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社會管理：問題與方向

　　陳實：各位街坊、各位聽眾，親愛的朋友們，「嶺南大講壇·文化論壇」第七十三講現在開始！今天的主講嘉賓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國家行政學院的丁元竹教授。他演講的題目是《社會管理：問題與方向》。

　　今年2月19號，在中央黨校開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創新」專題研討班上，胡總書記做了一個重要的講話，叫做扎紮實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今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這個中央政治局最高規格的研討班，政治局委員無一缺席，說明中央對社會管理及其創新非常重視。報紙上說，這種重視叫前所未有。在講話中，胡總書記強調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突出問題為突破口，來加強的社會管理的法制體系和能力建設，提高社會科學化水平，要最大限度的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的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

　　「十一五」期間，我們國家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了33.5萬億元，人均GDP已經達到了3680美元，我國社會發展與社會建設已經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可以說我們現在已經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的起點上，新的歷史時期，「十二五」時期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是要把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要把為人民群眾創造祥和有序的社會環境來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要處理好戰略機遇期和矛盾突發期的各種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就要搞好社會管理。社會管理從十四屆三中全會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經過十六大、十七大，到今年二月份胡總書記的講話，我們看到社會管理越來越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越來越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點。

　　在今天的演講裡面，丁元竹教授將告訴我們什麼叫社會管理，目前我們國家在社會管理方面存在哪些問題，我們要怎麼做，有什麼對策，要走什麼方向。丁元竹教授是我國很年輕，又很著名的社會學家，他是山東大學的碩士，北京大學的博士，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的博士後，美國匹茲堡大學的高級訪問學者，他主持了國家和國際的課題數十項，在20多個國家講學和交流，著作有20多部。他喜歡讀小說，喜歡寫散文，喜歡詩歌，喜歡遛狗。晚上10點鐘睡覺，早上4點鐘起床，鍛煉一個中鐘頭之後就一直在工作，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受教於我國老一輩社會學的創始人奠基者費孝通教授。所以丁元竹教授我叫他叫做思想端正，學有大氣，具有洞察力，判斷力和創造力，在他的學術研究中有很出色的研究。下面我們有清丁元竹演講。

　　丁元竹：非常感謝陳實老師的介紹，也非常感謝大家在周末一起來分享我們的一些思想。今天我跟大家報告一下這個時期以來，社會上包括政府都在關注的話題，就是社會管理問題。我主要想從三個方面來談一下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第一個是社會管理是什麼？第二為什麼要管理社會？第三是怎麼樣把社會管理好。

　　一、社會管理是什麼？

　　1.社會管理的概念

　　社會管理是指在一定的共同價值的基礎上，一定的規章制度下，一定的法律框架下，消除或減少社會問題的發生。在這樣的前提下、目標下，我們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大家一起來處理社會事務，解決社會問題活動，我把它理解為社會管理。我的界定歸納為四個方面的問題，第一管什麼？管生活問題，管社會矛盾，管社會衝突。通過這些管理來實現社會活力和社會秩序，讓社會保持活力，讓社會充滿秩序，這是它的目標。為什麼要管？就是減少社會問題發生。怎麼去管？在一定的價值基礎上去管，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去管，依法管理，依制度去管理，依照一定的理念去管理。那麼誰來管？我的理解是政府、社會、還有私人部門，也就是企業。

　　所以，社會管理是一個多元治理。它包含幾個方面的意思，我特彆強調在社會管理中注重價值理念的創新。一定的社會管理，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體制機制，它背後一定有一套價值體系，有一套觀念在支撐著它，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它一定有。我的老師費孝通在上世紀30年代翻譯了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帕克的一本書，帕克曾經提出一個思想，他說任何一套制度的背後都有一套價值體系在支撐著，不管你自覺不自覺。這套價值體系確保你的制度以什麼樣的方式在運行。如果你有一套好的價值體系來支撐一個好的制度，制度的運行就能達到它的效果。如果有一套很好的制度，沒有好的理念，沒有好的價值體系，這套制度的實施肯定要打折扣。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們經常談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到底是什麼，支持公民社會的理念和價值是什麼？我記得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以後，我和北京的一位領導出差，他是國務院一個部門的副部級領導幹部，他知道我做志願者，也做志願者研究，他就告訴我他也是一個志願者，每個禮拜只要是周六不開會，不出差，他一定去圖書館幫忙整理圖書。後來他說在做志願者的過程中他發現一個問題，他說我們的社會大家都想做志願者，他們也都談公民社會，但是很多人沒有公民意識。他一開始去做志願者的時候，別人不知道他是一個高級幹部，所以他這個志願者也幹得好好的。但有一天圖書館一個領導知道了他是一個現職的某一個重要部門的領導，他就說部長你不能在這幹了，你最好到我們辦公室去指導我們工作。這位領導說為什麼？結果圖書館的領導說因為你是領導。這位領導是我見到在領導幹部裡面對問題認識比較清晰的，他說本來一個公民社會，首先每個人應該承擔公民的責任，行政的級別實際上是一個行政系統為了保持行政系統的效率才存在的。在一個社會領域大家應該是平等的參與公眾事務。這個事件反映了我們要推動的社會發展，理念還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過去在北大做志願者服務研究的時候，我每次開會，很多人給我提出要求我要坐主席台，給我提要求的很多都是民間組織的領導人。我問他們為什麼這樣要求，他們就說因為好多領導幹部都坐主席台，所以他們也要坐主席台。我說我開會從來不把人都放在主席台上，我開會人都坐在下面，由此可見當我們建設所謂的公民社會也好，進行社會治理也好，其實本身從事這方面的很多人他並沒有的真正的理解公民社會的真正的價值是什麼。所以我們要搞社會管理，社會治理，你一定要考慮我們在理念上，價值體系上有沒有這樣一套東西。

