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托洛茨基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陳獨秀無論如何無法預料：那個蓄山羊須戴夾鼻鏡名叫托洛茨基的俄國人，竟會給他的後半生抹上那麼濃重的悲劇色彩，而且時至今日，附著在他名字上的托氏陰影依然揮之不去……　　　　一、捲入旋渦

　　早在1922年9月陳獨秀出席共產國際「四大」時，即對同行的人說過「現在只有列寧、托洛茨基既是思想家，又是革命家」，但在大革命中，他忠實推行的是斯大林的中國路線，與托洛茨基毫無瓜葛。當時，陳獨秀無從知曉，從1926年夏開始，蘇共黨內斯大林等主流派同托洛茨基等反對派的鬥爭愈演愈烈，而中國革命指導方針正是他們激烈爭論的一個焦點。他更意識不到，蘇共黨內的鬥爭對中國革命及他個人的命運將會帶來何等深遠的影響。

　　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觀點是完全對立的。

　　斯大林認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相結合，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障礙，中國當前的革命是以土地革命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產階級必須與資產階級合作，國民黨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一切政權歸國民黨，共產黨人應當加入國民黨。由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以斯大林的理論為圭臬，他的策略無論正確還是錯誤都給中國革命帶來了直接的後果。斯大林的中國路線在大革命早期和中期，促成了統一戰線的建立，中國革命因此打開了全新的局面；然而在風雲突變的大革命後期，在國共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只講聯合、不要鬥爭和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導致了革命的嚴重失敗。

　　而托洛茨基則認為，商業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占統治地位，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待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後方可完成，資產階級屬於革命的對象，必須建立工農兵蘇維埃奪取政權，堅決反對共產黨員加入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這就是他「不斷革命論」的中國版。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意見帶有嚴重的「左」傾色彩。但在大革命後期，國民黨急劇右轉的非常時刻，他預見到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提出中共退出國民黨、組織蘇維埃的主張是可取的。

　　斯大林為了奪得蘇共黨內鬥爭的勝利，不可能承認他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所犯的任何錯誤。他一再聲稱：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政策無論是在廣州時期，還是在武漢時期，都是「完全正確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政策符合列寧主義策略原則。那麼，中國革命為什麼失敗?答案只能有一個：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執行共產國際即斯大林的正確指示，而首當其衝的正是中國黨的總書記陳獨秀。1927年7月，共產國際嚴正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近來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要求「摒棄那些違背了共產國際紀律的領導人。」陳獨秀作為中國黨的最高領導人，在大革命後期推行錯誤路線有其右傾理論的思想根源，對革命的失敗自然難辭其咎。問題在於他究竟是執行了共產國際的路線，還是違背了共產國際的紀律。毛澤東曾對斯諾說過：「看來共產國際在1927年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不是什麼『意見』，而是乾脆的命令，中國共產黨顯然甚至無權不接受。」一切不言自明。也許，要不是蘇聯黨內鬥爭已經進入白熱化狀態，斯大林不至於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而讓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用他稚嫩的肩頭去承擔那超重的黑鍋。但歷史沒有也許，實際上，大革命時期，托洛茨基的陰影已經牢牢地罩住了陳獨秀，不過他們都還渾然不覺罷了。

　　二、走向深淵

　　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陳獨秀停職。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共產國際代表作了《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會議清算了「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周恩來後來說：「八七會議在黨內鬥爭上造成了不良影響，沒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而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

　　八七會議後不久，感到十分委屈的陳獨秀回到了上海。他給自己起了一個古怪的別號——撒翁，以此表示撒手不管中央事情的決心。

　　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決議案斷言「現時全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確立了以城市暴動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總策略。會議前後一些根本不具備條件的地方輕率地舉行了武裝暴動，「左」傾盲動主義一段時間在黨內取得支配地位，大革命失敗後倖存的有限革命力量再次遭受摧殘。

　　按捺不住的撒翁於11月12日、13日，12月13日三次致函中央常委。他說：「我見到於革命於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信中陳獨秀提出了反對盲目暴動的意見。中央常委在複信中基本沒有接受陳獨秀的觀點，但對得到他的信表示「非常之欣慰」。

　　直到1929年5月，陳獨秀還陷在八七會議之後就開始的自省之中。他深居簡出，閉門思過：大革命為什麼失敗?自己究竟該負多大的責任?由於他遠離中國火熱的革命鬥爭，自然不可能找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就在這時陳獨秀得到了國外傳來的蘇共黨內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爭論的詳情，讀到了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回顧和前瞻》、《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革命問題》等文章。原來托洛茨基早在革命失敗前就公開指出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基本路線的錯誤，在革命失敗後又公開指出斯大林應當擔負的責任。陳獨秀如遇知己，由衷感激，經過仔細研究，陳獨秀部分接受了「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托氏理論。

