室。從本土性特徵出發，中國占卜的研究有必要將占卜的文本和變動中的社會正當性納入視野。

下文將首先闡述占卜師在實務中面向顧客的道德話語以維護社會關係、履行社會角色義務為優先考量標準，接著文章從占卜文本產生的社會形態、占卜的思維模式、民間信仰、性別年齡、權力關係等方面分析了道德話語形成的條件，說明道德不僅是占卜實踐策略里的話語徵用，同時也是占卜行業的知識體系和宇宙觀里的有機組成部分，有其具體的生產機制。最後從占卜師作為實踐者的角度出發，揭示道德話語對於權力關係和其職業化的影響。

本文實證材料主要來自於2012-2013年在北方三線城市L市進行的田野調查。L市歷史上較貧困，近年工商業發展迅速，是新興的東部商貿城市。該市的占卜店面可見度高，遍布大街小巷。筆者在L市的社會關係網路也為調查提供了便利。主要調查方式為參與觀察和訪談。訪談對象涵蓋占卜從業者、占卜愛好者、占卜顧客等。此外在北京、廊坊、台北等地和網路上也收集有若干訪談資料。所有人名和地名均為化名。

▍道德話語的特徵

在L市最常見的一個占卜方法是六爻（銅錢卦），當地人稱占課。占課在L市區人氣最旺的一個門市，掛著城西「某某文化公司」的招牌。每日僅上午上門來諮詢的顧客就可達二三十人，來客常要排隊等候。該門市的主理人程老師，每日坐在辦公桌後面接待絡繹不絕的客人。其辦公工具只有一本萬年曆，一支筆，一個記錄本，三枚銅錢一口盅。作為諮詢類服務，程老師必須靠「說話」謀生。多數時候他面帶微笑，頗有耐心的跟來客解釋占卜結果，提供指導建議。門庭若市的緣由之一無疑是程老師樸實親和的待人及語言風格，所以他展露厲色的時候顯得不尋常。

筆者發現，程老師幾次對顧客發脾氣都是在和顧客爭辯「做人」的道理上，要求顧客遵守社會角色的要求，而非追求個人權益的伸張。例如，一位年輕女性前來占卜，在彙報自己家庭遇到不利情況時流露出對父母的不滿，抱怨不迭。程老師厲聲說道：「不能對老的這樣。俗話說『老的無過天無過』。等你到了他們的歲數，你也會跟他們一樣。告訴他們我占課的結果，過一個月情況就會變好。」在其他華人社會關於占卜的民族志文獻中，有類似現象：當涉及代際關係、夫妻關係，占卜師常要求顧客在對父母和配偶提要求之前反思自己。本土占卜的道德勸誡中有鮮明的社群主義色彩。這種觀點認為人在關係中達成自我，占卜師所倡導的解決之道也是儒釋道所推崇的內省自查。

對社會關係與社會角色的優先考量還體現於，當占卜結果會損傷社會關係時，有些占卜師不惜隱瞞或修改真實的占卜結果。例如，當代中國社會離婚率攀升，夫妻關係的諮詢成為常見占卜動機。我訪問的很多佔卜師本著「勸合不勸離」的原則來適當表達占卜結果。他們不鼓勵個人以解除婚約來追求個人幸福，如果占卜結果顯示兩人不合適在一起，也只是提醒顧客注意，避免直言相告。例如，L市的陸老師認為，「對於想離婚的人，不能拆散他們的婚姻。為孩子著想，為整個家庭著想。單親家庭的孩子總是缺少關愛。」一些占卜師也憂慮拆婚、占算胎兒性別後人工流產會讓自己遭報應，關於報應後文會有相應探討。

在占卜師的實務語言里，我們還發現夾雜著「修行」「因果」「報應」等佛教用語。相應的，L市的占卜門店裡，常見佛教造像，很多佔卜師自稱為佛教徒。歷史上僧侶階層也曾活躍於占卜，但實際上佛教主流思想並不鼓勵占卜，對「命運」有更為超越性的觀點。大量民間本土佛教的信眾不排斥占卜甚至可謂占卜常客。