　　第二，誰來管？我認識是政府和社會組織、企業。社會管理的主體是政府，也是社會組織，也是企業。這幾年來我們在社會管理上一直強調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公眾參與的這樣一個格局，而是一個多元的管理的格局。

　　2.社會管理的目標和手段

　　怎麼去理解社會管理？根據這個理解，我想社會管理的手段和目標有五個方面：

　　（1）協調社會關係；（2）解決社會問題；（3）規範行為，應對社會風險；（4）化解社會矛盾；（5）最後達到社會有秩序，保持社會的和諧，實現社會的公平和公正。根據我的理解，社會管理也是政府四大職能之一，經濟協調，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過去我在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工作的時候，我們一直把它叫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又是一個經濟協調，它通過貨幣的手段，投資手段，消費，國際收支平衡等一系列的手段來保持一個經濟的平穩運行。我們都知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本身的供求關係，信息的不對稱，各種原因導致經濟是波動的。宏觀調控的目的是保持經濟的平穩運行，不至於使經濟大起大落。這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由自由經濟向由政府參與的市場經濟過度出現了新的管理方式，就是經濟領域的管理，我們把它叫做宏觀調控。我理解的社會管理實際上是社會領域的宏觀調控，通過協調各種社會關係，在各種社會關係里最核心的是生產關係，包括我們看到去年發生的經濟領域一系列的勞資關係，這些都是社會關係。通過的社會管理來協調各種社會關係，規範的人們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就。比如說企業中發生的勞資衝突問題，比如說媒體講的很多的這些校園襲童案問題，以及精神引發的其它問題等等，這些都是社會問題。包括我們講的常規的失業問題，犯罪問題，這些都是社會問題。

　　另外就是社會風險。社會風險有兩類，一類是自然災害引發的重大風險；另一類是社會本身發生的各種衝突。還有一些社會矛盾。通過這些調節來實現社會秩序，保持人民生活有一個祥和的環境。經濟的宏觀調控要保持經濟的平穩運行，那麼社會的管理就要保持社會的環境，也就是社會生活。社會管理、社會建設最終是要為人民提供一個健康的、良好的、幸福的生活。我覺得我們今後要更多的關注大家的社會生活怎麼去建設，就像經濟建設要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一樣，社會生活建設就要提高人民社會生活的質量。

　　3.社會管理的歷史與變遷

　　社會發展或社會建設，它隨著人類的發展不斷的發展，它也不是現在提出來的，實際上在人類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社會管理形式。我把它分成三種管理方式：一種管理方式，發生在傳統的社會，像農業社會，那個時候大家都居住在一個村子裡，按照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的說法那叫做傳統的社區。傳統的社區裡面文化是一樣的，大家在同一個文化，一個共同體裡面生活。這個時候有管理嗎？有管理，比如說發生的很多社會事務，像婚姻、喪葬、衝突、教育、養老等等。這個社會問題誰來管，實際上是社區和家庭來管。比如說我們歷史上沒有正規的教育最早的教育是私塾教育，這種私塾教育是在社區里完成的。比如說歷史上很多的社區里發生的衝突是誰來解決的？是社區和家庭來解決的。大家知道費孝通寫過一本很著名的書，在國內外奠定了他在社會學界的地位，就是《鄉土中國》，裡面講了很多鄉土社會是怎麼治理的？其中講到無訟，鄉土社會是沒有訴訟的，那發生的問題以後誰來解決，是由鄉村的長老解決的。所以在1948年歷史學家吳晗和社會學家費孝通，他們在清華大學搞了一個研討班，出了一本書叫《皇權與紳權》，這個《皇權與紳權》裡面講了很多有意思的觀點，一個是吳晗講皇權是中國歷史上一種皇帝的權力，紳權講的是紳士。其中他們有兩個結論，一個結論是在傳統的社會裡面，在農業社會裡面那麼皇權是不下縣的，在縣以下是沒有皇權的，那麼縣以下的社會誰來統治，誰來管理？那就是紳士了，那些退休的官員，那些考上了舉人的知識分子，以及那些有社會影響的人，他們在農村社會進行社會治理，那麼就形成了這種傳統的社會管理方式。