　　就在這時，爆發了中東路事件。1929年7月，蔣介石出於政治需要，指揮東北地方當局以武力接管中東鐵路，逮捕和驅趕蘇方人員，挑起了中蘇事端，造成中蘇斷交。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布置了與當時客觀形勢相距甚遠的宣傳內容，甚至提出了諸如「中東路系俄國出資並不完全屬於中國主權」；蘇聯未放棄中東路，因為它是「進攻蘇聯的一個有力根據地」等站不住腳的道理，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等口號，要求組織罷工、罷課、示威遊行，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

　　撒翁於7月28日，8月5日、11日，又連續致信中共中央。7月28日的信中指出：黨的宣傳脫離中國實際，「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建議聯繫人們的切身利益，提出爭取廣大群眾的口號。8月11日的信從理論上對7月28日的觀點作了進一步闡述。8月13日，中共中央四十四號通告明確提出中國黨內反對派的問題，號召全黨開展反托派的鬥爭，在思想上、理論上駁斥托派的謬論，並決定將托派骨幹分子一律清除出黨。10月6日，中央要求陳獨秀「一周內作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被陳獨秀拒絕。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理由是陳獨秀不服從共產國際讓他去莫斯科的決定；在中東路事件上「落入資產階級左派的泥坑」；提出與共產國際及中國黨的六次大會根本不同的路線；進行反黨小組織活動等。看到自己因為「不忍眼見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就這樣長期的在不正確的路線之下，破滅消沉下去」而向中央進言，卻落得個開除黨籍的下場。

　　既然已被黨逐出，陳獨秀索性公開舉起了托洛茨基的大旗。

　　1929年12月15日，陳獨秀聯絡部分志同道合者(其中大部分已被中共開除黨籍)在上海召開會議，正式成立名曰「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由於他們出版刊物《無產者》，被稱為「無產者社」)的托派組織，陳獨秀被選為中央總書記，會議通過了陳獨秀起草的有81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即「托陳取消派綱領」)。「意見書」認為目前革命失敗，資產階級政權相當穩定，應「力爭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以發動民眾「反對國民黨資產階級軍事專政」。他們把「武裝暴動」和「蘇維埃政權」留給了遙遠的將來，而致力於鼓吹合法鬥爭，實際上否定了中共領導的武裝鬥爭，在當時的條件下等於取消革命。「意見書」提出了「為之奮鬥到底」的幾項建議，其中之一是：「召回托洛茨基同志等反對派，解放在監獄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亞土耳其士坦等處的聯共及其他各國反對派同志，恢復其黨籍，並恢復托洛茨基同志的領導工作」。會議還給托洛茨基發出了信件，同時寄去的有譯成英文的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和81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1930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陳獨秀說，共產國際來電請他去莫斯科開會討論他被開除黨籍的問題。2月17日，沒有從命的陳獨秀複信共產國際，信中說：「因為你們的蒙蔽與封鎖，直到半年前我們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關於中國問題及一些蘇聯問題之文件，從此以後我們才徹底地系統地了解在中國革命所犯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之真正根源所在。」

　　托派組織建立後，陳獨秀既反對國民黨政府，也攻擊中共關於中國革命的基本路線。1930年3月，《無產者》創刊號上登載了托洛茨基的《中國發生著什麼事》和陳獨秀的《關於所謂紅軍問題》。陳獨秀在文中反對以「遊民無產階級」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主力；稱紅軍為「新武流寇」，中共「不是無產階級政黨，不過是流氓土匪農民學生的集團」，用托洛茨基的腔調，對他所謂的中國斯大林派進行了形左實右的討伐。

　　其時，中國的托派組織除「無產者社」外，還有成立於1928年的「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因出版刊物《我們的話》而被稱為「我們的話社」)，1930年初成立的「中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同盟」(因出版刊物《十月》而被稱為「十月社」)和1930年夏成立的「戰鬥社」(因出版刊物《戰鬥》得名)，這三個托派小組織的成員多為留蘇返華的學生。

　　流亡國外的托洛茨基對中國發生的事情倍加關注。鑒於中國托派力量過於分散，遂於1930年6月、8月來信，希望幾個方面儘快統一。但幾個組織由於意見不一，互相攻訐，統一事宜進展甚緩。

　　托洛茨基多次來信中都強調統一要以陳獨秀為主。他認為陳獨秀在中國是一個有聲望、有經驗的領導人，只有以陳獨秀為主，接受他的領導，中國的托派事業才有前途。他還批評那些攻擊陳獨秀為「老機會主義者」的青年托派：「陳獨秀懂得什麼叫革命，你們未必體會得到。」

　　1931年5月1日，中國的托派統一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通過了宣言、綱領，選舉出以陳獨秀為書記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中央機構，並以中央委員會名義寫信給托洛茨基，報告統一大會的情況。