L市的女占卜師趙老師就是一位積極的本土佛教徒。她的占卜諮詢店面里垛有大量的佛經善書等由她和其他信眾集資印刷分發。採訪趙老師時，她正籌劃在老家建一個佛堂。趙老師宣稱，「研究易經的人，必須和佛學結合在一起，學會怎樣度人，善待人生。」她在訪談中喜歡提及她「度人」的案例：「前兩天指點了一個物流的人，帶著錢要潛逃。我測卦跟他說，你最近要犯案子。卦象是小鬼偷錢。他一聽就緊張了。我說你不能用金錢擺平，抓緊借錢還上。男子漢大丈夫要有擔當。萬法皆空。因果不空。一切都是因果的事。說了這個道理能讓很多人覺悟，以善為本。」趙老師在占卜實務中認識到很多顧客的問題出在「心」上，並相信最根本的解決辦法是「進行佛學改造。好的心態有了，環境就變化了。相有心生，命有心造。」她常援引《了凡四訓》里信佛行善而改變命數的故事來宣傳佛教。比如她勸解一位前來諮詢婚姻問題的婦女去看《了凡四訓》的講座碟片，去修佛。這個婦女後來告訴筆者自己「很感激趙姐的幫助」，修佛之後心態改善。

上述特徵受到占卜的文本、實踐基礎、實踐者條件以及社會心理的影響，下文將逐一解釋。

▍道德話語的條件

本土占卜體系有悠久的知識傳承，閱讀古今占卜技術的教程手冊，學習世代傳承的口訣等是從業的必要訓練（盲人和靈媒除外）。這個文本知識體系里對「是非好歹」的判定，除了富裕、有權勢等世俗標準外，深深被前現代社會的倫理綱常所浸潤。因為占卜的主要經典都由前現代社會文人士子所寫就。他們的思考必定受到時代、階層、知識儲備的制約。傳統社會行為規範，彌散在占卜知識技術體系的判定標準、符號關係、推理原則等各個環節和細節。這套實用性的知識不單在教授技法，也制約著占卜師的「社會學想像力」。

首先，對「好命」的價值評判預設了占卜的前提，對「好命」的「關係式」定義貫穿於推理過程。好命以權勢及錢財為世俗取向，受到古代社會重視知識分子官僚，輕視商人的傳統影響，好命又首推貴命，以文人常有的「清」命的「格局」為貴，富人的格局雖好卻不「貴」，而且屬於渾濁的格局。再以女命為例，本土占卜里往往以在家庭關係中有助夫榮子貴作為女命里「好命」的標準，這樣的女命必然以相對的「弱」為佳境。獨立、自強等特徵在女命的八字占卜里常常被當做負面的表現而加以提示。再看技術細節，占卜的邏輯推演常被總結成是「生克制化」的學問，某一個屬性若強烈得有另一股力量來制服，各股勢力之間達到陰陽五行平衡，「格局」理順了方是好命。

台灣人類學家李亦園特別指出對「致中和」的追求，是古典精英傳統和命運占卜等民間日常實踐的共通點。他總結說，「中國算命的基礎原理是追求個人時間與自然空間的合理配合」。具體來說，流年與個人命局衝突，平衡被破壞，構成時運不濟；空間關係和諧則是所謂好風水；人體不平衡就是中醫的病。和諧的社會關係是儒家倫理的至高追求，也是個人世俗生活的最高目標。在這種宇宙觀浸潤下生活的占卜師在追索「好命」的答案時特別注重顧客社會關係的維繫與制衡。

其次，占卜技法里的符號關係是前現代社會家庭和社會倫理關係的類比象徵。這個觀點受惠於董向慧關於命理學的社會學專著。下面引用的命理學古典文獻和說明多來自這本書。以八字為例，八字占卜術里把人的出生時間信息按照年月日時四個柱子排列，日柱的日干與其他各柱干支的關係有十種：比肩、劫財、傷官、食神、正財、偏財、正官、七殺、正印、偏印。這十個表示關係的專有名詞就稱為「十神」。十神和一個人的親屬及其他社會關係都有對應關係。