　　所以，著名的管理大師德魯克說200年前，社會和社會事務是誰來處理的呢？就是社區。後來隨著生產方式發生的變化，工業革命開始，大量的農村人口離開農村進入城市，這些來自不同農村社區的人在城市就業，在城市工作，傳統的社會救助體系，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解體。這個解體之後，就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出現了失業問題，出現了孩子上學的問題，出現了生病養老等一系列的問題。那麼，在這樣情況下地僅僅靠傳統的社區不行了，最後誰來治理呢？靠政府。所以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政府發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89年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頒布了德國的養老保險法，1914年英國建立了福利國家，1935年，羅斯福通過國會頒布了《社會保障法》，通過一系列的政府的介入公眾事務，開啟了政府參與社會事務管理一個歷史過程。

　　20世紀70年代，生產方式又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化，那就是信息技術革命。信息革命造成了經濟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進一步的發展造成了全球的社會化，有人也稱之為全球公民社會。在這個時期比較典型的是網路的出現，以及國際民間組織的出現，這些東西造成了新的社會管理模式。

　　如果說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社會管理是一個主權國家內部，它的主權政治，主權經濟，主權社會是統一的。到20世紀隨著信息技術的出現，一個國家的主權政治，和主權經濟是不統一的。因此，在新的條件下，特別是在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提出來叫全球經濟治理模式，包括大家最近看到關於人民幣的問題，關於美元的問題，關於主權貨幣一系列的問題。這實際是各個主權國家在共同探討經濟的治理問題。但是我想，包括美國政府危機事件的出現，以及新的一系列的事件出現，全世界的政府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坐下來一同來探討全球的治理問題。因此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社會治理的內容，治理的方式是不一樣的。但是，總的來說，隨著社會的發展，它會越來越複雜。體制機制的要求會越來越高。

　　4.社會管理的其他解釋

　　社會管理這個詞，你很少在英文里看到直接翻譯過來的概念，譬如說social management之類的。但是，國際上也講社會管理，它是在兩個層面上講，一個是技術層面的社會管理，技術層面的社會管理就是指一個國家對重大的政策、重大的環境問題、以及一些重大措施，它要實施社會影響的評價。比如說他對失業的影響、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對性別的影響、對社會發展的影響等等。針對這些影響把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的範圍之內，這個過程在西方就叫做社會管理的過程。它更多體現在技術層面上，主要是通過的社會評估，參與，通過透明問責等方式來進行管理的。

　　在發達國家社會管理還有一個管理的層面就是宏觀層面的管理，這個管理主要是通過政府的公眾政策，政府的福利政策，以及政府的社會政策等等的介入來消除貧困，協調社會關係，促進社會公平與公正。這更多體現在社會政策方面。所以，儘管我們現在找不到完全跟我們一樣的西方意義上的社會管理英文的概念，但是在發達國家的歷史上，一直到現在他們實施的，就是一系列社會政策和社會管理。

　　二、為什麼要管理社會？

　　1.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壓力難以消逝

　　當前我們提出來社會管理它的意義在哪裡？我理解有三個方面的意義：

　　第一，我個人認為我國當今是處於經濟轉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另外是社會轉型，就是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在轉型的過程中，由於經濟的轉型，由於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打破了我們傳統的社會結構，就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問題，比如說收入差距的問題，收入分配體制的問題，失業問題或者說就業壓力不斷加大的問題等等。再一個在轉型過程中，由於社會結構的調整帶來的人們心理不適應的問題等等。以及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大批農民工子女就業上學，他們所需要的公眾服務問題。這些都我都將其理解為社會轉型期的壓力問題。

　　據我多年的觀察，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壓力不會簡單的隨著經濟的增長和改善民生而徹底消逝。就是說通過這兩個方面是可以緩解，但是不會消逝這種壓力，要全面的減輕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壓力，必須提高社會自身的治理水平，提高公民的社會責任，換句話說要促進社會的發育、發展。進一步的說就是經濟的增長本身並不能完全解決社會發展的問題，因為社會發展有自身的規律，自身的特點，不是完全依附於經濟的，但是沒有經濟做基礎是不行的，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同步地來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

