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請到他，校長蔡元培曾『三顧茅廬』，並為其偽造履歷

07-17

（北大時的蔡元培（左）與陳獨秀）

早在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參與暗殺團工作時，與陳獨秀就有過一面之雅，記得這位獨力支撐著《安徽俗話報》的年輕人，但對他近年的活動，則不甚了了。蔡元培在國外也沒有看過《新青年》，聽了人們的鄭重推介後，找來《新青年》雜誌翻閱，頗有共鳴，決定請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

當時陳獨秀就在北京。

由於亞東的經營狀況一直未有起色，汪孟鄒日坐愁城，連陳獨秀這個書生，也不得不下海蹚渾水了。他的北京之行，主要是為了促成亞東圖書館與群益書社的合併。合併後成立一個規模較大的書局，庶可與其他大出版商一爭長短。其實也是為《新青年》開闢一條活路，亞東、群益一天不告別「苟延」之局，《新青年》就一天不能擺脫「殘喘」之苦。陳獨秀與汪孟鄒一起，僕僕風塵，到北京為書局招股。

其時陳獨秀住在前門西河沿中西旅館。北大校長任命發表的當天，蔡元培冒著嚴寒到旅館登門拜訪。「這很像『三顧茅廬』哩！」與陳獨秀同住的汪孟鄒說，「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

請陳獨秀當文科學長，本來不是蔡元培的意思，是別人推薦的結果，究竟陳獨秀在教育上有什麼主張，令蔡元培覺得非他不可呢？

（年輕時的陳獨秀）

1915年，陳獨秀針對當時中國教育的弊病，曾公開宣示他的四大教育方針：一、現實主義（注重現實生活）；二、唯民主義（民為邦本的民權主義）；三、職業主義（從事實際的社會生產活動）；四、獸性主義（體魄與意志的鍛煉）。

在就任北大文科學長之後，陳獨秀也曾與友人就教育方針交換過意見，他說：「吾國今日教育界之現象，上焉者為盲目的國粹主義，下焉者科舉之變相耳，此先生所謂偽教育也。現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動的而非他動的；乃啟發的而非灌輸的；乃實用的而非虛文的；乃社會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視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聖的；乃全身的而非單獨腦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記憶的；乃科學的而非歷史的。東洋式之偽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競進，烏可得哉！」

這與蔡元培在民元鼓吹的「五育並舉」（軍國民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不謀而合，蔡氏本來就愛惜人才，既已當面，焉忍錯過？於是便三顧、四顧茅廬，要請陳獨秀出山了。

但陳獨秀覺得自己既無學位，又無大學教學經驗，對教書興趣也不大，還是想回上海辦《新青年》，他再三推辭，並薦胡適以代。

（陳獨秀與胡適）

蔡元培說：「你把《新青年》雜誌搬到北京來辦吧。」同時也非常歡迎胡適回國，北大的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亟盼胡適能回來挑大樑。陳獨秀沒辦法再推了，只好答應，約定以三個月為期，如勝任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就回上海。蔡元培大喜，立即以北京大學名義，致函教育部，請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隨函附陳獨秀履歷一紙。

這份冠冕堂皇的履歷，稱陳獨秀「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實乃全屬虛構。蔡元培為了讓教育部順利批准，不惜替陳獨秀偽造履歷。

後來有人批評蔡元培這樣做「違背現代文明社會程序正義優先的原則」，卻忘記了蔡元培是個安那其主義者，痛恨國家制度，組織過暗殺團、禦侮會，殺人放火都敢做敢當。他的校長辦公室里，不僅有文房四寶，而且陳列著炸彈，區區造個假履歷算得了什麼。

北大學生羅章龍回憶：「陳先生擔任北大文科學長，是蔡先生出長北大後發出的第一號校長室通知的。消息傳出，全校震動。青年學生無不熱烈歡迎，奔走相告，而教師中的遺老遺少則竊竊私議，嘖有煩言。」按羅氏說法，彷彿陳獨秀在北大學生中，是一顆萬眾期待的明星，其實，那時的北大，從上面幾位親歷者的描述可知，簡直是一個污水潭。「竊竊私議，嘖有煩言」有之，「無不熱烈歡迎」則未必。

（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陳獨秀（前排右二）參加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合影）

蔡元培親自出來回答那些質疑：「仲甫先生精通訓詁音韻，學有專長，過去連太炎先生也把他視為畏友。」陳獨秀在清末民初曾發表過《說文引申義考》、《字義類例》、《荀子韻表及考釋》、《連語類編》等著述。這才把質疑者的嘴巴給堵住了。

本文選摘自《重返五四現場——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葉曙明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五四前後是中國近代史上群賢咸集，大師輩出的年代，各種思想像山崩川涌，匯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盪，引領風騷。那是一段激情迸發、永不復返、令今人無限神往的光輝歲月。本書再現了這個新舊政治、新舊文化交鋒的大時代，細述民國政界與學界的風雲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