例如，「比肩」和「劫財」在社會關係上就代表：兄弟姐妹、同事、同學、朋友，或有合作、競爭、分歧、承擔等意向的人。又如，正官代表男命的女兒、女命的丈夫，不論男女，「正官」也象徵管轄這個人的官府；總之每個十神跟日常生活里個人的親屬層和社交層等都有對應。董向慧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八字的五行生剋制化關係與現實生活中的倫常之間的彼此呼應：

在六親關係圖中，正財（妻子）與正印（母親）雖然都為「吉」，但正財是克正印的。這個時候，七殺（兒子）就有用武之地了。當正財克正印的時候，如果七殺[兒子]出現，正財[妻子]就會去生七殺[兒子]，七殺轉而去生正印[母親]，如此一來，正財[妻子]和正印[母親]的矛盾通過七殺[兒子]就環節了。如果將這一五行生剋轉化為家庭關係，其含義就是：媳婦和婆婆是一對「天敵」，而日主（算命當事人）的兒子，即日主之母的孫子是緩解兩者矛盾的「解藥」。七殺雖然為凶，但沒有七殺，正財和正印就始終處於矛盾中。也就是說，兒子雖然對男人意味著沉重的經濟壓力，但沒有兒子，家庭中的婆媳關係就不會牢固。

家庭倫理生活里婆婆和媳婦之間的張力成為八字占卜術里邏輯關係的具象化。再比如「君為臣綱」作為推理的模型：「歲傷日干，有禍必輕；日犯歲君，災殃必重——若太歲克日干，謂為父怒子，其情可恕。日克歲君，如子恕父，罪不可赦也。」流年對日干，類比於父對子、君對臣的等級關係，前者克後者，雖然對命主不利，卻是理所應當的制裁，沒有大礙。反過來，如果日干克流年，那麼因為以下犯上，斷命主有劫難。

人倫、人事向占卜技法的滲透，也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再以八字為例，宋代之前，祿命好壞很少涉及人事，宋代徐子平將五行生剋類象於家庭社會關係，完善了八字技法，也大大普及了八字。《三命通會·卷五·論古人立印食官財名義》這樣總結到徐子平的八字體系，「……其理與人事無二，學者明於人事，斯可以言造化矣。」總之，占卜師的想像力被傳統知識文本滋養，也被這些文本里的社會隱喻支配，前現代社會的一些社會規範傳統在本土占卜師對顧客的判定中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從而，孝順、女德等傳統倫理色彩濃厚的說教會頻繁出現在當代占卜語言里。

目前使用本土知識體系的占卜技術的占卜師多數是中年男性。他們比年輕人更熟悉傳統道德準則，也更傾向於從說教的角度來闡述自己的觀點。相應的，在一些更年輕的占卜從業者中，為適應顧客變動的心理需要，更為強調個體自我滿足和自我實現的達成，其閱讀範圍也常擴展到個體心理學、心靈成長，以求捕捉顧客尤其城市中產女性當下的心理偏好。

此外，將德行與顧客的命運、占卜師的境遇結合有著深厚的民間信仰的支撐。一個調查顯示超過77%的城市居民相信因果報應，人們做好事將來會有好的回報。人們一邊需要占卜揭示預先被安排好的命運，一邊又寄希望於以修行來改變命運的方案。相應的，占卜師也會通過「命已定、運可改」、趨吉避凶等原則，「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樣的觀念，附加風水、改名之類的技術手段來應對顧客改變命運的需求。因果報應、積善改命等源自宗教的觀念在民間已經有了深厚的影響，構成占卜師和顧客之間溝通的共同語言。