　　2.新的歷史階段出現新的問題

　　第二，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在新的歷史階段，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我們面臨著一些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社會風險。我們國家的經濟總量在過去「十一五」時期是發展很快，從2005年18萬億，一直到2009年33萬億。去年我們很自豪的說，中國已經成為超越日本的第二大經濟體，但這兩天媒體有新的說法，實際上中國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這個是根據什麼來算的呢？是根據購買力來算的。過去是按照的美元現價來算，最近這兩天媒體在炒，如果按購買力算，中國實際上的GDP總量是14.8萬億的規模，美國是14.6萬億比我們正好少2億，這個演算法可以從學術角度去談。但無論怎麼說中國的經濟確實到了這個水平，人均GDP4千美元。不同的地區GDP的差異是很大的，比如廣東、北京、江蘇有些地方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到了新的經濟發展階段，一方面是老百姓對新階段的需求不一樣，新的發展新的需求新的期待。另一方面是國際形勢的變化，經濟的全球化，社會的全球化來帶來了一些不可預見的風險。尤其是「五化兩轉」，所謂的「五化兩轉」就是市場化，國際化，工業化，城鎮化，再加上信息化，這五化在我們國家現在這個歷史階段是在加速推進。兩轉，就是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這些變化帶來了過去我們未曾遇到過的問題。比如說在城鎮化過程中，遇到的一些新的問題，就是大量的農村人口離開了農村進入了城市，尤其是過去20年內，有2億4千萬名農民進入了城市併產生了很多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在「十一五」規劃之前，我們在沒有提出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的時候，基本上這些孩子是不能進入城市上學的。那些父母在十幾年前把孩子放在農村，他們就成了留守兒童，這些父母在進入大中小城市十幾年後，有的又生了孩子，在十幾年前我們沒有一套體制能夠把他們吸入到正規的義務教育裡面來，但是到「十一五」初期我們的確定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戰略，並在後期加大推進，讓農民工享受基本教育和基本權利的時候，這些孩子已經成長起來了。他們有的是在城市裡成長起來的，有的是農村成長起來，到了城市裡面，現在十幾歲了但未成年，他們沒有接受過義務教育。於是在城市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liao望》做了一個調查，在上海、北京，五六年以前，城市未成年犯罪中的比例戶籍人口佔60%，甚至70%。最近幾年沒有戶籍的外來戶籍未成年人犯罪率佔到70%。而且，這一些孩子裡面，未成年孩子裡面，60%是沒有受過義務教育，這就是新問題，就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帶來的問題。

　　我舉這個例子當然我們也看信息化帶來的問題，工業化帶來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現在都凸顯出來了，凸顯出來怎麼辦？就要求我們去解決，解決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需要從社會怎麼去管理，怎麼去治理，解決的一些問題。

　　3.社會的組織和動員方式發生了變化

　　第三，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隨著的信息化的變化，社會的組織和社會動員的方式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社會組織的方式就是由於網路的應用，由於信息技術的應用，過去靠一些電話或者是面對面的接觸，現在就通過一個虛擬世界去接觸。過去像我們這代人老擔心孩子放學以後沒有一個跟同學接觸的機會，但實際上現在的孩子是通過各種互聯網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聯繫。在虛擬世界裡他們形成了虛擬世界和實體世界並存的一個局面，這也是過去我們不曾見到的。而且，這兩個社會它們之間是互動的，有時候實體社會裡面一些社會現實的問題。比如說大家比較有意見的一些社會問題，可能反映到虛擬社會裡面來，虛擬社會形成一種輿論環境又作為實體社會。就像這次的埃及巨變就是在互聯網領域出現一個新的跡象，本來互聯網只是一種社交的網路，在這次埃及巨變裡面它成了社交政治化的一個工具。比如西方國家利用互聯網的壟斷技術來對發展中國家實施一些顛覆的政策措施，這些在全球化條件下都影響了一個國家的發展和穩定。

　　再一個是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大家僅僅靠實體接觸，現在更多的是通過虛擬世界來接觸。另外，問題的評判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過去我們是堅持一定的道德標準，現在很多是通過輿論標準。比如，去年一系列的問題實際上是通過輿論的方式，我們看到網路裡面的一些熱點問題，像「我爸是李剛」事件、 富士康事件、 郭德綱弟子打人事件、各地校園襲童事件、方舟子遇襲事件等等，它通過天涯網等各種網路引發了社會的討論，形成了虛擬世界和實體世界的互動。這都是新形勢下的新問題。那麼，這些新的問題就要求我們在面對這樣的新問題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社會治理。因此我講的第二點，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管理社會，我們社會到了這樣一個階段，首先從理念上，經濟的發展並不會自覺地去解決社會問題，社會有自身的規律。另外我們確實面臨一些過去未曾遇到的新問題。

　　三、怎樣管理好社會

　　什麼叫做社會規範？從社會學的角度就是指道德、習俗、輿論，這一系列的心理的力量。通過這樣一些深層次的東西，首先對人的行為造成一種約束，這是最基本的。我理解實際上對人行為的約束包括三個方面：