　　統一後的中國托派組織在曇花一現的鼎盛時期設有華北、華南、滬東、滬西、濟南區委，在山東、河南、廣州、廣西、福建發展了基層組織，全國擁有400名左右成員。

　　1931年5月8日，1932年10月，作為對陳獨秀「合法鬥爭」的回報，國民黨特務三次破獲托派中央機關。第三次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中央成員悉數被捕，中國托派遭到了致命的打擊。陳獨秀有組織的托派活動至此基本結束，而苦撐苦捱了4年之久的中國托派也一蹶不振，走向衰微。

　　四、死水微瀾

　　儘管陳獨秀已被中共開除，國民黨卻依然視其為中共領袖。當時的報紙稱「共產黨內有所謂托辣司基派者……陳獨秀實為此派領袖」，連法院的起訴書亦稱他為「中國共產黨首領」。

　　1933年4月，國民黨政府江蘇高等法院借江寧地方法院公開審理陳獨秀一案。陳獨秀在法庭上慷慨陳辭，明言托派的最終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國需要解放民眾，提高勞動者生活水平，關於奪取政權，乃當然之目的」。他在「辯訴狀」中寫道：「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剝削被壓迫人民的政黨」，指責國民黨「所仇視者，非帝國主義，乃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官僚，始終戮力於民族主義革命之共產黨。日本帝國主義方奪取山海關、急攻熱河，而國民黨軍隊卻向江西集中，其對待共產黨人也，殺之、囚之，猶以為未足……」在這裡，陳獨秀把托派和中共視為一體，大有「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意味。

　　1937年8月，陳獨秀結束了5年鐵窗生涯，被作為政治犯提前釋放出獄。面對國共再次合作，全民一致抗戰的情勢，力主抗日的陳獨秀託人向中共表示願加入抗戰行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表示歡迎，但要求陳獨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的全部理論和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參加托派之錯誤」。陳獨秀與葉劍英會面時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對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並承認錯誤問題沒有明確表態。在抗日戰爭問題上，陳獨秀不同意托洛茨基既「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又「打倒國民黨」的方針，主張「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托洛茨基也不得不承認，與陳獨秀這個「老朋友」之間「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仍希望「能夠同他經常合作」。

　　11月，延安的《解放周刊》發表了《陳獨秀先生向何處去》，慶幸陳獨秀出獄，希望「他在數年的牢獄生活里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隊伍中來」。

　　12月，王明、康生由蘇聯回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堅決反對中共中央同陳獨秀進行對話。王明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

　　這並不奇怪。當時，蘇聯國內從1935年開始的大清洗已將全部反對派投入監獄，大批老布爾什維克被處決，托洛茨基已被兩次缺席判處死刑。1937年3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斯大林作了《關於消滅托洛茨基和其他兩面派》的報告，把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反對派從「極端錯誤的政治派別」升級到「外國偵探機關所僱用的偵探、破壞者和殺人犯的卑污的無原則的匪幫」。

　　緊接著，康生在1938年1月28日、2月8日的《解放周刊》上推出了《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無中生有地指控陳獨秀等人為領取日寇津貼的漢奸和間諜。陳獨秀又一次受到了托洛茨基的株連，由托派而晉陞「托匪」。中共向陳獨秀剛剛開啟的大門永遠地關閉了。

　　1938年3月，陳獨秀在致《新華日報》的信中聲明自己出獄以來「為避免增加抗戰中糾紛計，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未自辦刊物」、「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信中還說：「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為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

　　1939年初，托洛茨基要中國的托派組織向陳獨秀轉達請他出國的意思。陳獨秀在答覆托洛茨基的信中，陳獨秀流露出對中國托派的深深失望：「既然是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鑒於中國托派「在上海、香港二處有組織的人共計不滿五十，其餘全國各地遊離分子大約在百人以上」的實際情況，陳獨秀建議中國托派應立即在日本佔領區、國民黨統治區「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於民主民族鬥爭」，以便「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

　　1939年夏，因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憤懣異常的陳獨秀指責共產國際「實際站到希特勒方面」，因而完全摒棄了托洛茨基的蘇聯「工人國家」說。1940年夏，陳獨秀進而對托洛茨基「要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戰爭」的論點進行了批駁，認為那樣做「事實上只有幫助納粹勝利」。

　　陳獨秀在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裡，已經回歸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老路，他認為「列托之見解，在中國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之正確」，這不僅背叛了列寧主義，也與托洛茨基劃清了思想上的最後界限。

　　1942年4月，貧病交困的陳獨秀在四川江津他借居的破屋中走完了他多舛的生命之旅。這時，與陳獨秀同一年來到這個世界的托洛茨基已去世經年，1940年8月，他在墨西哥死於暗殺者的利斧下。（引自南京黨史《陳獨秀與托洛茨基》阿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