圍繞占卜從業者，還有一套建基於「平衡對沖」的是非觀在起作用：民間常見一種說法，占卜算命，尤其靠此謀財，做了泄露「天機」的事情，從業者要遭受老天爺的懲罰，所以很多算命的是傷殘人士。這個說法對占卜師構成一種斧正自己行為以及開展道德說教的動力。例如在一個為寫字樓辦公間做風水勘探的現場，風水師小孫這樣向人們解釋他的風水業務與自己佛教信仰的關係，「風水一般不能隨便做。最重要的是德，才能出來做。如果水平不夠，要承擔很多因果。我給你催財，需要背負因果。但是我會勸善，修行，把業排出去。」

德性也是準確占卜的前提，早在春秋時期就散佈於孔子言論和歷史記載中。一個占卜愛好者曾這樣說明她對當代占卜行業的理解，道德修養、積德行善是最重要的事情。一個人能通過做好事改變命運。所以再高明的從業者也無法完全精準地預測你的命運。另一方面，一個算命先生只追求名利，他就會迷失。一個迷失的人只能產生偏見邪見。真正的大師一般人接觸不到。他要麼裝成一個普通人，或者被精英名流圍繞。現在多數算命的都太商業化了。

在這位愛好者看來，一個「真正的」占卜師，應該是私生活里也有崇高操守的人，受貪婪、商業利益驅動的占卜師不配也不能做準確預測。墮落的占卜業態是當代社會商業化的一個產物，商業氣息的唯利是圖污染了古老高尚的知識，洞察事實真相的能力會被道德修養所左右。另一位專研命理的當代作者陸致極總結到，即便是追求客觀規律的命理學，也受制於傳統思維「主體情和意的主導」的特徵，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難以皆然分開。換個角度看，在處理實際技術和倫理的關係時，華人文化圈向來有以道馭術的傳統。二者在道德化的文化環境里是互為前提的關係：「術」不僅載「道」，「道」還可以是「術」能否有效的前提。總之，占卜的社會功能如道德訓示、社區整合、秩序恢復，脫離不了用占卜實踐者的本土世界觀來闡釋。

▍道德話語的影響

大量的道德話語不僅存在於純粹的占卜對話中，也充斥在顧客與占卜師的閑談里。在一般占卜情景中，一些談話內容已經自動溢出占卜的業務內容進入到私人交流空間。顧客開始以被占卜的問題出發，將自己生活中更多的麻煩或不愉快傾訴給占卜師。後者不可避免地進入一個傾聽者和建議者的角色。

這裡占卜師以一個陌生人或熟人的身份與顧客談論彼此的事情，例如L市城西開占卜門店的劉老師說，「很多人就喜歡來我這拉呱（方言意為聊天），說每次說完了都感到很透亮實在。」一些占卜師憑藉對命理、神秘玄學的知識，從業經歷所積攢的社會閱歷，以及個人修養風範，被顧客抬入輕則知己重則導師的地位。尤其一些占卜師喜談玄論佛，其涵養吸引了很多有類似愛好的回頭客，家中大小事宜都要來請益。下面案例里，占卜師老楊是個脫離了單位，在鄉下開中醫館的中年男人。市區的一對夫婦不但家中陽宅陰宅風水、佛教節日等都來請占卜師老楊斟酌，甚至其朋友夫妻關係鬧矛盾時，也叫朋友去找他們所推崇的老楊聊天，請其開導。下文是這對夫妻的公務員朋友老柯和占卜師老楊的對話記錄。

柯：年輕時我順從我老婆，後來成了她的話我必須服從。

楊：你要是這樣，你就違反了大道之理，物極必反。你太順著她了，那你是有意攀緣造成的。不如隨緣。

柯：她跟我結婚，孩子出生後我感覺很幸福，她就覺得不幸福。她說當時瞎眼了找我。

楊：當時瞎眼了也是你的命運所造。

柯：得正確引導她。什麼法都試過。

楊：她利用這個平衡她自己。一肚子不滿，就自己平衡。按照因果，她來這裡。你沒說實話。你也不可能承認這個事情。你從哪個事情上你沒有說實話。雖然沒有什麼，但是她也說不出來，她就別處找平衡。你就認為她有問題。你也檢查自己。