　　（1）心態的約束。你個人心態，個人自身內心所確定的價值標準、信仰標準，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去做。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深層次的一個東西。 過去我們講社會管理一定說你違法不違法，但我強調社會管理最深層次應該從這開始。我在北京大學的一個同學到美國去了，到美國去以後我有一次去看他，他跟我說他入了基督教。我覺得非常奇怪，因為他是學自然科學的，而且是學物理的。他說其實我並不是信神，其實我在參與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宗教有一種力量。什麼力量呢？就是當你去做一種事情，但是跟道德規範發生衝出的時候你會受到內心的譴責。這種譴責可能使你不把本來內心想做的事情外化為一種行為，其實在內心就把你的行為約束住了，他說我實際上更多的是考慮這個問題。

　　我回來以後想了很長時間，我對他信教非常詫異，但是我覺得他講的這個道理，就是人民如何通過內心的約束來規範自己的行為，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很重要的東西。我記得1991年我跟費孝通教授到曲阜看孔廟、孔林、孔府，後來的路上費孝通教授跟我講了一句話，他說「實際上現在我們社會的很多的矛盾，很多問題是發生在現實中，發生在人和人之間的衝突里，但實際上是一種的內心心態的衝突」。我說這話怎麼理解？他說比如說海灣戰爭實際上是伊斯蘭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的衝突，是一種心態的衝突。

　　所以，社會要真正搞好，首先要解決心和心的問題。心態很重要。20多年前，在印度開了一個如何建設美好社會的國際論壇，參與的都是一些世界領袖，像基辛格，英國前首相希斯。他們一起來討論如何建設美好的世界應該從心做起，從內心的心態來做起。這是我講的發揮社會規範基礎性作用，最基礎的社會規範實際上就是心態。

　　（2）就是道德規範，基本的規範。這個也很重要，為什麼很重要呢？因為各種道德規範會對人們形成約束。我記得10年前我去美國出差，我對那裡的財務制度不是很了解，我回來問負責人怎麼報銷，他說100塊錢以下不需要發票，我說那我怎麼報？他說你花了多少你就寫多少。那時候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是非常不太理解。比如我花了10元，我寫50元行不行？我就問他們，比如說美國人吃麥當勞，因為吃飯100塊錢以下不要發票。比如我花7塊錢吃了一個麥當勞，我跟你說我喝了一瓶紅酒，吃了一個龍蝦，花了99元。那人就說一般人不會這樣做的，因為這是honesty，如果你這個人不honesty的話，你會受到良心的譴責，而且如果出現問題你會受到懲罰。

　　這個例子實際上講了一個社會應該有一套規範，這套規範是人們行為的準則。這些準則不僅發生在類似我們講的財務裡面，也發生在人和人交往的過程中。我也經常講在一個社區裡面，在一個家庭裡面，在一個工作單位裡面，人和人之間，如果每個人都能夠按照規範，按照比較高尚做人的標準去對待自己，對待別人。比如在一個辦公室里，你強調的是衛生，考慮別人怎麼健康，考慮別人怎麼能夠更好的工作。如果你這樣去考慮一個問題,那麼這種人和人的關係就會和諧得多，矛盾就會少得多。所以，為什麼西方在講社區的時候是用兩個概念，一個是我們通常講的居委會（Neighborhood community)，還有一個是在工作環境(Work community)裡面，除了你工作要進行的程序以外，實際在一個工作環境里還有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那麼這種Work community靠什麼？靠規範，不是靠制度。一旦到了法規和制度層面的時候，人和人的關係實際上在心態上、在行為上已經是很糟糕的了。所以，我講要充分發揮規範的基礎性作用，要重塑這個東西，沒有這個東西一個社會的管理好是很難的。

　　2.進一步推進社會體制的改革

　　這一次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裡面講了這樣一句話，叫「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把社會體制改革放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我們去看一下在黨的重要歷史文件裡面，最早提出社會體制改革是放在社會建設裡面的。這一次十五屆七中全會把它放到整體改革裡面，我考慮它非常重要。那麼，社會體制到底是什麼東西？我想我們十七屆五五中全會提出來了，需要我們在各地的實踐過程中，在中央和地方共同探討中進一步明確社會體制它要達到的目標，它的主體，它的內容，它的機制。這需要一個過程，但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就像我們知道市場經濟體制對於我們的經濟發展是何等重要一樣。

　　那麼，社會體制對我們的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也是至關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我們對經濟體制的認識是經歷了一個過程，也不是說一開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提出來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我們對經濟體制就那麼清晰，不是這樣的。我們實際上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探索，在各地探索，在中央的探索過程中逐漸明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什麼。1978年農村連產承包責任制，我們知道，通過連產承包責任制這樣一個明細產權，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通過使用權的改革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所以農民的積極性就調動起來了。後來我們在1985年就搞了城市體制的改革，城市國有企業的改革，這兩個改革實際上是通過明細產權，把產權的制度設計。通過這樣一種制度設計來激發人民的生產積極性，推進生產力的發展。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大量的產品生產出來了，怎麼賣出去？所以到了80年代後期就經歷了價格體系的改革，我們叫價格公關。如果你去看這段經濟改革的歷史就是這麼過來的。那麼，在價格體制公關過去以後，我們慢慢就弄清楚了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它需要兩個邊界條件，一個邊界條件就是它需要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第二個邊界條件它需要一個明細的產權。那麼，在這兩個邊界裡面通過什麼來發揮作用呢？通過價值機制來發揮作用。用價格機制來配置資源。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說關於市場和計劃的關係，關於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我記得當時我在的宏觀經濟研究所，其中有一個經濟學家當時提出來，政府指導市場，市場調控企業的模式。慢慢通過一系列探索，我們逐步找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樣一條制度。在2003年，在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裡面，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這個初步建立就是指在這個時期，我們通過《物權法》進一步把產權明細了，通過《反壟斷法》把公平的競爭環境明細。當然，改革還需要繼續深入，這裡面涉及到很多其他的問題，我就不談其他的了。我只是講經濟體制改革我們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經過了20多年的探索。社會體制我們也需要有一個時間去認識。這個認識我個人理解就是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要像認識市場經濟一樣來認識社會體制，而且要分階段的來推進社會體制的改革。

　　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首先要夯實社會管理的社會基礎。所謂夯實社會管理的社會基礎就是我們要建設一個和諧社會，我們要管理好這個社會，首先要有一個健康的社會，就是要去建設一個健康的社會。這裡面很關鍵的就是我一開始講的，我們要重視社會生活。經濟建設是幹什麼？經濟建設就是要讓人民的物質生活不斷豐富，社會建設就是要讓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什麼叫社會生活？我個人把社會生活定義為發生在個人與家庭，與社會，與群體，與社區交往，以及各種其它活動中一種公共活動，它以物質生活為基礎，以社會交往為核心，以精神滿足為目的這樣一種生活。

　　為什麼我們講很多人富裕了，但是不幸福。因為沒有社會生活，應該把社會生活的概念在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中把它提出來，把它作為我們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目標。有一個社會學家法妮·薩帕塔·曼席拉（Tiffany Zapata-Mancilla）

　　說「個人的社會生活取決於他（她）所處的社會環境」。這句話我認真的研究理解，做了一些思考，他講的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我說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經濟到一定階段，它並不直接決定人們的社會生活，並不決定人們幸福還是不幸福。人們個人的社會生活不是直接取決於這些東西，也不是直接取決於一些重大的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它直接取決於社會環境。這個社會環境我理解包括三個層次的東西。一個就是他的家庭；一個是他的工作環境；一個是他所生活的社區。這些對個人的心情，對個人的心態影響是最重要的。因此，社會管理要夯實這樣一個基礎就是要建設一個堅實的家庭基礎，堅實的社區基礎，這個社區包括工作社區和生活社區。

　　柯林頓在競選總統的時候就提出一個口號，他說「如果我當選美國總統，我想干三件事情，一個是強化美國人的社會責任；第二強化政府的社會責任；第三把美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社區。」這個強大的社區就是人和人之間相互關懷，關心公眾事物這樣一個強大的社區。那麼，政府的責任是什麼？政府責任是為每個人的發展，每個企業的發展，每個社會組織的發展去創造條件。個人應該承擔起他對他人，對家庭，對社會，對社區的責任。所以，他把這幾個因素叫做責任、機會和社區。責任是個人要承擔的，機會是政府要去創造的，社區是每個人都應該去關注的。這個我覺得還是很有意思，很值得我們去強調，去夯實管理社會基礎的時候我們應該關注哪些東西。

　　要完善社會管理體系，夯實社會基礎還必須推動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在這個過程中始終要把理念創新放在重要位置。我覺得在完善社會管理格局，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這樣的重大事件過程中，如何來體現社會協同，如何來推動公共參與是今後一個時期我們管理格局的完善，社會管理創新非常重要的內容。

　　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我們的理念要創新，要把理念創新放在一個重要位置，在理念創新的過程中，首先要正確處理好權利和責任的關係，利益和風險的關係。就是在社會領域和在經濟領域是一樣的。在社會領域，政府、社會、企業，不管哪個主體，你承擔的權利越大，你掌握的利益越大，那麼你應該承擔的責任也越大，風險也越大。這句話我是自己在基層摸索出來的，是從一些基層幹部管理社會的經驗裡面煉出來的。

　　大家都知道，這次中央領導在講到社會管理的時候，他講這個社會我理解包括四個層面的東西：第一個是社會事業單位；第二個是人民團體；像婦聯、工會、科協；第三個是社會組織。也就是我們大家關注的非營利組織，或者叫第三部門，在我們國家叫社團、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第四個是基層組織，基層組織包括基層城市的社區和農村的社會組織，這四類都是社會組織。