柯：我脾氣急。

楊：你懺悔阿。你做到了，因果就解除了。

柯：冤枉的難受。

楊：你背的因果，她給你消因果的。如意的多了，你沒修到那個程度，你修行不行。叫人修的好的，貪去了。你就得再回去。今生今世，你不改觀點你不得自由，就怕你不幹。

老柯在上述情境里一直在向同齡人老楊表達自己家庭生活中的不滿情緒。占卜師老楊顯然已將自我角色從同齡人成功地上升為「玄學家」，援引因果、修行等道理勸解老柯。事後老柯抱怨說「怎麼被他數落一頓」，這個抱怨背後的意思是老柯一個有更高社會地位的公務員卻被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同齡人教訓。但在具體的對談情景中我們發現老柯在老楊的談玄論佛面前找不到發難的突破口。

占卜者之所以能做出居高臨下的指點姿態，是因為在占卜諮詢的場景里，他們首先臨時佔據了一個知識技術專家權威的地位；再佔據道德高地，占卜者就不僅是知識和技術專家，也是道德權威。從而一個更飽滿的等級關係就在占卜者和顧客之間建立起來了。占卜師從出售日常實用技術的「師傅」，變成了交往日益稠密的心理諮詢師，甚至可以在一些忠實的顧客那裡上升到討論存在與人生意義的「導師」的高度。這個逐步升級的過程，可以看做是一種倫理自我的構成（ethical autopoiesis）。

另外，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事實與價值判斷合流，客觀上使得占卜在主流社會價值體系中合乎價值理性。這種言之鑿鑿的道德訊號能夠彌補沒有應驗的或模稜兩可的判斷。占卜實際上借用了道德和宗教領域的信用來佐助事實判斷，也調整著占卜對話雙方的權力關係。筆者在調查期間應親友要求為他們提供一些占卜服務時，發現自己也會不由自主地摻進一些講理和勸說，這些舉措，不僅是出於為對方福祉的考慮，也明顯能增加筆者自己在做判定時的信心——「我的判斷可能和事實判斷有誤，但講理肯定是不錯的，我在占卜中臨時獲得的權威地位得以維護」。通過在實然領域和應然領域之間來回往複，占卜圈定了自己的「真值」領地。

道德話語也影響著占卜的職業化。從表面上看占卜作為一個污名化的職業，需要儒佛等大傳統的道德法則和規勸行為來「裝點門楣」，提升職業的公共意義和社會地位。他們明確地強調自身職業對顧客日常生活的積極作用。在調查中，占卜師經常向筆者陳述自己以往的占卜案例，強調其諮詢改善了顧客的社會關係、拯救了婚姻、改造了問題青少年等等。顧客對於占卜的道德話語也有所覺察，認為「這些人（占卜師）起碼能勸善。」占卜師同時滿足了顧客的技術期待和社會期待，道德話語使得占卜師為本身職業找到了社會性的支撐點。

信佛的占卜師趙老師平時做占卜業務和談論佛教時都經常向人提及的一個談資是兒子考公務員的故事。下文來自採訪中她對這個故事的重述：

兒子23歲了，考的公務員。我們全家都有周易天賦。他3歲有一次盲人給算命。說他八字旺，兩個極端：要麼非常好要麼很差，混黑社會。算命先生說這孩子不願意學習，要好好教育，或許成大器，要不好好教育很難管教。我在人生過程中，默默關注我的孩子，注意孩子培養成一個正道上的人。他小時確實不想學習。五年制小升初確實考不上。從他大學開始我就開始用周易了。我兒子學習不好，考公務員更難。07年上大學我就開始用周易給他選學校專業，根據八字給他定位。最後給他選的公安。他學習不好，上專科。你走上社會幹什麼適合什麼很重要的。孩子一定要學刑偵，因我兒子「煞」比較旺。畢業後考公務員，選培訓班又根據五行八字報名。終於到了最後一關就是體測。我兒子體重超重30斤。所有的減肥方法都試過，就是不下來。抽脂也不行。你說我們怎麼做？那時離測試還有一個月，用盡了世上各種減肥方法，一直沒有降低，那時面試前還有半個月。最後離測試10天，兒子不吃不喝也沒有掉下來。我們就念地藏經，念經求菩薩。等到測試時，體重這項取消了，過關了！我非常感動。一想就掉眼淚。我就開始助印經書。每年七月二十九帶孩子去九華山，跟他說「你去把垃圾免費打掃一遍」。這麼做也是一種感恩吧。