　　我在西部一個城市調研，在出發之前我們討論了一個話題，就是當前的經濟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包括最近兩會期間代表們提出的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收入分配的改革的問題，就是蛋糕做大了以後的怎麼切的問題。一個村幹部跟我說，把蛋糕讓群眾自己去切。我說這怎麼理解？他說我現在遇到在農村發展過程中的一些新問題，土地徵用問題、農民集中居住的房屋分配問題、年終分配問題，這些問題過去都是村幹部幾個人決定的，所以老百姓的意見很大。他說現在我通過建立村的議事會，讓每個村民小組派出一個代表來，農民自己來解決這些問題，你們自己討論。但是，我村黨支部把握大的方向，我把握你做出這些決策的規則對不對，符合不符合黨的政策，符合不符合老百姓的要求。比如，土地使用你做出決策符合不符合國家的土地政策。體你怎麼去分配我不管，包括年終的分配。最後議事會發揮的非常好。那麼，這樣的一些矛盾他們自己解決了。這樣等於把責任交給了老百姓，把利益也交給了他們，但是風險由他們自己承擔。

　　所以，我覺得要推動這個問題我們要解放思想，政府要全心全意承擔公共服務的責任，提供公共服務，提供財政支持這是政府的責任。但是部分承擔社會管理的責任，部分承擔不是全部的承擔。我理解政府承擔社會管理的責任第一，提供財政的支持；第二，制定規則。不論哪個國家對社會都要進行管理。包括美國，你看美國的非營利法，大家去看，美國一講到非營利組織，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實際上它的管理是非常嚴，它按5034條款，8個條款，每個組織都有管理方式，其中裡面都有這樣一句話，「任何非營利組織不能從事政治活動」，規定的非常清晰。所以，任何一個國家在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對社會組織的管理都是有規定的。所以，政府要部分承擔，但是在承擔社會管理的過程中更多的是創造環境，一個框架。

　　第三，夯實社會管理的社會基礎要尊重基層的首創精神，要善於引導和教育居民。尊重基層的創造精神是什麼概念呢？我一直理解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它更多的是發生在基層，是老百姓直接去享受公共服務，直接去參與社會生活，它更多的發生在基層。所以，從政府這四大職能來說，經濟協調、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更多的應該是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責任。這樣應該鼓勵和支持基層的政府，基層的社會組織。基層組織根據當地的需要，根據群眾的需要去創造一些新的社會管理模式。

　　我記得我們在制定「十一五」社區服務體系規劃的時候，我們當時為了擴大視野，請了美國的一些城市的市長給我們座談，他說美國50個州有50種社區管理模式，因為地方的各種情況是不一樣的。越在基層越要鼓勵創新。最近幾年我們國家各地在社會創新方面走出了很多的模式，進行大量的創新。為什麼？因為社會發展到這樣的階段，老百姓有這樣的需求。你放開視野去看一下，真有很多的模式。

　　我舉個例子，在解決的農民工的戶籍流動的問題上，北京這幾年全部解決農民工孩子義務教育的問題。重慶和成都，通過戶籍制度的改革，分三步走，解決的農民工的戶籍問題。再舉一個例子，比如社會組織的管理，北京搞了一個「樞紐型的社會管理模式」，上海搞了「社會組織聯合會模式」。再比如網路的管理，通過網路來提供社會管理，安徽和遼寧都做得不錯。所以我們要善於發現基層中一些好的做法要給予支持。

　　第二，關鍵還是要鼓勵人民具有公民意識。我這裡講的公民意識更多的是一種公民對社會的責任，對他人的責任，對社區的責任，對家庭的責任。一個社會必須強調社會責任，如果沒有社會責任那麼這個社會是不會有希望的？為什麼呢？一個人如果他對社會沒有責任，對家庭沒有責任，那這個社會會出現虛假，企業就會出現生產假冒偽劣產品，老闆就會對員工不負責任，個人就會對家庭不負責任。那麼，這個社會是危險的。

　　因此，要推動基層的社會發展，夯實社會管理的基礎，必須強調公民的社會責任。為什麼呢？我們一直經常講，我們一定要讓老百姓參與社會，承擔公民的義務。我一開始就講了，真正進入了公民社會是需要一套規範，需要一套價值體系。我在一些基層調研時看到，一開始居民很有積極性參與公眾事務，他覺得給他權力了。但是幹了一段時間他又不想幹了。為什麼呢？他說天天做這種事情，又沒有錢。到居委會、村委會提出要錢，說我天天參與民主決策，參與治理，你得給我發工資。村幹部說我給你發了工資那你就要聽我的。所以我想還是要善於引導和教育，參與社會管理。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不是一個單項的過程，不是給你權利每個人都能去做。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發展的階段性。這是我講的夯實社會管理社會基礎，創新社會體制。

　　第三，創新基層社會管理體制。基層的社會管理體制主要是指社區和農村的村委會，村的基層組織。在中國這是非常龐大的。按在民政部登記註冊的社會組織到去年年底43萬，城市居委會有8萬多，農村的村委會有60多萬，我們差不多54%的農民還在農村。所以對這些基層組織的管理治理，它的體制機制的完善是非常重要的。在這裡面我特彆強調一下，本來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社會治理與公民社會」，但是我後來想來想去還是講講社會管理，即便我講社會治理我也強調一點，東西方的社會治理和工業社會是不一樣的。為什麼不一樣呢？因為它的社會結構不一樣。

　　社會學界普遍接受費孝通教授提出來「東西方社會格局的差異」。西方是一個團體格局，東方是一個差序格局。什麼叫團體格局？尤其是美國，我們很多人講到社會治理往往講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寫的《美國的民主》這本書。講1830年的時候，美國社會是怎麼治理的？美國社會真的有它的特殊性。那麼這個特殊性是什麼東西呢？美國是一個先有社會，後有國家的國家。大家不信可以去看400年的歷史，五月花號上的390多個西方人到美國的東海岸，上了岸以後他們怎麼去請求印第安人幫忙，幫他們的居住下來，然後幫助他們建立社區，最後他們又怎麼去殺印第安人，把印第安人趕到邊遠地區。 所以，在那本書的第一部講的是社區，那個社區就是那些人慢慢建立起來的。來的人先建立社區，後來在建社區的過程中，隨著公共事務的增多，人們對教育，對文化，對其它設施的要求就出現城鎮，出現了城鎮就出現了城市，出現了城市後來就出現了州，美國州和州之間最後搞了一個憲法，那就是美國《聯邦憲法》，才有了美利堅合眾國。所以，美國最早是沒有國家的，它是先有社會後有國家的，這是它社會治理的基礎。所以，為什麼費孝通教授講它是一個團體格局，團體格局我們用通俗的一句話來說，「就像一捆筷子」，你把它捆在一起了。

　　而中國以及東方的很多國家，像日本，它是一個差序格局。什麼叫差序格局呢？ 我舉個例子，比如我這個杯子里放了水，我扔一個東西進去，這個水紋是往周圍擴散的。它的中心是什麼？中心是家。所以，它不是一個團體格局，它是差序格局。那麼，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裡面你去發展社會組織，你去實行社會治理，你怎麼去適應這個社會結構？這確實是我們NGO組織也好，我們研究社會管理的人也好，我們從事社會管理的人也好，要認真研究這個問題。一套機制，一套制度，放到一個制度環境裡面它能不能去適應。這是過去我們不太考慮的問題，包括我們過去幾十年在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過程中的我們很少去考慮這一問題。

　　今年2月份我跟胡鞍鋼教授到香港講學，我們倆住在港島，很有意思，每天早上我出去跑步。我看到香港的地鐵、賓館、商場、居民設施之間是全打通的，每個小道都通在一起。我有一天早上我跟胡鞍鋼教授吃飯，我說這兩天跑步有一個想法，如果我們內地把這套東西移植過來，第一，可以節省土地；第二可以給大家提供方便；第三，「十二五」規劃裡面把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借鑒。後來他說也是，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後來我又跟他討論，當你把私人部門、公共部門這些設施都把它變成一種公共產品的時候，我們的價值體系，我們的制度環境能不能支持。我想到最簡單的一個問題，比如全部打通了以後，公共衛生誰來搞？這就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一定要去研究。當我們看發達國家一套制度很好，在它那運行很好的時候，你想去借鑒的時候，你要看我們這套制度環境能夠支持它的因素是哪些，不能支持它的因素是哪些，然後我們怎麼去改進這種東西。所以，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到了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我們需要的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制度來支持我們的發展。是因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不是簡單借鑒，簡單照搬一些發達國家經驗就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階段，很多問題是我們不曾遇到過的，很多問題是到了這個階段我們已經認識到一套制度，實際上是需要一套制度環境的。

　　當前我們國家的社會組織發展也存在很多問題，發展不平衡。有的發展很好，有的發展很不好，部分素質不高，還有為外來人口服務的社會組織不多。社區組織有待進一步發展，另外涉外組織管理難度比較大。因為我們國家隨著全球化的加速，有大量的涉外組織進來，怎麼去管它們，這都是一些新的問題。那麼，這裡面還要建立一個好的基層組織，好的基層問題會降低社會管理的成本。我個人理解在政府層面上，基層公共服務與基層的社會管理實際上是不能分開的，它應該是一起規劃，一起建設。不要簡單的理解公共服務就是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就是社會管理，不是這樣的。