在這段敘述中，趙老師作為母親對孩子成長的傾心關注，和對兒子公務員職業的驕傲構成兩條主線，其間穿插著對本人周易預測效果的宣傳。佛教神靈在實際生活中顯靈以及對奇蹟的感念則深深撼動了趙老師的精神世界。一些占卜愛好者曾向我指出佛教徒注重自身德行的印象有助於扭轉行業的負面社會形像，我們應該超越這種功能性的解釋——占卜師其實同時以佛教道德資源輔助建設職業倫理，在佛教信仰和占卜職業實踐兩者之間奔走著處理人我關係與職業認同。

趙老師對外界總是強調自己通過周易來傳播佛教，在網路日誌中她這樣總結其觀念和業務系統：「八字是人生行駛的一部車，名字是人生的行駛的道路，六爻是人生的導航儀，風水品德積善修行信仰是人生命運的轉折點。」趙老師將占卜作為工具、平台，將佛教作為法則道理，將修行比作改變命運路途的轉折點，是一種融合了占卜的命定論和佛教超越性的命造觀的民間實踐。依託於佛教，能祛除占卜算命「封建迷信」「坑蒙拐騙」的職業污名，更為自己的日常職業操作注入價值感。道德說教或宗教勸誡，使占卜師成為一個主動的去改變別人的道德主體甚至權威。

▍結論

本文通過描述占卜從業者的言說與行動，凸顯了實踐者解釋創造、裁製真實的能力，強調占卜從業者本身是一個倫理主體，不僅在扮演專家角色的互動中影響到了顧客的道德推演（moral reasoning），其倫理主體的達成也是一個過程性的存在。在本土世界觀與思維方式、占卜污名化地位、占卜師與顧客的博弈互動的交叉作用下，占卜也是占卜師和顧客作為道德主體的動態塑造，背後浮現出一個富貴與忠孝並重的命運觀念。占卜師不僅僅是命運這個封閉的必然性世界到混亂無序的生活世界之間的「擺渡人」，他們在闡釋命運時，從道德判斷的角度「雕刻」著自身以及顧客。

一些研究流露出對中國道德環境惡化的擔憂。閻雲翔認為中國正面臨社會信任的下降，慈繼偉將對享樂的追逐看作文化創傷的後果。閻雲翔進一步認為基於奮鬥個人的倫理來自對成功的焦慮。以富貴為好命特點的本土占卜之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趨勢，調查中占卜師普遍說求財諮詢近年大量增長，也印證了上述結論。然而占卜的流行也增加了對所謂道德滑坡新的理解。占卜關注個人實利，即便如此，其奠定性的學理原則以各項關係達到內外相互平衡為前提，引導人們去思考他們的社會角色。

當代新自由主義式的「自我」定義認為，人作為理性、計算的生物，其道德自治是依據自我關照與自我實現的能力來衡量的。本土占卜複合的命運觀破壞又支持這種自治的立場。占卜在天意、命運的脈絡里承認個人能動性的局限性，以「命運不由人」的理念摘除了壓在個人頭上的沉重負擔，同時占卜又強調人需要「為自己負責」，通過倫理修為來正命、改命，求得個人成功。占卜為現代性的個體倫理提供了替代性的卻又不全然顛覆的解釋方案，這或許是占卜在現代社會流行的一個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